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山海经》作为一部承载着华夏先民空间观念与神话思维的元典，其文本内在的“虚实”双重性为翻译实践带来了根本性挑战。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译者对原文所构建世界进行认知重构的过程。本文以认知语言学中的识解理论为框架，从辖域、视角、突显、详略度四个维度，系统对比王宏、赵峥与安妮·比勒尔的《山海经》英译本。
研究发现，两位译者通过不同的识解操作，在译文中建构了性质迥异的叙事空间。在辖域层面，安妮倾向于意译传递文化内涵，王赵二人则采用音译保留文化符号；在视角层面，安妮译本采用外部观察者视角与第二人称引导，将神话世界客观化，而王、赵译本则通过内部体验视角与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营造神秘氛围；在突显层面，安妮译本通过形合句法突显逻辑关系，王、赵译本则以意合结构强调空间存在；在详略度层面，安妮通过语义细化和逻辑显化增强精确性，王、赵则通过句法重构保留文本原生神秘性。
本研究旨在通过识解理论的分析框架，系统考察两个译本在多维度上的策略差异，揭示其形成的“学术化记述”与“文学化叙事”两种迥异风格。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微观语言分析与宏观风格阐释相结合的研究路径，阐明译者作为“文化守护者”或“神话重述者”的主体性定位如何驱动其翻译决策，这不仅为《山海经》译介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对探索中国古籍的跨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2. 《山海经》英译研究现状
2.1. 《山海经》原著
《山海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全书共约31000字，分为十八卷，从卷一“南山经”到卷五“中山经”合称为《五藏山经》，从卷六“海外南经”到卷十八“海内经”称为《海经》。两部分合起来，总称《山海经》。《山经》以五方山川为纲，记述的内容包括古史、草木、鸟兽、神话、宗教等。《海经》除著录地理方位外，还记载远国异人的风貌。全书记载了100余个国家近3000个地名、447座山、300余条水道、204个神话人物、300多种怪兽、400多种植物、100余种金属和矿物。
对于其作者和成书年代有三种版本，一是由公元前2100年前的大禹和伯益所著(刘秀《上<山海经>表》)，第二种是西汉成于众人之手(朱熹《宋辞辩证》)。第三种是战国时期的墨子和随巢子所著(卫聚贤，蒙文通)。在历史上，汉代时期的刘向，北朝时期的郦道元，明代时期的杨慎都在著书过程中研究并引用《山海经》的内容。自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山海经》的研究与译著进入高潮。
2.2. 《山海经》英译著翻译研究
Table 1. Translation versions of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表1.《山海经》英译著
时间 |
作者 |
译著 |
1978年 |
美国汉学家约翰·威廉·史福勒 (John William Schifeler) |
The Legendary Creatures of the Shan Hai Ching |
1985年 |
中国台湾译者郑小杰 |
ShanHai Ching: Legendary Geography and Wonders of Ancient China |
1999年 |
英国汉学家安妮·比勒尔(Anne Birrell) |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
2002年 |
石听泉(Richard E. Strassberg) |
A Chinese Bestiary: Strange Creatures from the Guideways through Mountains and Seas |
2011年 |
王宏、赵峥 |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
见表1，从研究时间来看，对于《山海经》及其英译的研究，国外学者早于国内学者。1978史福勒尔译本、1999年安妮·比勒尔译本影响较大。中国译者英译研究，1985年郑少杰译本，2011年王宏、赵峥译本。直到2008年，国内期刊才出现刊登《山海经》英译的相关论文[1]。
从研究层面来看，总体而言，国外学者对《山海经》的研究不多，并且主要针对某一方面进行研究。比如魏尔纳只探讨了《山海经》中的鬼神现象。国内学者却有不同理论视角下的研究：如郜菊，杨柳对译者的研究比勒尔翻译思想，王敏，罗选民从文化预设和多模态分析《山海经》译本，刘雯琼；张晓雯；张晓枚从功能对等角度分析《山海经》中医名词研究；也有对翻译现象的研究：陈丽英分析《山海经》英译失误现象和深层原因。封梦雪从英汉对比角度分析译本明晰特征。
