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乡村振兴深化阶段，村庄规划转向“人居品质全面提升”。本文基于人居环境科学“自然–居住–支撑–社会–人类”五大系统理论，探讨其与村庄要素、振兴目标的适配性。诊断发现，五大系统均存在一定短板。据此提出“人类需求牵引、系统适配”策略，含空间管控促生态生产平衡、居住优化提宜居性、设施统筹补服务短板、文化社群重塑活力、参与机制保障共治。研究为破解规划难题、实现“三生融合”提供支撑，助力乡村人居提升。
Abstract: In the deepening stag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village planning has shifted towards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human settlement qualit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five major systems of human settlement science—“nature, residence, support, society, and human”, this paper explores its compatibility with village elements and revitalization goals. The diagnosis reveals that all five systems have certain shortcomings. Therefore, a strategy of “human demand-driven and system compatibility” is proposed, including spatial control to promote ecological and production balance, residence optimization to enhance livability, facility integration to make up for service deficiencies, cultural community reshaping to restore vitality, and participation mechanisms to ensure co-governance. This research provides support for solving planning problems and achieving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life, and ecology”, contributing to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1. 引言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进入深化实施阶段，国家对村庄发展的关注从村容整洁向人居品质全面提升转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村庄规划建设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而“千万工程”的全国推广与迭代升级，进一步强调村庄规划需具备系统性、长效性与人文性。但是，目前我国村庄规划与建设实践中，仍存在显著的碎片化、功利化问题[1]：在空间维度上，部分村庄陷入重建设轻生态误区；在功能维度上，规划多聚焦住宅翻新、道路硬化等显性工程，而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均等化不足、传统民俗文化传承载体缺失等隐性短板被忽视等问题[2]。这些现实困境本质上源于对人居环境的系统性认知缺失，亟需从理论层面构建统筹多要素的村庄规划框架。
2. 人居环境科学理论在村庄规划中的适配性
人居环境科学理论的核心支点是“自然–居住–支撑–社会–人类”五大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自然系统作为生态本底，涵盖地形、水体、植被等要素，核心是维系生态承载力与人类活动的适配性[3]；居住系统聚焦住宅、院落、公共活动空间等聚居载体，以功能完备性与交往适配性为核心评价标准[4]；支撑系统包含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两大维度，承担人居环境的运行保障功能，强调均等化与长效性[5]；社会系统承载社群结构、文化传承等非物质要素，是维系人居活力的人文基础[6]；人类系统处于核心位置，以村民的物质需求与精神诉求为终极指向[7]。五大系统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要素流动与功能联动形成闭环，例如自然系统为居住、支撑系统提供空间基底，人类系统的需求反馈则反向驱动各系统优化，共同实现人地和谐的核心目标[8]。
村庄作为“生产–生活–生态–文化”复合载体，其人居环境特征与理论框架存在天然对应关系[9]。从要素维度看，村庄的耕地、山林对应自然系统，农房院落对应居住系统，田间道路与村卫生室对应支撑系统，宗族关系与非遗技艺对应社会系统，村民的生产生活需求对应人类系统，五大系统要素在村庄空间中高度融合；从目标维度看，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等目标，与人居环境科学的系统协同逻辑高度匹配，生态宜居指向自然与居住系统的优化，乡风文明依赖社会系统的活力维系，治理有效则凸显人类系统的参与价值[10]。这种“要素对应–目标契合”的双重逻辑，奠定了理论在村庄规划中的适配基础。
