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全球化与跨学科研究的发展，翻译已不仅是语言符号的转化，更是文化与思想交流的重要途径。翻译模因论自提出以来，为解释翻译中的信息传递与文化扩散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该理论强调，翻译过程可视为模因的“复制–变异–选择”，即在跨语言传播中，特定模因通过译者的筛选与重构而在目标语中延续并传播。
黎巴嫩裔美国思想家、数学金融专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于2012年出版的哲学随笔《反脆弱》，作为近年来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跨学科著作，其汉译在新概念术语处理和学术语篇再现方面颇具研究价值。对其中关键术语与语篇片段的分析，有助于揭示译者如何在模因的复制、变异与选择之间寻求平衡，从而既保持原著思想的深度，又确保译文在目标语环境中的可接受性和传播力。
本文以《反脆弱》的中文译本(译者：雨珂)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翻译模因论视角下英汉翻译的特征。由于《反脆弱》思想内容复杂、语言富有哲理性，其译本对原著的传播与接受至关重要。基于模因论的分析框架，本研究关注译文中“思想模因”的复制、变异与选择机制，并结合具体语料案例，揭示模因在文化语境中的“生存”路径。具体而言，本文将考察译文如何在忠实传递原文思想的同时，通过文化适配、意译与明晰化等策略实现有效传播，并进一步探讨译者在模因传播中的作用与选择。
2. 理论基础与研究视角
模因学(memetics)，又称模因论，是研究文化传播与心智内容演化的理论。它借鉴达尔文进化论的视角，由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1976)中首次提出。模因被视为文化的基本单位，类似基因在生物中的作用，通过复制和模仿在人群中传播。它既可以是知识、观念、宗教信仰，也可以表现为习俗、用语、谚语或笑话等[1]。模因能否在文化中“存活”，取决于其影响力与传播力，遵循类似生物进化的优胜劣汰机制。
翻译作为跨文化的语言转换，本质上是一种模因传播。语言是模因的重要载体，而翻译则通过“复制–变异–选择”机制推动模因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存续与传播。芬兰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将模因论引入翻译研究，提出“翻译模因”概念，认为翻译理论、策略及规范均可视为翻译模因。他提出，翻译历史中存在大量模因变体与复合体，构成翻译模因库(meme-pool)，为译者提供实践资源。
相关研究表明，文化负载词在翻译中也遵循“复制–变异–选择”机制，译者需考虑模因在目标文化中的可接受性与传播力，以提升读者理解度[2]。尽管研究对象多为文学文本，其框架仍对分析《反脆弱》的具有参考意义。同时，另一项研究提出“译者–源语模因–译语模因–目标读者–新模因”的循环模型，强调译者在转码过程中需兼顾目标文化的接受与传播，从而形成新的文化模因[3]。
切斯特曼将翻译策略划分为句法策略、语义策略与语用策略。句法策略关注形式变化，语义策略强调信息准确传递，语用策略则注重结合目标文化和读者认知进行调整。通过这些策略，译者能够在保证核心信息的同时，使模因更具适应性和传播力。
因此，本研究将《反脆弱》的汉译文本视为翻译模因的实践案例，重点考察三方面：一、模因复制，如直译或音译对原文信息的忠实传递；二、模因变异，因文化适配、语义明晰化或语用调整而产生的模因变体；三、模因选择，哪些翻译策略和模因变体被读者接受并传播，从而体现模因在目标文化中的“生存”能力。通过这一视角，可以揭示《反脆弱》汉译中模因的传播规律，以及译者在文化信息跨语际存活与演化中的作用。
3. 《反脆弱》汉译的翻译特点
3.1. 新概念模因的译入与传播
在《反脆弱》中，塔勒布最具代表性的翻译难点之一便是其创造性的新概念模因。作为全书的思想核心，这些新词不仅承载着哲学与经济学的跨学科内涵，还承担着跨文化传播的使命。译者在处理此类概念时，既要保证信息的准确传递，又要考虑术语的可理解性和可传播性。因此，对新概念模因的译入与传播方式进行分析，是揭示译文学术价值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环节。下面以“antifragile”的翻译为例进行说明。
原文：Some things benefit from shocks; they thrive and grow when exposed to volatility, randomness, disorder, and stressors and love adventure, risk, and uncertainty. Yet, in spite of the ubiquity of the phenomenon, there is no word for the exact opposite of fragile. Let us call it antifragile.
