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国乡土社会是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所在，承载着以“差序格局”为核心的伦理价值与文化内涵。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乡土社会经历的裂变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凸显为传统伦理体系的瓦解与重构。梁鸿的“梁庄三部曲”——《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及《梁庄十年》，以河北的一个普通小村庄“梁庄”为据点，兼具非虚构写作的真实性与文学性，将乡土社会转型主题推向文学与社会学交叉领域，其作品不仅呈现了乡土中国转型期的现代性撕裂，更蕴含着对传统伦理观念演变逻辑的深层记录，为研究乡土伦理重构提供了典型文本。
非虚构文学，指的是20世纪60、70年代在美国兴盛的“非虚构小说”、“新新闻报道”等文学类型。这种写作大多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进入被报道者的内心，力图以真实性描写反映历史原貌，但非虚构文学也可采用多样文学创作手法。非虚构文学具有鲜明的特征，主要可概括为三点：一是写作的“真实性”与文学性，二是叙事视角多着眼于社会底层小人物，三是作品多带有悲剧意味。梁鸿笔下的“梁庄三部曲”便具有典型的非虚构特征：通过文学化叙事呈现乡土社会变迁，其对底层村民命运的记录，成为解读乡土伦理变迁的重要载体。
2. “乡土中国”的时代篇章：社会变迁的深刻烙印
三部曲通过展现中国农村真实的乡村图景，为读者构建了一部完整、曲折的农村变迁史，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对中国农村现实问题的审视和思考。作品不仅提供了丰富的社会文献，也为非虚构文学的发展树立了新的标杆。“梁庄三部曲”从整体上呈现了梁庄在现代化社会转型中的常与变，同时也寄托着作者对乡土中国社会的深层思考。梁庄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期乡村现实的缩影，在时代浪潮中，它经受了转型期的阵痛，如环境破坏、村庄凋敝、村民外出打工等，以下将从不同层面进行剖析解读。
2.1. 《中国在梁庄》：新旧交织的复杂图景
梁鸿以梁庄为独特的观察点搭建桥梁，巧妙地揭示了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在这座桥梁上，我们看到了乡土社会在现代化浪潮中的挣扎与探索，感受到了“传统文明”与“外来文明”之间的激烈碰撞与相互磨合。
从生态文明维度来看，挖沙导致的湍水污染与高速公路的修建，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城市发展与乡村生态、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背后，暗含着乡土社会传统伦理秩序与现代发展逻辑的碰撞与调适。“在创作期间，梁鸿也敏锐地捕捉到了影响乡村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即对情感的忽视，经济的发展不能以情感的牺牲为代价，情感需求的满足必须是现代化方案中重要的考量因素”[1]。传统乡土社会中，河流、土地等自然资源是“差序格局”的延伸——村民与自然的关系基于“世代共生”的伦理认知，湍水不仅是资源载体，更是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的象征。而工业化进程中，决策者以“标准化”、“经济利益优先”[2]为原则，将梁庄的自然环境视为可利用的资源客体，忽视了乡土社会与自然的伦理联结。挖沙大军对湍水的破坏、高速公路对村庄的分割，本质是将“差序格局”中的生态、记忆等集体利益降格为工具理性的附属品，导致乡土社会的“自然伦理”瓦解，进而引发集体身份认同的破裂。
从精神文明层面来看，外界冲击也让乡土社会的“人情伦理”呈现出微妙变化。改革开放后，外出务工潮带来的留守儿童、空巢老人问题，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差序格局”中“家庭–邻里”伦理链条的潜在松动。王家少年因缺乏性教育而走上犯罪道路，表面看是教育环节的疏漏，深层则与“差序格局”中“长辈教化晚辈”的伦理责任弱化有关——外出务工的父母难以持续参与家庭伦理建设，邻里也因生计忙碌，对他人的互助义务有所减轻，这使得部分个体在成长中面临伦理引导的空白；那位因丈夫长年在外、受猜忌与侮辱而离世的妇女，其遭遇侧面显现出“人情伦理”从“互助共情”向“疏离旁观”的悄然转变——在实用考量的影响下，村民间基于“差序格局”的亲疏联结有所淡化，逐渐呈现出各自关注自身事务的状态；梁庄学校被改作养猪场、标语遭篡改的情况，更可看作“精神伦理”层面传统价值受影响的一种表现——学校本是“差序格局”中承担“集体教化”功能的核心场所，其功能的转变，意味着乡土社会“崇文重教”的伦理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现实实用需求，村民对集体精神空间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这也折射出乡土伦理从“集体导向”向“个体需求优先”的细微调整。梁鸿的隐忧正在于此：若“差序格局”所维系的伦理纽带持续松动，乡土社会可能会因精神凝聚力的减弱，面临发展活力受影响的挑战[3]。
