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是国际、国内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是一个高频率使用的“时尚”概念，马克思交往理论研究的兴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尤其随着科技革命特别是通讯、信息和技术的发展，“交往”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无法避免的话题之一。2025年4月，通过在中国知网上的数据查询，从研究成果的数量上看，以“马克思交往理论”为主题进行检索，共有文献916条。以“马克思交往理论”为篇名进行检索，共有文献499条，其中，期刊类文章324篇、硕博士论文151篇、会议文章3篇、报纸类文章1篇。从研究成果的时间分布上看，大多数集中于2010年至2020年。从中可见，“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相关研究是近十年来的研究热题，但国内多数学者是站在传播学、历史学和管理学等角度进行研究，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方面，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不算多。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globalization has been a hot topic in both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a frequently used “fashionable” concept. The rise of research on Marx’s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occurred precisely against this backdrop. Especial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particularly in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unavoidable topics for all countries and nations. In April 2025, through data search on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in terms of the quantity of research results, a search with the theme of “Marx’s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yielded 916 documents. A search with the title of “Marx’s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yielded 499 documents, among which there were 324 journal articles, 151 master’s and doctoral theses, 3 conference articles, and 1 newspaper article. In terms of the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results, the majority were concentrated between 2010 and 2020. From this, it can be seen that research on “Marx’s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has been a hot topic in the past decade. However, most domestic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history, and management. In the field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related research results are not numerous.
1. 引言
总结各类研究中的马克思交往理论，可以将其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交往的英文表达是communication，其德文的对应表达是kommunication和verstandingung。除了有交往的含义外，还有信息、传播、交流、通讯等多重含义。马克思在《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阐释了交往的概念，他在信中指出：“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这里使用的“commerce”是针对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Verkehr”一词在德文中意义极为广泛，主要指交通、运输、通信等物流方面的意义，也指交换、流通以及男女交合之意。英文的“commerce”一词主要是指商业、贸易，尤指大规模的商品贸易[1]。赵家祥认为交往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他在文章中概括了四个层次的交往，分别为广义的交往、次广义的交往、狭义的交往以及最狭义的交往。其中，广义的交往包含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次广义的交往范围缩小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比如个人之间、社会集团之间、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相互往来；狭义的交往仅仅是指物质交往，也就是与物质生产相对应的交往；最狭义的交往只是理解成劳动产品的交换。他认为“交往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社会关系的一种中介，是以物质交往为基础的全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交往的总和”[2]。安维复则认为，马克思交往思想包含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人与自然之间发生的交换，实际上就是现实的劳动过程；另一个维度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交换。因此，“交往是一个信息量丰富的辩证性范畴，它不单纯地表征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单纯地表征人与人的关系，而是表征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统一，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已经涵盖了人与人的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已经预设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简言之，交往就是人与物，人与人这双重关系的统一”[3]。田雨晴、田海舰认为，“交往”作为一个实践范畴，它是主体人的一种客观活动；作为一个关系范畴，它涵盖了一切社会关系以及在这种社会关系下人与自然的关系[4]。在此基础上，还可以从交往的范围、影响、时间、主体和内容上来界定“交往”的概念。胡为雄在《马克思对社会交往类型的研究》一文，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交往的类型分为内部交往、外部交往和世界交往。[5]范宝舟在《论马克思交往理论及其当代意义》一书中，通过对马克思交往概念的界定，分析了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主要构成概念，如“交往与生产”、“交往与人类历史演进”和“交往与人的发展”等方面，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如何运用马克思交往理论来把握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哲学方法[6]。王晓红根据不同的角度，将马克思的交往概念划分为以下为七种类型：“根据交往内容，交往可以划分为两性交往、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根据历史时期，交往可划分为原始自发的交往和文明的自觉的交往；根据交往空间，交往可划分为内部交往与外部交往；根据交往主体，交往可以划分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往、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往，以及个人与群体之间的交往；根据交往范围，交往可以划分为狭隘的原始公社内部交往(两性交往、血亲和姻亲交往)、扩大的地域性交往、世界性交往与普遍交往；根据交往手段，交往可以划分为暴力交往与和平交往；根据交往各方在交往过程中的作用，交往可以划分为主动交往、被动交往和互动式交往。”[7]此外，李素霞在《世界普遍交往与卡夫丁峡谷的跨越——兼论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方法论意义》一文中，对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作出了方法论意义的阐释，作者将交往与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联系起来，试图通过这一研究找到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8]。
