乳腺癌患者自我同情的研究进展

Research Progress on Self-Compassion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摘要: 本文旨在系统回顾和总结近年来关于乳腺癌患者自我同情的研究进展，包括自我同情的概念、测量方法、影响因素、干预措施等方面，为未来开展乳腺癌患者自我同情的相关研究及实践探索提供参考。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and summarize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self-compassion among breast cancer patients in recent years, including the concept, measurement method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ntervention measures of self-compassion,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n self-compassion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1. 引言

乳腺癌是指发生在乳腺腺上皮组织的恶性肿瘤，多发于45~54岁的女性，具有发病率高、难治性高、易于转移等特点[1]。2024年，WHO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发布最新的全球癌症负担数据，2022年全球女性乳腺癌新发病例231万，约占女性癌症发病总数的近1/4 [2]。乳腺癌确诊后患者往往会经历一系列复杂的情绪反应，如愤怒、焦虑、抑郁等。研究表明，乳腺癌患者焦虑抑郁的发生率为35% [3]。这些负面情绪导致患者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并对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产生不利影响[4]。已有研究证实[5] [6]，自我同情可以帮助乳腺癌患者减轻心理压力，提高心理健康水平，从而更好地适应疾病，融入家庭与社会。本文旨在系统回顾和总结近年来关于乳腺癌患者自我同情的研究进展，包括自我同情的概念、测量方法、影响因素、干预措施等方面。通过分析现有研究的主要成果和不足，提出未来研究方向，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帮助乳腺癌患者更好地应对疾病，提高生活质量和治疗效果。

2. 自我同情的概念

2003年，美国心理学家Neff等[7]从佛教的核心思想慈悲观中得到启发，提出了自我同情的概念，又被称为自我慈悲、自我关怀或自我怜悯。主要指个体在面对痛苦、失败或自身不足时，以非批判性态度对待自身体验，主动提供情感支持与理解的适应性心理过程[8]。主要包括自我友善(Self Kindess)、普遍人性(Common Humanity)和正念(Mindfulness)三个核心成分[9]。自我友善是指个体遇到在面对挫折或失败时，能够以温和接纳的态度对待自己，而非自我批判与否定。普遍人性是指个体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痛苦和不完美是人类共有的普遍经历，而不是孤立的、独特的。正念是指个体以一种觉察和接纳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负面情绪，而不是过度压抑或过度认同。

3. 自我同情的测量方法

3.1. 量表法

1) 自我同情量表(Self-Compassion Scale, SCS)由Neff [10]于2003年编制，是目前国内外应用最为广泛的自我同情量表。SCS共26个条目，由自我友善、普遍人性、正念、自我批评、孤独感和过度认同六个维度组成，每个条目采取1~5分计分(1分为“非常不符合”，5分为“非常符合”)，总分为26~130分，得分越高表明自我同情水平越高。2011年，我国学者陈健等[11]将其汉化，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重测信度系数为0.89，具有较好的信效度。现有的SCS是基于一般人群开发，虽然已在多种人群中得到了验证[12]，但可能无法涵盖乳腺癌患者在治疗过程中遇到的如身体形象变化、治疗副作用等导致的特定心理问题。未来研究可开发针对乳腺癌患者的自我同情量表，以更准确地评估其在疾病特定情境下的自我同情水平。

2) 自我同情简短版量表(Self-Compassion Scale-short Form, SCS-SF)是由Raes等人[13]基于SCS的六个分量表中，各选取2个条目组成。计分方法同SCS，信效度验证结果显示，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7，表明其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2019年，Meng等[14]对SCS-SF进行了汉化，汉化后的量表在国内乳腺癌患者中得到应用[15] [16]，具有较好的信效度。相较于原始的26个项目，简版量表使用起来更加方便快捷。在时间有限或样本量较大的研究中可以显著减少被试者的负担，提高数据收集的效率。但SCS-SF的局限性在于条目的减少导致对某些特定心理过程的细节描述不够全面，在需要详细分析自我同情的具体成分时，建议使用完整版量表。

