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概述
通过查阅与本文主题相关的文献可知，国内外在“第二个结合”方面已经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现有文献主要围绕二者结合的可行性、必要性以及实现路径展开，且要想研究“第二个结合”，首先要把握其基本内涵。
1.1. 马克思主义原理概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集中体现，为人们认识社会、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既包括特定条件下(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国家、具体民族)形成的个别理论判断和具体结论，也包括普遍的、根本的和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1]。且并非所有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论述都能完全符合其基本原理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宏大而深奥，要对其原理进行全面、精准的概括与总结。“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容，决不是具体的描述，也不是笼统的表述，它必须是一种可以反映和总结事物内部的本质与发展规律，能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质和总体特征，并且对人类理解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起到普遍的、根本的指导作用”[2]。
1.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述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创造、传承的全部文化的总称，呈现出了优秀与落后并存的局面。而所谓优秀传统文化是数千年累积下来的、能产生深刻影响的“活”的思想文化，换言之，是能够顺应时代发展、历久常新，并且能够展现出一定的时代价值的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的全面发展、道德伦理的追求、家庭和社会的和睦，注重人的内在修养和道德品质的培养”[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哲学、人文、教化与道德思想，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意义重大。
1.3. “第二个结合”概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首次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结合”并非偶然或自发的混合，也不是机械的叠加，而是“作为结合主体的人，为了实现特定目标，有意识地、有目的地推动作为结合对象的思想与理论相互融合的过程”[4]。“两个结合”强调科学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创新提供前提。而“第二种结合”主要聚焦于理论、思维和精神三个层面，是在“第一个结合”基础上的深化和飞跃，旨在从思想上进一步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使其更具中国特色和独特风格。
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契合性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虽分别孕育于不同的历史时空与社会土壤，但在哲学观念、价值追求与思维方式上存在着深刻的共鸣与内在的契合性。这种契合并非偶然，而是两种伟大思想体系在人类文明探索中对真理、价值与理想的殊途同归。
2.1. 社会理想的契合：共产主义与大同理想
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社会理想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旨在消灭私有制与阶级剥削，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最终达成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一个基于历史规律的、科学的未来展望。中华传统文化中也早已孕育了深厚的大同社会理想，主张社会产品应由人民平均分配。《礼记·礼运》中所描绘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美好蓝图，表达了对平等、和谐、共享的理想社会的向往，这体现了广大民众对于追求阶级平等、社会和谐安宁的渴望。这与共产主义理想在价值目标上形成了深刻的共鸣，两者都指向一个超越私有制、充满公平正义与和谐的社会形态。虽然“大同”更多是一种道德理想和人文憧憬，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科学预见，但它们在对美好社会的终极追求上高度一致。这种文化心理上的认同感，为中国人民理解和接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提供了深厚的情感基础和文化铺垫。
2.2. 实践观的契合：实践观与知行合一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5]。实践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途径，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强调通过社会实践来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亦高度重视实践的价值，同样蕴含着丰富的实践理性精神，特别是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的观点，认为“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6]，认识必须通过实践才能真正形成。早在《尚书》中就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论述，强调实践比认知更为困难。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百家争鸣”思想格局的形成，诸子百家围绕“知”与“行”的关系展开了深入探讨，推动“知行之争”进入第一个思想高潮。由此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唯物观念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具有明显的相似性，二者都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强调意识对物质的依赖，同时重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些相似之处为两种思想体系的“结合”提供了理论基础。
2.3. 群众观的契合：人民性与民本思想
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学说。它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共产主义的革命目标是让“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7]，一切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总体设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从《尚书》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8]，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9]，再到明清之际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10]，民本思想贯穿着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尽管传统民本思想的最终目的是维护君主统治的长治久安，带有一定的工具性，但始终强调了统治者的责任在于重民、贵民、安民、恤民、爱民等，体现了对民众力量与作用的清醒认识与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中华传统民本思想都充分肯定了民众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是二者相契合的历史基础。
2.4. 辩证法的契合：唯物辩证法与阴阳辩证、天人合一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主张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永恒发展的，要全面地、辩证地看待问题。中国古代思想家也强调了万物的变化，并且具有规律性。古人云“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意在说明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依存与转化，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面相互转化”的论述高度契合。《周易》中“一阴一阳之谓道”[11]的命题表明，阴阳是指事物相互对立的两面，“一阴一阳”包含着相互联系、相互斗争又相互转化的辩证法思想，以及“物极必反”、“相反相成”等，这些都说明了中国古代哲学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思想。特别是“天人合一”的理念，其核心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包含了系统观念、整体性思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警告“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12]，其精神实质与“天人合一”所倡导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智慧不谋而合。
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路径
