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时代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历史时期，它从客观上要求我们应当从理论发展与实践前进角度，生动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性、理论的正确性、制度的优越性、文化的统一性，因此在新的起点上，着眼于新的需要，坚持守正创新，有助于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公民道德建设是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建设的重要领域，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平，面对多种问题考验，传统道德的传承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为此，要结合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立足传统，守正创新，传承传统道德内涵；完善社会道德制度，加强道德体系建设；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评价标准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向，推动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成功落地。
Abstract: The new era is a historical period characterized by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t objectively necessitates a compelling narra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practical advancement, that demonstrates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orrectness of its theories, the superiority of its institutions, and the coherence of its culture. Therefore, starting from a new foundation, focusing on new requirements, and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upholding fundamental principles while breaking new ground will help bolster confidence in achiev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ivic moral development constitutes a vital aspect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culture and etho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flecting a nation’s level of civilization. Confronted with various challenges, the transmission of traditional morality has been, to some extent, neglected. In response, it is essential to integrate the Marxist conception of morality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values, grounding efforts in tradition while innovating to preserve and carry forward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ethics. Furthermore, it is imperative to refine social moral institutions,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ral framework, adhere to socialist standards of value evaluation, and be guided by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These concerted efforts will propel civic mo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the successful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1. 引言
任何理论的提出都以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为基础，都是基于现实的需要而产生的。面对多元价值思潮激荡、社会转型加速推进的时代背景，以及公民道德领域涌现的新挑战与新需求，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这一重要论述应运而生。通过分析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及现实困境，有助于深刻理解把握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历史方位与实践逻辑，为构建适应现代化进程的道德体系提供思路。本论文通过系统分析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哲学基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道德建设理论体系。
2. 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
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纯粹精神意识”的批判，指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1]这一根本原则的确立，实现了伦理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
历史唯物主义道德观的核心在于，它科学地揭示了道德的起源、本质及其发展规律。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根源于社会存在，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恩格斯明确指出：“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2]这一科学论断彻底颠覆了以往将道德视为抽象人性或绝对精神的唯心主义观点。
