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版本及成书背景
1.1. 版本
《贵州通志》介绍：贵州省志的修纂开始于明代弘治年间。相关文献记载明代官修《贵州通志》今可考者有四部。第一部是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十七卷，由沈摩编，赵珊编撰。第二部是明嘉靖时期《贵州通志》十二卷，督学谢东山修，张道编。但是这两本流传不广，原书罕见，非常珍贵。第三部是明万历的《贵州通志》二十四卷，成书时间1587年，由贵州布政使王来贤、督学沈思充等人修，可惜此书国内尚且没有发现，仅有日本东京经阁藏有原刻本一部，流传国外，但近年来国内有了静电复印本一部，珍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第四部是明崇祯《贵州通志》，卷数不详，龙文光纂修，据《贵阳府志》记载有此书，但目前未见。
康熙三十二年(1693)，《贵州通志》巡抚曹巾吉倡、贵阳吴巾蕃主修。乾隆六年，《贵州通志》编修完毕，主要是鄂尔泰主持，靖道谟、杜诠等纂。其中，乾隆时期版本的《贵州通志》，是明清《贵州通志》中分量最重的一部，是我国古代贵州省唯一一部较完整和较全面记录贵州历史文献的《贵州通志》，其所收集的资料丰富、所辖疆域广泛，载录史事较此前志书为多，其史料价值较大。但是明清两朝的官修《贵州通志》现存贵州仅有四部。至1919年，贵州政府鉴于旧通志年久失修，又疏漏过甚，由任可澄、李国钊、祖峰、杨恩元、覃生、王敬彝等人倡议续修。是年八月得政府允可，拨出专款，成立续修贵州通志局，以任可澄为总纂，一九四八年志稿全部交齐，不久印成，共一百五十册。不过目前笔者查阅资料时，在数字图书馆上所见版本主编人显示为刘显世。其中《贵州通志：人物志》这一册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在90年代又组织力量对该志中的《人物志》(共16册24卷约200万字)进行点校，于1998年底完成，主编为冯楠。
1.2. 成书背景
明朝所修《贵州通志》主要是明永乐时期，公元1382年贵州建省。正值方志编修之风渐盛。明一代纂修全国性总志，屡次下诏令，命各地纂修志书，贵州省在当时行政的推动下开始编纂。同时也是为了加强对贵州地区的了解，以便施行政务加强地方控制。
清朝时期“康熙十一年(1672)，官方下达诏令，开展《大清一统志》的编修工作。这之后修志工作也层层下递至各省府州县。雍正六年(1728)，官方再次下达修志诏令。此次诏令命重修各省通志，并对分类门目作出了要求，规定了完成年限，并把修志的优劣，归为地方官政绩考核的一项重要准则”[1]，还有《贵州通志》经吴三桂之乱遭损毁。在此背景下，文人学者也倡议修书，甚至主动加入此工作。
民国时期所成版本是在外国侵略、反侵略和抗战之下纂成，历时最久。还有清乾隆修《贵州通志》到清王朝灭亡，未有再修此书。所以，鉴于此由任可澄、陈矩、李国钊等人提议修书，于1919年8月成立续修贵州通志局，期间过程艰难，贵州政局变动、战乱等因素几次被迫停止修纂，甚至遗失部分资料，终于在1948年编修完成。
2. 主要成果
以《贵州通志》为主要参考的学术论文成果颇多，大多数研究贵州为主题。
政治史类，王力的《明代贵州进士数量、姓名考》[2]一文，主要资料以明代的《贵州通志·选举志》为主，综合其他记载，研究明朝时期贵州进士作考察和分析，以理清贵州明代贵州进士的数量和姓名，使得史料记载更加准确。他在文中先析出所提到的贵州进士，再对贵州进士本人进行考究，最后综合信史、史书互证、历史因素得出结论。以文献资料为考证，可信度相对较高，不过还是缺少更多的史料印证。马国军的《元明清时期贵州土司区民族图像研究——以〈(康熙)贵州通志〉〈(乾隆)皇清职贡图〉“百苗图”为中心》[3]一文中，他主要以这两部文献为主，分析了元明清时期贵州土司区变迁及民族分布、土司区各民族图像内涵等方面。进一步加深对土司和少数民族的理解，特别是其所提到的红苗妇女劝架，但是作者未能进一步分析其原因。温春来的《土司制度与王朝国家的治理》[4]文章，利用嘉靖《贵州通志》和万历《贵州通志》探讨土司和中央王朝的治理之间的关系，以及土司制度存在的特征，点明了土司制度与内地以编户齐民为核心的流官制度虽有较大差异，但也有相同的地方，不过未能进一步谈及改土归流后地方的管理和土司治理的差别。总之，这两篇都是研究贵州土司的文章，以《贵州通志》文献为参考，充分论述了贵州土司，拓展了对土司这类特殊官员的研究。其不同的是马国军的文章侧重于土司和少数民族上，温春来更多是对土司制度的研究。但两篇文章都应利用文献更深层次地探讨土司。综上三篇文章，都是对官员的研究，充分利用了《贵州通志》并结合其他史料，论述清晰。
