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南充蛴蟆节有三百余年历史，每年正月十四，南充嘉陵区、顺庆区等乡镇及毗邻遂宁蓬溪会庆祝。“蛴蟆”为当地方言，实指青蛙。其来源有二：一是康熙年间，村民得罪蛴蟆神染上瘟疫，制竹灯插河边祈福驱瘟[1]；二是明末清初张献忠屯兵川北交战得罪河神，降蛴蟆致瘟疫，经道士指点制竹灯祈福1，此灯被称为“蛴蟆灯”。“送蛴蟆”仪式是该节日的核心，旨在驱疫祈福。国内学者从节日价值内涵、传承路径多有探索，为民俗节日的相关研究做了很好的铺垫。现国内大多学者研究主要围绕具有影响力的民俗节日或者少数民族节日，地方特色节日的关注较少，忽略了地方性节日植根于乡土，具有反映民众心理素质情感、传承历史记忆、增强凝聚力的作用。因此，该研究不仅是对地方性节日的一种关注，同时对于研究川内其他地方性节日的变迁具有借鉴意义。
2. 田野点的概况
蛴蟆节流行于南充西河流域周边区域，其中以共兴镇、三会镇以及西充县多扶镇等地最为集中；从行政区划来看，遂宁蓬溪县也有举办这一节日的传统，形成了跨区域的民俗文化景观。南充西河流域一带地处四川盆地东北部，区域内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地貌特征十分鲜明；这里气候条件适宜，年平均气温约17℃，且雨热同季的气候特点，为当地农耕稻作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也孕育了与农业生产紧密相关的民俗文化。从历史维度来看，南充有着悠久的发展脉络，早在汉高祖时期便设有安汉县，古称“充国”；到了隋朝，由于辖区扩大又地处充国南部，南充这一名称由此而来，深厚的历史积淀为当地民俗的传承与演变奠定了文化根基。在民俗信仰层面，南充地区呈现出多元化的显著特征：既有以蛴蟆崇拜为代表的动物崇拜传统，同时又长期受到佛教、道教思想以及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多种文化元素相互交融，共同塑造了当地独特的民俗文化生态。“蛴蟆节”列入南充市非遗名录前，知名度低，由长者主持，民众参与；经政府推广，现是祈求健康的传统节日，更是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参与广的“狂欢节”。
3. 南充蛴蟆节的嬗变
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遗法草案》提交，2011年非遗法实施，我国非遗保护的机制逐渐完善。南充蛴蟆节随之发展，2010年后顺庆区、嘉陵区政府申请其为市级非遗，2011年列入南充市非遗名录，嘉陵区政府率先组织节日，其他区县跟进，多方参与，经政府推广，活动主体渐趋多元。
3.1. 2010年以前的南充蛴蟆节
节日活动主体来源呈现单一性。蛴蟆节是一项团体性的民俗活动，明清时期便产生[2]。由于产生发展跨越的时间较长，笔者通过所获得的文献资料与实地调研资料，对早期的蛴蟆节进行描述。蛴蟆节以家庭为单位，不同于现代意义的核心家庭，它们家庭人口数较多，多以大家庭为主，面向家庭内部，长辈主持与晚辈共同参与；从参与者的来源看，参与者多为当地的民众，由民众自发组织。在过去的蛴蟆节中，送蛴蟆没有固定的路线，只在村子周围活动。
节日过程具有周密性。笔者依据《顺庆区志》与《嘉陵区志》等方面的记载，结合所获得的田野资料，早期的蛴蟆节活动可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仪式前主要是准备工作，包括扎龙船和扎蛴蟆。扎龙船由富有经验的长者用青竹制成的骨架，彩纸糊成龙身，形似龙舟，内置五谷；其尺寸在宽1米左右，长度在2米至5米不等。在送蛴蟆队伍启程前，长者会主持祭祀龙船的仪式，船前摆放“刀头”插上香蜡，祈求“蛙神”(积善乡等地说是“龙神”)保佑平安健康，风调雨顺。而扎蛴蟆灯以家庭为单位，其形制经历了由柏树树皮包裹腊肉梗到竹子和纸制作的演变，也就是现在所能看到的蛴蟆灯。制作时选择1米到2米不等的竹，剔除枝丫，破开一端用一个竹圈撑起，再将稀泥糊在底部，灯体便初具雏形。摇嫩竹与送蛴蟆则是仪式中的重头戏。摇嫩竹是专属于孩子们的活动，由大人带着孩子来到竹地选择一棵高大的竹子摇晃，以此祈求孩子健康成长。“送蛴蟆”是由邻里自发聚集，沿村镇、田边游灯歌唱，最终将灯插在河边任其燃尽或冲走，寓意所有的不如意被送走。仪式后，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送年饭”，标志着对旧年的正式告别，为节日画上圆满的句号。
