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史记》不仅是中国史传文学的瑰宝，更是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史书之一，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约三千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始终坚持不妥协、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刻画了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史记》的创作也受到当时西汉时期儒家思想这一主流思想的影响，司马迁以孔子为标榜，以继《春秋》为已任，通晓儒家思想的精华，凭借博大的胸襟和坚韧的意志，他完成了《史记》的创作，司马迁对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经典都给予高度赞扬，在创造《史记》的过程中也融入了儒家思想的精华。可以说，《史记》是对那个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的一种积极回响，同时，《史记》的创作与儒家思想也在多方面有着深度的契合。
2. 对“儒家思想”的阶段性划分与司马迁的接受
在探讨儒家思想对《史记》的影响时，有必要对“儒家思想”本身进行阶段性辨析。从先秦到汉代，儒学并非铁板一块，其内涵与侧重点随着时代变迁发生了显著变化。
先秦原始儒学：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其核心在于道德理想、人文精神和批判意识。孔子提倡“仁”与“礼”的结合，修己以安人；孟子发展出“仁政”、“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荀子则强调“礼”作为社会规范的作用和“法后王”。此时的儒学充满理想色彩和批判现实的勇气。
汉代经学化与官方化的儒学：至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等人吸收阴阳家、法家等学说，对儒学进行改造，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倡导“大一统”和“天人感应”等理论。这使得儒学在与政治权力的结合中，逐渐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一方面，它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滋生出一些迎合权力、拘泥章句的“鄙儒”。
司马迁虽身处“独尊儒术”的时代，且受教于董仲舒，但并未全盘接纳汉代新儒学的政治化内核。他在《史记》中多次推崇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主张，在《孔子世家》《孟子荀卿列传》中详载先秦儒家先贤“传道授业、经世致用”的实践，核心吸纳的是先秦儒学“以人为本”、“以德服人”的道德内核与文化精神，而非汉代儒学的政治依附性特质。正如陈其泰在《〈史记〉精华十五讲》中所言，司马迁尊孔崇儒，本质是尊崇孔子所代表的原始儒学的文化价值与道德理想[1]。
3. 创作理念与儒家思想的契合
首先，司马迁《史记》中的儒家思想受其家庭因素影响。司马迁一家世世代代为史官，其父司马谈逝世前曾对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2] (p. 3295)，至此，司马迁继承了其父的使命，一方面还是由于司马迁对自身家族使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孝”，“孝”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之一，论语曾曰：“父在，关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3]，司马迁继续了其父的志向，撰写了《史记》这一贯通今古的历史巨著，也是其深受儒家思想“孝”的体现，其中梁建邦在《司马迁和〈史记〉的孝道思想》中也表示：“孝道思想使得司马迁特别看重实现父亲修史遗愿，即使遭遇李陵之祸，蒙受奇耻大辱，接受比死还要可怕的宫刑，也要完成父亲修史愿望”[4]，这是司马迁与儒家思想“孝”的理念的契合。
其次，司马迁也深受《春秋》的影响，《春秋》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儒家经典之一，《史记》中司马迁也有许多涉及《春秋》的言论，其中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故有国者，不可不知《春秋》……”，说明了《春秋》作为儒家经典对于治国处事的重要性，《春秋》是孔子的著作，司马谈也曾对司马迁说：“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2] (p. 3295)，他把孔子作为典范，潜移默化间将孔子所倡导的儒家精神——仁、义、礼、智、信，深刻烙印于司马迁的心中。这些思想在司马迁著述《史记》的漫长历程中，发挥着源源不断的激励作用，更成为他评判书中人物与事件的核心准则，为《史记》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道德价值。