3. 人居环境科学理论视角下村庄规划问题诊断
3.1. 自然系统：生态与“三生空间”冲突
村庄自然系统面临生态保护与生产生活需求的双重挤压：一是生态本底破坏问题突出，部分山区村庄存在山林砍伐、陡坡开垦现象，导致水土流失加剧[11]；城郊村庄受城市扩张影响，耕地非农化、水体污染等问题频发，自然系统的生态调节功能弱化。二是“三生空间”布局冲突，生产空间与居住空间混杂，产生噪声、异味污染；生态空间被生产生活空间侵占，如部分村庄在河道两侧搭建违章建筑、填埋沟渠扩大耕地，破坏了自然生态格局的完整性。
3.2. 居住系统：宜居功能缺失
居住系统的问题集中于布局、功能与公共空间三个层面：在布局上，受一户一宅传统与村民建房自主性强的影响，农房分布散乱，缺乏统一规划，部分村庄呈现见缝插针式建设，既浪费土地资源，又阻碍基础设施配套[12]；在功能上，多数存量农房存在功能不完善问题，如老旧农房缺乏独立厨卫、通风采光不佳，新建农房虽外观统一，但未充分考虑农业生产需求，如农具存放、粮食晾晒空间缺失；在公共空间上，邻里交往空间严重不足，传统村落中的晒谷场、祠堂周边等公共活动场地逐渐被挤占，新建村庄多未规划口袋公园、村民议事点等互动空间，导致邻里关系疏离。
3.3. 支撑系统：服务均等化不足
支撑系统存在重建设、轻均衡、弱维护的三重问题。基础设施方面，道路、供水等显性设施建设成效显著，但污水治理、垃圾处理等隐性设施滞后，如部分偏远村庄污水管网覆盖率偏低，多采用简易处理或直排模式；部分村庄道路虽硬化但等级低，难以满足农业机械通行需求，且建成后缺乏常态化维护，破损严重。公共服务方面，服务供给与村民需求错配，村级卫生室普遍存在设备简陋、医护人员不足问题，难以满足老年人慢性病诊疗需求[13]；乡村教育资源匮乏，多数村级小学仅保留低年级教学点，导致学龄儿童需异地就学，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远低于城镇水平。
3.4. 社会系统：文化传承与社群活力弱化
在社会系统层面，核心问题体现为文化载体消逝与社群联结断裂的双重空心化：一方面，以岭南镬耳屋为代表的传统特色民居，因缺乏专项保护规划常被村民自行拆改为现代平顶房，部分群落还因粗放的旧村改造遭建设性破坏，留存民居外立面的砖雕、灰塑也因长期失修风化损毁，其承载的地域文化叙事功能逐渐丧失，而新建村庄又多采用城市化风格，未融入传统建筑元素；另一方面，铁枝木偶戏、岭南飘色、白沙藤编等非遗项目陷入传承危机，铁枝木偶戏面临老艺人年迈、戏台拆除、年轻传承人匮乏的问题，岭南飘色因青壮年外流出现传承人断层且巡游活动难以为继，白沙藤编受机械化产品冲击、匠人数量稀少，同时，村庄青壮年外流导致传统社群活动减少，村规民约中文化保护条款因无具体措施和资金支持失效，新互动机制未建立，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文化认同弱化与社群活力不足的状况[14]。
3.5. 人类系统：村民主体需求表达不畅
人类系统作为核心系统，其问题集中于村民参与规划的全流程缺失。规划前期，需求调研多采用自上而下模式，如通过村干部间接收集意见，未深入农户了解真实需求，导致规划与实际脱节，如部分村庄规划的集中居住点因远离耕地，遭到村民抵制；规划编制中，村民缺乏有效参与渠道，规划方案多由设计院主导，村民难以参与论证与修改，对规划内容的认可度低；规划实施与评价阶段，村民无法参与监督与反馈，部分规划项目因不符合村民习惯而闲置，且缺乏对规划效果的村民评价机制，难以形成动态优化闭环。
4. 人居环境科学理论视角下村庄规划策略制定
立足人居环境科学理论本质，确立人类系统需求牵引、五大系统动态适配的总体规划逻辑。将村民的生产生活诉求、文化认同需求、参与治理需求作为规划的最初出发点，以自然系统为生态基底、居住系统为空间载体、支撑系统为运行保障、社会系统为活力内核，构建规划框架，打破传统规划“分块割裂”的局限。
4.1. 生态优化与生产适配策略
破解“生态破坏与生产冲突”难题，构建“山–水–田–村”和谐共生的生态格局。首先，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与农业生产底线，采用GIS技术精准识别村庄生态敏感区与永久基本农田，严禁非农化开发；在生态缓冲带划定弹性利用区，允许发展低影响的生态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实现生态保护与生产发展的平衡；其次，针对山地村庄推行“坡耕地退耕 + 林下经济”模式，种植经济林果修复生态的同时增加农户收入；针对水乡村庄实施“水系连通 + 生态养殖”工程，清理淤塞河道、修复滨水植被，同步规范水产养殖范围与方式，避免水体污染；针对城郊村庄构建“环城绿带 + 都市农业”屏障，既保障城市生态安全，又为村民提供生产增收与休闲空间；第三，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对生态红线内退出生产活动的农户给予补贴[15]；培育“生态+”业态，如依托生态廊道开发徒步路线、利用湿地资源打造研学基地，实现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4.2. 空间管控与功能升级策略