3.2. 实验室诱导法

实验室诱导法是指通过标准化程序和指导语，在严格控制的实验条件下诱发被试者进入特定心理状态的方法。这种方法能够激发被试者的自我同情，并通过多维度测量其反应，从而准确评估自我同情水平。研究表明[17]，在进行自我同情活动时，前岛叶、扣带回和杏仁核等与自我同情相关的区域被激活，这些脑区的活动与情感共情、情绪调节和对他人痛苦的敏感性密切相关。通过实验室诱导法，可以模拟类似的条件，激发脑区的活动，从而评估个体在特定情境下的自我同情水平。在Leary等[18]的研究中，通过实验室诱导法评估个体的自我同情水平。先要求参与者回忆并描述一段过去的负性事件，以唤起相应的情绪体验，再通过指导语引导参与者以自我同情的方式看待这些事件，包括普遍人性、自我宽容和正念接受这三个自我同情的核心要素，并让参与者多次重复上述诱导过程，以加深自我同情的体验。在诱导前后通过自我报告问卷和在诱导过程中的生理测量(如心率、皮肤电导、呼吸频率等)记录被试者的反应。结果表明，实验室诱导法能够有效提升被试者的自我同情意识和水平，降低对负性事件的评价和负性情绪，表明实验室诱导法可被视为评估和提升自我同情的有效工具。

3.3. 实验室生化指标

自我同情水平亦可通过实验室生化指标进行评估，Breines等[19]对41名志愿者进行标准化应激测试，发现自我同情能力强者白细胞介素-6 (IL-6)水平低，炎症反应轻，能有效缓冲负性事件影响，而能力弱者易受应激影响。Arch等[20]的研究进一步发现自我同情与皮质醇呈负相关，自我同情能力较高者在面对压力时，体内应激激素的分泌受到抑制，从而避免了过度的生理应激反应。

4. 乳腺癌患者自我同情的影响因素

4.1. 人口学因素

乳腺癌患者自我同情水平在人口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收入等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经历愈发丰富，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更平和的应对方式。研究表明[21] [22]，年长的乳腺癌患者往往比年轻患者拥有更高的自我同情水平，能够更好地面对疾病带来的心理压力，经历更少的抑郁和焦虑等心理困扰。Yarnell等[23]的研究发现，在性别方面，男性报告的自我同情水平略高于女性。女性患者往往更容易将注意力集中在疾病本身和对家庭的影响上，忽视了自身的情感需求，男性患者则可能由于社会角色和心理预期的不同，更倾向于关注自身的情绪调节，从而表现出更高的自我同情水平。但由于男性乳腺癌患者数量较少，相关研究相对有限，未来研究可开发针对男性乳腺癌患者的自我同情训练项目，以帮助她们更好地应对疾病带来的心理压力，进而提高生活质量。文化程度方面，研究指出[24]，文化程度较高的患者通常更主动地了解乳腺癌相关知识，积极参与治疗方案的制定与实施，拥有更高的理解能力和更包容的态度，能够更好地接纳自己患病的事实，进而表现出更高的自我同情水平。在婚姻状况方面，无配偶患者的自我同情水平要低于有配偶的患者[25]，可能原因为无配偶患者缺乏稳定的情感支持和帮助，难以获得充分的情感满足和反馈，从而在面对疾病时更容易感到孤独无助。家庭收入方面，家庭月收入高的乳腺癌患者自我同情得分高于家庭月收入低者[26]，或因高收入可显著缓解疾病所致的经济压力，降低心理负担，使其更有余力关注自身情绪，减少自我否定而提升自我同情水平。