第二，关于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文本基础及相关重要范畴的关系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领域，交往思想是一个关键的研究方向。众多研究者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及《资本论》等经典文本中的交往思想展开了深入且全面的探究。韩立新在其著作《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中，从文献学分析、概念阐释以及篇章架构这三个维度，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展开研究，其中便包括对交往概念的阐释，为理解马克思的交往思想提供了文献学与理论分析的新视角[9]。李百玲在《晚年马克思恩格斯交往观研究》一书中，在充分肯定交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与价值的基础上，对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笔记和书信中分散的交往思想进行了归纳与梳理。这一工作填补了马克思主义交往思想研究在其晚年阶段的空白，为构建更加完整、系统的交往思想理论体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补充，进一步完善了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交往思想发展脉络的认识[10]。
众多学者指出，若要对马克思交往理论达到全面且透彻的理解，就必然要对与之直接相关的范畴及其相互关系展开研究，其中涵盖了实践、生产、分工等重要范畴与交往之间关系的探究。而在其中最易引发学界争论的焦点，便是如何把握交往与实践这两个范畴之间的关系。任平在《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论述，他认为“交往和实践是两个并行的范畴，实践是唯物史观最基础的范畴，而交往有其独立的作用和意义，实践与交往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互为前提、不可分割的两个基本方面”[11]。刘奔在《实践与文化——“哲学与文化”研究提纲》中阐释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生产和交往是实践活动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说，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践范畴应内在地包含生产和交往两个层面”[12]。
第三，关于《人类学笔记》的研究。
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是其晚年对人类学、历史学著作的研究手稿，包括了马克思在1879年~1882年间阅读柯瓦列夫斯基、摩尔根、菲尔、梅恩、拉伯克等人的著作时所做的摘要与评注，我国于1985年出版了《人类学笔记》，并将其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类学笔记》的出版引起了国内一众学者的高度关注，并在学术界掀起了研究热潮，形成的诸多观点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对《人类学笔记》的称谓进行研究。许春华、蒋树屏在《人类学笔记称谓质疑》中指出，将马克思晚年的读书笔记简单地定义为“人类学笔记”掩盖了马克思晚年写作读书笔记的真实动机，他们认为，马克思晚年的读书笔记完全是为了从世界历史的视角探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孕育、萌芽、产生、发展以及灭亡的全部历史过程，以此建构时间上涵盖世界历史各个时期和各个形态，空间上覆盖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全球化史观，从而完成《资本论》体系的称谓后半部分——“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13]。王东、刘军认为，“人类学笔记”这一称谓歪曲和误读了晚年马克思的理论实质，应该将之更名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14]。而叶志坚则认为，马克思晚年最突出的理论贡献就在于利用人类学研究和古代社会的相关成果，对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道路辩证统一进行解读，由此提出了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新设想。因而，《人类学笔记》这一称谓不仅能够较为真实地表明马克思晚年读书笔记的理论主旨，而且能够客观地评价马克思晚年相关研究的理论贡献，因此，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正确称谓应是“人类学笔记”，而不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15]。
对晚年马克思写作《人类学笔记》的原因进行研究。针对这个问题，荣剑认为马克思晚年走向“人类学”的理论动机，是他全面地系统地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及其规律的必然要求；是为了科学地解剖史前社会的内部结构；确证了史前社会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最原初地位；旨在探析东方社会的特殊性质和关注其特殊的发展道路，由此阐释东方社会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可能性[16]。王东波指出，《笔记》是马克思坚定初心、锚定目标、孜孜以求的努力探索，而非对于原有目标的“放弃”，马克思对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而奋斗的初心从未改变[17]。闫丹阳通过对《人类学笔记》的研究，指出马克思的一生都在致力于无产阶级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研究。即使是在晚年被病痛折磨以及面临爱妻离世的痛苦时，马克思也始终走在为实现全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革命道路上[18]。叶志坚认为，马克思晚年对《人类学笔记》的摘录，主要是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出现新特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出现新变化，人类学发展所体现的学术价值以及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问题，以此来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19]。