社会史研究类，王志跃的文章《乾隆〈贵州通志·列女传〉考论》[5]，介绍了列女的类型，以节女为重点分析了她们自愿守节所遭到的阻力和坚决守节所受到的伤害为对比，以及当时的政府对节女守节的旌表。作者分析了节女这一重点，但是忽略了她们这样做的原因分析不够。同样还有一篇权春燕的文章《明代贵州的列女现象——以明万历〈贵州通志〉为中心的考察》[6]，主要研究了明代时期贵州的妇女守节的特点和产生的原因，分析了“贞”、“烈”字含义的历史演变，列举了她们的行为表现，分析其妇女贞洁行为在贵州和其他地区也有被接受，解释了产生这样行为的原因。有助于填补贵州妇女史这一块的空白，有助于了解这一时期女性的苦难，但是文章提出她们接受这样近乎残忍的行为，但是并没有进一步分析这样残忍行为对妇女带来进一步的伤害。两篇文章都以女为重点，分析了妇女的守贞、守节，都填补了妇女研究空白，都论述了妇女对守贞洁的原因。不同的是，乾隆《贵州通志·列女传》重点在于妇女的守节行为，而明万历《贵州通志》是分析特点和原因为主，没有进一步分析妇女行为。总之，对贵州妇女的研究目前甚少，这两篇文章以《贵州通志》为主，对其进行梳理和论述，对今后研究贵州妇女史提供了思路。杨春艳的硕士论文《明代贵州方志“人物”资料整理与研究——以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为中心》，主要整理对比明代人物资料，找出差异。正篇文章分为上下编，上编主要写明代贵州《方志》资料整理与研究人物132名，下编简要分析弘治志与嘉靖志两志所载人物异同，分析宋氏水东家族世袭情况及对贵州社会发展之贡献[7]。本文对了解贵州社会、历史意义重大，清楚地分析了弘治、嘉靖时期两书，史料充足，论证清晰。向德俊在《〈清代人物生卒年表〉进士人物补阙——以民国〈贵州通志〉为材料》[8]的文章中，根据民国时期《贵州通志》版本20位清代的贵州进士的生卒年进行补充、修正。本文修正了史料的记载，但是其中仅参照民国版本的《贵州通志》进行对比修正，也是不足的。赵青在《贵州乡贤文化研究历史观察——以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为中心》的文章中，主要以《贵州通志》考察乡贤文化。其中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汉至元人物观察，史料极少，人物载入仅19名，叙述人物仅百字左右；第二部分是明、清人物观察，通志所收录人物较前代甚多，分析这些史书留名人物对乡贤文化所作出的贡献；第三、四部分则是文献来源和新史料考证[9]。这篇文章对乡贤文化方面的分析很少，人物描写详实。何先龙《贵州南明遗臣事迹初考——以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为例》[10]的文章，主要考察贵州贵阳、遵义、黔东南、安顺、黔西南、黔南、毕节、铜仁的南明遗臣事迹。这四篇主要以人物为主，都详细梳理了各个人物，并结合其他史料相对比、求证、补足，并分析了其人物对贵州社会的贡献，意义重大，不过都侧重一方面，对照的史料还是有所不足。
文献学研究类，黄尚文的《〈贵州通志·万历志〉点校商榷——以“铜仁府”为例》[11]文章，指出《贵州通志·万历志》(点校本)中存在的问题，作者仅以“铜仁府”为例，点名其点校错误进行初步的整理与分析，将归类为错字、增字、减字、异体字未校出、繁体字未改为通行正体字、底本字误应校未校、标点错误等，条例清晰，指明其中明显译误之处，补充了“铜仁府”一书内容。杨庭硕的文章《〈百苗图〉对(乾隆)〈贵州通志·苗蛮志〉的批判与匡正》[12]分为上下两篇，得出陈浩对“乾志”的批判极为严厉，不仅是人们所认为的陈浩是在摘编“乾志”的结论。上篇主要写对两书史料价值的评估、对族属识别的匡正，下篇接续主要研究对“乾志”文化史实误记的批评与匡正和对“乾志”缺漏的增补。两篇文章分析和对比得出其官方修书并非完全正确，其人事史料编写也应重视，对历史、民族研究意义重大。刘海涛、丁羽的文章《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易经直指〉”条辨正》[13]，主要是通过对前面史料记载的差异，所用借此对“《易经直指》”作出考辨，辨析将《诗经直指》误记为《易经直指》的原因。内容全面，分析有理。还有史达宁在《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尔雅集韵〉”条辩证》[14]一文中，推理其中致误的原因，证明黄彭年所撰《尔雅集韵》为子虚乌有，还梳理了黄彭年批校《集韵》的经过及其批校本流传情况，有考有据。其三篇文章，重视对《贵州通志》的考据，梳理、分析和评估其史料价值，对比多方史料增补、修订，这对于读者和研究者都是重大意义。
3. 结语
本文对《贵州通志》的版本进行介绍以及对此文献的学术成果作出分类、分析和总结。1948所完成的志稿已经是其损毁遗失以后较为完整的编纂，共一百五十册，其史料价值极高，要想研究贵州的历史、人文、地理等这是必读的资料，否则根本不可能有所成果。因此，今人学者对《贵州通志》资料应多加运用和解读，绝不可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