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生产力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巨大推动力量和决定性因素，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是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继承，以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作为三大基本构成要素，以科学技术作为渗透性革命因素，在新时代，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培育新素质劳动者，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生产力各要素间的优化组合。
Abstract: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constitutes a crucial category with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roductive forces, as the immense driving force and decisive factor in social development, represent Marx’s critical inheritance of ideas from British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and the utopian socialism of Britain and France. The theory identifies three fundamental components—laborers, objects of labor, and means of labor—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ng as a pervasive revolutionary factor. In the new era, we must adhere to an economic development-centered approach, cultivate new-quality laborers, upho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the primary productive force, foster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mote the optimal integration of all elements of productive forces.
1. 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形成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形成并非无源之水，其理论渊源可追溯至18~19世纪欧洲思想史的多重脉络。
(一)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形成的主要理论来源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形成的主要理论渊源，不仅为其提供了核心概念框架，更在方法论层面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基础。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经济学家，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系统性考察，揭示了劳动价值论、分工协作与资本积累等关键命题，这些理论成果被马克思批判性吸收后，转化为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手术刀。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1]的论断，直接启发了马克思区分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二元分析路径，而斯密关于分工提升劳动生产率的著名制针案例，则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发展为“协作产生新生产力”的经典论述。李嘉图将劳动时间确立为价值量的唯一决定因素，这种彻底的价值量化分析促使马克思突破古典经济学将价值视为自然范畴的局限，转而从社会关系的维度揭示价值形式的历史特殊性。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继承古典学派劳动价值论的同时，深刻批判了其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永恒化的理论缺陷——当斯密将资本积累视为“人类交换倾向的自然结果”、李嘉图将资本主义分配规律视作“自然法则”时，马克思则通过引入历史辩证法，将生产力发展置于具体的社会形态演进中考察，从而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建立起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分析范式。这种批判性继承关系在剩余价值理论的构建中尤为显著，马克思既吸纳了李嘉图关于工作日划分为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时间划分法，又通过揭示劳动力商品的特殊属性，破解了古典学派无法解释的“等价交换与价值增殖”的二律背反。正是通过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扬弃，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既保留了斯密、李嘉图对物质生产过程的实证分析传统，又赋予其历史性与革命性的理论品格，最终在《资本论》中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解剖。
(二) 德国古典哲学为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形成提供方法论启示
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辩证法内核——特别是《精神现象学》所揭示的“实体即主体”原则与矛盾推动发展的历史观——被马克思剥离其唯心主义外壳后，转化为分析物质生产过程的动态方法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黑格尔“精神通过异化实现自我复归”的思辨逻辑，改造为“劳动在对象化过程中创造社会关系”的实践辩证法，从而为理解生产力发展中的主客体互动关系确立了哲学基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批判虽然打破了黑格尔的思辨体系，但其直观唯物主义的缺陷——将人视为被动受动的自然存在——则被马克思通过引入实践范畴所克服。这种双重扬弃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凝练为“实践活动的革命批判”方法论，使得马克思能够将生产力发展既理解为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积累，又视为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辩证过程。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理性的狡计”所暗含的历史必然性，在马克思手中转化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而费希特“行动哲学”对主体能动性的强调，则被吸纳为解释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实践潜能。这种哲学方法论的创造性转化，使得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能够超越经验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既从物质生产的技术维度考察劳动工具革新带来的效率革命，又从社会形态维度揭示生产力发展引发的制度变迁。德国古典哲学提供的这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框架，最终使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既具备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证精确性，又具有推动社会变革的批判超越性。
(三) 英法空想社会主义为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虽未形成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但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生产力异化现象的揭露、对协作生产模式的实验探索以及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理论倡导，构成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批判性参照系。空想社会主义者虽未能科学揭示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但其三大核心贡献被马克思批判性扬弃：其一，对资本主义私有制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经验性批判，促使马克思将所有制关系纳入生产力分析框架；其二，对未来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的乌托邦设想，启发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自由王国”中生产力高度发达状态的哲学构想；其三，对阶级斗争历史作用的模糊感知，为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生产力变革引发社会革命的内在机制提供了思想酵母。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意义在于“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但其根本缺陷在于未能将生产力发展规律与阶级斗争实践相结合，这正是科学社会主义实现理论飞跃的关键所在。
2. 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使其适应人的需要的物质性力量，包括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三个基本要素，科学技术是其重要构成要素。