解决布局散乱、功能缺失、邻里疏离问题，打造舒适便捷、邻里和谐的居住空间。第一，差异化优化村庄布局：针对珠三角集聚型村庄，采用“拆旧建新 + 组团重构”模式，整合零散宅基地建设集中居住组团，同步配套篮球场、便民服务站等公共空间，满足村民日常活动与集体需求；针对粤北、粤西散居型村庄，推行“微集聚 + 点式配套”策略，保留客家围龙屋、潮汕下山虎等传统民居格局，在人口相对集中的村口、道路节点增设小型公共活动点，避免过度开发；针对广府古村落，严格保护“梳式布局 + 镬耳山墙”的传统街巷肌理，禁止大拆大建，仅对危房进行结构性加固与功能性修缮。第二，适配广东需求改造农房：结合广东高温多雨气候与农业生产习惯，制定农房改造指引，新建农房需预留农机存放间、农资储存柜，满足农户水稻、果蔬种植的工具收纳需求；老旧农房重点推进厨改、卫改、通风优化，如增设通风天井、调整门窗朝向以提升采光通风效果，推广使用青砖、陶瓦等岭南传统建材，降低夏季室内温度；同步配套太阳能路灯、雨水收集系统，适配广东多雨、光照充足的气候特点，提升居住便利性。第三，高效利用村内闲置用地：挖掘村内闲置用地，打造口袋公园、议事角、文化驿站等多功能公共空间，配置遮阳棚、休憩石凳、文化展板，适配广东炎热天气下的户外活动需求；推动公共空间一空间多用途，将文化室兼作婚庆场地、篮球场兼作临时集市、村口三角地兼作节庆活动场地，通过公共空间共享强化邻里交往，贴合广东村庄重视集体活动的文化传统。
4.3. 设施统筹与服务下沉策略
破解设施失衡、服务不均问题，构建城乡一体、普惠共享的支撑体系。第一，构建“骨干网络 + 末梢延伸”的基础设施体系，县域层面统筹建设污水集中处理厂、垃圾焚烧站，乡镇层面建设中转站，村庄层面铺设收集管网，实现“户分类–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全链条覆盖；针对偏远村庄推行小型化、低成本设施方案，如采用人工湿地处理污水、光伏供电系统保障基础用电，降低建设与维护成本。建立设施维护村民自治机制，由村民代表组成管护队，政府给予补贴，确保设施长期运行；第二，推行“村级服务点–乡级服务中心–县级服务基地”三级供给模式：村级聚焦“高频刚需”服务，建设标准化卫生室、便民超市、老年食堂；乡级强化综合配套服务，整合中小学、卫生院、文化站等资源，实现周边村庄共享；县级优化高端专业服务，通过远程医疗、巡回支教等方式，弥补乡村高端资源短缺短板[16]；第三，在城郊型村庄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全覆盖，实现5G、光纤网络进村入户，配套建设智慧农业服务站、电商物流点；在偏远村庄推广简易智慧服务，如通过微信群发布医疗预约信息、利用小程序开展农资代购，提升服务便捷性。
4.4. 文化传承与社群凝聚策略
破解文化空心化、社群弱化问题，重塑乡风文明、社群凝聚的乡村社会。第一，开展村庄文化普查，梳理传统建筑、民俗节庆、非遗技艺等文化资源，建立文化资源数据库；将文化元素融入空间设计，如以非遗图案装饰村口标识、用传统建筑符号改造公共厕所、在文化广场设置民俗雕塑，实现文化可视化；培育“文化 + 产业”载体，如建设非遗工坊、打造民俗体验民宿，让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结合；第二，社群活力分层培育：针对老年人，依托村级活动中心开展棋牌、戏曲等兴趣活动，建立老年互助小组；针对青壮年，搭建创业交流平台，组织农业技术培训、电商经验分享，培育乡村带头人；针对儿童，开设乡村文化课堂，由返乡青年或退休教师教授传统技艺，增强文化认同；第三，完善村规民约修订与执行机制，将环境维护、文化传承等内容纳入其中，通过村民议事会监督落实[17]；搭建“线上 + 线下”议事平台，线下定期召开村民代表会，线上建立村民微信群，及时收集意见建议，让村民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体。
4.5. 参与机制与协同治理策略
破解参与缺位、需求脱节问题，建立村民全程参与、多元协同推进的规划实施机制。第一，规划前期开展入户深度调研，组建由村干部、老党员、农户代表组成的规划顾问团，采用“座谈会 + 手绘地图”方式收集村民对住宅布局、设施配套的需求；规划编制阶段召开方案听证会，用通俗语言解读规划图纸，邀请村民提出修改意见；规划实施阶段推行村民监理制，选拔村民代表参与工程质量监督；规划评价阶段开展村民满意度调查，将评价结果作为规划调整的重要依据；第二，针对老年群体，在居住空间增设适老化设施、在公共服务中强化养老服务供给[18]；针对返乡创业青年，规划建设创业孵化基地，配套仓储、物流等设施；针对留守儿童，在村级服务中心设置儿童之家，配备托管、教育服务，实现不同群体需求精准对接；第三，建立“政府–村民–市场–专家”四方协同机制，政府负责政策引导与资金保障，村民负责需求表达与实施监督，市场主体参与设施建设与运营，专家提供技术指导，形成各司其职、良性互动的共治格局。
5. 结束语
综上可见，基于人居环境科学“自然–居住–支撑–社会–人类”五大系统构建的村庄规划思路，是破解当前乡村规划碎片化、功利化问题的有效路径。未来乡村规划需进一步立足不同地域村庄的资源禀赋与发展阶段，针对集聚型、散居型、古村落等不同类型村庄，细化策略的落地细则，增强实践操作性。同时，随着数字乡村、低碳发展等新趋势逐步融入乡村建设之中，后续还需将智慧化设施、绿色低碳技术等新要素纳入五大系统框架，动态优化规划内容，让规划更精准对接乡村发展新需求，最终助力乡村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长期推进提供更坚实的规划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