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客观现实性。马克思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从客观存在的物质生产基础和现实的社会环境条件出发，阐述道德规范的诞生和伦理观念的生产。它反对脱离社会实践，将道德抽象成“纯粹意识”的做法，强调道德植根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历史发展性。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观念随着人们的物质生产和交换过程而改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发展阶段，道德在内涵与外在表现形式上均呈现出差异性。这种历史发展的观点，为我们理解道德的变迁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相对独立性。虽然道德从根本上由社会存在决定，但马克思主义同时承认道德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作为社会精神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够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道德是意识形态”这一著名论断，为我们理解道德的社会功能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意识形态是虚假的意识，具有掩盖性和蒙蔽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完全否定道德的价值。相反，马克思主义区分了两种道德：一种是服务于统治阶级利益的旧道德，另一种是无产阶级的新道德。
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者不进行道德说教，不向人们提出道德要求，相反，主张对一切道德说教进行批判。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是非道德主义。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构建起以“现实的人”为实践主体的道德观，强调道德必须以人的需求和客观情境为基础，彻底超越了传统道德观的逻辑思路。
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指出：“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4]这一论述深刻地揭示了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特征。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建设必须立足于现实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物质生产关系。一方面，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受准则规范节制并进行自律；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与精神文明的极大发展，人不断打破物的束缚，通过自由人的联合体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及自由解放。
3. 现实困境
问题代表着时代的声音，是当下社会矛盾的反映。经过七十余年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我国多领域已经实现了质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由社会的发展状况决定，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环节，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的和价值取向。我们党不仅关注人民物质利益的满足，也在不断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成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可是，在公民道德建设中仍然存在着不少亟需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探析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现状，针对道德建设的薄弱环节，进行细致的分析，主动积极作为，抓住机遇，使得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迈上新的台阶，实现更大的发展与进步。这是当今公民道德建设领域的重大使命和任务。
3.1. 道德选择与道德困境
道德选择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精神实践活动，是个体基于特定道德价值准则，在多元价值取向中进行理性权衡与行为抉择的过程。其本质特征可归纳为以下两个维度：首先，道德选择具有鲜明的主体性，这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在社会交往中，为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人类构建起系统的道德规范体系，当面临道德困境时，个体能够依据这些规范进行自主判断与行为选择。其次，道德选择是一种自觉、自主且具有明确目的性的实践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得以充分发挥，不仅体现为对道德准则的主动认知与内化，更表现为在具体情境中通过理性思考与情感认同，做出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决策，从而实现道德调节社会关系、引导个体行为的核心功能。
道德困境是当前社会环境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指的是因道德评价标准失准、道德信念缺失，致使社会出现道德失范现象。在这种状态下，道德评价机制无法正常发挥作用，道德规范被人们忽视，不道德行为却得到不当认可。倘若不及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不仅会导致个体正确道德信仰的崩塌，还会使整个社会陷入道德评判困境，进而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3.2. 道德困境产生的缘由
道德困境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产物，其产生既有深刻的历史动因，又有现实因素的作用。
首先，在社会快速转型的新时期，传统道德的传承与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价值尚未得到充分彰显与转化。我国传统道德体系历经数千年积淀，以儒家伦理为核心，融合佛、道思想精髓，构建起独特的精神架构。然而，这一体系根植于封建时代的经济基础与政治环境，其本质上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诉求，与当代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目标、要求存在一定程度的不适应性。此外，在传统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大量优秀的道德资源、精神成果未能得到深入挖掘与创新性转化。诸多承载着中华民族智慧与美德的文化瑰宝，因缺乏系统梳理与现代诠释，未能有效融入当代社会生活，导致其对社会道德建设的支撑作用难以充分发挥。这种传承上的缺失，加剧了当下社会道德治理的复杂性，一定程度上助推了道德困境的形成。事实上，传统道德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财富，诸如“仁爱”“诚信”“大同”等理念，至今仍具有深刻的现实价值。唯有秉持科学理性的态度，对传统道德文化进行全面、深入的剖析，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方能使其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这不仅有助于破解当前社会道德建设难题，更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与价值支撑。