译文：有些事情能从冲击中受益，当暴露在波动性、随机性、混乱和压力、风险和不确定性下时，它们反而能茁壮成长和壮大。不过，尽管这一现象无处不在，我们还是没有一个词能够用来形容脆弱性的对立面。所以，不妨叫它反脆弱性(antifragile)吧。
3.1.1. 模因的复制
原文中“antifragile”是塔勒布的创造性新词，是全书的思想核心。在翻译过程中，这一新模因需要被有效复制到中文语境中，才能在读者中存活。译文采用“反脆弱性”来对应原词，并在首次出现时附上英文“antifragile”。这种处理既符合学术著作中对新概念的翻译习惯，也保证了模因在跨语言传播中不会失真。
值得注意的是，原文在提出新词之前，先通过长句反复列举“volatility, randomness, disorder, and stressors... risk and uncertainty”，营造出复杂的语境，强调“这一现象普遍存在却无名”。这种叙述方式本身就是对“新模因”的铺垫。译文在复制过程中，完整保留了这种逻辑链条，采用直译方式传达术语化的表达，如“波动性、随机性、混乱和压力”。这是对原始模因的忠实复制。
这一复制过程可以类比《甄嬛传》中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实践。例如，“后宫”被译为“imperial Harem”，译者在保留原词核心意义的同时，通过增加修饰词让目标语观众理解其文化内涵，从而实现模因的跨文化传播[4]。同样，“antifragile”在汉译中也通过直译和附加说明得以在中文语境中稳定“复制”。
从切斯特曼的角度看，这一部分主要体现了直译策略：译文最大程度保持了原文的学术化用词和逻辑结构，使模因能够在中文语境中直接生效[5]。有研究对直译法在学术翻译实践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核心理念是“形式对等”，强调源语与目标语之间遵循“最大近似原则”，以实现词汇、句法和语篇层面的系统对应，从而保证表层结构与深层语义的双重忠实性[6]。直译法通过“零度干预”最大限度减少译者主观操控，使信息得以准确传达。虽然该研究聚焦于氢能源术语，但其对直译法的界定与价值判断同样适用于本案例。在“反脆弱性”这一新概念的翻译中，雨珂正是通过直译策略，保留了原文的逻辑链条和学术化表述，使这一新模因得以在中文学术话语中稳定“复制”。
3.1.2. 模因的变异
虽然直译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在某些环节中，译文对模因进行了“变异”，使其更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第一，原文“they thrive and grow”被译为“反而能茁壮成长和壮大”。这里的“壮大”带有“力量扩张”的意味，比“grow”更宏大，实际上是对原意的语义强化。这种变异让译文读者在理解上更容易联想到个体或系统在冲击中变得“更强”，从而凸显了“反脆弱”的积极含义。第二，原文“the exact opposite of fragile”直译应为“脆弱的精确反义词”，而译文处理为“脆弱性的对立面”。译者通过在汉语中添加“性”这一后缀，使该词在学术语境中显得更加规范化和抽象化，这是一个符号层面的变异。面对缺乏直接对等的文化表达时，译者往往需要采取“文化替代”或“符号调整”等策略，以确保目标读者的理解与接受度。这表明译文对“antifragile”的处理，不是机械地直译，而是一次符合语境的跨文化再造[7]。另一方面，“反脆弱性”在概念上也与汉语已有的“韧性”或“适应力”不同，它强调的是“在不确定性中获益”的哲学意涵，这属于概念层面的变异。第三，“Let us call it antifragile”被译为“所以，不妨叫它反脆弱性(antifragile)吧”。译者在“叫它”前加上“不妨”，在语气上缓和了命令式，而更符合汉语议论文气质。这是一种语用层面的文化顺应：在中文学术语境中，直白的命令式可能显得突兀，而“委婉化”的表达更能被接受。这些变异既不是对原文的背离，也不是随意增删，而是对模因进行适应性调整，使之更好地在目标文化中“生存”。