对《人类学笔记》中的人类学思想进行研究。卯丹在《马克思人类学思想的再阐释》中指出“《人类学笔记》代表了马克思晚年的人类思想精髓”，是哲学人类学向经验人类学的转变[20]。谢晓锐从学科分支上进行划分，指出马克思人类学是一门社会人类学，是以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基础，以人的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再生形态为研究对象，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研究目标的人类学[21]。赵春辉以东方土地所有制的形式、人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三个问题作为切入点进行深入分析，深入挖掘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理论价值[22]。林峰以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相关文本为依据，探讨马克思晚年笔记和人类学的关系，具体地说明了笔记的指导思想、哲学思维仍然是唯物史观，也充分肯定了摩尔根等人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对验证和发展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推动马克思晚年思想发展的重要意义，从而全面说明了笔记与人类学之间的真实关系[23]。
对《人类学笔记》中的社会发展理论进行研究。国内学者主要从国家发展和社会形态更替方面探讨这类问题。一方面是对国家起源和发展问题进行研究，王晓红、杨巧蓉指出，人类学笔记阐述的国家思想主要涵盖了以下几个方面：国家产生之前的社会制度(氏族)和社会形式(家庭)的研究；国家产生的不同发展道路及其具体原因的考察；氏族制度的衰落和崩溃、政治国家的产生过程探究；国家的本质特征和职能属性的探究；国家发展阶段及其消亡过程的分析[24]。张思雨指出，马克思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总结出国家起源及其发展的规律，他认为国家的起源与财产的多少和阶级的划分密不可分，同时他还注意到宗教、法律、税收等因素对于国家产生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其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25]。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则对《人类学笔记》中的社会形态更替问题进行研究。俞吾金指出，《人类学笔记》是马克思借助实证人类学研究，对东方社会的特殊性质展开研究，试图寻找关于未来的东方社会发展的明确道路；其直接动因在于研究非欧洲社会，尤其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以此探寻人类社会历史演化的普遍规律，其普遍规律实质上是马克思在长期的理论探索中形成加以完善的社会形态理论[26]。庞卓恒指出，马克思从世界通史的广阔视野，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统一性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具体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关系，进行一次总体性的再探索，而这种探索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检验和升华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为全人类的解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南[27]。
对《人类学笔记》中的唯物史观进行研究。曹典顺在《马克思晚年现代化道路研究中的唯物史观方法创新》一文中指出：“马克思晚年唯物史观研究对从前思索的‘猴体解剖方法’的运用，既将前资本主义社会研究正式纳入唯物史观的研究视域，又通过对私有制、资本主义国家起源问题等的回答，进一步明确了现代化发展道路多样性的现实可能。”[28]段虹认为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主要从上层建筑和社会形态两个方面升华了唯物史观。把握这种升华，对更加科学地理解马克思整个思想发展过程有着重要的意义[29]。张丽霞，任平指出唯物史观东方逻辑的出场，是因为马克思晚年意识到对“唯物史观整体”的把握离不开唯物史观东方逻辑的研究，即试图将一般规律唯物史观这个理性抽象上升到理性具体的研究。该研究不仅根源于人类学的思维方法，而且还根源于人类文明传承的思维方法和社会发展水平差异理解的思维方法[30]。
李百玲在《晚年马克思恩格斯交往观研究》一书中，对马克思晚年所作的一系列摘要和笔记中，对交往思想进行了具体阐发和展开论述，在国内学术界填补了空白，是一种理论上的开拓和创新，在这本著作中，她对交往的发生、交往主体、交往形态、交往结构、交往方式、交往规则和交往的运行机理及演变机制等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梳理和概括[10]。其中她指出，马克思关注于从人类早期社会至资本主义形成的广阔历史时期中人类交往活动的变迁，从交往主体依附性到独立性的历史演变，以及交往形态从简单到复杂的历史发展角度对交往理论进行了丰富、补充和具体化[31]。王晓红指出，晚年马克思发展了其早期的交往理论，对交往类型进行了多角度分析，对战争、宗教改革、迁徙和移民、殖民、暴力掠夺、联姻、国际贸易等交往方式进行了深入的历史考察，深化了唯物史观理论[7]。综上两位学者，李百玲突破了马克思早期与中期交往思想的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经典作家对交往的本质、特征、功能、作用以及与其他范畴的关系的科学解释上，而是从交往的主体、形态、规范和作用的角度阐述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交往内容；反观王晓红则只是单一地从交往类型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可以整合两位学者的观点才能更好地概括《人类学笔记》中交往思想的理论研究。王婷婷以马克思交往思想的发展为主线，认为晚年的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以及给查苏利奇的信中，对东方社会的发展给予了关注， 他站在世界历史性交往的高度对交往理论进一步扩展和深化[32]。范颖通过对马克思晚年的一些著作如《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给维·伊查苏里奇的信》中，研究和分析了这些著作中的交往思想，并对其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分析，同时从经济全球化发展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角度，阐述了马克思晚年交往思想的现实意义[33]。
2. 结语
综合国内研究现状来看，学术界从多个视角和研究立场对马克思交往理论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学者主要围绕交往的概念界定、经典著作、发展过程、主要内容、基本类型和价值意义等方面展开重要研究。不过，这种研究仍然有局限性，虽然有学者从马克思的文本中研究交往理论，但多是集中在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交往的显性文本进行研究，而且多从著作的个别词句论述出发，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理论化、科学性的交往理论。更令人遗憾的是，学界或多或少地忽略了马克思晚年的一系列著作中对交往理论的进一步关注。回顾以往的研究可以发现，大部分学者尽管摆脱了对马克思晚年“英雄迟暮”的悲怆情绪，但大多是从唯物史观的深化、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人类学的社会进化论等方面总结晚年马克思的思想，尤其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完整性、系统性和研究线索并没有形成集中的认识。
交往是马克思一生关注的重要课题，无论是早年、中年还是晚年的研究，“交往”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始终具有相对独立的重要意义和地位。晚年马克思在对其早期、中期交往观沿革的历史考察的基础上，对交往的发生、交往主体、交往形态、交往结构、交往方式、交往规则和交往的运行机理及演变机制等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梳理和概括。并从理论和现实的需要出发，集中研究了人类历史发展问题，全面阐述了劳动实践和交往的辩证关系以及交往与实践活动一起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动力作用。与此同时，在当代共同的交往语境下，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西方哲学以及当代新思潮、新发展观、新社会理论的内在贯通点，加强两者之间的对话，以促进克思主义的当代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