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意志意识形态》自然与历史关系及意义
On the Relationship and Significance of Nature and History in The German Ideology
DOI: 10.12677/acpp.2025.1412607, PDF, HTML, XML,   
作者: 陈若轩: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关键词: 《德意志意识形态》自然历史辩证统一The German Ideology Nature History Dialectical Unity
摘要: 自然与历史的关系在哲学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马克思哲学产生以前,哲学研究总是将自然与历史看作是分离的两个领域,把自然看作是在历史之外、与历史毫无关系的存在,历史则是抽象精神的历史。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深刻阐明自然与历史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实现了对以往片面的、抽象认识的超越,发现了实践在自然与历史统一过程中的重要意义,通过引入实践概念作为正确认识自然与历史的钥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论,厘清自然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对唯物史观的发展产生了革命性意义,充分凸现了“实践”的本体论意义,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复归于最真实本质的关联,得到了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明确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立场。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history constitutes a profoundly significant issue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Prior to the emergence of Marxist philosophy,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variably treated nature and history as two distinct realms, viewing nature as an existence separate from and entirely unrelated to history, while conceiving history as the history of abstract spirit. In The German Ideology, Marx and Engels profoundly elucidated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nature and history, transcending previous one-sided and abstract understandings. They uncovered the vital significance of practice in the process of unifying nature and history. By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practice as the key to correctly grasping nature and history, and employing the fundamental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lar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history held r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 for the discovery of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It fully highlighted the ont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practice”, rest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to its most authentic and essential connection. This provided a historical materialist interpretation and clarified the standpoint of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文章引用:陈若轩. 论《德意志意识形态》自然与历史关系及意义[J]. 哲学进展, 2025, 14(12): 99-104.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12607

1. 引言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作为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志性著作,其中“清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前的哲学信仰”,将矛头直指以往一切形式的旧哲学,用“自己弄清楚问题”作为最终目的,批判以布·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抽象化叙事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和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直观唯物主义观点。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形态》逐步建立起的历史科学脉络,马克思破除旧的“观念历史”,坚持历史始终是与自然密切关联的人类社会活动,指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客观规律,也是从自然与历史抽象统一的人道主义立场转变为物质生产生活的基础之上。在对《形态》所探讨的核心观点研究以来,学者们得以窥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变迁,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硕果,从唯心主义的批判研究到《形态》所涉及的多角度研究,正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于自然与历史、“现实的人”的探讨中形成了其伟大的思想创举,只有继续剖析自然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法,审视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立场,才能揭示其隐藏于社会历史现象背后的客观规律,建立起唯物史观具有重要革命性意义。

2. 自然与历史的分割

哲学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首要是将统一的物质世界分裂为两部分,人类自身与人以外的世界。哲学研究的历程更是围绕自然界和人自身的历史这两大领域演化,从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超脱自然的关联只抽象出观念的历史,到费尔巴哈只承认自然的客观存在而忽视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哲学家们都只是孤立或对立地看待自然和历史。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彻底厘清自然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也确证自然与人类实践发展活动密不可分,最终弥合自然与历史之间的长久对立。

2.1. 黑格尔哲学体系:抽象历史分离自然

德国古典哲学多将自然与历史看作两种独立的领地予以考察。黑格尔为了解放被所谓科学的研究方法机械探讨的自然界,以绝对理念为锚点形成自然界是绝对理念的异化产物的观点,以“自己毁灭自己,并打破自己的直接的东西与感性的东西的外壳”[1]为宗旨,使“物质自然”在绝对理念的自我扬弃中“精神自然”实现复归。这种解放看似要恢复机械自然观失去的生机活力,却被唯心主义束缚在意识中进行精神活动而已,自然界应该与人类一同解放。而在黑格尔唯心史观的影响下,整个人类历史呈现出“精神”自身的发展过程,成为一种概念的历史“黑格尔的历史观以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为前提……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精神的历史,因而也就变成了同现实的人相脱离的人类彼岸精神的历史”([2]: p. 291),具象的人类历史被理解为思维发展的逻辑。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根本缺陷便是这种以“绝对精神”作为立场,“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不过是成为这个隐蔽的非现实的人和这个非现实的自然界的谓语、象征”[3]。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驳与其继承的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合理内核”,为更科学的哲学移植土壤,使哲学能成为改造世界的武器,也形成了马克思独特的唯物辩证法。