理论的契合仅为结合提供了可能性和基础，要想将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必须探索并遵循科学的实践路径，在推动“第二个结合”的过程中，必须把握正确的原则、方法与着力点。
3.1.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在“结合”的全过程中，必须始终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这是确保“两个结合”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政治保证和思想保证。我们要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鉴别中华传统文化。具体而言，就是要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传统文化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阶级属性；运用唯物辩证法区分其精华与糟粕；运用实践的观点检验其当代价值。不能因为强调继承传统文化而削弱或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要确保结合后所形成的文化形态，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其形成与发展本身就证明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重要性。
3.2.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第二个结合”得以实现的深厚根基。“结合”并非消解传统，而是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进程中更好地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3]。要对蕴含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和价值追求进行系统性梳理、保护和挖掘。“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14]。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从这些文化基因中汲取营养，使其理论更具民族特色和文化底蕴。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冲击下，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增强全民族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认同。只有在珍视并赓续自身文化血脉、坚守自身文化立场的基础上，“结合”才具有坚实的根基、充沛的底气和旺盛的生命力。失去了文化主体性，结合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3.3. 推动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实现文化创新是实现二者结合的重要载体，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提炼、转化、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如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等智慧，使之与当代发展需求相契合，从而焕发其内在生命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15] (p. 6)。
创造性转化，侧重于对传统文化形式的改造和内涵的更新。它要求我们按照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例如，将传统的“廉政”思想转化为当代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文化支撑；将“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古代吏治思想，转化为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的重要文化渊源等。创新性发展，侧重于对传统文化内涵的补充、拓展和完善。它要求我们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例如，将传统的“天人合一”生态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相结合，发展为支撑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哲学基础。在全球视野下，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在对话中丰富和发展自身。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一个标志性理论成果，是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维度的一把钥匙。它深刻回答了在新时代如何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如何实现文化复兴的重大课题。
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价值
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未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时代价值。
4.1. 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
“共产党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16]。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具有普遍性，但其生命力在于与具体国情、民族文化相结合。采用民族化的表达方式，是实现“化”而非“加”的关键一步。“第二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和关键一招，通过深深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血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这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使其表述更具民族语言的魅力，其理论更契合中华民族的思维习惯，因而更易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从而焕发出更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扎根于五千年中华文明沃土、自觉推进“两个结合”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从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文化中汲取养分，为其注入新鲜血液，强壮其筋骨，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发展”[17]。研究表明，“第二个结合”不是一个静态的理论命题，而是一个动态的伟大实践，其成功推进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提供独特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4.2. 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民族复兴不仅是经济的崛起、政治的强大，更是文明的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需要在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这种结合能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凝聚力、价值引领力和文化感召力，确保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既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又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磅礴的精神力量支撑。它使中华民族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保持精神上的独立性和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可以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指明“前进道路”，另一方面能够提供实现这一目标的“转化策略”，而“转化策略”正是达成这一目的的核心环节[15] (p. 7)。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对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确立了根本价值坐标。“转化策略”集中体现为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的实践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我们从社会存在出发理解文化现象，将传统文化置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环境之中进行再阐释，使其回应现实问题。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文化自信的深厚根基。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文化成果凝聚着党和人民的智慧，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我们要继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革命文化，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利文化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