2.2. 《出梁庄记》：个体与集体的命运交响
李敬泽认为《出梁庄记》具有“史诗般的精神品质”，这种“史诗性”可理解为个体在“差序格局”逐渐松动后，对身份伦理的迷茫与探索。作品聚焦于21世纪初，围绕“出逃–回归”的核心脉络，展现了城乡发展差异背景下，“集体伦理”与“个体伦理”之间的潜在张力。
“出逃”的背后，是“差序格局”下的集体伦理难以完全满足个体生存需求的现实。梁庄人选择离开家乡，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乡村在发展过程中，暂时无法为个体提供“差序格局”所蕴含的稳定生存保障——传统乡土社会里，“集体”即村庄与宗族，是个体重要的伦理依托，个体通过参与集体事务获得生存资源与身份认同。美国小群体社会学家西奥多·M·米尔斯指出：“在人的一生中，个人靠与他人的关系得以维持，思想因之稳定，目标方向因此而确定”[4]。而在现代化推进中，城市凭借资源优势吸引着乡村个体，却未能让他们完全融入城市的伦理体系，比如户籍制度与公共服务的差异。北漂青年正林“体面工作与卑微生活”的落差，便源于他尝试融入城市伦理体系时面临的阻碍：户籍限制使他难以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像医疗与教育方面的保障；万立二哥在多地辗转打工、应对各类困境的经历，反映出个体脱离乡村集体后，在城市陌生环境中寻求生存的努力——他既失去了乡村“人情伦理”的支撑，又未能完全适应城市的制度伦理，只能以灵活的方式应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在富士康工厂打工的新一代“出梁庄人”梁平被折磨成马尔库塞所言的“单面人”[5]，可看作城市发展中部分伦理逻辑对个体的影响——他接受的城市教育本有望帮助其建立现代身份认知，却在工厂制度下逐渐趋向单一的劳动角色，导致其对自身价值的认知偏向被动适应。
“回归”的被动性，进一步凸显了伦理调适过程中的挑战。回到梁庄的个体，多是在城市生活中遭遇健康或发展困境的人，典型如丰定、永树兄弟患上胃溃疡，万青则因瘫痪失去劳动能力，这些困境让他们难以在城市持续立足，而他们的回归并非因乡村“集体伦理”已完成重建，而是受限于城市环境中未能充分融入的现实。这些个体对城市的记忆多停留在“工资、车间环境”，却记不起曾生活过的小镇名字，这暗示着他们在城市中未能建立深度的情感伦理联结——城市对他们而言，更多是谋生的场所，而非心灵的归属地；而回到梁庄后，他们又面临乡村“集体伦理”尚未完全整合的情况——村庄已难寻完整的“差序格局”来承接这些回归的个体，使得他们陷入“城市难扎根、乡村难安心”的伦理困境，这正是城乡发展差异背景下，乡土伦理调适过程中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6]。
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下的集体和个人都不能幸免于城乡撕裂的阵痛，他们怀揣着希望“出逃”，却在城市的喧嚣中感受到了孤独与无助，甚至个体精神都受到异化，“回归”到社会秩序崩塌的集体又难以获得更好的生存。他们在“逃离”与“回归”之间徘徊与挣扎，这种个体与集体命运的交织，构成了《出梁庄记》的悲壮与希望并存的景象。
2.3. 《梁庄十年》：蓬勃坚韧的生命书写
梁鸿在写完《出梁庄记》后，对自己进行了反思：她认为不应以悲悯的眼光把梁庄人的生活看作低一层次的生活，应该为他们蓬勃坚韧的生命力而自豪[7]。梁鸿以“家人”身份书写梁庄，聚焦个体在伦理困境中对“乡土伦理”的创造性坚守，这种坚守本质是对“差序格局”的现代转化。
个体在家庭场域中的主动突围，彰显了“家庭伦理”的内在韧性与重构活力。春静在遭遇家暴的困境后，并未困于传统家庭伦理的依附性逻辑，而是通过“学佛经、识玉卖玉”的双重探索寻求自我救赎——佛经为她提供精神层面的心灵慰藉，识玉卖玉则赋予她经济独立的底气，最终将“女性依附男性”的传统相处模式，转化为个体独立支撑家庭、掌控人生的现代伦理形态，她“眼里依旧明亮”的状态，正是乡土伦理中“坚韧不屈”的核心内核，在个体抗争中得以延续与升华的生动印证。吴桂兰的生命状态，也正是这一格局松动后个体韧性的具象体现。丈夫瘫痪十八年，本应是家庭伦理核心的子女常年在外，邻里也因她“不合规矩”的言行疏远她，“差序”里的互助联结近乎断裂。但她没困在这断裂里，凌晨五点备好老伴的饭、改造摇椅照料起居，是她对“差序格局”中“家庭优先”伦理的主动承接——哪怕没了子女帮衬，也以个体之力扛住家庭责任；边扫地边跳舞、靠花哨装扮和“网红”自嘲撑着精神，是她在“差序”之外的韧性生长。吴桂兰的活法，恰是乡土伦理重构的微观注脚：“差序格局”的传统联结虽弱了，但乡土人骨子里的韧性，让他们把老伦理的核心精神，转化成了应对新生活的底气——不是守着旧格局不变，而是在缝隙里把“好好过日子”的朴素伦理，活成了自己的方式。