2.2. 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纯粹自然脱离历史

费尔巴哈以唯物主义立场挣脱出黑格尔的抽象自然束缚,将自然界作为人生存的基础,还原自然的物质属性,马克思在这点上称赞“费尔巴哈消解了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使之变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2]: p. 342)。但费尔巴哈又局限在对世界的直观“理解”,是一种对“纯粹自然”的素朴实在论,只把自然理解为先于人类存在的自在自然,切断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应有的内在联系。正是因为忽略了“现实的个人”的对象性活动,费尔巴哈将其在自然观上的认知局限延展到历史观上,“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4]。从而陷入自然观上唯物观、历史观上唯心的二元悖论之中。《形态》中如此评价费尔巴哈:“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2]: p. 530)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批判中也继承保留了其中的合理部分,并作出了新的阐释,例如对“复归人性”、“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等人的价值作出进一步的肯定,提出了“个人的全面发展”等。

3. 自然与历史的关系

要深刻论证新的理论见解并跳出旧哲学的“围栏”,关键就在于厘清自然与历史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便对以往哲学中那些割裂自然历史本质、独立看待自然的存在、又赋予历史以抽象的思维或一些“死物”的意义等作出有理有据的批驳。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对自然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做出澄清,也确证自然与人类实践发展活动密不可分,最终弥合自然与历史之间的长久对立。

3.1. 历史的自然与自然的历史

“历史的自然”即自然具有历史性特征,马克思认可自然界于人的先在性,但并不止步于人以前的单纯“自然”,而是人类存在以来努力改造并适应生产生活需要的实践活动的产物。自然不断人化,伴随人类社会的历史如车轮滚滚向前,这种活动才真正给自然赋予现实的意义。自然界的进化显化着人类自身的进化,确证人类的本质力量,“自然界,就其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5]。与此同时,人类历史与自然共同发生着变化,人与自然越密切的互动,社会发展阶段越快,从原始时期发展到工业革命再到如今的科技进步,人改造自然能力的提升也展示着社会历史的进步。从现实的人出发,人类在特定社会关系中实际存在异化,在历史长期的感性活动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6],因此再不能将自然与历史独立开来,自然只能是历史的自然。

“自然的历史”即历史具有自然属性。《形态》中马克思的著名论断“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7]: p. 146),表明历史的主体是人,更是在人的时间与空间中推进的过程,展现的是人对自然改造的画卷,以自然为物质基础。人类历史阶段的生成与自然在实践中发生改变同时发生,人–劳动–自然界–历史,人类不断提高着人化自然的能力,“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7]: p. 147),自然成为历史产生的客观物质条件,而以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类的自我扬弃更新着与自然的关系,延续未来,历史也就得以发展。自然与人之间同样相互制约,改造的活动受到自然规律的限制,这种自然的必然性决定了历史的必然性,历史的发展不能离开自然陷入意识中的空谈,回归自然的物质前提,认识到劳动空间是历史的物质载体,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在人对自然实践能力的提高中发展,引发分工的不断扩大与生产方式的演变,进一步形成了更大范围的交往,形成世界历史的丰富内涵。

3.2. 自然与历史的统一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形态》中将自然与历史统一的视角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自然科学重心转换为历史科学,直白地阐释历史涵义的具体化。“我们仅仅知道一门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2]: p. 66)逐渐深化“感性意识”基础上的统一、工业生产基础上的统一,直到自然与历史的统一奠定在物质生产基础之上,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初形态。“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2]: p. 194)《形态》始终立足于现实的人考量自然与历史的双向互动过程,“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2]: pp. 518-519)。表明“现实的人”既作为自然进化的成果,又成为历史进步的前提。

实践的历史实实在在展露着人类的发展史,《形态》中通过展现不同的实践形式,不断确证自然基础上推动历史,历史的进步改造着自然的辩证统一过程。首先是生产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即衣食住行,人类最本能地生存需要形成了自然与历史统一的开始;其次是生产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人类满足基本生存后开始发展演进而产生新的需要,推进着历史与自然更紧密地链接;最后还提出人类的繁衍即延续的需要,人类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需求不断地产生,历史和自然也在实践基础上形成不可反驳的统一。马克思的哲学视野下,实践蕴含着全部社会生活的内涵,实践由人的生产活动发生,调控着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使得人与人之间形成密切的社会关系,逐渐演变发展为整个人类历史,实践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十分重要,“因为实践,人类获得其存在的本质;因为实践,现存世界获得其存在的本质;同样因为实践,世界历史获得其存在的本质”[8]。通过实践形成了背后的客观发展规律,让自然与历史的统一成为了观察世界的完整视角。

4. 自然与历史关系的意义

自然与历史之间的辩证关系由马克思发现并建立在实践基础上,既实现了自然与历史从割裂到统一,也逐渐实现自然观与历史观的有效统一。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哲学视野把实践作为全部社会生活的奥秘,历史的自然或是自然的历史,二者在人的改造活动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中都得到了有力的证明。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实践中解放了自然、历史在各自哲学的概念范畴的限制,使得自然与历史真实的相互关系呈现出来,实践在自然与历史之间的链接起到了重要的意义,明晰了人类的本质,自然界与世界历史也找到了其存在的本质,这种对以往哲学对历史与自然关系的全新解读产生了重大的意义。