(一) 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劳动者是“劳动者是活的、有目的的主体性力量”[2]，其特殊性在于“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劳动者不仅通过体力劳动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更通过知识积累、技术创新和组织协作推动生产力质的飞跃。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中，劳动者从“局部工人”向“总体工人”的转化，既体现了分工协作对个体劳动能力的超越，也揭示了劳动者在技术革命中不断重塑自身主体性的辩证过程。劳动者的能动性不仅表现为体力劳动对物质世界的直接改造，更体现为劳动者通过知识积累、技术创新和社会协作推动生产力系统的革命性跃迁。工业革命时期手工工匠向产业工人的转型史印证了这一规律，当珍妮纺纱机的发明打破传统纺织业格局时，正是劳动者在实践中掌握机械原理、改进工艺流程，才使蒸汽动力从实验室的奇技淫巧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劳动者的活跃性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中呈现辩证发展——流水线上的“局部工人”看似被机器体系异化为“活的附件”，但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争取缩短工时、提高技能的行动，客观上迫使资本家革新生产技术，推动自动化程度提升。这种“主客体辩证法”在当代知识经济中更为显著，程序员编写代码的行为不仅是脑力劳动的对象化过程，更通过算法迭代重构着整个社会的生产组织形式。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劳动者“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的能力，使生产力发展始终伴随着“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这种活跃性本质上是历史性的，当封建农奴通过逃亡运动转化为自由劳动者时，他们不仅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了劳动力商品，更通过工会斗争催生了八小时工作制等现代生产规范，证明劳动者始终是突破既有生产关系桎梏的革命性力量。
(二) 劳动对象是生产力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劳动对象是为劳动者的劳动所指向，并和劳动者发生相互作用的一切物质资料，劳动对象作为“被劳动加工的自然存在物”，包含双重维度：一是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如原始森林、矿藏，二是经过初级改造的原材料，如钢铁、棉花。马克思指出，劳动对象的拓展程度直接反映着人类改造自然的深度，从农业文明时代对地表资源的利用，到工业文明时代对地下能源的开发，再到现代科技对分子、原子层面的操控，劳动对象的质变推动着生产力层级的跃升。资本主义生产通过“全球市场开拓，使地球的每个角落都成为劳动对象”，但这种扩张也暴露了自然资源有限性与资本无限积累的根本矛盾。
(三) 劳动资料是衡量生产力水平的标志。
劳动资料尤其是生产工具，被马克思称为“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这一命题揭示了劳动资料作为物质性中介的双重功能，既客观记录着人类改造自然的技术能力，又深刻映射着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到智能时代的量子计算机，劳动资料的形态跃迁本质上是一部“社会生产器官的物化史”。在农业文明阶段，青铜犁铧与铁制农具的差异直接决定了土地开垦效率，封建庄园的木质水车与灌溉系统构成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18世纪珍妮纺纱机的出现，不仅使棉纺织效率提升数十倍，更通过劳动资料革新瓦解了行会手工业的封建壁垒。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言：“手工磨产生的是以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以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这种技术形态与社会形态的对应关系，在20世纪自动化流水线的普及中达到新高度，福特制工厂的传送带系统不仅将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更塑造了泰勒式管理的资本主义生产范式。
(四)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的渗透性革命力量。
马克思突破传统要素论的局限，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3]的著名论断。科学技术作为“知识形态的生产力”，通过“并入生产过程”转化为现实力量，牛顿力学物化为蒸汽机，电磁理论结晶为发电机，基因科学重构生物工程。这种转化具有双重路径：一是通过劳动资料革新，二是通过劳动者素质提升。马克思特别强调，资本主义条件下科技应用具有二重性——既带来“物质财富的涌流”，又导致“工人被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这种悖论只能通过社会关系的革命性变革才能消除。马克思也指出，科学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其革命性不仅体现为直接创造物质财富，更在于以“渗透–裂变–重构”的方式深度改造生产力系统。这种渗透性表现为科学技术突破传统要素边界，通过知识外溢、技术扩散和范式转换，重塑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互动关系，催生生产力质的跃迁。
3. 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启示
(一)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不平等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不平等不充分的发展，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夯实经济基础，才能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中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方针，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抉择。这一方针的确立源于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物质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只有通过持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为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当前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这一中心任务具有特殊现实意义，既要应对全球经济格局重构带来的挑战，又要通过高质量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要为民族复兴奠定经济基础。
在实践路径上，需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战略支撑。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升级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并举，形成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增长极为支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同时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国际产能合作，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需要注意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非唯GDP论，而是强调在保持合理增速的同时实现质的有效提升。这要求统筹发展与安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协调经济与生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平衡效率与公平，通过三次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
(二) 培育新素质劳动者
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是当前国际竞争取胜的关键性因素。马克思强调“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4]，这一论断在知识经济时代焕发新内涵。面对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革命，需要以时代需求为导向，推动产学研融合发展，重点培育具有数字素养、创新思维和跨界整合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同时完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依托“互联网 + 职业技能培训”平台，提升劳动者的技能素质。当前，人才培养存在结构性问题，未来，需要强化教育培训支撑和评价导向机制，在教育方面，借鉴德国双元制、新加坡技能创新前程计划等国际经验，构建覆盖全职业生涯的能力成长通道，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锻造高素质劳动大军。在激励机制方面，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在人才评价中的比重，激励人才创新的积极性。
(三) 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核心密码，更是应对全球科技竞争、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深刻揭示了现代生产力系统的演进规律，科技创新通过渗透劳动资料、优化劳动对象、提升劳动者素质，成为撬动经济增长的“乘数因子”。当前，世界百年变局与科技革命交织激荡，量子信息、基因编辑、空天科技等前沿领域突破正重塑全球创新版图，要在新一轮的科技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强化科技支撑力量，国内场域，我国经济的重力点也转变到“质量”和“效益”层面，强调以科技创新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因而，在新时代，发展科技技术对发展生产力具有重大意义。
(四) 多要素联动发展新质生产力
多要素联动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突破传统增长模式、塑造发展新动能的关键路径。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在于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形成全要素生产率跃升的新型生产力形态。当前，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与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深度融合。体制机制创新是释放要素协同效能的核心。当前要素流动仍存在制度性壁垒，如数据产权界定模糊、科技人才跨区域流动受限等问题。需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建立数据要素“三权”分置制度，完善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通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使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在流动中持续释放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