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法国社会学家学者布尔迪厄认为：所谓场域，就是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种种客观历史条件所构成，不同的场域都有自己不同的价值体系。同时，影响场域的元素也有主要的几方面：资本、惯习。而资本又包括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社会资本。上世纪90年代，学者布尔迪厄在他的这本书——《关于电视》中首次解释了“媒介场”、“新闻场”的概念，揭示了符号资本在电视传播中对公众的影响，新闻场域中新闻与商业发展的内在逻辑，分析了媒介场对其他的权力支配[1]。布尔迪厄提出的媒介场域理论认为，媒介场域特殊化使得它比其他的场域更容易受外部力量的影响[2]。新闻场域的各种主体，例如媒体、公众、政府、资本、新闻工作者等，他们的权利分配以及影响因素随媒介场域的变化也在发生着改变。
2.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本文的研究问题集中在这几个方面：数字媒体时代之下新闻场域关系的重构；新闻场域关系变动引发的社会问题；公众掌握了个人媒介场域主导权是否增加其在公共媒介场域的发声含金量，其思想与意志的表达是否受到了场域中资本与政治的隐性影响。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通过探索在大众传播背景之下的媒介场域构成，来探讨在数字媒体背景之下媒介场域中各组成部分有了什么新变化探讨数媒时代下新闻场域内角色关系变动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如新闻反转、公众的时间和话语被媒介隐形裹挟等，通过探讨这些问题，引发作为用户的个人对于自身话语权利的思考。能在一定程度上唤醒用户的自主意识。同时针对像新闻反转这种现象，引发媒体对于自身工作要求的思考。
3. 相关文献综述
(一) 场域理论相关文献综述
场域理论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本文将侧重于梳理国内学者对于场域理论的梳理总结、传播媒介领域以及场域元素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现状。
关于场域理论内涵的梳理总结方面，学者李全生认为，布尔迪厄场域理论当中，场域充满着力量和竞争。个体可选择不同的竞争策略，资本既是竞争的目的，又是竞争的手段。场域有自主化的趋势，但场域本身的自主性又受到外来因素的限制。惯习是与场域对应的一个基本概念，惯习与场域紧密结合。布迪厄的场域概念不能理解为被一定边界物包围的领地，也不等同于一般的领域，而是在其中有内含力量的、有生气的、有潜力的存在(2002) [3]。
关于场域元素之间的关系方面，学者周冬霞认为实践、惯习和场域都是为理解阐释社会生活而创造出来的概念工具。无论是他的资本概念，还是场域和惯习概念，实际上都是建立在他的实践观基础之上的(2010) [4]。实践是习性、场域、资本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资本既是实践的目的也是实践的手段，场域提供了实践的外部条件和规则，通过其规则和权力关系塑造个体的习性，习性则是实践的内在倾向和动力，反过来决定了个体如何在场域中行动和竞争。
国外对于场域理论的研究倾向于更加宏观的叙事，多元化的深入探索以及不同领域交叉研究。持续深化对布尔迪厄核心概念(场域、惯习、资本)的辩证关系探讨，强调三者共同构成社会实践的生成机制。
美国学者Doug McAdam、Neil Fligstein合著的A Theory of Fiel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提出了“策略行动场域”理论。他们从集体行动的层面谈论场域理论，关注场域中的合作关系，认为场域理论中不只有等级和权力(2012) [5]。
(二) 媒介场域理论相关文献综述
布尔迪厄在其1996年的著作《关于电视》一书中，提出了新闻场、电视场的概念，经过一系列的概念整合后提出了“媒介场”的概念，将场域理论引入了新闻传播领域。
国内学者刘海龙认为，场域理论优势在于从关系的角度来理解现实世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传统上重视礼俗的社会来说具有天然的契合性(2005) [6]。学者徐天博、严康从场域边界视角出发，认为新闻“边界域”为毗邻新闻业的其他社会场域中的行动者提供了活动的机会空间，技术行动者和职业行动者获得平等的实践身份，新的社会场域由此得以诞生。媒体主导的新闻场域和科技公司主导的技术场域之间的“边界域”成为未来新闻实践的主体网络(2024) [7]。
国外学者把媒介场域带入到了研究实践当中。学者罗德尼·本森将媒介场域理论引入研究实践，他在《比较语境中的场域理论：媒介研究的新范式》一文中，在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的框架下，通过分析新闻业对社会影响的三个“场域个案研究”，检视了在场域、资本、惯习理论的比较语境中的“媒介场域”，对法国新闻业的历史发展和现状进行剖析(2003) [8]。
