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马克思生态思想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建设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2]人与自然矛盾的加剧以及环境承载能力愈发吃紧的背景下，生态问题也逐渐成为全球性问题。然而，学术界大多从经济、政治以及辩证法角度对《手稿》进行探讨，其中蕴含的生态思想却未得到重视。为此，对《手稿》中生态思想的产生背景、生态思想的表现及生态危机的应对之策进行分析，对我国现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手稿》中生态思想产生的背景
任何思想都与孕育它的时代紧密相连，因此，要深入理解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生态思想，就必须立足于当时的历史时代和历史事实。
(一) 现实背景
18世纪中叶，英国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珍妮纺纱机的问世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人类从此迈入“蒸汽时代”。随后，日本、德国等国家也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工厂应运而生，人类社会从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耕时代迈向以工业生产为主导的工业时代，机器大生产逐步取代手工劳动，生产力大幅提升。此刻，资本主义展现的强大生产力令马克思也不得不心生赞叹，资本主义带来的好处是从前的时代都无法比拟的，它的坏处亦是如此。马克思用他的睿智洞悉着这一切，他意识到，自然环境成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牺牲品。由于蒸汽机的大量使用，从而增加了煤炭的使用量，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大量的污染物，以英国、法国为首的两大工业大国的自然环境恶化日益加剧。然而，资本家逐利的本质并不会因此而停止。他们对自然依旧疯狂掠夺，毫无底线，由此导致生态环境不堪重负。由此，马克思开启了对所处环境的深入思考，同时也对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进行反思，这构成了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现实根基。
(二) 理论背景
任何新思想都是在对以往思想的批判与继承基础上形成的。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与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为马克思生态观的形成注入了理论来源。
黑格尔将唯心主义哲学发展到了巅峰，他将“绝对精神”看作世界的本质，宇宙万物皆由精神的辩证运动产生，认为无论是自然、社会还是人类的主观精神，都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形式，它构成了宇宙万物的内在本质和灵魂。显然，马克思批判的是黑格尔哲学中抽象的、唯心的观点，他继承并发展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内容。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强调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性质和人的活动的能动性。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马克思吸收借鉴这一哲学思想，形成了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独特理解。
在自然观上，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历史观方面，他却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因此被称为“半截子唯物主义”。这种错位严重割裂了唯物主义的整体性。此外，费尔巴哈强调人的自然属性，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具有自然属性，人的肉体和精神是统一的。他的“类本质”概念指的是人的共同本质特征，但这种“类本质”被批评为过于抽象，脱离了人的社会性和实践性。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没有从社会关系和实践的角度理解人的本质，而是将其抽象化了。费尔巴哈的哲学具有人本主义色彩，强调以人为本，关注人的本质和价值。马克思也关注人的发展和命运，将其作为哲学思考的核心。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人的本质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就深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他认为：“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
3. 《手稿》中生态思想的表现
《手稿》中生态思想的核心内容由生态危机的现实根源及其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危机的解决路径三个方面组成。
(一) 生态危机的现实根源及其表现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基础上，将“异化”概念引入社会批判理论。他认为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类本质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劳动者的劳动产品成为统治劳动者的异己力量，这种异化是私有制的产物。本文聚焦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马克思一方面说“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的“类特性”；另一方面，他又把“类生活”规定为“人的普遍性的无机身体”，即人必须在“普遍”中直观自身，否则就会沦为“非人”。这里出现的并非简单的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而是一种更棘手的循环。
一是物的异化，体现为“工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3]: p. 52)，是劳动产品对于劳动者的异化。在这种背景下，劳动者失去了其对生产、生存资料的占用，劳动者只有首先获得劳动的对象，才能得到生产资料，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者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3]: p. 54)首先，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劳动者生产的劳动产品不属于劳动者自己，而是属于资本家。劳动者无法控制自己的劳动成果，劳动产品成为资本家的财产。其次，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劳动产品成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存在。劳动产品不仅与劳动者分离，而且成为一种压迫劳动者的力量。劳动者生产得越多，他所拥有的越少，劳动产品成为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工具。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感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被剥夺，劳动产品成为一种外在的、敌对的力量，压迫和奴役劳动者。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异化的、敌对的关系。
如果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的类特性，那么异化就是对这一类特性的否定，但这种类特性本身又只能在否定中被经验到，也就是说，工人只有在“非人”的劳动中才能发现自己是“人”。于是，“类本质”不再是静态定义，而成了批判的剩余物，因此，它必须存在，否则就失去了批判的尺度，但又无法在任何现存经验里被证实。
二是人的自我异化，即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活动相疏离。劳动不再是工人的本质，工人的劳动并非出于满足自身的需要，而是为了获取生存资料。在资本关系中，任何对象化都立即翻转为其反面：产品越丰富，主体越贫乏；意识越普遍，生命越片面。因此，异化不能被理解为“本应归属我的东西被夺走”，仿佛先有一个饱满人性，随后才被外力强占；真相是：人性本身只能在被夺走的形式下出现。马克思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人，是由生产劳动决定的，生产劳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类的本质。人与外部的客观世界通过劳动产生联系。本质上，劳动是人类有目的的活动，是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改造自然以满足自身需要的过程。它体现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通过劳动，人类能够创造出超出自身需要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然而，当劳动主体被自身的劳动所奴役，劳动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本质，从而具有了异化的性质。马克思认为，“人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物，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3]: p. 56)。
