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本文简称为《手稿》)是马克思早期思想体系的核心，其异化劳动理论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下劳动者的困境本质，为解析现代社会的异化现象提供重要理论支撑。以马克思《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为出发点，系统梳理其哲学渊源、经典阐释与现代性转型中的嬗变逻辑，聚焦数字资本主义下技术异化、消费异化、生态异化的新形态，揭示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劳动者更隐蔽的剥削本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仍然是解剖现代性矛盾的核心工具，但其实现形式已从物质生产领域渗透至人的精神、生态与技术存在维度。同时，科学技术的变革发展虽为解放劳动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在资本逻辑下却加剧了异化的复杂性。未来需要以“非异化劳动”实践探索为导向，重构劳动解放的现实路径，以解决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异化劳动的现代化问题、促进劳动解放为最终目的和根本目标。
Abstract: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referred to as the “Manuscripts” in this article) is the core of Marx’s early ideological system. His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profoundly exposes the essence of the predicament of workers in the capitalist social system and provides important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analyzing the phenomenon of alienation in modern society. Starting from the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in Marx’s “Manuscript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its philosophical origin, classic interpretation and the evolution logic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ity, focuses on the new forms of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consumption alienation and ecological alienation under digital capitalism, and reveals the more concealed exploitative nature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relations towards workers in the digital age. Marx’s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remains the core tool for dissecting the contradictions of modernity, but its realization form has permeated from the field of material production to the dimensions of human spiritual, ecological and technological existence. Meanwhile, although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provided a material basis for the liberation of labor, under the logic of capital, they have exacerbated the complexity of alienation.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non-alienated labor” as the guide, reconstruct the realistic path of labor liberation, and solve the modernization problem of alienated labor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capitalism and promote labor liberation as the ultimate and fundamental goal.
1. 引言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突破费尔巴哈框架的局限，将异化理论扩展至政治经济领域，以“人的本质异化与复归”[1]为核心方法论，确立异化理论的完整形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进行彻底的清算，扬弃早期的异化理论，完成从人本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转向，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成熟[2]。马克思提出的“异化劳动”([3]: p. 272)概念，不仅揭露了早期资本主义对劳动者的压迫，更因其深刻的现代性批判维度，成为诊断21世纪数字社会病症的理论借鉴。在平台经济、人工智能与生态危机交织的当下，劳动者的异化已从工厂流水线蔓延至算法监控、数据剥削与符号消费领域。传统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二元对立被技术中介的“去身体化劳动”模糊，但剥削的本质并没有改变，甚至因技术赋权而更具隐蔽性。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来研究异化劳动的现代化困境，从理论维度而言，既是遵循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的内在要求，从现实维度来看，也是解答当今时代社会问题、破解时代青年生存困境的理论诉求，这一理论成为分析批判当代社会的重要工具。
2. 异化劳动的理论阐释：从《手稿》到当代重构