4.2. 疾病相关因素

随着乳腺癌病情的进展，患者的身体功能逐渐受到影响，治疗过程中的手术、化疗、放疗等手段也会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痛苦和心理上的压力。病情越严重，患者自我同情水平越低。研究显示[27]，乳腺癌患者的自我同情水平与疾病分期呈负相关，即疾病分期越晚，自我同情水平越低。可能原因为晚期乳腺癌患者身体机能下降，症状困扰更加严重，预后也相对较差，心理痛苦水平较高，在日常生活中会采用较多消极的自我对话，陷入过度认同负性情绪与自我批判的恶性循环之中，因而自我同情水平较低[28]。治疗方式对乳腺癌患者的自我同情水平也有显著影响。接受非保乳手术的患者，乳房切除后常因自身形象改变而出现自卑、厌恶感，担心术后失去吸引力，自尊心受损，承受较大的情感及精神压力，导致自我形象紊乱情况严重[29]。而接受保乳手术的患者，由于身体形象受损相对较小，自我同情水平相对较高[30] [31]。此外，治疗过程中的化疗和放疗也会给患者带来恶心、呕吐、脱发、放射性皮炎等症状困扰，进一步加重患者的心理负担，降低自我同情水平[32]。因此，医护人员应关注乳腺癌患者的病情和治疗过程的心理问题，采取相应措施帮助患者缓解心理压力，提高自我同情水平。

4.3. 心理因素

乳腺癌患者的自我同情与诸多心理因素有关。Gomaa Abdelrasheed等[33]的研究表明，自我同情可正向预测乳腺癌患者的心理幸福感。自我同情帮助人们在面对困难时，尤其是那些超出她们控制范围的痛苦(如癌症)时，通过自我治愈来调节情绪、减轻心理负担、提升幸福感[5]。Todorov等[21]的研究显示，乳腺癌患者希望水平与自我同情呈正相关，希望使人们能够将逆境视为人之为人的自然规律，从而善待自己。希望型癌症患者有动机重新评估自己的处境、抱负和自我，希望通过培养对治愈的乐观态度来促进积极的自我认知。Alizadeh等[34]调查发现，心理韧性较高的患者具有更高的自我同情水平，能更好地耐受癌性疼痛或其他并发症，适应能力更强。王建花等[35]的研究指出，病耻感与自我同情呈负相关关系，病耻感高的乳腺癌患者往往自卑，羞于向他人倾诉内心烦恼，当自身情绪压抑时，孤独感增加，进而导致自我同情降低。这进一步加剧了她们的心理负担，形成恶性循环，不利于康复进程。医务工作者不应只关注癌症治疗，同时还需关注患者的心理社会方面和情感需求，改善其心理健康状况。

4.4. 社会支持因素

社会支持是指个体从社会各方面获得的精神和物质帮助，对乳腺癌患者的自我同情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李若宁等[28]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可正向预测自我同情，改善其心理健康状况。有效的社会支持能够帮助患者获得更多的信息来源和情感支持，增强爱与归属感的体验，从而更好地适应疾病带来的生活变化。当个体感受到来自他人的情感支持、信息支持和物质支持时，她们更容易建立起对自身的积极态度，增强自我同情[34]。自我同情能够增强个体对社会支持的感知和利用能力，而社会支持又能够促进个体的自我同情水平的提升，这种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积极的循环，使个体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和挑战时，能够更好地利用社会支持资源，增强心理韧性，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同时，参加乳腺癌患者互助小组也是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途径，患者可以在小组中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获得他人的理解和支持，从而减轻心理压力，提高自我同情水平。目前，尽管乳腺癌患者能够通过多种途径获取一定的社会支持，但国内整体的社会支持体系仍存在诸多有待完善之处。因此，构建和完善乳腺癌患者社会支持体系，帮助她们更好地应对疾病挑战，提高生活质量，从而重归正常生活显得尤为重要。