其次，经济全球化带来道德多元化，同时带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的问题。当前社会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多元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同文化、意识形态所蕴含的多元价值持续交流、碰撞与融合，这种多元价值共生共存的态势，已深度渗透至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成为当代社会的显著特征。随着科学技术的迭代创新，生产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物质生产实践水平的显著提升切实优化了民众的生活品质，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为人们带来诸多便利。然而，技术进步与物质生产的高速发展，也加剧了与道德建设滞后性之间的矛盾。物质财富的增长并未自然推动道德水准的同步提升，二者发展失衡的状况日益凸显，如何在多元价值交织与物质繁荣的背景下推进道德建设，成为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拜金主义盛行，在当前物欲横流的时代，很多人没有形成对于金钱的正确态度，把追求财富的积累当作人生目标和追求，甚至为了获得利益，不惜做一些违反道德的行为；享乐主义在改革开放后不断蔓延，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但人的需求呈现不断增多的趋势，有些人不再简单追求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铺张浪费的现象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在多元价值观交织碰撞的当下，部分群体的价值取向出现偏移，将享乐主义奉为圭臬，盲目追求物质享受与感官刺激，忽视精神层面的自我提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进程中，一些企业片面追逐利润最大化，社会责任意识淡薄，将社会公共利益抛诸脑后。当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这些主体往往选择牺牲公共福祉以保全私利，呈现出唯利是图的短视倾向，诸如商业欺诈、制假售假等违背道德底线的行为屡见不鲜。我国现阶段社会道德缺失现象频发、道德困境凸显，其成因具有复杂性与多层次性。从经济层面来看，市场经济自身存在自发性、盲目性等固有弊端，在利益驱动机制下，容易诱发部分主体的道德失范行为。从社会发展阶段视角分析，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经济发展与道德建设难以实现完全同步。若无法有效平衡经济快速增长与道德建设提升之间的关系，就难以形成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协同推进的良好局面，进而影响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
再次，道德教育理论与制度不完善产生道德困境。从根源上审视，道德教育理论体系的不完善与制度建设的滞后性，是导致困境产生的关键因素。当前，我国道德教育实践仍以理论灌输为主要模式，教育者多通过单向度的知识传播，将道德规范与理论传递给受教育者。这种教育方式过度凸显教育主体的权威性，却忽视了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与参与热情。在教学过程中，受教育者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状态，缺乏主动思考与实践的机会，导致道德教育内容难以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长期依赖这种片面的教育方法，不仅削弱了道德教育的实际效能，也阻碍了教育对象道德认知与行为的实质性转变。同时，各教育主体之间缺乏有机联动，尚未形成协同发展机制，致使道德教育在实施过程中呈现碎片化特征。此外，道德教育脱离社会现实的问题依然存在，未能充分结合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与多元价值环境，难以有效回应现实生活中的道德挑战，使得道德教育难以真正融入社会生活，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引导作用。没有好的制度保障就会削弱道德教育的成效。制度保障虽无法解决道德教育的所有问题，但缺失制度体系与内涵约束的道德教育，难以实现实质性、持续性的发展成效。当前，我国道德教育工作聚焦以制度改革驱动德育理念创新，为制度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素材。然而，现有道德教育制度仍存在明显短板：部分政策指令性过强，在引导与激励机制上有所欠缺；制度内容不够完备，难以全面覆盖道德教育的多元场景与需求；制度建设缺乏稳定性，在实践过程中未能形成长效化、规范化的运行机制。这些问题相互交织，成为加剧我国道德教育困境、阻碍社会道德建设进程的关键因素。
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没有成为全社会的共同思想基础，并未真正融入到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提高全社会文明素养、增进社会认同、促进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一项强基固本的基础性工程，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构建起当代中国的价值体系，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核心价值观是意识领域的东西，只有将其真正内化于心，才能真实做到外化于行，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接受和认同，达到应有的效果。但是由于社会中部分人民群众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中积极性、能动性、主动性不足，存在价值意识模糊、践行动力不足的问题，未树立崇高且坚定的理想信念，部分基层民众因为缺乏系统的理论教育学习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停留在口号层面，难以在日常中转化为行为准则；受某些部门的宣传教化工作没真正落实等因素的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真正落到实处的进程发展仍然比较缓慢，一些地方的宣传工作仍停留在标语上墙、文件传达的表层，缺乏用人民喜闻乐见的案例进行生动教育，在各项措施中还存在着不足；缺乏针对性教育，社会中例如青少年、新就业群体等特殊群体的价值观念来源十分复杂，社会中尚未有对其进行针对性教育的机制。因此导致在全社会尚未形成坚实的共同思想基础，社会共识仍需继续培育，这一矛盾体现出构建价值体系的长期性。要想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行动指南，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仍需要党和人民群众共同努力。
4. 现阶段道德困境的出路
4.1. 立足传统，守正创新，传承传统道德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5]。中国五千年古老传统文明具有跨时空的性质，是找寻解决现阶段道德困境的重要来源，但是，我们也需要清楚地看到，我国古老文明中积淀的道德传统与当前道德要求和目标并非完全契合，传统道德根植于农耕文明与宗法社会，与现代文明的道德诉求存在天然差异，因此必须要由此及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包容、借鉴、吸收的基础上传承我国优秀的道德文明，在扬弃中实现传统道德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只有以社会主义道德评价标准为前提，继承、发扬传统道德文明，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道德建设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明蕴含的伦理智慧、价值理念与处世哲学，不仅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撑，更是驱动中国迈向现代化征程的重要精神引擎。在对待传统文化时，需秉持“取之有道”的审慎态度，有选择地继承，清除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落后内容，将传统文化中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部分充分利用，坚持古为今用，不断推陈出新，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正确指导现阶段道德困境走出迷雾。只有激发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明中的活力，才能不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不竭的动能与潜能。