三是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道出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这句话通常被读作“历史具体化”对“抽象人本学”的胜利。人的类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和劳动过程都被异化了，劳动者的类本质也发生了异化。马克思认为，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类特性”，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有精神的需要，有自身的价值和尊严；同时，人具有意识和意志，而动物却没有。马克思指出：“人同作为类存在物的自身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或者说，人作为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的实现，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有可能：人确实显示出自己的全部类力量——这又只有通过人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并且把这些力量当作对象来对待，而这首先又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3]: p. 134)
四是人对人的异化，即劳动者之间的人际关系在劳动过程中被异化为一种外在的、敌对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工人与资本家相异化。同时，工人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也被异化，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通过裁员来实现利润最大化，工人之间形成了竞争关系。”([3]: p. 164)
反思《手稿》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异化关系，从劳动产品的异化(物的异化)到劳动本身的异化(人的异化)，从人的类本质异化再到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异化劳动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因此，生态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条件下，为了生存，工人不得不加快生产，从而无限地开发自然资源。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生态问题，这是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结果。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持续升级迭代，必然会使异化现象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因此，深入探究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对于解决现实中的生态问题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可以为生态问题的解决指明方向。
(二) 《手稿》中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
《手稿》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基础和前提，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刻理解有助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发展。
第一，自然界为人类活动提供物质基础。马克思认为，“没有自然界就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3]: p. 53)。可以看出，人类活动以及一切生产活动都依赖于自然界，没有自然界人类就不能进行任何生产活动。人的“类”特性是人的本质，自由且自觉的劳动是区分人和动物的根本，如果没有自然界的存在，那么人又何以存在。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就必定包含着人的本质。人离不开自然，人和自然必须进行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点。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人类逐渐将实践活动纳入生产领域，从而创造人所需的物质及精神活动产品。人类活动的一切需要都是从自然界汲取的，如果自然界不复存在，那么人类社会的发展又从何说起呢？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同时把自身“建构为普遍性的存在”。换句话说，“自然的人化”本身已包含自我普遍化的冲动，人越是把自然改造成“为我的”，就越在自身中再现自然之普遍性——即把自然当作“人的作品”来直观。
第二，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其中，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生存的基本条件，维持人类生命的空气、阳光、水等皆源于大自然的馈赠。同时，人类从自然中获取所需的物质资料，通过劳动进行加工、创造，从而成为人类意识的一部分，随后形成了文学、语言、艺术、哲学及宗教等。由此可见，自然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离开自然谈发展是不切实际的。另一方面，人是自然的有机体。马克思认为，与其说人与自然联系不如说自然与其自身相联系，这是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存在使得自然有了具体的意义，而不仅仅是自在自然。动物只能被动地适应自然，而人却能主观地适应自然。人在进行实践活动时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并且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对自然进行改造，从而创造出自身需要的东西，这时，自在自然就转化成人化自然。
其三，实践构成了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基础。众所周知，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一切旧哲学最根本特征，实践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同样，马克思将实践的观点纳入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理解中。实践是连接人与自然的中介，通过实践这一中介，人类有权改造和利用自然界，但应该取之有度，应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对自然进行改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人与自然应和谐共生。当人类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是慷慨的；当人类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也是无情的。我们要深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4]
(三) 《手稿》中生态危机应对之策
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引起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马克思对人与自然问题进行了精确的诊断，因而必须采取相应对策，而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消除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若要彻底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异化关系，就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首先，异化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毋庸置疑，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异化问题就能得到彻底解决。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私有财产都是劳动者异化劳动的结果。因此，废除私有制，劳动者就能得到异化劳动的补偿。但何时能够废除私有制呢？恩格斯认为，“不能一次性废除私有制，而应当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能够满足每个人需要时才能消灭”。私有制的出现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出现的，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因此是一个历史范畴；同时，私有制也会伴随着生产力的消失而消失，共产主义社会正是满足了这一点。马克思在《手稿》中写道：“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3]: p. 83)