除此之外，还有怀揣梦想干事业的万敏和梁安，虽都遇到重重困境，也想过放弃，梁安甚至还有过轻生的念头，但他们没有被生活的重压击垮，像少年阳阳一样继续往前走。龙婶面对梁安的抑郁症，选择以烧香拜佛的传统方式寻求解决，这种行为看似带有朴素的民俗色彩，实则是乡土社会“朴素伦理”在现实困境中的具体表达：她以传统“信仰伦理”为支点，为家人提供精神层面的支撑与慰藉，既延续了“差序格局”中“家庭互助、守望相助”的核心内涵，也展现出乡土伦理在应对现代问题时，不局限于单一模式、主动适配现实场景的适应性转化能力。梁庄人的朴素认知背后蕴含着对生活的深刻洞察和哲理思考，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理解世界、面对困境并寻求解决方案，这为他们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和行动指南，也体现乡土中国生命韧性之大。
《梁庄十年》通过记录梁庄人的生活变迁和命运起伏，深刻展现了生命坚韧性在不同层面的体现。无论是面对困境的抗争、女性角色的坚韧、历史变迁中的适应与坚守，还是朴素认知背后的智慧与哲理思考，都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真实而动人的乡村生命画卷。
3. 伦理重构的艰难探索：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
3.1. 乡土社会的伦理基础
“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机构是一种我所谓‘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8]。依据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的阐释，中国乡土社会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上形成的人际关系为纽带，以自我为中心、依据亲疏远近的“差序格局”为秩序，具备一定的乡土道德伦理体系的社会形态。其中，乡土伦理立足于乡土社会之上，用来调节、规范和塑造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对生活在乡土社会的人们道德生活的行为准则。
梁鸿从伦理关怀的角度出发，通过描述梁庄的家族关系、邻里互动、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等方面，体现了乡村社会的亲情伦理和集体主义精神[9]。这些伦理关系不但构成了梁庄坚实深厚的伦理基础，也是构成乡村社会有序运转的基石，维系着乡村的和谐与稳定，但是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传统与现代社会的碰撞使得乡土社会的伦理基础遭遇重大冲击，伦理结构面临变迁成为不争的事实。
3.2. 伦理变迁的现实图景
费孝通曾指出：“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在新时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乡土社会基于传统的“礼治”伦理，在应对日益复杂的现代生活问题时逐渐显现出局限性。梁庄的伦理变迁，也正折射出“差序格局”的转型与个体伦理意识逐渐凸显的时代特征。
城乡发展进程中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差序格局”传统形态的转变。《出梁庄记》中，外出务工青年所遭遇的“理想与现实落差”，本质上反映了城市与乡村在伦理认知与生活逻辑上的不同：传统乡土社会中，“差序格局”暗含着“集体庇护个体”的隐性期待，而城市则以“个体能力优先”为主的生活逻辑构建日常秩序，这种差异让部分乡村个体难以快速适应，进而对传统“差序伦理”的依赖逐渐减弱[10]。文艺青年毅志感叹“道路越走越窄”、菊秀喊出“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就是理想”，这些表达背后，是个体在传统“差序伦理”的支撑作用弱化后，对曾经秉持的理想产生的迷茫与失落，也促使他们将关注重心更多转向“个体生存”的现实诉求。