实现传统道德的创造性转化，需要建立科学的价值筛选机制，一方面，深挖传统道德中超越时代的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坚决摒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抵触的内容，以社会主义道德评价标准为引领，是传统道德文明焕发新生的关键。
4.2. 完善社会道德制度，加强道德体系建设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6]。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涵盖多元要素、贯穿社会各层面的系统性工程，其推进既依赖于面向全体公民的宣传教育体系构建，也离不开政府作为政策制定与执行主体的统筹引领。在当下社会道德建设面临诸多挑战与困境的背景下，政府亟需强化责任担当，通过制定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政策举措，持续完善道德制度体系建设，以系统化、制度化的方式破解道德建设难题，重塑社会道德规范与价值共识。
(1) 健全道德评价标准体系和创新监督手段。在社会转型与价值多元的时代背景下，健全道德评价标准体系、创新监督手段，已成为强化道德制度建设、维护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在推进道德制度建设的进程中，亟需构建社会舆论监督与保障机制协同发力的治理格局。充分发挥社会舆论传播快、覆盖广、影响力强的特点，聚焦网络暴力、商业欺诈、学术不端等不道德行为易发多发领域。通过媒体曝光、公众讨论、话题热议等方式，将失德行为置于舆论聚光灯下，形成强大的道德规范力量，促使社会成员自觉规范自身行为，使失德行为得到约束、不法行为受到法律制裁。为了增强道德批判的时效性与实效性，道德批判须遵循及时性原则，道德批判的及时性是维护道德权威、提升监督效果的关键，有助于增强公众的安全感，使得人们感受到法律的威力，在行为选择时避免为所欲为的情况。同时，加强道德批判的深度与广度，不仅停留在对行为的表面谴责，更要挖掘背后的制度漏洞与社会根源，提出建设性解决方案，推动道德建设的系统性改进。创新道德监督手段，需整合传统监督方式与现代科技力量，形成立体化、全链条的监督网络。在传统监督层面，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通过媒体报道、公众讨论等方式，对不道德行为进行曝光与批判。在科技赋能方面，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监督效能。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网络舆情、消费行为等数据进行实时监测，精准识别不道德行为的高发领域与风险点。健全道德评价标准体系与创新监督手段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通过不断调整道德评价与监督机制，才有可能在社会中建立一个高效合理的道德评价标准体系，让人们的日常行为能够得到正确的价值观念的约束与规制，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推动形成崇德向善、和谐有序的社会道德风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道德支撑。
(2) 建设改善相关奖惩制度。政策制定的过程是政策运行过程中的首要环节[7]。在道德体系建设进程中，奖惩制度是推动道德规范落地、引导公众行为的重要抓手，科学合理的奖惩机制，既能通过正向激励弘扬善行义举，又能以惩戒措施遏制不道德行为。要想在目前社会道德体系的成果之上形成更高的道德风尚，可以在进行道德评价之后，对相关行为事件采取奖励机制，对不符合道德标准的行为事件采取惩戒制度，即需要建立完善的奖惩分明的规则制度，尤其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对于道德行为的监督作用，让不道德的行为充分暴露在聚光灯下，让不道德的人得到应有的惩戒。构建奖惩制度需要遵循合理的原则，公平公正是首要原则，要避免因主体不同而出现的区别对待现象，同时要建立公开透明的程序规范，确保奖励的公信力；奖惩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一方面要整合多元主体的力量，形成协同有效的机制，另一方面，建立动态反馈与调整机制，通过定期收集社会反馈，分析奖惩制度实施效果，提高奖惩制度的精准度。诚然，奖励和处罚都不是最终的目的，通过这种多样的机制，使人们在道德选择的时候经过理性思考，不会轻易做出危害社会以及他人的决定，从而违反社会道德。只有这样，才会更有利于让整个社会从当前的道德困境中走出来，构建一个人与人和谐相处，互帮互助的良好社会环境。
(3) 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评价标准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向。社会主义评价标准为道德判断提供了科学依据。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要求，强调集体主义、公平正义、人民利益至上等原则。在面对道德困境时，社会主义评价标准能帮助人们拨开迷雾，明确行为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取向为解决道德困境指明了价值导向。坚持社会主义评价标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取向，是解决道德困境的关键所在。它不仅能够为人们在道德选择中提供清晰的指引，还能通过教育和宣传，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平，构建和谐、文明、有序的社会环境，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
5. 结论
面对当前道德建设的新形势，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刻不容缓。通过学校教育、社会宣传、文化熏陶等多渠道协同发力，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道德建设的现状。道德建设非一日之功，文明风尚需久久为功。从完善奖惩制度到培育道德自觉，从解决现实问题到构建长效机制，每一步都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唯有以滴水穿石的恒心、抓铁有痕的决心，持续推进公民道德建设，才能让崇德向善蔚然成风，让文明之光照亮社会发展的每一个角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鼓励人们从身边小事做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道德建设融入日常生活，形成人人讲道德、守公德、严私德的良好社会风尚，推动我国道德环境持续向良性方向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磅礴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