3. 识解理论研究综述
“识解”一词，意指以不同方式识别、理解并阐释同一事物或情境的能力。作为认知语言学中的重要概念，“识解”源于认知心理学领域的“意象”。吴小芳指出，“意象”是指人在感知和体验外部实体时在大脑中形成并保留的抽象表达，后被应用于认知语言学[2]。为避免概念混淆，美国语言学家Ronland Langacker将“意象”重新命名为“识解”，并将其定义为一种关键认知模式，即通过交替方式想象和描述同一场景的能力[3]。因此，兰盖克被视为将识解概念引入认知语言学的先驱。
该理论随后被应用于翻译研究。张艳与郭银指出，受不同识解要素观点的影响，不同译者在解读同一语言表达时可能形成差异化的认知风格[4]。
学界普遍认为，识解理论由Langacker在《认知语法基础》与Leonard Talmy在《语法与认知的关系》一文中共同奠定基础[5]。自该理论诞生以来，国内外学者在理论本体研究及其翻译应用领域均取得了丰硕成果。Langacker和Talmy分别以“焦点调整”和“成像系统”为理论命名，并提出了不同的识解维度分类体系：Langacker体系包含选择、视角和抽象化，Talmy体系则涵盖图式化、视角、注意力和动力系统。此后两位学者均对理论进行了修正——Langacker将识解重新界定为具体性层级、范围、背景、视角和突显五个维度[6]；Talmy则提出识解包含配置系统、视角、注意力分配和动力系统四大要素。[7]
针对Langacker与Talmy在识解维度划分方面的不足，William Croft与D·Alan Cruse提出了新的维度分类方案。[8] Arie Verhagen对识解维度分类现象作出了客观评估，指出认知语言学家试图穷尽式分类和描述识解维度的做法并不现实。当Verhagen认为穷尽识解维度分类既不切实际又违背识解理论初衷时，其观点具有合理性——因为识解理论间接表明，维度分类本质上是为了表述便利，这意味着相关维度应当根据人们的思维需求和表达目的进行针对性描述[9]。
国内识解理论研究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为识解分类研究：识解主要涵盖详略度、视角、范围与心理扫描[10]；Langacker的五维度存在冗余，范围与背景相互重叠应合并为一维，王寅曾在访谈中与兰盖克探讨此问题并获认同，故当前学界普遍接受包含范围与背景、视角、突显、详略度的四维体系[11]；吴小芳根据研究对象特性将识解划分为框架、视角、突显、概念隐喻与概念转喻五类；马永田基于异名同指研究对象将识解划分为投射、视角、突显与详略度等范畴[12]。相较国外研究，国内学者主要根据研究对象特征对识解维度进行评估修正与重构，以契合研究中的思维与表达需求——这正契合识解本质内涵。
其二聚焦术语定名研究，特别是在理论引入初期：主要译名包括“识解”“组构”“主观性识解”等。目前“识解”译法获多数学者采纳并形成共识，少数学者选用后两种译法，如马永田使用“主观性识解”。
其三体现为对识解研究的批判性审视：如吴小芳客观评述了国外识解维度分类研究，指出其存在分类依据不明与过度追求穷尽分类两大问题。
综上所述，国内外在识解理论研究方面存在显著共性。学界对“识解”的定义已形成普遍共识，然其具体内涵与维度划分仍存差异。研究者常根据自身目的与需求，对识解的内容体系与分类标准进行个性化调适。而当前国内研究主要建立在兰盖克识解理论体系基础之上。
4. 识解理论
学界普遍认为，识解理论由Langacker在《认知语法基础》与Leonard Talmy在《语法与认知的关系》一文中共同奠定基础。“识解”一词，意指以不同方式识别、理解并阐释同一事物或情境的能力。作为认知语言学中的重要概念，“识解”源于认知心理学领域的“意象”。“意象”是指人在感知和体验外部实体时在大脑中形成并保留的抽象表达。
国内学者对于识解理论类型进行不断研究。文旭认为识解主要涵盖详略度、视角、范围与心理扫描；著名认知语言学家王寅指出兰盖克的五维度存在冗余，范围与背景相互重叠应合并为一维，他曾在访谈中与Langacker探讨此问题并获认同，故当前学界普遍接受包含范围与背景、视角、突显、详略度的四维体系。
4.1. 辖域
辖域指代表示所涉及的相关经验和被激活的概念域配置，与百科性背景知识有关。这一识解因素主要体现在《山海经》译文中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上。《山海经》记载了中国文化的300多种怪兽、多种草木等。这些动植物名称是典型的中国文化负载词，承载着中国古代神话、地理观、社会理想和语言特色的文化符号。
文化负载词
(1) 有草焉，其状如韭而青华，其名曰祝馀，食之不饥。
(Anne): There is a plant on this mountain which looks like an onion, but it has green flowers. Its name is the pray more. If you eat it, you won’t starve.
(Wang、Zhao): There is a plant called zhuyu, which looks like chives and has green flowers. Whoever eats it, he will not feel hungry.