5. 乳腺癌患者自我同情的干预方法

5.1. 同情聚焦疗法

同情聚焦疗法(Compassion-Focused Therapy, CFT)由Gilbert等[36]提出，是一种结合了社会、发展、佛教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第三波心理疗法。其核心理念是通过培养个体对自身的同情，帮助其建立一种安全、鼓励和宁静的心理状态，从而缓解心理痛苦。CFT强调同情心的培养不仅可以减轻个体的自我批评和羞耻感，还可以增强其心理韧性，帮助其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Haj Sadeghi等[37]对30例焦虑抑郁水平较高乳腺癌患者实施8周的对照试验，结果发现，与对照组相比，CFT对降低乳腺癌患者焦虑、抑郁水平效果更为显著，CFT所提供的心理训练在使患者保持与癌症的兼容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Trindade等[38]结合了CFT、接受与承诺疗法和正念的方法对接受放疗的乳腺癌患者实施为期8周的团体干预项目，结果显示，干预组在心理健康的改善上具有显著效果。Wei等[39]研究了恐惧聚焦自我同情疗法对160名乳腺癌患者应对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干预组接受8周的团体干预，内容包括注意力稳定性训练、自我同情的核心理念、公正态度、感恩与感激等。结果显示，干预组的复发恐惧严重程度显著降低，且改善至少可持续6个月。CFT结合了佛教心理学的元素，具有较强的文化适应性，它不仅关注个体的心理状态，还通过调节自主神经系统和社会支持感，实现多维度的心理干预。目前我国对同情聚焦疗法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多集中在理论综述和本土化探索，未来可加强实证研究，以验证CFT在不同心理问题和不同人群中的疗效和适用性。

5.2. 基于自我同情的写作疗法

基于自我同情的写作疗法是通过引导个体以表达性书写的方式表达内心感受和经历，在此过程中培养对自己更加温和、理解和接纳的态度，从而达到减轻心理痛苦目的的干预方法。Przezdziecki等[40]对105名乳腺癌幸存者开展了自我同情写作疗法的随机对照试验，对照组接受无结构的写作任务，干预组接受基于自我同情的写作任务。参与者被要求书写与乳腺癌治疗后身体变化相关的负面事件，并根据自我同情写作提示依次进行写作：1) 自我友善：思考自己在治疗过程中身体所经历的变化，是否对自己和身体表现出友善，写一段文字表达对自己和身体的关怀。2) 普遍人性：认识到自己的痛苦不是孤立的，其他经历类似问题的人也有类似的感受。写一段文字表达这种共同的人性体验。3) 正念：以一种正念的方式觉察自己的情绪和身体感受，避免过度沉浸或压抑。描述自己的感受，表达对身体变化的接受和理解。整个写作活动限制在四页纸内完成。研究结果显示，干预组在写作后表现出更低的负面情绪和更高的自我同情态度。这表明基于自我同情的写作干预能够有效调节乳腺癌幸存者对身体形象变化的情绪反应，提升自我同情水平。这种干预方法具有低成本、高可及性和时间效率高的优势，适合在乳腺癌幸存者群体中推广。但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可能需要进一步调整或简化，以确保其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5.3. 基于冥想的自我同情干预

慈悲冥想(Loving-Kindness Meditation, LKM)是一种旨在培养对自己和他人无条件善意与同情的冥想练习方法，简短的LKM (即7至20分钟)已被证明可以减轻焦虑和疼痛，并增强自主功能和积极的心理结果[41] [42]。Wren等[43]将56例乳腺癌手术患者随机分为慈悲冥想组、音乐干预组和常规护理组，慈悲冥想组患者在活检过程中通过耳机收听专门开发的慈悲冥想音频文件，冥想内容从呼吸放松开始，过渡到思考一个自己对其有温暖情感的人，并将这种情感扩展到更广泛的群体。冥想中包括默念“愿我安全”、“愿她平静”等祝福语，以将爱、同情和感激的情感传递给不同的群体。活检后，患者获得一张包含慈悲冥想练习的CD，并建议患者每天练习20分钟，并告知冥想可以帮助她们放松和应对活检后的不适和压力。在完成术后评估后，研究人员与患者进行15分钟的脚本化强化对话。讨论在练习中遇到的问题及提出相应的建议。研究结果显示，慈悲冥想能够稳定心率，减轻焦虑、疼痛，提高自我同情水平，对患者的心理和生理健康具有积极作用。但该研究样本量较小，且参与者受教育程度较高，可能影响结果的普遍性。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扩大样本量，纳入更多不同教育背景、种族和文化背景的患者，以验证慈悲冥想在更广泛人群中的有效性。