(一)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原初建构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类本质及人际关系四个维度定义异化，其核心在于揭露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从“自由自觉的活动”异化为“被迫的生存手段”[4]。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存在物”([3]: p. 267)支配劳动者，其典型表现为“工人生产越多，消费能力反而越萎缩”的悖论。这一过程使劳动者陷入“贫困积累”与“物欲膨胀”的恶性循环。第二，劳动过程的异化。劳动从“自由的生命表现”沦为“被迫的谋生手段”，流水线分工与泰勒制管理剥夺了劳动者对工作节奏、内容与意义的控制权，将劳动者这一具有生命意义的人降格为机器的附庸。第三，类本质的异化。马克思借用费尔巴哈的“类存在”概念，指出人的本质应是“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但在资本主义下，劳动退化为维持动物性生存的工具，导致“人同人相异化”([3]: p. 274)。第四，人际关系的异化。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对立、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简化为冰冷的金钱交易，而这一分析为后来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埋下伏笔，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取代，因而具有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学界普遍认为，《手稿》的异化理论是马克思从人本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过渡的关键文本，但对其是否具有连贯的唯物史观逻辑存在争议[5]。
(二)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理论重构
1) 物化理论与技术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对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进行了多维度重构，其中以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最具代表性。这一重构不仅将异化从经济领域拓展至文化、精神与技术层面，更揭示了资本主义统治逻辑的隐蔽性转变。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中将异化发展为“物化”概念，这一概念的形成，本质上是将马克思《资本论》中“商品拜物教”的理论向哲学层面拓展的结果，其核心主张在于强调资本主义商品形式已经渗透至人类意识的各个层面，最终导致主体丧失了对社会存在的总体性把握。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在于商品形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这一过程不仅导致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更使主体的认知方式被商品逻辑重构。这一思路被法兰克福学派继承。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将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推向更激进的文化批判，他们在《启蒙辩证法》(2006)中指出，启蒙运动所推崇的“理性”并非解放力量，反而成为新的统治工具，工具理性将人异化为“同一性逻辑”的奴隶[6]。马尔库塞批判“技术合理性”掩盖了压迫本质，劳动者在“虚假需求”诱导下自愿臣服于消费社会[7]，技术的引进不仅能使资本家改善经营管理，还可以减少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时间，使劳动者获得更多的时间和自由，但是在资本主义框架下，技术沦为阶级统治的帮凶。例如，在生产过程中引入的自动化生产线和工业机器人并未解放工人，反而通过失业威胁强化对他们的规训。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进行的技术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批判维度，推动批判理论的多学科发展。同时，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融合黑格尔辩证法与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强调阶级意识觉醒是打破物化的关键，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主体性维度。无论是物化理论还是技术批判都为分析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数字物化”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批判工具，揭示平台经济中劳动者被降格为“数据节点”的异化逻辑。
2) 存在主义与心理异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不仅关注经济结构与技术统治，还深入个体心理与存在境遇的维度。以萨特(Jean-Paul Sartre)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和以弗洛姆(Erich Fromm)为核心的社会心理学批判，共同揭示了异化如何从外在的物质压迫内化为现代人的精神枷锁。存在主义视域下的异化实际上是一种“实践–惰性”与物质匮乏的辩证法，萨特(1960)通过“实践–惰性”概念，指出人类实践创造的产物反过来支配人的异化状态[8]。在物质匮乏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资源的有限性迫使劳动者通过劳动改造自然，但劳动成果脱离劳动者的控制，成为一种压迫性的“惰性存在”，劳动者在这种压迫之下可以通过集体抗争，暂时性地打破这种惰性结构统治，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压迫性统治。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1955)中，将马克思的异化批判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相结合，提出“社会性格”(social character) [9]概念，揭示资本主义如何塑造以适应异化的人格结构，指出现代人因自由的沉重负担而主动逃离自由，投身于新的依附关系。弗洛姆从社会心理学批判的视角出发，认为异化导致现代人的“逃避自由”倾向，人们通过消费主义、权威崇拜等方式逃避存在的孤独感，认为现代人通过占有商品来进一步填补精神的空虚，深化了对异化主体的理解。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虽然过度强调个体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悲观色彩，但是总体来说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有助于唤醒劳动者的自我意识，关注异化环境之下劳动者内心的真实感受，让劳动者认识到即使在异化的社会中，也拥有选择的自由，从而激发他们去积极地面对生活，反抗不合理的社会现状。以弗洛姆为核心的社会心理学批判，虽然其自身理论体系不够完善，弗洛姆对人性的看法较为乐观，认为人具有追求自由和自我实现的内在倾向，对人性的假设过于理想化，但他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结合社会现实，深入分析经济制度、社会文化等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塑造作用，有助于人们从根本上认识到社会环境对个体精神世界的影响，从而为改善社会环境提供理论依据。