节日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首先根植于农耕文明的自然崇拜，体现在对水与动物的崇拜。农业文明依赖水更敬畏水，赋予了水滋养生命与洁净污秽的特性。节日中将象征瘟疫的蛴蟆灯送入河流，正体现了对水的敬畏与依赖。另一方面，南充地区因农耕稻作文化发达，依赖青蛙作为益虫保护农作物，延续了古代动物崇拜的传统。其次是热爱生命、追求健康的人本精神。以驱逐疾病与追求健康为主要目的蛴蟆节，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珍视生命价值的积极态度，展现了人们面对困境时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最后是节日所发挥的文化和教育意义。蛴蟆节借助集体仪式，将家庭与社区联系起来，不仅传递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也强化了血缘、地缘纽带与文化认同，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与社区凝聚力的巩固。
节日功能与其象征意义的指向性密切相关。以“蛴蟆灯”象征瘟神，通过“送蛴蟆”仪式将其送至河边焚烧的空间转换，表达了将瘟疫从生活中驱逐出去的迫切愿望，强化了对美好生活的集体向往。这一象征过程同时发挥了社会功能。首先，它整合并强化了社会关系，尽管过去“撵蛴蟆”2的激烈形式可能引发矛盾，但正是这种在共享记忆的基础上，需要邻里协作完成的仪式，极大地增强了社区的内部认同感。其次，当个体都参与并完成这一仪式时，个体的人便融为到共同祈福的一体中，个人的行为由此汇集为共同的福祉追求，展现了社会秩序的再生产与巩固。
3.2. 2010年以来的南充蛴蟆节
受旅游业发展、文化互动及政府介入等影响，蛴蟆节逐渐发展成为当地文化品牌打造的重要载体。
节日参与主体多元化，以村“小聚集”发展为城乡“大节日”。政府代替长者作为新的组织核心，负责统筹组织文艺表演；当地民众的角色则从沉浸式的“过节者”转变为被动的“观瞻者”；与此同时，大量的外来游客、文化爱好者与媒体博主涌入，构成了新的参与群体。这种主体结构的变迁，导致节日的文化权力发生转移。为了满足外来者的消费需求，节日展演的内容与形式不可避免地向外来者的视角倾斜。其直接后果是，当地民众在节日中的文化主体地位被显著削弱，节日从一项内生的地方性传统，更多地转向一场为外部观众所呈现的文化展演。
节日活动过程呈现程序化与商业化特征。在前期准备中，家庭、表演团体与政府分工明确，家庭准备蛴蟆灯，政府则统筹全局路线等。中期则是以展演为主，分日场和夜场。日场是由政府或企业承办的规范化文艺表演，各乡镇在具体时间上虽有差异，但活动内容大致相同。夜场18点左右开启，夜场的送灯游行虽保留了传统形式，但路线与焚烧地点均为预先设定，且活动中穿插着“签到”、“有奖参与”等商业化互动。直至后期整治阶段，消防、交警等官方力量全程保障直至活动结束。
节日经历了从传统宗教色彩到现代意义的转变。蛴蟆节转变为一个兼具经济效益与文化娱乐功能的现代文化节庆。2011年蛴蟆节经政府参与和媒体推广后，逐步打破封闭，成为当地城市名片并且加入乡村振兴的行业中，发挥出乡村文化促振兴的功能。如在2016年三会镇，蛴蟆节吸引了超5万外来游客，蛴蟆灯售罄，旅游收入超100万元3；2017年顺庆区提出全域旅游，2019年建成共兴镇“蛴蟆节”的旅游项目，助力乡村振兴。而这种政府通过出资、出力与出台政策等手段，吸引更多参与者共享节日的同时，也促使节日的娱乐功能发生转向。在过去以娱神为主，现以娱人为主，这一转变深刻体现了蛴蟆节从地方民俗转化为可被规模化运营与产生实际效益的文化资本。