变异主要体现在“术语概念和语言符号”两方面：符号变异是术语跨语际复制的本质特征，而概念变异则源于不同语言对“共同现实”的差异化呈现。术语翻译过程中常常出现“一语多译”的现象，变异既是学术模因传播的常态，也是术语逐渐规范化的必经阶段[8]。本案例中，译者雨珂创造“反脆弱性”这一表述，正是对“antifragile”模因的一次跨语际变异尝试。随着时间推移，这一译名有可能在学术与大众语境中稳定下来，成为“规范化”的术语，就像“黑天鹅”从陌生模因逐渐演化为高频使用的文化符号一样。
3.1.3. 模因的选择
“antifragile”作为新造词，在进入汉语时其实存在多个潜在翻译方案，如“抗脆弱”“逆脆弱”“非脆弱”“反脆弱”等。不同译法承载了不同的模因特征：“抗脆弱”突出抵御性，可能导致与“坚韧”混淆；“逆脆弱”语感较生僻，不够直观；“非脆弱”虽然逻辑严谨，但过于中性，缺乏传播力；“反脆弱”最为简洁有力，构成鲜明的对立关系。雨珂选择“反脆弱性”，显然是基于模因传播规律的“适者生存”原则：一方面，“反”在汉语里是常见的对立前缀，易于接受，能快速触发读者的二元对立思维；另一方面，加上“性”，使之具备了学术术语的庄重感。既能进入学术话语体系，又能在大众传播中保持传播力。模因论强调在文化环境中能存活的模因才是“优胜者”。“反脆弱性”正是经过多种译法的竞争后被选择下来，最终成为该思想在中文世界的标准表述。
3.2. 学术论证语篇的再现与调适
与新概念模因不同，《反脆弱》还包含大量带有学术论证色彩的段落。作者往往通过科学研究、实验假说和逻辑推演来支撑其核心观点，这类语篇不仅在内容上高度理性化，在语言层面也体现出学术写作的规范性。译者在处理这些论证性文本时，需要在忠实再现原文逻辑链条的同时，兼顾中文学术表达的风格与读者的接受习惯。因此，本节选取一则典型例子，考察译者如何通过模因的复制、变异与选择来实现“学术论证语篇”的再现与调适。
原文：Some researchers hold that the benefits of vegetables may not be so much in what we call the “vitamins” or some other rationalizing theories (that is, ideas that seem to make sense in narrative form but have not been subjected to rigorous empirical testing), but in the following: plants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harm and fend off predators with poisonous substances that, ingested by us in the right quantities, may stimulate our organisms-or so goes the story. Again, limited, low-dose poisoning triggers healthy benefits.