4.1. 发现了“实践”中介的意义

在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视野当中,只有绝对精神为核心的推演,历史在精神的作用下才会演变为社会的发展而不会变成纯粹的一种生物进化,历史跟随人的意识活动的逻辑必然规律而逐步发展,自然与历史只有是对立的,才能揭示意识与历史之间的运转过程,才能在黑格尔自身的哲学逻辑当中完成自我完善的过程。而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够实现历史与自然相统一,就在于发现了“实践”这一中介概念的意义。实践是历史与自然双向赋予的物质根基,“历史”是以物质实践为出发点发生对象性的活动,所以“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9]。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告别了旧唯物主义,而走向了改变世界的历史唯物主义。

在实践基础的意义上,自然与历史有效结合并相互促进,指引人类不断改造着物质世界。正因为人类实践让自然不再是自在变化的独立环境而成为与历史交织的空间,历史也不再是飘渺的抽象而成为与自然连接的真实存在,人类社会的真谛便是从人出现以来就逐渐深化着自然与历史的统一。脱离实践这个基础来认识历史与自然的关系,必定会割裂二者之间的统一性,破坏其整体性。实践的本体论意义让我们看到自然与历史的本质,将实践引入人的认识进程,以实践作为正确认识自然与历史的钥匙,认识到了自然与历史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这为唯物史观的建立提供了巨大的理论基础和前提,同时也将人从自然的束缚中解脱了出来,为人类通过改造自然促进社会发展、通过变革社会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这些革命性理论提供了理论支撑。

4.2. 实现了“自然”的复归

自然与历史形成了同构互塑的关系。第一,人只有走出自然,才能创造历史。“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2]: p. 16)马克思恩格斯首要的贡献就在于以世俗为基础看待历史,人在不断与自然的互换中创造需求,这一过程始终贯穿着历史的活动,人类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历史靠着物质的行动转变为世界历史。第二,环境也造化着人类,人类秉持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发展规律去改造自然,才能使人类生存得以延续,如此往复,人与自然的和谐达到平衡,回归自然从而也实现人与人的本质的统一。“在每一个历史时代获得解放的个人只是进一步发展自己已有的、对他们来说是既有的生存条件。”([2]: p. 573)也就是说,人类历史代代相传的关键依靠人与自然达成和谐统一。复归自然既能实现人与自然的本质相统一,也声明了人是自然的无机的身体,自然是人类的栖息之所与本质所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将“自然科学”作为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展开分析论述:“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2]: p. 194)并且,此时马克思已经认定人就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在《形态》中:“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2]: pp. 516-519)马克思在这里不谈“自然科学”并非不重视自然,实际是针对费尔巴哈只停留在直观的层面上理解自然科学,而忽略自然科学背后的社会关系。在费尔巴哈那里,历史与唯物主义完全割裂与脱离。正是世界历史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使分工成为社会的,同时让自然的关系变成历史的、现实的、货币的关系。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专门写下了“自然科学和历史”。

4.3. 得到了“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

唯物史观首要的历史概念被定义在“现实的人的现实生活”这一范围作为设定的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也将人的生命活动视作生活决定意识论中所指的生活。“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有生命的个人存在也即人要能生活下去的自然基础都应该是任何历史的出发点。从自在自然逐渐变为人化自然的过程,是由人们的现实活动在历史的进程中发生着变化,不能说构成了现实的人的全部基础,但历史也在这个意义上呈现为所谓的时代更迭。如果说人的本质就是对象化存在,那么劳动就是这种对象化的表现形式,但这种劳动只能作为一种社会化的生产性劳动,使得这种劳动呈现一种异化的现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强调了实践的决定性,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显现而激发了社会历史的变革。

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作为新世界的一种总和关系,将现实的个人与物质生产过程基础之上的全部社会存在共同形成历史辩证法关系,为理解人类社会提供方法论指导,唯物史观将历史的调查研究置于客观规律与内在发展逻辑当中,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形成了全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如恩格斯于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所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10]马克思把现实的人作为唯物史观的出发点,使我们正确认识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主客体关系。历史脱离了抽象理念的精神虚壳,由现实的人的物质性社会生产活动以及矛盾而推动,基于现实基础的真正的历史,人的物质生产实践作为自然和历史统一的基础,彰显出人的历史主体性,这对于研究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黑格尔. 自然哲学[M]. 梁志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617.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6-573.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332.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83-484.
[5]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56.
[6] 马克思, 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20.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46-147.
[8] 干成俊. 解读唯物史观的四重视域[J]. 哲学研究, 2011(6): 10-14.
[9] 马克思, 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37.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