另外，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儒家学说，自春秋时期孔子立教以来，历经世代演进，至汉代已达鼎盛之境，尤其在汉武帝的统治下，社会经济腾飞，国力昌盛至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此前数代君主奉行的黄老之术，其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理念，已无法与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需求相契合。于是，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大一统”的观念深入人心，统一了当时社会思想潮流，司马迁身为这一时代的见证者与记录者，自然无法避免地受到这一官方政治思想的深刻影响。而且，司马迁曾师从董仲舒，董仲舒作为当时的一代宗儒，他的思想自然也会对司马迁造成影响。关于司马迁是否师从董仲舒一事，学界历来说法不一，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司马迁确实是受到董仲舒的教诲，《史记·太史公自序》明确记载：“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2] (p. 3297)。记载了司马迁曾受董仲舒的教诲学习孔子作《春秋》的阐释，王文书在《董仲舒与司马迁学术传承关系考述》中曾言：“二人有过比较深入的交往，一起探讨过学问之道，董仲舒也为《史记》创作编纂提供过材料，也曾给司马迁提出过指导意见”[5]。
由此可见，《史记》的创作理念与儒家思想存在诸多契合，但司马迁受其影响的深度与动机，在学界依然存在不同的解读。这构成了理解《史记》与儒家关系的一个核心议题，即司马迁对儒家思想的运用，究竟是“无心插柳”式的时代浸润，还是“有意为之”的自觉建构？一种观点认为，司马迁身处“独尊儒术”的时代，其思想不可避免地打上主流意识形态的烙印，其对儒家话语的运用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时代书写”，属于“无心插柳”。姜海军在《〈史记〉与六经的传承》中说道：“司马迁对六经、孔子儒家的重视，深受其师董仲舒的影响之外，也是汉武帝时期文化政策转向的必然结果”[6]。
另一种观点则强调，司马迁有明确的史学抱负，如张大可指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实则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整合百家[7]；赵生群从编纂学角度发现，司马迁在史料取舍与人物编排上，始终遵循着明确的儒家价值尺度[8]，则司马迁的这些实践并非偶然，而是为了通过历史书写传递儒家道德准则，是其“有意为之”以儒家精神重构历史的有力佐证。
本文认为，这两种观点并非截然对立，而应视为一体两面。司马迁既是其时代精神的产物，“无心插柳”般地吸收了儒家思想的养分；同时，他又是一位具有强大主体精神的史学家，能够“有意为之”地将这些思想资源锻造成实现其“成一家之言”宏大目标的利器。他并非盲目地成为儒家的附庸，而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史学哲学高度，以儒家思想为最核心的价值参照系，同时兼容并蓄各家之长，最终构建了自己独特的评判体系。
4. 内容选择与儒家思想的体现
《史记》的创作理念与儒家思想的契合，也自然而然地影响了司马迁对《史记》中历史人物的抑扬褒贬，作为一部纪传体通史的历史传记，其内容大多以人物为中心，通过对人物生平的叙述和评价，展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和道德风貌，其评判标准也包含着许多儒家思想的观念，其中也记叙了众多儒学人士和儒学群体。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儒学群体进行了明确划分，通过对比“真儒”(先秦原始儒学传承者)与“鄙儒”(汉代功利化儒者)的言行，精准表达了其对儒学发展的态度，也确立了自身在汉代儒学谱系中的位置——坚守先秦原始儒学的道德本位，批判汉代儒学的功利化异化。《史记》中记录儒学群体的篇目大致有专门记叙孔子的《孔子世家》及其弟子的《仲尼弟子列传》，继承发展儒家学说的《孟子荀卿列传》、西汉时期儒学复兴的《儒林列传》以及记录汉初儒者形象的《刘敬书孙通列传》等。
首先，司马迁对孔子的形象予以重视，《史记》中的“世家”本该是写王侯的一种传记，孔子虽不是诸侯，但却能以庶民身份名列汉代诸王侯之前，突破体例的限制破格撰写了《孔子世家》，详尽地记载了孔子生平，全面地论述了孔子的学术贡献，徐凌云在《论司马迁的儒学思想》中表示：“孔子不是诸侯，却有功于社稷”[9]，孔子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而且汉武帝时期儒学在社会上占有重要地位，孔子又是儒学的创始人，将孔子列入“世家”也反映了当时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曾表示：“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因之作《孔子世家》[2] (p. 3310)。司马迁的《孔子世家》中着力记叙了孔子周游列国、传播儒家思想的经历，揭示了孔子既是为启迪后世的贤哲形象，又是中国古代文化之伟人的开创者和传播者，表现了司马迁对孔子的尊重和推崇，也为后世研究孔子提供了巨大的贡献和参考价值。文末对孔子的赞词中借用《诗经》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赞扬了孔子高尚的品德表达了对其的敬仰之情。梁启超曾在《国学要籍研读法四种》中言：“太史公最通经学，最尊孔子”[10]。
《史记》中除了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列传，还为其弟子记《仲尼弟子列传》，记录了孔子受业身通弟子七十七人的生平事迹，在《仲尼弟子列传》中，颜回的安贫乐道、子路的刚勇果敢等，都体现了儒者在困境中坚守道义的品格。这些“真儒”的共同特点是：以“道”为本，重义轻利，具有独立的人格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司马迁对他们的赞美，实质上是对先秦原始儒家精神的无限向往。
与之相对，司马迁对汉代一部分儒生的描绘则充满了批判与鄙夷，塑造了“鄙儒”的形象。最典型的莫过于《刘敬叔孙通列传》中的叔孙通。此人事秦为博士，二世时，陈胜起，二世问群臣，叔孙通始是之，后又降楚、降汉，其行为准则完全是投机取巧。他为汉高祖制定的那套朝仪，虽然满足了帝王的虚荣心，但在司马迁看来，这恰恰是儒学丧失其“正君心”之批判功能，沦为粉饰太平、谄媚皇权的工具的标志。叔孙通这类“鄙儒”的特点是：以“术”为用，见风使舵，将儒家礼仪作为换取个人功名利禄的敲门砖。司马迁通过冷静客观的记叙，将其“时变”的圆滑与“真儒”的“守道”形成强烈反差，其贬斥之意不言而喻。