国内外针对媒介场域的研究多集中于宏观叙事，学者们将媒介场域看作是一种理论框架和范式。但在媒介场域的关系组成以及变化方面，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呈现一定空白。本文将对媒介场域之下新闻场域中的关系重构和变化进行研究，探索数字媒体时代之下，新闻场域有哪些新的变化。
4. 新闻场域关系的重构
(一) 新闻场域关系概念
在布尔迪厄看来，场域构成了不同位置间的客观联系网络。新闻生产场域描述的是新闻生产者在新闻制作过程中与社会不同层面及每个层面实际的互动关系。这一关系在不同的位置与矢量中存在，在新闻的制作过程当中带来了不同的影响和压力。新闻的生产环境是众多力量之间相互角逐的场地，而新闻的产出则是这些力量角逐的结果。在所有众多关系中，三种关系在媒体的日常新闻产出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第一组：政府、社会与媒体，在新闻报道中需注意国家的一元意志和表达多元意见之中保持平衡。第二组，从资本、公众与传媒的角度来看，媒体的设定是为社会正言，它肩负的社会责任是为公众负责，公众有知情的权利。必须向公众提供真实严肃的新闻，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的方针；第三组，政府、传媒与记者，政府利用传播媒介传达信息。新闻记者确保信息的真实性、规范性。
(二) 新闻场域关系的重构
1、主流媒体身份强化与受众媒介身份的转化
主流媒体是政府的喉舌。在数字媒体时代下的新闻媒介场域当中主流媒体公共性质更为突出。内容为王依旧是传统主流媒体所遵循的宗旨，但在数字媒体时代的背景之下，参与式新闻逐渐成为新闻领域的显著现象，这主要是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使用户从新闻接收者变为产消者，用户的参与实践为新闻生产提供了多元化的视角和形式。用户参与的社会价值不仅提高了新闻生产的透明度，也有助于培育用户对新闻的信任[9]。因此主流媒体必须做出一些改变以用来应对场域当中新闻数字化的变动，主流媒体开始延伸至我国的每一各基层地县，政府政策扶持推动县级融媒体的建设，将政务与新闻结合在一起，将县级融媒体打造成每个区县必不可少的政务服务平台和新闻权威媒体，能够更好地实现信息的传播。同时，头部的主流媒体，例如央视、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也开始转变自己的运行方式，有的开始从自己的体制内部转变，打破原有电视广播媒体之下的工作模式，推动融媒体的发展。有的通过建立中央厨房这种借助云端数据技术的生产模式，来提高自身工作的效率。主流媒体依旧保持着严肃的社会公器设定。
媒体与公众之间界限逐渐模糊。公众是信息接收的载体之外，也成为了信息生产和发布的载体，公众身份由受众向用户转变，每一个公众都拥有了基本的发声权利，政府与公众都成为了使用媒体来表达意见的主体。公众的意见可以利用媒体进行向上传达，不再被动接收的背后是新闻场域角色的转化。
2、传媒行业搭载互联网，流量为王时代开启
一方面，传统媒体在转型时自身场域内部还面临着诸多问题，将线下工作生硬地搬至线上、新闻极度的同质化以及坚守新闻真实性的职业底线之后却与新闻时效性失衡。另一方面，本来就随互联网出现的自媒体在数字媒体背景之下的媒介场域当中占据了优势，不同于传统新闻的写作排版、对新闻失去了基础的真实性追求以及可以直接展现的新闻数字化，都使得它们赢得了流量。关注催生流量、讨论产生热度。随着时间的不断发展，公众逐渐体会到了自媒体在初期发展中的信息不权威性，于是选择更为权威的主流媒体作为信息来源的渠道。而同时，传统媒体、主流媒体在适应数字媒介之中也付出巨大努力。平衡了信息的真实性、时效性以及权威性。同时，当人人都拿起数字媒介去发表认知、看法的时候，引发共鸣和争议是必然发生的情况，在此基础之上，自媒体形成了一种新兴的行业。自媒体也产生了巨大的流量和收益。2025年7月21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1.2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9.7%，越来越多的群体共享数字发展成果[10]。
伴随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兴起，许多自媒体账号背靠孵化机构力量，在媒介场域开辟了自身的小型场域。在这一场域当中，无时无刻不体现着媒介场域当中的元素构成如今的各社交平台都充斥着直播带货、视频带货以及图文带货。在各自媒体博主价值观传输的背后，广告商对于其内容的隐形控制利用资本控制。但从另一方面来讲，自媒体也在数字媒体背景之下的媒介场域当中创造出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3、全媒体记者顺应媒介场域重构
传统媒介场域当中，新闻记者是连接受众与政府信息的重要桥梁。记者的水平很大程度影响受众的看法。在数字时代背景之下，信息的来源由单一变成五花八门，媒介场域中不断涌现出民间“记者”不断地将专业记者的空间压缩。同时，信息的质量也因此而良莠不齐，因此，专业的记者也开始了自我转变，利用自身本就拥有的专业性知识体系结合新媒体新技术，更为注重新闻的精准性以及真实性，加强对新闻事件的深入调查能力以及对新闻源的甄别能力[11]，要在媒介场域中捍卫传达和解读政府信息的权威地位。新技术的不断发展，时刻考验着记者的全能性。媒介场域的重构为新闻记者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不断地突破和重塑，全媒体记者掌握了新的媒介场域格局之下的新闻发展规律。