节日在当代获得了创新性发展。首先是蛴蟆灯形制的多元，市面上出现了“南瓜灯”、生肖系列灯等形制。其次在节日内容上逐渐丰富，新增了文艺表演、放生青蛙幼仔等内容。三是传播方式上的创新，南充市民协创作了《蛴蟆节之歌》等主题歌曲进行传播，同时借助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在线上开设了蛴蟆灯预定套餐、特色美食套餐等方式。创新性的发展有效地强化了节日的品牌识别度，也有效拓宽了节日的受众范围与参与渠道。
4. 南充蛴蟆节嬗变的原因分析
4.1. 社会环境的变化
节日的起源多与当地的民间传说相关，但更关键的是生产生活背景，具体来说深层在于农耕文化与万物有灵的信仰体系，而生产力与生活水平的发展会从宏观的结构性上动摇这一基础。传统节日自身缺乏现代适应性，那么节日仪式和文化内涵会被现代生活不断抽空[3]。数据显示，1993~2004年南充市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例下降，2005年增长后继续下降；1991年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整体下降4；2003~2023年农村常驻人口整体下降。总体上，南充市从事农业的人员比重是在逐年降低的，农村常驻人口数更是呈现下降趋势，标志着传统农耕生计方式的式微。当节日的生态根源发生变化，其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联性便随之疏离，最终促使节日原有的文化感召力与社区凝聚力面临被稀释的困境。
4.2. 社会经济的发展
节日若要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生存，必须要适应社会与市场的发展需要。蛴蟆节敢于走上文旅融合、文化要素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发展路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通过宣传片、公众号、短视频等推广，显著提升了蛴蟆节的公众认知度，吸引了以蛴蟆节为主题的文化产业消费群体。这促使节日从社区内部的祈福仪式转变为一项旨在刺激旅游、促进文化交流的公共文化产品。本质上是资本逻辑促使节日成为商品生产和消费的新的时空场域，节日的原初功能逐渐被淡化甚至遗忘，物的消费成了资本逻辑下节日体验的新方式[4]。如今，蛴蟆节已是一个多功能综合体，它超越了单纯的旅游标签，实现了文化价值、经济收益与社会凝聚力的有机统一。这些成效不仅是节日功能的拓展，更是其对现代化外部环境的战略性适应。
4.3. 多方力量的影响
节日在当代的存续与发展，呈现出了一个共谋关系下的文化实践现象。2010年全国人大提出非遗保护草案，次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5，鼓励多方参与保护非遗，非遗保护达成共识。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6肯定了保护传统文化助力乡村振兴；2023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宏观层面的一系列制度架构为民俗节日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在中观层面，地方政府与民间组织共同发力将政策转化为地方性实践。2011年南充蛴蟆节被列入市级非遗，同时南充市委宣传部下发调研通知，组织专家调研，并提出了“双创”蛴蟆节等八方面措施。2023年4月“嘉陵蛴蟆节”列入四川省第六批省级非遗7。当然，重要的是当地民众文化主体性的发挥为节日的发展提供了文化动能，文化是人的文化，人的本质决定文化的本质，人的变化发展带动文化的变化发展[5]。民众通过自制、售卖蛴蟆灯等行为实现角色转换，不断维系节日的生命力与文化氛围。在多方力量的实践下，蛴蟆节所处社会环境虽然发生改变，但核心仪式“送蛴蟆”得以保留下来并焕发新机。