5. 评判标准与儒家思想的融合
除了内容上司马迁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儒学群体和儒家思想的传播，司马迁对人物和事迹的评判标准也融合了许多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
首先是政治观上，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司马迁把“仁政”作为政治思想的根本，吸收了儒家以民为本、实行德治的主张，并辅之以道家的“无为”的思想，并且汲取了其他学派的思想精华，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新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对于实施德治的三皇五帝时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太史公将《五帝本纪》列为《史记》的首篇，通过记录“五帝”(即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典型事迹，赞扬了其以德服民、以民为本的高尚品德。在记录黄帝时太史公写道：“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皮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2] (p. 6)。用简洁的语言表达出了黄帝为人处世：上要顺乎天意，下要顺乎民意，以德服天下、以礼治天下，使得百姓幸福，安居乐业。在对于帝喾的评价中写道：“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赞扬了帝喾的崇德尚礼之志；在太史公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其对五帝这种“崇德尚礼”文化去治理国家表示高度的赞赏和肯定。
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对五帝这种以德服民、以民为本的厚德仁政的政治理念表示赞扬，也为其提倡“仁政”的思想奠定了思想基础，并且司马迁在描述皇帝通过征战最后一统天下的过程，也表现了司马迁“大一统”的观念，司马迁对五帝的品德的赞扬和崇尚，也为其评判后世的功过提供了标杆。
在《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肯定了秦始皇对中国民族的“大一统”所作出的贡献，展现了其政治军事才能、纳谏用贤的品质，并在一统国家之后为巩固政权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也借他人之口赞扬了其统一天下的功劳，如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李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2] (p. 236)。认为统一乃是当时民心所向，大势所趋，肯定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功绩，但后期他并没有采取“德治”和“仁政”的政策，秦始皇后期的暴政和昏庸，使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中，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2] (p. 283)，使这个盛极一时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迅速地走向了灭亡，对秦的暴政进行了批判。《史记》中司马迁对秦的批判是相对公允的，他既肯定了秦始皇统一国家的功绩，又对其后期的暴政进行了批判，他对秦始皇的这一评判也符合儒家“大一统”和“仁政”的政治思想观念。
其次是价值观上，司马迁受儒家思想中“孝道”的影响深刻，从其承其父志，深受磨难但仍然坚持完成《史记》这一鸿篇巨制，到孝的思想渗透在《史记》中的字里行间，也成为其评判历史人物的依据。《孝经》是儒家思想孝文化的专著，其孝文化的理论深深地影响了司马迁的思想和《史记》的内容创作。司马迁对仁孝宽厚的孝文帝在《孝文本纪》中亦给予了赞扬。《孝文本纪》记载了孝文帝的德行政绩和以孝治国的理念，其记载孝文帝十三年，齐国太仓令淳于犯罪受罚，其女缇萦上书救父，陈诉了肉刑和刑罚的残酷，并愿进宫为婢来抵消父亲的受刑之罪，汉文帝感其孝行，并下旨废除肉刑：“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驯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2] (p. 428)。他认为君王为人父母，但是，如今民众有过错不能加以教诲反而要断其肢体，这不是为民父母的君王应该做的，因此废除了肉刑。儒家经典《圣经》中曾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孝文帝这一举措，既体现了他作为一名君王爱惜百姓，以德治天下，又体现了汉文帝的“孝”的思想，司马迁对汉文帝的“孝”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袁盎在《袁盎晁错列传》中提到孝文帝的孝行：“陛下居代时，太后尝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汤药非陛下口所尝弗进。夫曾参以布衣犹难之，今陛下亲以王者脩之，过曾参孝远矣”[2] (p. 2739)。记叙了汉文帝虽然贵为皇帝，每天都要处理很多公务，但是他的母亲生病的三年间，汉文帝日夜精心服侍，甚至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每天母亲吃药时，他都要先亲口尝尝。司马迁对汉文帝孝行的记载并对其进行大力赞颂也表现了司马迁儒家思想“孝”在其心中的根深蒂固。
6. 写作手法与儒家思想的契合
