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聚焦于马克思在其著作《哲学的贫困》中关于机器的思想，对其理论内涵及其在当今时代的现实意义进行了全面剖析。首先进一步探讨了构成机器思想的双重背景，随后深入剖析了机器与分工之间的辩证关系、机器的本质属性与其对个体自由实现的内在影响。最后，本文深入探讨了马克思的机器思想在当今人工智能时代所蕴含的深刻启示。研究马克思在其著作《哲学的贫困》中提出的机器理论，不仅成功地对蒲鲁东的观点进行了彻底的理论驳斥，而且为理解并应对当前技术驱动的社会变革及其引发的问题，提供了深刻的方法论指引。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Marx’s thoughts on machinery in his work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providing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its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and its contemporary relevance. It first further explores the dual background underlying the concept of machinery, then delves into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chinery and division of labor,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machinery, and its intrinsic impact on the realization of individual freedom. Finally, the article thoroughly examines the profound insights of Marx’s machinery theory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day. Studying Marx’s machinery theory in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not only successfully offers a thorough theoretical refutation of Proudhon’s views, but also provides profound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for understanding and addressing the current technology-driven social transformations and the problems they provoke.
1. 引言
“机器体系是生产力的进步，代表着人们对自然力的进一步掌握，为人的自由、解放创造了条件。”([1]: p. 119)随着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深入发展，使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但在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仍然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数字资本主义”、“技术的异化”等一系列问题。马克思视域下的技术批判理论展现出新的生命力。近年来，学界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有学者指出：“在应用人工智能时存在着伦理隐忧，而人工智能应用的伦理隐忧并非根源于技术而在于资本逻辑的扩张。”([2]: p. 1)在技术资本主义的应用困境方面，有学者指出：“立足马克思机器理论，审视人工智能技术资本主义应用困境发现，展望人工智能技术社会主义应用的愿景。”([3]: p. 70)在技术异化问题上，有学者指出：“在资本的统摄机制下，消解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异化和终结数字生存伦理困境，需要破除技术的资本逻辑，不断确证技术的工具本质，扭转技术应用方向，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从而推动数字技术朝向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的方向持续赋能。”([4]: p. 2)然而，要想充分理解当下智能机器时代的问题，必须回到马克思关于机器问题的重要论述中探寻答案。马克思对机器的认识也是一个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本文基于对《哲学的贫困》的文本解读，系统梳理马克思机器思想的产生背景、主要内容及其当代启示。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机器思想的理解，更为我们在新时代把握技术发展规律、推动科技与社会和谐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2. 《哲学的贫困》中机器思想的产生背景
《哲学的贫困》中机器思想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马克思对其所处时代重大现实问题的深刻回应与理论升华。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关于机器的深刻剖析，其根源正深植于19世纪欧洲，特别是英国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空前社会变革之中。本章首先明确机器思想的社会背景，再进一步梳理文本产生的理论基础，从而阐明《法兰西内战》中国家治理思想的现实基础和理论基础。
2.1. 《哲学的贫困》中机器思想的社会背景
自十八世纪中后期起，以蒸汽机的改良与应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从根本上颠覆了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实现了向机器大工业的历史性跨越。工场手工业虽然通过劳动分工提升了效率，但其生产始终受制于劳动者的体力、技能与经验。而机器大工业则通过发动机、传动机和工作机构成的完整体系，将工人置于从属于机器的地位，并以蒸汽动力突破了人力和自然力的限制。工厂制度的建立，使得大规模、连续化的协同生产成为可能，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生产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此惊叹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 p. 36)与此并行，大规模机械化工业生产模式的兴起，极大地重构了社会的阶级构成，导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凸显为驱动社会变迁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基于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最大化地运用机械化手段以加深对工人的剥削，进而引发了愈发激烈的阶级冲突。在生产领域，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加剧了劳动异化：大量妇女和儿童被卷入劳动力市场，压低了工资水平；机器排挤活劳动，造成相对过剩人口，使在业工人被迫接受更恶劣的条件。工人沦为机器的附属品，劳动失去自主性与吸引力。在社会生活层面，无产阶级陷入深重困境。他们聚居在条件恶劣的工厂区和贫民窟，每日工作长达十数小时，工资却仅能维持生存，工伤事故频发。这种经济剥削与生存困境构成了阶级矛盾的物质基础。最终，无产阶级的斗争从最初自发破坏机器，逐步发展为有组织的罢工和政治运动，形成了自觉的阶级意识与抗争。因此，工业革命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关系变革，它塑造了现代阶级对立的基本格局。