正念冥想干预(Mindful Awareness Practices, MAPs)是一种系统化的心理训练方法，结合了正念冥想、认知行为疗法(CBT)和心理教育等元素。它通过一系列结构化的练习，帮助个体培养对当下体验的觉察，学会以一种非评判性、开放的态度面对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身体感受。Boyle等[44]将71名50岁以下的乳腺癌患者随机分配到MAPs组和对照组，MAPs组包括6周的每周2小时小组课程，内容包括正念理论、冥想练习、将正念融入日常生活、管理实践障碍以及针对乳腺癌幸存者的心理教育。参与者被要求在家中进行正式的正念练习，并完成每周的练习记录。研究结果显示，MAPs通过增强自我友善和减少反刍，显著降低了年轻乳腺癌幸存者的抑郁症状和感知压力。今后可进一步优化研究设计，延长随访时间，以观察MAPs对患者长期心理和生理健康的持续影响。

基于认知的自我同情训练(Cognitively-Based Com-passion Training, CBCT)是一种非宗教的冥想训练，源自传统的藏传佛教“心灵训练”(lojong)方法，但经过改编以适应现代心理学和医学应用。通过正念冥想和慈悲冥想，帮助个体集中注意力，培养对自身和他人的慈悲心，用逻辑论证和认知重构来让人理解慈悲的好处，将其内化为个人价值观，最后通过一系列情感练习以增强个体的情感共鸣能力。Dodds等[45]对12名乳腺癌患者进行了CBCT干预。通过8周的每周2小时课程，包括教学、课堂讨论和引导冥想练习并每周使用音频进行至少三次家庭冥想练习。结果发现，CBCT组在抑郁症状、恐惧癌症复发导致的功能障碍、回避行为、疲劳和正念方面有显著改善。Gonzalez-Hernandez等[46]采用CBCT对28名乳腺癌患者进行了8周的干预研究，研究结果显示CBCT能够显著减少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相关的心理压力，并提高自我慈悲和正念水平。然而，未来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探索CBCT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适应性和长期效果。

5.4. 基于互联网平台的自我同情干预

乳腺癌患者在治疗后面临诸多心理社会挑战，面对面的心理干预虽然有效，但因资源限制，许多患者难以获得这些服务，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在线干预则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47]。Sherman等[48]开发了基于自我同情的网络式写作疗法，优势在于其便捷性和可及性，患者可以在私密和自主的环境中完成写作活动。患者通过登录在线平台进行自我同情写作练习，分享自己的感受和经历。研究结果显示，这种在线干预方法能够显著降低患者的身体形象相关痛苦，并提高自我同情水平。与Mifsud等[49]的研究结果相一致。Chen等[15]开展了为期6周的在线正念自我同情(Mindful Self-Compassion, MSC)干预，参与者通过腾讯会议平台进行在线MSC干预，每周进行一次90分钟的小组会议，包括MSC理论讲解、实践练习和小组讨论等环节。研究结果显示，在线MSC干预方法能够提高患者的自我同情和自我接纳水平，并降低感知压力和负面身体形象。与Hoffman [50]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Světlák等[51]研究了三种基于移动设备的心理干预方法对乳腺癌患者心理痛苦和应激相关生物标志物的影响。这些干预方法通过移动应用程序提供心理支持和自我同情训练，帮助患者更好地应对心理压力。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干预有望成为癌症患者心理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局限性在于线上干预的方法难以保证方案实施的完成率和患者的依从性，如何在未来研究中确保干预的有效性，仍需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6. 小结与展望

自我同情作为一种重要的心理资源，已被证明能够有效减轻乳腺癌患者的心理压力，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帮助她们更好地适应疾病和回归社会。目前我国对乳腺癌患者自我同情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且大部分研究以理论探讨和现状调查为主，缺乏系统的实证研究和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未来研究应加强多学科合作，通过纵向研究验证干预措施的有效性与作用机制，并基于患者需求灵活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等形式，扩大心理干预的使用场景。同时关注患者在不同疾病阶段的自我同情需求变化，开发适合我国文化背景的干预方案，以助力乳腺癌患者提升自我同情能力，改善心理健康水平，更好地适应疾病与回归社会。

基金项目

吉首大学校级课题(编号：Jdy24079)。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