其次，统一人与自然的尺度。马克思认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3]: p. 50)一方面，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时，并不是消极地适应自然，而是积极主动地适应自然；同时也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认识自然规律，从而对自然进行改造，在这个时候就是按照“人的尺度”。另一方面，人类认识自然时也包含一定的被动性，需要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即“物的尺度”。生态危机的产生就是因为人类没有把握好这两个尺度，过度强调“人的尺度”，忽视“物的尺度”，就会导致人类中心主义。因此，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类应该把人和物的尺度相统一，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相同化。
总的来说，如果人类社会能够与自然进行无机和有机的结合，人与自然不再是对立关系，人能够做到像关心自己一样关心自然，那么生态危机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4. 《手稿》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5]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相统一的思想结晶”[6]，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发展与自然关系的总体观点，丰富和创新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7]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意味着需要跳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逻辑，在生态层面找寻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路径。虽然，目前我国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不同，但《手稿》中的生态思想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 《手稿》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意义
《手稿》蕴含的生态思想让人们意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生态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生态环境质量的高低关乎人类生存与发展，这凸显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生态文明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选择，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中华民族的持续繁荣发展，关乎民族长远发展的根本大计。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对当代有利，而且关乎后世子孙的永续发展。虽然我国已经进入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仍应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部分，从而有利于人们实现美好生活。其次，生态文明建设关涉我国未来发展，更关涉人民发展福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不能手软，不能下不为例。”此论述突出了生态环境与民生的关系，阐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最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关键一步。人类现在是命运共同体，谁也离不开谁，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关系。我国倡导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围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主题，大力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这不仅符合自然客观规律，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符合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人类未来发展要求[8]。
(二) 《手稿》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借鉴意义
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以来，全球生态环境日趋严峻。一方面，如果人类始终坚持“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么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必将遭到破坏。首先，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人与自然并不是一种压迫与奴役的关系，而是相互依赖的关系。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为了发展经济利益，做出了许多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例如，污染水资源、破坏森林、无节制使用资源等。恩格斯曾提醒：“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同时，人也不会永远受到物的奴役。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形式，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将会摆脱各种支配。因此，马克思提出应当建立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需要人类既发挥主观能动性，同时又能遵循客观规律为人类的发展提供支持。
其次，生态环境恶化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充分的产物。人类在进行创造性活动时，对自然规律认识得不充分从而对自然产生危害。因此，要建立人与自然的平衡和谐关系，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归根结底需要人类建立在充分认识自然规律基础上的持续创新。人类在从事经济发展活动时，可以合理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发展谋福利，但同时也需要尊重自然，不破坏其原有的自然状态。
最后，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根据这一原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受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制约，也必然受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约束。这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涉及经济层面，还涉及政治层面。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治国理政的高度，深刻认识到妥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需要明确的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必定会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只有通过科学合理的发展才能真正加以解决，绝不能因噎废食，阻碍人类的正常发展进程。正如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人是自然界的有机身体，而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人类生产生活的基础是从自然界中获取的，人类通过实践创造有益于自身发展的物质产品，从而自然界才显现真正的力量。综上所述，马克思在《手稿》中的生态思想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借鉴意义，要求我们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保护环境，统一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发展，从而踏上生态文明现代化建设征程。
5. 结语
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启示和实践指导。从《手稿》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进行了深刻批判，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这一思想不仅让我们认识到生态危机的本质，也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正是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这与马克思生态思想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高度契合。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始终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