2.2. 《哲学的贫困》中机器思想的直接理论基础
如果说机器大工业的现实是马克思思考的正面素材，那么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则为他提供反面教材。蒲鲁东在其著作的第四章系统地阐述了他对机器的理解，他提出机器不仅具有好的方面还存在着坏的方面。机器的好的方面包括：首先，“机器的采用分工劳动者恢复原状、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降低产品的价格，活跃各种价值的交流，促进新发明和提高公众福利”([6]: p. 168)；其次，机器有助于实现才能的均衡分布，“劳动在把才能加以区分并且通过行业分工为才能的均衡化做好准备以后，便依靠机器来把智能彻底武装起来”([6]: p. 171)；最后，“机器是人类自由的象征，是我们驾驭自然的标志，是我们能力的属性，是我们权利的表现，是我们人格的标记”([6]: p. 171)。对于机器坏的方面，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指出：“机器是产生贫困的一个经常性原因”([6]: p. 185)，是机器产生的坏的方面。而这一理解在马克思看来，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蒲鲁东机器观的核心谬误在于其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论。他不是从现实的经济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史出发，而是从抽象的经济范畴和“普遍理性”、“社会天才”的自我运动出发来理解机器。在他的“经济矛盾体系”中，分工是第一个时期，也认为分工具有“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而机器则是作为分工的逻辑反题出现的。这种论述完全颠倒了现实与观念的关系，将活生生的工业革命史，简化成了经济范畴在头脑中辩证运动的逻辑序列。这种唯心主义视角，使得蒲鲁东无法看到机器与特定社会形式的内在联系，从而将机器本身等同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陷入了既诅咒机器带来的贫困、又幻想通过机器实现公平的深刻矛盾之中。对蒲鲁东这种头足倒置理论的批判，是马克思厘清自己科学机器观的必要前提。
3. 《哲学的贫困》中机器思想的主要内容
3.1. 机器与分工
马克思在剖析机器与分工的关系时，首先彻底清算了蒲鲁东将机器视为“分工的逻辑反题”的唯心主义观点。蒲鲁东认为，分工有坏处，而机器被发明出来以消除这些坏处。对此，马克思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论证了机器与分工是交互作用、共同发展的历史产物，而非观念的逻辑推演。他深刻地指出：“生产工具的积聚和分工是彼此不可分割的，工具积聚发展了，分工也随之发展。”([7]: p. 626)这一论断从根本上确立了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生产工具的变革，对劳动分工形式起决定性作用。机器不是凭空出现来“纠正”分工的，而是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与积累起来的资本和科技知识相互作用下，生产工具本身发生革命性变革的结果。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机器的引入非但没有消除蒲鲁东所看到的分工的弊端，反而以一种更极端的形式重构并强化了分工体系。马克思提出：“工厂制度的原理就在于机器劳动排挤手工劳动，以及操作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以代替手工业者间的分工。在手工劳动制度下，人的劳动通常是任何一件产品最宝贵的因素；而在机器劳动制度下，手工业者的技艺就日益为看管机器的简单动作所代替。”([7]: p. 629)这清晰地表明，机器大工业所确立的分工，使工人从工场手工业中“局部工人”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为机器的“活的附属物”，其劳动内容被简化为对机器系统进行单调、重复的工作，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在此过程中被彻底压抑。因此，马克思对机器与分工关系的阐述，破除了蒲鲁东的唯心幻想，科学地指明了二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真实互动是一种相互强化的、加深劳动异化的过程。
3.2. 机器的本质
要理解马克思的机器思想，关键在于把握他对机器本质的深刻界定，这构成了他与蒲鲁东及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根本区别。马克思坚决反对将机器视为一个超历史的、单纯的技术范畴或经济观念，而是将其置于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进行考察。他明确地指出：“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生产上的社会关系，才是经济范畴。”([7]: p. 622)马克思首先剥离了笼罩在机器之上的神秘唯心主义面纱，将机器还原为一种物质性的生产工具，如同耕牛一样，其本身不属于社会关系的范畴。紧接着，马克思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在资本主义时代，“应用机器”这一行为本身，已经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环节。这意味着，机器一旦被资本所吸纳和运用，它就不再是纯粹的自然物，而是承载了特定社会关系的物质载体，成为了“固定资本”。马克思进一步阐发了生产工具的社会形态，他在文中写道：“劳动的组成和划分视其所拥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手推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7]: p. 103)由此可见，“蒸汽磨”作为一种机器，其本质不仅仅是碾磨谷物的技术装置，更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物化象征和物质基石。因此，机器的本质是双重的：从技术层面看，它是人类手工业生产的产物，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从社会层面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是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手段，是物化的资本权力。