“祝馀”属于文化负载词，出现文化空缺。Anne版本通过将“祝馀”意译为“pray more”。进行跨文化的隐喻重构。“祝馀”的字面意思“庆祝盈余”被完全放弃，转而抓住其“解决饥饿”的核心功能，并用一个在目标文化(尤指基督教文化)中能产生类似功能：通过虔诚行为获得天赐食物的表达式“pray more”来替代。译者的认知偏好聚焦在词语的象征性，体现了译者倾向于目标读者可读性和创造性。
王赵版本采用音译，将“祝馀”意译为“zhuyu”体现了“祝馀”的“不可翻译性”价值。他的认知偏好聚焦在专有名词的属性，将“祝馀”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体现了译者对“源文化”的尊重和严谨。
4.2. 视角
视角，即译者的翻译角度。译者对源语认知的角度不同，翻译的结果也会有差别。选择不同的视角，其实就是选择不同的认知参照点。《山海经》源文中在描述南山的生物时，采用的全知视角和向东移动的视角路径。
4.2.1. 空间视角
(2) 又东三百八十里，曰猿翼之山，其中多怪兽，水多怪鱼。
(Anne): Three hundred and eighty, leagues further east is a mountain called Mount Monkey wing. There are numerous animals on it and many curious fish in its waterways.
(Wang, Zhao): 380 li further east is a mountain called Yuanyi where there are many strange-looking animals and exotic fish.
Anne译本采用外部视角，使用“in”“on”的介词将“the mountain”与“animals”，“waterways”与“fish”组成两组背景–图形的关系，将读者固定在外部观察点，并解释了动物在猿翼山生存的静态关系。从而将《山海经》的神话空间转换为地理空间，让译文去掉神秘化显得更加客观严谨。
王赵译本采用内部视角，译者通过关键副词“where”将读者的注意集中在具体的猿翼山上，再利用there be的存在句描述山的客观存在状态，让读者在认知上形成场景——存在的模型，以至于从被动接收信息转化为场景的主动探索，塑造一种让读者身临其境的神话叙事风格。
4.2.2. 叙事角度
(3) 又南三百里，曰藟山，其上有玉，其下有金。……有獸焉，其狀如犬，虎爪有甲，其名曰獙，善駚犂，食之不癡。
(Anne): You will find a strange-looking beast on this mountain which looks like a dog, but it has the claws of a tiger and a turtle’s shell. Its name is the leaper. If you eat it, you will not be foolish.
(Wang, Zhao): There is a strange-looking animal which looks like a dog but has tiger’s claws and a turtle’s shell. Its name is the bi. It is good at jumping. Whoever eats it will not suffer from dementia.
Anne使用第二人称视角，通过“You will find...”这个简单的改变，将叙事角度从源文的客观记转为为引导，读者直接置入故事情境，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让读者产生身临其境探险的感觉。
王、赵二人采用第三人称的全称视角，使用经典的“There is...”结构的客观的存在陈述，叙事者是隐身的、全知的记录者。使用“Whoever eats it”保持着一种普遍性原则，与读者有距离感。
4.3. 突显
突显就是适当地将某些事物的特点进行突出，以此达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目的，即人们根据语言与客观世界的关系来处理语言的一种方式。包含隐藏与突显、突显运动过程的不同阶段。特征突显和关系的突显体现了两个译本之间不同的识解方式。
4.3.1. 特征突显
(4) 窫窳者，蛇身人面，贰负臣所杀也。
(Anne): Yayu had a serpent’s body and a human face. He was murdered by the vassal god called Double Negativity.
(Wang, Zhao): Yayu had a snake’s body and a human face. He was killed by one of his subjects named Erfu.
对待“杀”这个词汇，Anne选用了情感更强烈的“was murdered”(被谋杀)。“murder”一词强烈地暗示了非法的、有预谋的杀害，从而突显了这场神界变故的背叛性与悲剧色彩。王译使用中性的“was killed”较为客观，未将神话故事的变化多端特征表现出来。
4.3.2. 关系突显
(5) 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淯，其中多白玉。
(Anne): The River Spate rises here and flows south to empty into the River Breed.The River Spate contains quantities of white jade.
(Wang, Zhao): With its water flowing swiftly to the south, it finally empties itself into the Yushui River where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white jade.
Anne应用两个独立句，“contains”突显了“主体–属性”关系，河流与白玉属于从属关系。王赵二人通过“where there”定语从句，突显了“空间位置”关系。在逻辑关系的角度来看，王赵译文使用“with...following...finallly”叙述了河流形成的过程，主张先过程后结果，以一个简单的伴随状语，用时间先后将河流的流经的过程和形成的结果突显出来，交代了河流形成的前因后果的逻辑关系。
4.4. 详略度
详略度是指对实体描述的详细程度和精细级别。《山海经》的详略度主要集中在信息取舍和修辞增减两个方面。《山海经》怪兽草木特征的词汇翻译和句法层面，前后句子的整合和重建体现了译者不同的识解过程。
4.4.1. 信息取舍
(6) 又东三百里，曰堂庭之山，多木，多白猿，多水玉，多黄金。
(Anne): Three hundred leagues further east is a mountain called Mount Hall court. It has numerous fruiting shrubs and many white gibbons. This mountain has quantities of rock crystal and yellow gold.
