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场以数字技术为标志的新生产力革命之中。本文聚焦于其中发展最为成熟、实践最为广泛的电子商务经济，旨在系统探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数字时代的理论发展与新实践。电子商务作为一种典型的商业模式，其高效联通产消、重塑价值链的丰富实践，对传统经济理论的阐释力提出了新要求，也构成了本研究问题意识的起点：即面对电商模式催生的新现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与原理应如何被坚持、运用与发展以实现其当代价值？
围绕这一核心问题，本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揭示了学界的积极探索与主要争鸣。研究焦点首先集中于价值创造与劳动形态。学者们尝试将平台上的数据生产与数字劳动纳入劳动价值论框架进行论证，但关于其价值衡量仍未达成共识。例如，有研究强调用户数据生成与算法调度下的劳动具有价值创造属性，而另一些研究则对“无酬数字劳动”是否形成价值持保留态度。其次，关于资本运动规律，大量研究运用资本循环理论，分析了电商如何通过缩短流通时间、降低交易成本以提升利润，并开始审视“平台资本”作为一种新型资本形态在集聚、循环与扩张中的特殊机制。此外，学界也深入剖析了电商所催生的新型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特别是围绕弹性雇佣、众包劳动和零工经济所引发的劳资关系变革与分配正义问题。
然而，现有研究多呈“点状”突破，虽在局部问题上取得进展，却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整合，难以形成对电子商务经济整体运行机制的统一解释框架。同时，相关讨论时常存在将“电子商务经济”与泛化的“数字经济”概念相混淆的倾向，模糊了具体商业模式与整体经济形态之间的分析层次。因此，本文明确以“电子商务”这一具体商业模式为样本，避免概念混淆，致力于系统回应上述理论争鸣，整合价值创造、资本运动与生产关系三个维度，以期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数字实践的创造性结合。这不仅有助于彰显其作为“科学武器”的当代解释力，更将为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贡献理论智慧。
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及其在电子商务中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生命力，在于其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创新。数字经济的勃兴，特别是电子商务的全面渗透，非但没有证伪经典理论，反而在与核心原理的创造性结合中，为其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展现了理论强大的解释力与前瞻性。
2.1. 劳动价值论的深化：数字生态中的协同劳动与价值创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指出：“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1]。这就是“总体工人”的概念，意指产品从概念到消费，是集体协作的产物，每一个参与者都作为总体工人的一员执行着不同的职能。
电子商务平台的出现与演进，是这一论断在数字时代最为恢宏的实践。它将“总体工人”的范畴与协同模式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构建了一个庞大、高效、实时互动的“数字生态协同”体系。在这个生态中，首先，协同范围空前扩大。传统的“总体工人”或许局限于一个工厂或一条产业链之内。而在电商生态中，协同的边界被极大地模糊和扩展。它通过数字技术，将遍布全球的技术研发人员、平台运营管理者、现代物流体系中的分拣员与快递员的直接劳动，平台上数以千万计负责商品组织、视觉设计、客户服务的平台商户，乃至进行反馈评价、创作用户生成内容、分享购物信息的广大消费者参与用户，全部高效地整合在一个精密的协作网络之中[1]。
其次，价值创造路径越来越多元化。这个生态协同体共同创造了巨大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技术研发者创造了平台本身的使用价值；商户是商品价值实现的核心；物流人员创造了空间与时间的效用；而用户的评价、分享行为，则生产着至关重要的“信任资本”与“信息资本”，它们降低了其他用户的决策成本，促进了交易的达成，其行为本身已成为价值创造不可或缺的一环。用户的数据与注意力，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资料，被纳入价值增殖过程。
此外，“活劳动”主导的新形态出现。尽管自动化技术与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但“数字生态协同”的本质依然是活劳动的主导。算法由人设计，生态由人运营，服务由人提供，内容由人创造。只不过，劳动的具体形式从集中的、工厂化的体力支出，更多地转向了分散的、网络化的智力、情感与社交活动。这极大地丰富了“总体工人”的内涵，揭示了在信息生产力条件下，基于数字网络的、开放式的新型协作所能带来的生产力飞跃[2]。
2.2. 资本循环理论的当代适用：电子商务中的流通时间压缩
马克思将资本的循环过程表示为G-W...P...W'-G'，并特别强调W'-G'即销售阶段是“惊险的跳跃”。流通时间，特别是商品资本滞留于市场的时间，直接制约着资本增殖的效率与规模。资本“企图在最短时间内实现最大限度的增值”，这一内在要求驱动着技术变革。
电子商务正是资本追求加速增殖这一内在逻辑在当代最为鲜明的实践典范。它通过构建信息流、物流与资金流深度融合的数字化闭环体系，对传统资本循环模式进行了根本性重塑，其核心成效体现在对商品流通时间的极致压缩[3]。
首先，信息流的重构有效破除了传统交易中的时空壁垒。在传统商业格局下，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长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与地理隔绝，极大延长了商品价值的实现周期。而电子商务平台凭借其即时呈现的海量商品信息与高度精准的搜索推荐算法，几乎消解了市场搜寻与需求匹配过程中固有的摩擦与时间损耗。这种从“人找货”到“货找人”的范式转换，使得马克思所强调的商品资本向货币资本转化的“惊险的跳跃”过程，变得更为精准与顺畅。