译文：还有一些研究认为，蔬菜的好处可能并不在于提供我们所说的“维生素”，或像其他一些试图自圆其说的理论阐述的那样(也就是说，这些理论说出来貌似有理，却并未经过严格的实证论证)，而是在于以下事实：植物往往用体内的毒素来保护自身免遭伤害并抵御食草动物的侵害，如果我们摄入适当数量的植物，那么这些毒素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肌体发展——这与上文的故事一脉相承，再次强调了有限的低剂量毒素有益健康。
3.2.1. 模因的复制
这一长句的核心模因是“有限毒素 = 健康益处”，它通过科学解释框架来挑战大众的传统认知。译文在复制过程中，完整保留了“维生素假说”与“毒素假说”的对比结构，同时直译了“vitamins”、“empirical testing”、“low-dose poisoning”等术语化表达。这种忠实复制保证了原文学术模因的逻辑性与信息完整性。从切斯特曼的句法策略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典型的“形式保持”案例：长句的核心结构被完整移植到译文中，译者仅做了必要的语序调整，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文的逻辑链条。
3.2.2. 模因的变异
虽然译文整体采用了直译策略，但在具体表达上仍进行了若干适应性的调整。原文rationalizing theories被译为“试图自圆其说的理论阐述”。其中“自圆其说”带有轻微贬义，比原文更为批判，强化了作者对这些理论的质疑态度。这种处理增强了模因的冲突性，更符合中文学术表达偏好直白评价的特点。原文predators在科学语境中泛指捕食者，而译文具体化为“食草动物”。这种改动缩小了语义范围，却更贴近中文读者的直观理解，使“植物–动物”的关系更具象，更容易被接受。原文or so goes the story属于英语学术写作中常见的口语化插入语，译文将其改为“这与上文的故事一脉相承”。这种转化不仅减少了口语色彩，还提升了语篇的学术庄重感，更契合汉语学术论述的风格。
翻译中的“等值”并不意味着形式上的完全对应，而在于在内容、语境与风格之间寻求最优平衡。上述变异正体现了这一点：它们并非背离原文，而是为了在中文语境中增强模因的可理解性与传播力[9]。
3.2.3. 模因的选择
在潜在翻译中，很多表达其实有不同选择：rationalizing theories可译作“合理化理论”“貌似合理的理论”“自圆其说的理论”。最终选择“自圆其说”，是因为它在中文中直观、易传播，符合模因“适者生存”的规律。predators可直译为“捕食者”，但这个词在中文里带有动物性捕杀的色彩，若直接用之容易引起理解偏差。因此选择“食草动物”，更易被读者接受。low-dose poisoning可直译为“低剂量中毒”，但译文处理为“有限的低剂量毒素”，语气缓和，避免负面冲击，更利于模因传播。模因论强调：在文化环境中，最能被读者理解、接受和传播的翻译选项会被“选择”下来。译者的这些策略正是对模因生存环境的适应。翻译的关键在于从多个潜在等值方案中，选择“损失最少、功能最强”的表达，以保证目标语读者能够获得接近原文的接受效果[9]。
3.3. 哲学术语与文化负载词的处理
哲学术语与文化负载词往往兼具学术性与隐喻性，它们不仅在概念层面承载着复杂的知识背景，还在语言层面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涵。译者在处理这类词汇时，既要忠实传递其专业内涵，又要兼顾目标语读者的认知习惯和文化接受度。尤其在跨学科语境中，术语常常同时体现历史典故、科学概念与哲学思辨的交织，因此其翻译策略往往更为复杂。下面以Mithridatization和hormesis两个典型术语为例，探讨译文在模因复制、变异与选择方面的具体实践。
原文：Primo, Mithridatization and hormesis are just very weak forms of antifragility, with limited gains from volatility, accident, or harm and a certain reversal of the protective or beneficial effect beyond a certain dosage. Hormesis likes only a little bit of disorder, or, rather, needs a little bit of it. They are mostly interesting insofar as their deprivation is harmful, something we don’t get intuitively-our minds cannot easily understand the complicated responses (we think linearly, and these dose-dependent responses are nonlinear). Our linear minds do not like nuances and reduce the information to the binary “harmful” or “helpful.”