(Wang, Zhao): 300 li further east is a mountain called Tang ting where there are many fruiting shrubs and white gibbons. Vast deposits of rock crystal and gold are also held in store here.
Anne在词汇层面将“棪木”译为“fruiting shrubs”：“棪木”具体化为“结果实的灌木”，增加了视觉和功能性细节；又将“黄金”译为“yellow gold”，增加了“yellow”这个颜色词，看似是增加了细节，强调其是天然的、黄色的金矿。这是一种语义上的细化。在句子层面，她保留了原文的并列结构，用两个句子平实地列出了所有物产，再现了原文“清单式”的列举风格。译文的风格保留了原文信息结构和客观语气。
王、赵二人在词汇方面，将“多”翻译为“Vast deposits of”和“are also held in store here”，带有地质学的宏大叙事感，极大地增强了画面的规模感和价值感；以及增加了一个拟人化或神秘化的视角从而赋予了山体一种主动的、神秘的能动性。舍掉了“黄金”的“黄”译为“gold”。在语法层面上，通过句法进行了信息分层，打破了原文的并列结构，赋予了译文更强的逻辑层次感。
4.4.2. 修辞增减
(7) 又西六十里，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鳥獸莫居。
(Anne): After a further sixty leagues, there is a mountain called Great Floral Peak. It is hewn square on all sides, and is so steep that neither bird nor beast can inhabit it. It is five thousand ren high, and covers an area of ten li.
(Wang, Zhao): Another sixty leagues further west is a mountain called Mount Taihua. It is steep on all sides. It is five thousand ren high and ten li wide. Birds and beasts do not live there.
Anne运用英语的“形合”手段，通过增补连接词、使用各种从句，将原文中隐含的因果、转折、条件等逻辑关系清晰地揭示出来。在语言层面，Anne译创造性地增补“After”明确了移动的时序，使用“and”连接山的形态与陡峭程度，并运用“so steep that...”这一典型的结果状语从句，明确揭示了“削成而四方”与“鸟兽莫居”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用“and”将山的高度和广度连接成一个整体，逻辑关系外显。
王宏、赵峥译本在逻辑关系上更贴近原文的“意合”风格，通过并列短句和简单连接词来传递信息，保留了古籍的简洁性和一定的陌生感。在语言层面，王译保留原文的句式，在介绍使用太華山与四周环境的关系时，用“Another”和多个以“It”开头的短句并列体现因果关系。
5. 结语
本研究基于识解理论，通过对王宏、赵峥与安妮·比勒尔《山海经》英译本的系统比较，揭示了二者在译文风格与译者主体性上的根本差异，同时帮助探讨两种翻译路径的利弊及其对不同读者群体的意义。
在译文风格上，安妮译本呈现出“文学化叙事”特征。她通过对文化负载词的意译，第二人称视角、逻辑关系显化及细节增饰，构建了一个结构清晰、生动可感的奇幻世界，致力于提升文本的文学感染力与读者接受度。她的译本是以读者为中心的文学化、归化式翻译，使得译本流畅生动，又具有神话故事的叙事与想象，符合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但是在翻译特有的中方文化时会缺乏文本的严谨性和导致文化失真。而王、赵译本则体现了“学术化记述”风格，通过第三人称全景视角、意合句式及对空间关系的突显，最大程度保留了原文的古朴气质与神秘氛围，强化了其作为文化典籍的本来面目。这种以文本为中心的学术化、异化式翻译，有利于系统地向世界介绍中华经典，也满足了学术研究的准确性与可靠性，但其阅读门槛较高，在文化意象传递时缺少充分的语境补偿，无法准确地向外国读者传达出同样的效果。
译文的风格差异根植于译者主体性的不同取向。安妮作为“神话重述者”，其主体性体现在对原文的创造性再现，以面向英语世界普通读者、推动经典文学传播为核心目的。王、赵二人作为“文化守护者”，其主体性则表现为对文化本真性的坚守，以学术传真和文化传承为根。两种翻译路径共同展现了译者主体性对文本重构的深刻影响，也为跨文化典籍译介研究提供了富有启示的对比个案。
中国典籍外译任重道远，未来的中国典籍外译，应秉持一种辩证的翻译生态观，鼓励多元路径的并存与协作，针对不同文本、不同目的、不同读者，灵活运用从高度异化到高度归化的策略光谱，我们才能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新时代，真正做好传播优秀文化传播的媒介。
基金项目
本文系武汉工程大学第十六届研究生教育创新基金项目(项目编号为：CX2024191)，本论文得到武汉工程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编号为：CX2024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