3.3. 机器与实现自由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通过对机器的历史发展与经济的深入分析，针对蒲鲁东将机器简单视为“分工的逻辑反题”的形而上学观点，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指出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虽然造成了劳动异化，但机器本身却蕴含着实现人类自由解放的物质潜能。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将机器的使用归结为天命的或慈善的目的的观点不值一提。一方面，机器的产生是源自于对现实需求的回应。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市场规模的扩大，传统的人工制造方式已无法适应日益增长的生产需求，从而激励了人类运用力学原理设计和制造机器以提升生产效率。另一方面，自从机器被投入使用和自动化工厂初步建立之时，它就呈现出了对阶级的残酷压迫，而不是真正的自由：“儿童在皮鞭下面工作。他们成了买卖的对象，有人为弄到儿童同孤儿院订立了合同”([7]: p. 627)；“在每一次多少有点重要性的新罢工之后，总要出现一种新机器([7]: p. 627)”。马克思指出：“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简化了作坊内部工人的职能，扩大了资本积累，使人进一步被分割。”([7]: p. 628)那么机器与分工相比而言，机器只是一个纯粹的生产工具。因此，使个人摆脱机器的束缚的难度相较于从分工中复归人的自由个性的难度要简单一些。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自动工厂在使用机器导致“职业痴呆”的同时，也孕育出消灭这种痴呆的力量：“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7]: p. 630)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并未因此否定机器本身，而是透过这种异化现象看到了机器在历史发展中的革命性作用。他进一步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7]: p. 602)。这意味着机器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其发展必然要求突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为新的社会形态创造条件。因此，机器在马克思的视域中呈现出双重性：它既是资本统治劳动的工具，同时又在其自身发展中孕育着否定这种统治的物质条件。要实现机器由奴役手段向自由工具的转化，关键在于改变其资本主义应用形式，通过社会革命消除雇佣劳动制度，使机器从资本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真正服务于人类发展。这一深刻见解不仅超越了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的狭隘视野，更为我们理解技术进步与人类解放的内在关联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
4. 《哲学的贫困》中机器思想的当代启示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机器问题的深刻剖析，不仅对蒲鲁东唯心主义机器观进行了彻底批判，而且为我们理解当代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这一思想体系在数字时代仍然具有生命力。
马克思的机器思想为我们认清人工智能的本质提供了关键的理论工具。当前社会对人工智能存在着两种极端的认识：一种是将其神化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万能钥匙。另一种是将其视为导致人类失业和社会分裂的洪水猛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8]人工智能作为人类智能的延伸，本应成为解放人类、创造更多自由时间的工具，但在资本逻辑主导下，却可能异化为监控劳动者、强化剥削的手段。因此，随着当下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我们也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仅要看到人工智能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革命性意义，还要警惕其在生产关系下可能产生的异化效应。
《哲学的贫困》中的机器观对指引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启示。马克思的机器思想要求我们必须将人工智能的发展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中考察。首先，人工智能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代表，其发展必然引起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的理论研究必须立足于这一客观事实。其次，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最后，必须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待人工智能的发展。研究其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社会子系统的相互作用，既要充分发挥其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也要通过制度建设预防可能产生的社会风险。
在处理人机关系这一核心问题上，马克思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根本遵循。马克思辩证地看到了机器体系中蕴含的解放潜能，在人工智能时代，处理好人机关系的核心不在于抵制技术进步，而在于通过社会关系的变革，使人工智能从资本增殖的工具转变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手段。具体而言，我们需要在三个层面着力：在劳动过程层面，要通过技能培训和制度设计，使劳动者能够在与人工智能的协作中发挥其独特的创造性和主体性。根据市场需要优化技能教育培训的机制，着重培养与人工智能相适应的技能人才；在社会分配层面，要建立合理的收益分享机制，使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率提升能够转化为全体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缩短和自由时间的增加；在制度建设层面，要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始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完善与人工智能有关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以确保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并保障人民与国家的整体安全。
总之，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阐发的机器思想，以其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和辩证思维方式，为我们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各种挑战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基础。这些启示不仅有助于我们避免重蹈蒲鲁东式的唯心主义错误，更指引我们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和社会制度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