《史记》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巅峰之作，其写作手法独特且深刻影响了后世史学，而《史记》作为当时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写作手法自然而然地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与浸润，与儒家思想相契合。
首先是叙事结构与儒家史观的契合。儒家思想强调“礼”，其重要功能是维护社会的等级尊卑秩序，如“君臣父子”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维护当时社会秩序起到重要的稳定作用，司马迁受这种主流思想的影响，自然地在创作史记的过程中，以本纪记帝王、世家记诸侯、列传记人物，这种体例体现了儒家重视等级秩序的思想。但司马迁又秉承着人本主义的思想，把一些对当时社会贡献大，比如孔子，以平民的身份，司马迁却将其列入世家，吕太后尽管没有称帝，其权位却与帝王毫无二致，被《史记》列入本纪。另外，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强调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史记》作为纪传体史书的典范，以人物为中心展开叙事，通过本纪、世家、列传等体例，展现了历史人物的形象和事迹，凸显了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强调了人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方式，与儒家思想中强调人的价值与地位不谋而合。
其次是人物的记叙与儒家思想的契合。《史记》是一部史书即决定它要以记载历史大事件、大人物为主，但司马迁不仅记载了对历史有重大作用的政治家、思想家等，还对一些不为人熟知的小人物、小事件立传，让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也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痕迹，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司马迁都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描写，展现了他们各自的人生价值和历史贡献。
最后，在叙事策略上，司马迁创新性地运用并发展了孔子在《春秋》中所开创的“春秋笔法”，即“寓论断于序事之中”——不直接发表评论，而是通过对史事的精心编排、细节的刻画和词汇的巧妙选择，将褒贬态度隐含于叙事之内。这种手法在《项羽本纪》的“鸿门宴”一节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鸿门宴”紧张的情节推进中，司马迁通过对人物座次、言行的细致描绘，巧妙地暗示了其道德倾向。宴会的座次安排是“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在古代礼仪中，“东向”为最尊。项羽自居尊位，且让盟友项伯与之同坐上位，而将客人刘邦置于“北向”的臣位，这首先暴露了项羽的骄矜无礼，与儒家崇尚的“待客以礼”相悖。反之，刘邦全程以谦卑的姿态应对，自称“臣”，称项羽为“将军”，遵守了尊卑之礼，符合儒家对“谦逊守礼”君子形象的要求。另外，司马迁通过一系列对比鲜明的细节，将双方核心人物的智谋与性格暴露无遗。范增多次举玦示意项羽下决心除掉刘邦，但“项王默然不应”，显示其为人不忍、缺乏雄主治断的刚毅。与之相对，刘邦集团上下齐心，谋略周密：张良洞悉全局，樊哙闯帐时一番“秦王有虎狼之心……欲王关中”的慷慨陈词，名为主责，实为辩护，逻辑严密，直击项羽作为联军统帅应秉持的“信义”所在，迫使项羽“未有以应”，在道义上陷入被动。这一系列细节，生动地表明刘邦的胜利是其团队“仁而爱人”(樊哙语)、上下同欲、智勇兼备的结果，而项羽的失败则根源于其刚愎自用、任人唯亲(信任项伯而非范增)、妇人之仁。这正是儒家所推崇的“得道多助”与“失道寡助”的鲜活注脚。
通过“鸿门宴”这个典型案例可以看出，司马迁的“春秋笔法”绝非简单的文字技巧，而是一套成熟的史学叙述哲学。他通过结构、细节与词汇的精心编织，将儒家对“仁”、“礼”、“智”、“信”、“自省”等品德的推崇，以及对“昏聩”、“无礼”、“刚愎”等行为的贬斥，自然而然地融入到了历史叙事之中，使读者在感知历史进程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他的道德评判。总之，司马迁传承且创新地运用了孔子《春秋》中“春秋笔法”的这种写法，不仅使得《史记》在记述历史事件的同时蕴含了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道德评判，也使得《史记》成为一部具有高度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的史书。
《史记》中多次体现了儒家对于道德伦理的重视，通过对事件的叙述描写，对历史人物的道德评价，都不同程度地展现了儒家“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伦理观，突出了其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另外，儒家思想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感，司马迁在《史记》的创作中也体现了这种历史责任感。支晓亮在《浅析司马迁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中曾言：“儒家思想对司马迁影响最为重要的还是对其人格精神的影响，其受儒家思想而形成‘忍辱负重，自强不息，士为知已者死’的伟大人格精神，最终支撑其完成了历史巨著《史记》的创作”[11]，他一直秉承着不妥协、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记录历史，旨在传承儒家经典文化，《史记》即是儒家文化影响下的经典创作，传承创新了儒家思想，为后世提供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