个体意识的逐步觉醒，也引发了伦理观念的转变。民中从“乡土农民”到“现代青年”的形象蜕变，他身穿紧身T恤、金属链牛仔裤和人字拖，这种装扮不仅是外在审美的变化，更暗含着伦理认知的转型：他不再固守老一代“乡土依恋”的伦理情感，而是渴望追求“城市化”的身份认同，试图通过外在形象的改变融入城市的生活秩序。但这种探索未能找准方向——他所汲取的并非城市生活中“民主、开放”的积极内核，反而受到部分“排他性、歧视性”负面倾向的影响，最终陷入“清醒的绝望”。这一现象也揭示了伦理变迁过程中的核心困惑：部分个体在“差序格局”的传统形态发生变化后，既未能建立起成熟的现代个体伦理，又逐渐脱离了传统集体伦理的支撑，进而陷入伦理认知的迷茫状态。
3.3. 伦理重构的探索
在乡土伦理因差序格局转型而面临重构需求的背景下，梁鸿在“梁庄三部曲”中隐含了文化寻根与自我身份认同的实践路径。这两条路径从文化根基与个体认知双重视角，为解析乡土伦理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关键的分析框架，但其在乡土社会的实际推进过程中，并非理想化的线性发展，而是受到多重现实条件的制约，呈现出复杂的实践困境。
文化寻根的现实梗阻。文化寻根的核心是重建差序格局语境下的文化认同，却受限于载体缺失、代际断裂与实践脱节三重困境。从载体来看，乡土文化的物质与精神载体均遭冲击。梁庄学校被改作养猪场，崇文重教的物理空间消失；宗族祠堂或被拆除、或沦为闲置场所，宗族互助的仪式场景难寻；方言使用场景缩减，年轻一代多以普通话交流，邻里和睦的语言纽带弱化。从代际来看，外出务工青年自小脱离乡土，对差序格局中的民俗礼仪，比如婚丧嫁娶的传统流程，以及道德规范，比如长辈优先的相处原则，缺乏认知，甚至存在排斥心理。部分青年认为传统习俗繁琐落后，不愿参与祭祖、庙会等活动，导致寻根失去年轻群体的参与基础。更关键的是实践层面的脱节，当前部分乡村虽尝试恢复传统民俗，比如举办庙会、修订族谱，但多停留在形式复刻，未能与现代生活结合。例如庙会仅侧重商业摆摊，缺乏对人情互助伦理的传递；族谱修订仅记录姓名，未挖掘家族历史中的道德故事，导致寻根沦为表面活动，难以转化为集体伦理共识。
自我身份认同的现实制约。自我身份认同的构建，不仅受城乡发展差异的影响，更面临认知偏差与支持缺位的双重阻碍。从认知来看，梁庄村民对身份的理解存在局限。务工青年正林将城市身份等同于“长衫”、“白领”工作，忽视了身份认同的核心是价值归属，导致其因外在标签落差陷入自卑[11]；部分村民将乡村身份视为落后象征，刻意回避乡土背景，形成既不愿归乡、又难以融城的认知矛盾。从支持来看，城乡两端的支持体系均不完善。乡村缺乏身份认同的培育渠道，比如未开设乡土文化课程、未组织村民参与公共事务，导致村民难以建立对乡村的归属感；城市在公共服务、社会融入等方面的支持还有待提高，比如务工者子女入学需额外提交证明、部分社区未组织务工群体参与文化活动，让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在城市找到身份归属感。
4. 结语
梁鸿的“梁庄三部曲”以非虚构文本的真实性，为理解乡土中国伦理变迁提供了典型个案。需清醒认识到，乡土社会的伦理重构并非传统复归或现代替代的简单选择，而是充满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长期过程。文化寻根需突破载体、代际与实践的多重梗阻，身份认同需破解认知与支持的双重困境，个体与集体伦理的平衡更需应对城乡发展差异带来的持续挑战，任何理想化的愿景都难以覆盖现实的复杂性。
基于此，未来的伦理重构需从务虚转向务实，聚焦可操作的具体路径。其一，在文化寻根层面，推动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实践创新。比如在乡村文化礼堂开设民俗 + 技能课程，既教授传统刺绣、剪纸等技艺，又融入现代设计理念，让青年在学习技能中感受乡土文化；组织家族故事征集活动，鼓励村民挖掘祖辈的互助、坚韧事迹，整理成小册子或短视频，以年轻化方式传递伦理精神。其二，在身份认同层面，构建城乡协同支持体系。乡村可设立村民议事会，邀请村民参与道路修缮、环境整治等事务，增强其乡村建设主体的认知；城市可简化务工者子女入学流程，推动社区开展城乡文化交流日，让务工群体参与邻里活动，减少身份排斥。其三，需建立长期跟踪调适机制。伦理重构非一蹴而就，需定期调研乡村伦理现状，根据村民需求调整实践方式，比如针对年轻群体对传统习俗的排斥，可适当简化仪式流程、融入现代元素，避免因一刀切导致的抵触情绪。
只有以积极务实的态度直面问题，以具体可行的措施破解困境，才能让乡土社会在伦理重构中真正守住文化根基、适应现代生活，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可持续共生。
基金项目
江西省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现代化语境下乡土中国的裂变与重构——‘梁庄系列’非虚构写作研究”(项目编号：S202511318043)的研究成果，由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