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数字经济发展与“双循环”战略背景下，中国电商经济已成为连接国内外市场的重要枢纽。然而，数据本地化制度在保障国家安全与个人隐私的同时，也与电商全球互联、高效运行的内在要求形成了“安全与发展”的显著张力。该制度在提升监管效能、培育本土产业的同时，也增加了企业合规成本、制约了供应链效率与商业模式创新。本文旨在解析这一张力，探究数据本地化如何系统重塑中国电商的竞争格局与发展路径，进而寻求制度约束与产业创新的协同之道，为中国电商提升可持续竞争力提供理论参考。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digital economy’s development and the “dual-circulation” strategy, China’s e-commerce economy has become a critical link connect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However, while the data localization regime safeguards national security and personal privacy, it also creates a significant tension between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due to its inherent conflict with the globally interconnected and highly efficient nature of e-commerce. Although the regime enhances regulatory effectiveness and fosters the growth of domestic industries, it simultaneously increases corporate compliance costs, constrains supply chain efficiency, and inhibits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is tension, explore how data localization systematically reshapes the competitive landscape and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China’s e-commerce, and seek a synergistic path that balances regulatory constraints with industrial innovation, thereby providing theoretical insights for enhancing the sustainabl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e-commerce.
1. 引言
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加剧和地缘政治影响下，数据本地化已成为各国网络空间治理的关键议题[1]。 “双循环”战略背景下，中国电商如何平衡国内发展与全球拓展，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将数据本地化这一宏观制度与电商产业的微观竞争格局直接关联，从市场集中度、创新模式与价值链地位三个维度分析其影响机制，为理解数字时代的产业政策与企业战略互动提供了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
2. 数据本地化对电子商务安全基础的强化作用
2.1. 监管效能提升与内需市场结构变化
数据本地化通过将核心数据资源限定于境内管理，显著增强了政府的监管效能，为数字经济的稳健运行提供了制度保障。此类措施在实现安全目标的同时，客观上构建了一套市场筛选机制。依托服务本地化、设施本地化等具体要求，境外数字产品与服务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与合规成本被相应提高，其竞争力受到系统性削弱。无论是云计算领域的亚马逊AWS、微软Azure，还是智能终端领域的苹果公司，都须遵循这一规则——前者必须通过本地合作伙伴模式进行运营，后者则需在中国境内建立数据中心以存储本地用户数据[2]。这一政策环境为阿里云、腾讯云等本土服务商提供了关键的发展机遇期，使其能优先占领政务、金融等核心市场，并依托在此过程中锤炼出的技术能力与本地化服务优势，逐步走向全球市场，实现从“受保护培育”到“国际化竞争”的产业升级。
2.2.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自主推进
数据本地化政策通过强制要求数据处理设施位于境内，为本土云计算、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产业构筑了稳定的内需市场，并通过规范市场准入对国内外企业产生差异化影响。从市场合规视角看，该政策要求主导性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履行设施本地化义务，典型案例是苹果公司为满足监管要求，与“云上贵州”合作并建立贵安数据中心，以运营中国境内的iCloud服务[3]。此类合规实践构成了外资企业接入中国市场的前提条件，在客观上提高了其运营成本与复杂度。
从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视角看，政策将电商及相关行业的数据处理需求锁定在境内，为本土服务商提供了持续的市场支撑与技术迭代场域。以阿里云为例，其生态内数据被限定于境内处理，这一规定不仅提供了规模化内需市场，更驱动其在分布式计算与数据库等核心领域实现自主突破。在此政策引导下，阿里云逐步由服务内部生态发展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云服务商，从而为中国数字经济的自主可控发展构建了坚实的底层支撑体系。
3. 数据本地化对电子商务效率与创新的影响
3.1. 企业合规压力与运营效率制约