其次，物流体系的智能化演进实现了实体商品的高效通达。信息流主要解决了交易匹配的认知问题，现代智慧物流则致力于攻克商品物理移转的效率瓶颈。通过基于大数据的智能仓储以提前预测与科学备货、依托算法优化的实时路径调度系统，以及不断普及的“分钟级配送”即时零售网络，商品在空间中的移动速度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4]。这一系列创新实践显著缩短了商品在仓储与运输环节的滞留时间，从而有力加速了资本由商品形态向货币形态的关键回流。
最后，资金流的电子化革新保障了资本循环的闭环安全与效率。现代电子支付体系的完善，使得传统“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原则得以在虚拟空间中瞬时完成。诸如担保交易、信用支付等一系列新型支付模式，在有效控制交易风险、保障各方权益的同时，也大幅缩短了企业的资金回笼周期。这使得实现了价值增殖的货币资本(G')能够被迅速重新投入下一轮的生产与流通循环，为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持续而高效的资本动力。
由此可见，从“即看即买”的直播电商到“半小时达”的社区团购，其商业实践的本质均可视为资本循环速度的空前加速。这种对流通时间的系统性压缩，不仅直接提升了微观层面单个资本的周转效率与利润率，更从宏观层面显著优化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总体流通效率，构成了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力实现飞跃的坚实微观运行基础[3]。
2.3. 世界市场理论的新发展：全球数字市场形成与电子商务推动
马克思与恩格斯指出，资本具有超越地域限制、不断拓展市场空间的内在驱动力，资产阶级正“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5]。这一“世界市场”的形成，是资本逻辑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必然结果。在当代，伴随数字技术的革命性发展，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全球数字市场，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印证并拓展了这一经典论断。
以亚马逊、阿里巴巴等为代表的电子商务平台，凭借数字基础设施与数据流动，极大地突破了传统地理与制度壁垒，构建起一条全天候、高效率的“数字丝绸之路”。这条“新丝路”不仅实现了商品与服务的全球即时联通，更重塑了国际生产与消费的格局。马克思所分析的“生产的国际关系”在此过程中变得空前紧密与复杂：生产环节依据全球成本与资源优势进行分布式重组，消费需求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被精准识别与即时满足，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与供应链因此被深度整合与数字化重构。
这一进程在现实层面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它为中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关键新动能。跨境电商作为连接双循环的数字化枢纽，既激活了国内巨大的市场潜力，又畅通了中国制造与全球市场的对接渠道，提升了我国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效率与影响力。另一方面，它也成为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数字市场的兴起，使得全球化从过去主要由大型跨国公司主导，转向更多中小企业乃至个体都能广泛参与的“包容性全球化”新阶段，尽管其中也伴随着数字鸿沟、数据主权与国际规则博弈等新的挑战[6]。
全球数字市场的崛起，并非对世界市场理论的否定，而是在电子商务时代以其崭新的形态，生动印证并深刻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洞察。它清晰地表明，资本开拓世界市场的历史趋势仍在延续，只不过其工具与形态已演进为以数字平台与数据流为核心的全新范式。
3. 电子商务实践的关键问题与理论指引
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深刻揭示了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为我们在纷繁复杂的数字经济实践中认清趋势、趋利避害、有效驾驭和引导各种经济力量提供了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
3.1. 平台资本的特性及其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
马克思对资本的二重性即其创造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与其自我膨胀带来的深刻矛盾进行了精辟的论述。资本是推动技术革新、组织变革和市场扩张的重要力量，这在电子商务领域的爆发式成长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平台企业通过资本投入迅速构建起庞大的商业生态，极大地提升了经济运行的效率。然而，资本逐利的本性也使其天然地倾向于垄断、无序扩张与“脱实向虚”，可能导致市场失序、挤压中小经营者生存空间甚至积累系统性风险。
我国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实践，正是对资本特性辨证论治的典范。一方面，我们坚定不移地鼓励创新、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为各类资本在数字市场中的合法经营与健康发展创造广阔空间，充分肯定其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始终坚持资本的社会主义利用方向，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完善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监管、强化数据安全管理等一系列“规范引导、强化监管”的组合拳，有效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遏制其潜在的消极影响。这套“两手抓、两手硬”的治理方略，其根本目的就在于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确保其发展方向始终与服务实体经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国家战略和人民福祉高度一致，从而将资本的活力纳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宏伟蓝图之中[7]。