5. 关系重构下的新闻现象
(一) 跟随舆论的公众
“新闻反转”又可以称之为“反转新闻”，特指新媒体时代出现在舆论空间中的新现象，它指的不但是新闻事实真相的反转，同时也指公众态度根据新闻事实的反转[2]。导致新闻反转现象出现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新闻自身在发生、报告过程当中产生了新闻事件的反转；二是因媒体追求时效性，并未对新闻进行复核而导致的新闻反转现象；源于速度崇拜的新闻生产原则，使得新闻工作者容易忽视对信息真实性的甄别工作而盲目刊发报道。
数字媒体时代，新闻不仅具有了丰富的表达形式，以“互联网+”的形式更是普及了新闻生产的过程。公众在接收新闻之时，也同时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从新闻反转事件中的许多案例来看，公众在进行意见表达之时，态度却随着新闻反转而反转。舆论走向按照新闻反转的走向而有明变动。例如2018年重庆公交车坠桥事件，重庆万州区长江二桥上一辆公交车与一辆轿车相撞后冲破护栏坠入长江。当时媒体报道，事故是公交车避让一辆逆行的小轿车所致[12]。并当得知小轿车司机为女性之后，舆论风向直指这位女性司机，引发出“女司机开车”刻板偏见，甚至加深了这一偏见。同时，这位司机也在新闻情况并未明了的情况下遭受了网络暴力。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重庆市公安局发布通报：系公交车突然越过中心实线，撞击对面正常行驶的小轿车后冲上路沿进而坠入江中。轿车司机并非事件引发者，恰恰是受害者之一，新闻事件发生反转，舆论风向也开始反转。从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出，舆论的走向受到新闻走向的影响。公众的思维受到媒体的影响，公众虽然在技术上拥有了自主的表达权利，但仍无形中受制于媒体的控制。
(二) 资本角色影响新闻场域
媒介技术学派代表人物麦克卢汉认为，“一旦拱手将自己的器官和神经系统交给别人，让人家操纵——而这些人又想靠租用我们的眼睛、耳朵和神经从中渔利，我们实际上就没有留下什么权利了”[13]。麦克卢汉将技术的发展看作是媒介发展的表现，媒介成为人的延伸。也正因如此我们让渡了一些权力给在场域当中充当桥梁的媒介。资本创造了新闻媒介场域的背景，各类资本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又通过媒介将其所坚持的思想传达给公众。经济资本下的广告控制、文化资本下的价值观控制以及社会资本下社会性关系控制。因此，更加无法忽视新闻场域中资本的影响。公众在传播信息和接收信息的同时，也应该更加警惕由技术所带来的话语便利。我们在传播过程中、舆论事件关注过程当中是否真正地了解了事态的全面发展；我们所想、所说、所进行传播的，是否真正是我们自己的认知而非媒体在潜移默化之中所生成的想法；作为公众的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强大的可以分辨的能力，我们所拥有的发出声音的权力背后依旧充斥着更宏观层次的控制。
(三) 算法推荐塑造用户“数字化惯习”
数字媒体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算法推荐的入场。算法推荐机制通过流量分配规则与创作者激励体系重构了内容生产逻辑。平台算法不断强化以流行文化趋势为主流偏好的推荐机制，对受众的注意力获取和生产方的创作实践是一种双重驯化[14]。算法推荐为新闻场域又带入了一个新的角色。算法推荐利用大数据和互联网云，计算用户数据并将内容精准推送。了解用户喜好的同时也造成了用户“信息茧房”的困局。布尔迪厄认为“惯习”在场域中持续的、可转换的性情倾向系统。不同的人因为有不同的位置、就有不同的惯习[15]。这恰好与算法推荐达成了某种程度的适配。因此算法推荐用户画像与数据痕迹来培养用户不同的惯习，从而在新闻场域当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用户的思想与行为。
6. 结语
布尔迪厄所提出来的新闻场域的各组关系随着的不断发展而产生变化。新闻场域中关系的重构以及角色身份的转变是数字媒体时代之下的必然。新闻生产的流程被打破，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的转变与坚持、新兴角色登场带来的冲击和变化，都使得新闻场域时刻处在一种变化发展的状态之下，公众拥有了生产新闻、加工新闻的能力。这种自主性的权利是时代的产物。公众在新闻场域的关系当中逐渐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同时公众的新闻素养和对新闻场域当中隐性控制的辨别还有待提升，应提高公众对于互联网时代媒体媒介的警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