5. 南充蛴蟆节嬗变的理论分析
5.1. 理论来源：功能论与特纳的象征理论
文化功能理论主张从整体上研究文化，马林洛夫斯基是代表，他在《文化论》中提及物品、意义与人类活动的关系，阐释了需求功能理论，强调需求是功能基础，文化是满足需求的手段[6]。该理论从共时性角度强调文化满足人的需求，却忽视历时性文化功能的变化，本研究兼具共时性与历史性，关注不同阶段节日在社会体系中的作用。
特纳的象征理论主要体现在《象征之林：恩丹布人仪式散论》[7]一书中，认为象征符号是仪式最小单元，具有三层意义：一是当地人如何解释、二是仪式参与者的行为、三是与其他象征符号的关系。特纳是人类学象征主义代表，其理论为阐释了仪式的象征符号提供了视角。
5.2. 南充蛴蟆节民俗嬗变的功能和象征分析
从马林诺夫斯基功能论的视角看，南充蛴蟆节的起源与演变，始终围绕着特定社会环境下人类“需要”的满足。在医疗条件落后的传统社会，面对瘟疫的威胁，人们产生了强烈的生物性安全需要和心理慰藉需要。“送蛴蟆”仪式通过将瘟疫具象化为“蛴蟆灯”并送走，为民众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认知和行为方案，满足了心理功能；同时，这一集体行动也强化了社区凝聚力，发挥了社会整合功能。
随着社会变迁，当瘟疫不再是主要威胁时，节日的原生功能随之衰减。然而，在现代旅游经济和精神文化消费兴起的背景下，新的需求产生了。蛴蟆节被重塑为一个文化品牌，其功能转向满足经济需要和人们的休闲娱乐、文化认同需要。相应地，仪式活动也发生了功能转移。“摇嫩竹”从一项关乎孩童健康成长的仪式，转变为一项强调参与和体验的民俗活动，其象征意义泛化为民俗活动共享的情感体验。这种转变并非简单的意义削弱，而是节日系统为了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与发展，所做出的功能性调适。
6. 小结
南充蛴蟆节作为一项地方性的民俗节日，正经历着由传统祈福性质向现代娱乐性的转变，主要受到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市场经济发展，生计方式多样，民众利益意识增强，传统节日裹挟经济利益，成为可以开发的文化资源；二是政策引导，国家非遗立法保护，地方调动资源整合节日，强化了节日的公共文化属性；三是网络媒介的助推，使局限于地方的节日为更多人知晓并参与，逐渐向大型节日发展。就地方性民俗节日而言，想在当代存活并繁荣，需要在功能上实现世俗化转型，在动力上借助多方合力，在形态上完成资本化与媒介化的改造，并最终重构其参与主体的关系。
NOTES
1记载于2013年政府放置于南充市共兴镇五洞桥村村口的共兴蛴蟆节非物质文化遗产石碑上。
2在过去，当地人认为蛴蟆灯象征瘟疫，不喜欢“送蛴蟆”经过自家门口，由此引发村民之间的争执与赶走蛴蟆伍行为。
3南充蛴蟆节：让民俗文化活动大放异彩(https://sohu.com/)。
4以上数据来自于南充统计局。
5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_中国人大网(http://npc.gov.cn/)。
6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_中央有关文件_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
7南充14项入选！四川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推荐项目名单公示|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泸州市_网易订阅(https://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