3.2. 数据要素的价值实现与分配机制探索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具体形态随着生产力的革命性发展而不断演变。在农耕时代，土地是核心生产要素；在工业时代，资本与机器设备占据主导。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成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的关键性生产要素，其作为劳动对象和生产依据的巨大价值，在全球电子商务的精准营销、智能物流、个性化定制和信用体系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显现[8]。
当前，我们从理论层面正式确认“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生产要素理论在新时代的重大创新与发展。这不仅是认识上的飞跃，更催生了实践层面的深刻变革。数据的爆发式增长与海量集聚，催生了“数据红利”这一新的增长源泉。然而，数据的权属界定、价值评估、收益分配等一系列新问题也接踵而至[9]。为此，我们正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建立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新机制。这包括推动数据产权“三权分置”改革，培育规范的数据交易市场，构建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旨在破除数据壁垒与“数据垄断”，充分释放数据要素的潜能，使其真正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避免因数据占有和使用的差距加剧发展不平衡[2]。
3.3. 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目标下的电商发展路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崇高旨归和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根本价值导向，内在要求经济发展的成果必须由全体人民共同创造、共同分享，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电子商务在短短十余年间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其发展绝不能仅仅停留在规模扩张和利润增长的层面，必须锚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宏伟目标。
在实践中，电子商务正以其独特的渗透力和连接性，成为推动包容性增长、促进共享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助力乡村振兴方面，农村电商打通了“工业品下乡”与“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渠道，通过直播带货、产地直销等模式，有效增加了农民收入，激发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8]。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电商平台催生了网店店主、带货主播、快递员、社群营销顾问等数以千万计的灵活就业岗位，形成了强大的就业吸纳能力，拓宽了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来源。在降低社会生活成本方面，电商带来的市场竞争加剧和流通环节缩减，普遍降低了商品与服务的价格，使消费者能以更低的成本获取更丰富的产品，实质上提升了全民的购买力与整体福利水平。这些生动实践，正是社会主义制度追求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的优势，与市场机制在数字时代高效结合的具体体现，它探索着一条更具包容性、共享性的发展道路，将经济发展的逻辑更深地嵌入社会进步的宏大叙事之中。
4. 结论：理论启示与实践展望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提供了解读世界的理论，更指明了改造世界的方向。电子商务作为数字经济最活跃的组成部分，其发展不能脱离科学理论的指引与价值规范的锚定。坚持历久弥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将其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相结合，是电子商务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
这一价值旨归具体体现为三个维度的统一：在发展方向上，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增进民生福祉、促进共同富裕作为根本目标，确保技术演进与模式创新始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在发展路径上，必须坚定走向高质量发展，通过创新驱动、效率提升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协调统一；在发展保障上，必须不断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在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有效防范资本无序扩张、数据安全风险与市场垄断，促进电子商务在健康的轨道上持续繁荣。
因此，电子商务的实践绝非单纯的技术或商业问题，而是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它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坐标系中找准自身定位，在新征程中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最终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