(三) 中国学者的本土化重构
中国学者对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本土化重构，既包含对经典文本的创造性解读，也注重结合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现实问题，如市场经济改革、城乡二元结构、数字技术发展等，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批判路径。从唯物主义视角重构异化劳动理论。孙伯鍨(1985)认为，《手稿》的异化批判虽然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影响，但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已隐含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10]，强调《手稿》在唯物史观形成中的过渡性地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观埋下伏笔。同时，针对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异化新形态，对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进行现实批判。第一，中国农民工的“半无产阶级化”困境。汪晖(2009) [11]提出，中国农民工的异化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户籍制度使其无法完全融入城市，沦为“半无产阶级”；另一方面，代际差异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精神异化”，如消费欲望与收入能力的断裂。潘毅(2005) [12]通过深圳工厂的民族志研究，揭示“宿舍劳动体制”如何通过空间规训加剧劳动者的身体与精神异化。第二，数字劳动中的算法异化。陈龙(2020) [13]对外卖骑手的实证研究表明，平台通过“数据控制”与“游戏化管理”，将劳动者异化为“算法附庸”，其劳动自主性被系统性剥夺。蓝江(2021) [14]提出“数字全景敞视主义”，指出社交媒体平台通过用户数据画像，将人的注意力和情感劳动转化为可剥削的资源。第三，知识劳动的异化现象。沈原(2015) [15]指出，高校“非升即走”制度导致青年教师陷入“论文生产异化”，学术创新被量化考核取代。项飙(2020) [16]用“内卷”概念描述中国教育竞争中的异化逻辑，他认为现在大家讲的“内卷”是指竞争的白热化，是投入不断增加却走进死胡同，不知道哪里是终结，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还停不下来，最终学生为升学过度投入时间和精力，却导致边际效益递减与主体性丧失。中国学者对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本土化重构，既是对经典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深刻回应，其理论贡献不仅在于揭示了劳动异化的新形态，更在于为构建中国特色劳动解放叙事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和精神指引。
3. 现代性视域下异化形态的嬗变
在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转变、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技术革命的持续深化以及社会文化价值观变迁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使得马克思在工业资本主义背景下提出的异化劳动发生嬗变，而这种变化不仅重构了劳动形式，也使得异化的机制变得更加隐蔽和复杂。“数字资本主义”[17]，最早由美国评论家丹·希勒提出并使用，在他看来，信息网络在工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之后，以全新的介入方式与规模深度融入资本主义经济文化体系，而这一过程本质上标志着资本主义在经济样态与社会组织形式层面正在发生新的历史转型。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背景下，资本主义的本质依旧是剥削与压迫，出现劳动时间无限扩张等问题，引发人们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背景下异化劳动的反思[18]。
(一) 技术异化：从“机器附庸”到“算法囚徒”
在传统工业时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机器大工业将工人变为“机器的附属物”，劳动过程被分解为重复性操作，工人丧失对生产节奏和内容的控制。工业资本家通过对劳动者身体规训和技能的剥削，流水线生产强制工人适应机械化生产节奏，同时专业化分工使工人沦为单一功能的“局部工人”。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数据资源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关键。“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3]: p. 268)首先，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数据商品化，加强数据剥削，已成为资本积累的核心机制之一。通过将人类行为转化为可收集、分析和交易的数据资源，平台资本实现了对劳动、消费乃至社会关系的深度控制。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帖、评论、搜索、点击等行为，本质上是在无偿生产数据资源。与此同时，用户在相关APP使用中平台用户协议以“服务条款”名义来剥夺用户数据所有权，将数据转化为平台私有财产。因此，平台根据原始行为数据，按照消费行为、政治倾向等被分类为“用户画像”，成为可定价的商品，平台通过机器学习预测用户行为，精准推送广告或调整价格，基于已有的数据资源对用户进行算法控制，最大化其自身利润。