作为一项强制性监管要求，数据本地化显著提高了跨境电商企业的运营复杂度与制度成本。为满足数据境内存储、备份与处理等规定，企业需投入大量资源用于本地设施建设或租赁，并配置专业合规人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诸如数据出境前须完成本地复制等具体条款，客观上增加了数据传输环节，影响了全球供应链协同效率与数据流转速度，导致整体运营效能下降。此类新增合规成本与效率损耗最终会推高终端价格，削弱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成本优势。
由于业务运营地和用户所在地的不同，企业面临着各国不同的数据政策环境，个人数据保护的标准不一导致企业在数据跨境传输中需制定多样化的合规策略[4]。以一家通过亚马逊欧洲站销售智能家居产品的深圳公司为例，为满足数据本地化要求，企业需额外投入资源租赁境内服务器存储海外用户数据，并配置专职合规团队以遵循国内外双重监管标准。这一流程导致其欧洲市场的销售数据须先传回国内处理，造成1至2天的决策延迟，使其难以像本地竞争对手那样实时响应市场变化。这些新增的合规成本与效率损耗最终摊薄了其国际价格竞争力。
3.2. 创新活动受限与全球市场拓展障碍
数据本地化已成为全球性立法趋势，即便持反对态度的美国也未完全豁免，而俄罗斯、越南等多国更是在法律中明确了境内数据存储与处理的强制要求[5]。这一趋势从结构层面限制了电商企业的创新活力与全球布局。一方面，依赖数据跨境流动的全球数据分析、精准营销与智能供应链优化等创新实践，因数据传输限制而难以充分开展。另一方面，国际数字规则体系的差异性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挑战。面对美国、欧盟及新兴市场各异的监管框架，企业不得不为适应不同司法管辖区的规则要求而承担高额合规支出，显著增加了全球运营的复杂程度与不确定性。此类制度差异不仅阻碍了基于全球数据洞察的商业模式演进，甚至可能导致部分依赖数据跨境交互的服务贸易难以实施，制约了企业的全球化发展进程。
例如，一家致力于打造全球化智能定制服装的中国电商即面临此类挑战，其商业模式依赖于整合全球用户的体型、偏好数据与国内智能工厂。然而，数据本地化规则使其陷入困境：欧盟用户的生物识别数据受GDPR限制难以传输至国内，导致AI模型训练受阻、定制精准度下降；企业还需在欧美建立本地数据处理实体以应对多重法规，合规成本激增。最终，核心商业流程“全球数据–中国工厂”的连续性因制度约束而中断，使这一创新模式在成本与可行性上面临严峻挑战，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全球化发展。
4. 平衡数据安全与电子商务发展的路径探索
4.1. 政策优化：构建电商数据分级治理体系
针对电商行业特点，可建立以下数据分类框架：一级为核心数据(如国家电商平台关键基础设施信息)，严格禁止出境；二级为重要数据(如个人生物识别数据、大规模交易数据)，原则上境内存储，出境需经安全评估；三级为敏感数据(如用户身份信息、物流详情)，在加密和授权前提下可受限流动；四级为一般数据(如匿名化浏览行为数据、公开商品信息)，允许跨境传输[6]。这种精细化管理可在保障关键数据安全的同时，为普通商业数据的价值释放创造制度条件。
在数据本地化适用范围方面，可考虑将已完成去标识化的用户行为数据、不涉及个人隐私的公共物流信息及公开市场统计数据纳入豁免范畴。同时，跨国公司内部管理数据及跨境研发合作数据，在确保安全可控的前提下也可适度放宽存储限制。
4.2. 企业应对：技术赋能与合规能力建设
为应对数据跨境流动规制与数据本地化要求之间的张力，电商企业需构建以隐私增强技术为核心、覆盖数据全生命周期的合规管理体系。该体系旨在不传输原始数据的前提下，实现数据价值的跨境挖掘与业务协同[7]，这为破解数据产权理论中的经典争议提供了实践路径——即在保障数据价值整合的同时，如何控制如Samuelson (2000) [8]所指出高额交易成本，并规避Jones和Tonetti (2020) [9]所警示的创新抑制风险。
在技术层面，企业可采用联邦学习、同态加密与差分隐私等隐私计算技术。联邦学习支持各司法管辖区内的数据节点基于本地数据训练模型，这意味着企业可以在不集中原始数据的前提下，依然实现如Gal-Or等(2018) [10]所分析的平台差异化竞争与技术创新。同态加密技术允许对密文数据进行计算分析，确保原始数据在全程保密状态下发挥价值，有助于缓解个人信息被加工转售可能带来的潜在危害[11]。差分隐私则通过引入可控噪声，在保证统计结果可用性的前提下防止个体信息识别，此类技术在宏观经济统计等领域已展现出其平衡数据效用与隐私保护的潜力[12]。这些技术体系共同构成了“数据不动价值动”的关键基础设施，不仅化解了数据利用与合规风险之间的核心矛盾，也为管理层面的制度设计奠定了技术基础。
在管理层面，企业需将合规要求前置至产品设计初期，参考安克创新的本地化运营经验[13]，系统化贯彻“设计即合规”理念。具体而言，应在产品架构阶段明确数据分类分级标准、跨境传输路径与技术实现方案，建立从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到销毁的全流程合规管控机制。此举有助于管理个人信息分享带来的负外部性[14]，并最大限度地避免因隐私保护不足而扭曲消费者的真实偏好披露[15]。
在组织层面，建议设立专职数字治理机构，负责追踪国际数据规制动态、评估政策影响并制定合规预案。鉴于隐私保护对金融市场、电子货币业务等经济关键领域的深远影响，以及其在构建社会信任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专业的组织保障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应通过产学研协同机制培育复合型人才，重点加强团队成员在数据加密技术、国际商事法律与跨境运营管理等领域的专业能力，为企业的全球化发展构建可持续的合规人才体系。
5. 结语
数据本地化制度与中国电商发展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平衡关系。研究表明：该制度通过强化监管、培育本土市场与促进基础设施发展，构建了关键的安全屏障；但同时也带来了企业合规、运营效率与创新活力方面的发展成本。这一关系推动了中国电子商务竞争格局的深刻变革，具体体现在市场集中度向合规能力强的本土企业倾斜、创新模式从全球协同转向区域自主、价值链地位因技术壁垒与合规成本而面临重构。
实现制度约束与产业发展的协同需要构建精细化治理体系。政府层面应推进数据分级管理，在保障核心数据安全的同时促进普通数据流动。企业层面需将合规要求转化为内生能力，通过前瞻布局、技术融合与人才建设，将制度挑战转化为发展机遇。中国电商未来的国际竞争力，根本上取决于实现安全与创新的高水平均衡。这不仅要求政府提升治理效能，更需要企业增强战略适应能力，从而在全球数字贸易秩序的演进中确立可持续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