译文：首先，米特拉达梯式解毒法和毒物兴奋效应都是较弱的反脆弱性的表现形式，事物从波动、意外或伤害中获得的益处有限，如果使用剂量超过限额，其保护或有益作用就将逆转。毒物兴奋效应只能接受一点点混乱，或者更确切地说，它需要一点点混乱。关于混乱，最有意思的是，缺乏混乱是有害的，这一点我们从直观上可能无法理解——我们的头脑不太容易理解复杂的反应(我们都是线性思维，而对毒物剂量做出的反应则是非线性的)。我们的线性思维不喜欢细微差别，而更倾向于将信息简化为“有害”或“有用”。
3.3.1. 模因的复制
原文中出现了两个跨学科专有名词：Mithridatization与hormesis。“Mithridatization”源于历史典故，指古代国王弥特里达梯长期服毒以获得抗毒性的做法。译文采用“米特拉达梯式解毒法”，通过音译 + 释义的组合方式实现了对历史模因的复制，使中文读者能够感知该术语的文化背景。“hormesis”作为毒理学术语，译为“毒物兴奋效应”，体现了直译与专业化的处理方式。这保证了学术信息的忠实传递。按照切斯特曼的分类，这部分翻译体现了直译策略，最大限度保留原文的术语模因，使之在中文学术语境中“复制”成功。
3.3.2. 模因的变异
在部分细节上，译者对模因进行了适应性调整：原文“our minds cannot easily understand the complicated responses”直译为“我们的头脑不太容易理解复杂的反应”，这是对语义的直接再现。但“复杂的反应”在中文语境中表意略显模糊，而译文通过在前文解释“线性vs非线性”思维作为铺垫，起到了明晰化(clarification)的作用，这属于语义层面的变异。“reduce the information to the binary ‘harmful’ or ‘helpful’”译为“简化为‘有害’或‘有用’”。这里的“binary”在汉语中并没有直接对应的习惯用语，译者采用了语义转化，将“二元对立”隐含在“简化”之中，符合中文表达习惯。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翻译中的文化调适。跨文化翻译不仅追求词汇或句法的等值，更强调在目标语文化中重建源语文化意涵，使读者能够理解原文中的文化信息和认知模式[10]。
3.3.3. 模因的选择
在该案例中，多个潜在译法存在竞争：“Mithridatization”可以译为“米特里达化”“弥特里达梯化”或“米特里达梯式解毒法”；“hormesis”可以译为“激效应”“适度刺激效应”或“毒物兴奋效应”。最终，译者选择了“米特拉达梯式解毒法”和“毒物兴奋效应”，兼顾了学术准确性与文化可读性。这种选择符合模因论的“适者生存”原则：既保留了学术权威性，又使读者能够通过词面理解大致含义，提升了模因的传播力。这种择优过程与文化转移理论高度一致。译者对“Mithridatization”与“hormesis”的择优选择符合文化转移理论：文化等值不仅是寻找形式上的对应，而是结合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和语用习惯，平衡学术准确性与可读性，从而提升模因的传播力[10]。
4. 结论
本文以翻译模因论为分析框架，对雨珂汉译本《反脆弱》进行了考察，重点分析了新概念模因、学术语篇以及跨学科术语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与传播效果。研究发现，译者在处理核心概念和文化信息时，综合运用了直译、音译、语义明晰化与文化适配等策略，使原文模因能够在汉语语境中顺利复制、变异并传播，从而实现了跨文化信息的有效传递。
然而，若将《反脆弱》视为一种典型的“思想型文本”，其翻译模因传播方式与文学作品中的“情感–文化模因”明显不同。文学文本的模因往往依赖情感共鸣和文化象征，在传播中易发生意象层面的变异与再造；而《反脆弱》作为概念驱动型著作，其传播更依赖于“概念核心强依赖、论证链条高保真”的模因特征。译者的主要任务并非情感传递，而是维护思想体系的逻辑一致性与术语系统的稳定性。这一特征揭示出“思想模因”在翻译中的独特生存逻辑：它们倾向于以高忠实度在目标语中再现，以维持知识体系的可延续性，同时通过有限的语用变异实现跨文化可理解性。
因此，翻译在思想型文本的传播中不仅是信息传递，更是一种“知识模因进化”的过程。译者既是模因的复制者，也是“思想生态系统”的调节者，其策略选择直接影响模因在目标文化中的适应与存活。通过“复制–变异–选择”的动态机制，雨珂的译本在准确性、文化适配性与传播力之间实现了平衡，为复杂思想类文本的跨语际再现提供了启示。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比较不同类型文本(如文学、科技、哲学、社会科学)中模因传播路径的差异，探讨情感模因与概念模因在传播机制上的异同，从而深化对翻译在知识迁移与文化进化中的作用的理解。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