其次，算法控制不断压缩劳动时间。在数字资本主义下，算法通过实时监控、动态调度、游戏化激励与惩罚机制，系统性压缩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迫使其在更短时间内完成更多任务，甚至牺牲健康与安全。例如，外卖骑手的配送App记录其移动速度、停留时间，若检测到停留异常等情况，系统自动发送催促通知，美团骑手通过“王者段位”等级获取优先派单权，需每月完成500单以上[13]。算法实时监控劳动者的行为动态，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动态任务调整，不断挤压劳动者劳动时间，完成上一单配送立即发放下一单配送任务。最后，情感劳动商品化。在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通过双重机制实现形态拓展：一方面是情感的商品化转化，另一方面是技术中介对情感的规训。这种双重机制共同促成情绪劳动的商品化，形成异化新形态。此类异化不仅延续了劳动者与劳动本质的异化内核，更将人的情感体验、社交需求乃至自我表达等具有主体性特质的存在维度，降格为资本追求增值的素材。劳动者的情感表达，如微笑服务，被平台占有并转化为数据资源，用于用户点赞以及平台变现。在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面对这一问题，可以从个人、政府、企业等多个层面采取措施，通过这三方共同努力，形成合力，才能有效应对从机器附庸到算法囚徒的困境，让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二) 消费社会的符号异化：从物质需求到符号支配
在消费社会中，“符号异化”是指人类的消费行为从满足物质需求的工具性活动，异化为对商品符号价值的追逐，并通过这种符号体系来实现对人的精神控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19]，其本质是资本主义通过符号编码将人深陷于虚假需求的牢笼中。他认为消费从满足需求转向身份建构，劳动者陷入“生产–消费–再生产”的循环奴役。“娱乐至死”与“躺平主义”被视为异化劳动的消极抵抗，反映当代青年对异化现实的无力回应 [14]。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背景下，消费异化从消费者和劳动者两个视角出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使用价值到符号价值的异化。按照马克思的商品理论，商品内在包含双重价值维度，即满足实际需求的使用价值和在交换环节中代表交易价格的交换价值。但进入消费社会后，商品的价值重心发生显著转移：原本作为基础的实用性与社会经济价值退居次要地位，在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引导下，消费者对商品的选择逻辑转向社会地位确认、身份认同实现、文化品位传递等诉求，商品由此突破单纯的使用价值范畴，成为承载特定象征意义的符号载体。第二，异化劳动的再生产机制。劳动者通过一种报复性消费来补偿日常工作中积压已久的压力和情绪，陷入“工作–消费–负债”的恶性循环。日本“社畜”文化中，上班族用高价威士忌与奢侈品宣泄压力，反而加深对资本体系的依赖[20]；中国“双十一”购物节通过制造虚假稀缺性，刺激非理性消费[21]。劳动者将工作中的压抑转移到非理性消费中，消费符号异化是消费社会以及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病症，将人异化为符号的奴隶，让普通消费者和劳动者陷入虚无的非理性消费陷阱中，从另一层面隐性地加强资本对于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种种现实困境表明这种压迫与剥削仍然存在并且程度不断加深。在消费社会中的劳动异化简而言之就是消费者由最初的使用价值的需要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逐渐转变为了对商品符号价值的追求，这种异化不仅涉及消费者参与消费的过程，更关系到生产者的再生产机制，可能会进一步扩大社会贫富差距和阶级分化。因此，在中国社会中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加强消费教育，鼓励人们从精神层面更多地寻找生活意义和精神追求，重构社会价值观念。
(三) 生态危机与劳动异化的耦合
资本主义生产导致自然和社会之间的断裂，劳动者被迫参与破坏环境的活动，加剧了生态危机。同时，劳动异化使工人与自然疏离，无法意识到自己与环境的联系，福斯特[22]将生态破坏归因于资本对自然的“代谢断裂”。另外，生态剥削和劳动剥削是同一资本逻辑的产物，资本为了追求利润，不仅剥削工人，也掠夺自然资源，导致双重异化。劳动者在剥削中被迫参与环境破坏，成为生态危机的共谋者[23]。生态危机与劳动异化的耦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必然结果，二者共同根植于资本对人与自然的双重剥削逻辑，这种逻辑关联性不仅体现为生态破坏与劳动压迫，更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性异化。从以下两个方面揭示生态破坏与劳动异化之间的本质关联性：一方面，自然异化与“代谢断裂”。自然异化既是劳动异化的延伸，也是生态破坏的根源。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3]: p. 272)，人类通过劳动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实现自身本质力量的表达。但在资本主义背景下，这种与自然的交换被异化为对自然的单向剥削，劳动者的生产资料被剥夺，劳动者流入城市，自然资源成为资本的免费礼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循环”，导致土地肥力枯竭、城乡对立与生态失衡。资本在剥削压迫劳动者的同时，过度开发生态环境，自然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生态文明危机的深层症候，也是关乎人类文明存续的根本问题；另一方面，劳动者作为生态环境破坏的共谋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与生态环境破坏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主动作恶”，而是资本逻辑通过结构性暴力将劳动者异化为生态剥削的“被迫执行者”，这种“共谋”本质上是劳动者在生存压力下对资本统治的妥协，并非劳动者自身的道德选择。劳动者面对生存胁迫以及信息与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不得不直接参与污染性的工作或者间接共谋。将劳动者视为生态破坏的“共谋者”，实际上是资本转移矛盾的策略，只有打破“劳动–资本–自然”的剥削三角关系，通过制度变革赋予劳动者生态主权，才能终结这种被迫的“共谋”，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
4. 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对异化劳动嬗变的反思
数字资本主义的崛起重构了传统劳动形态，异化劳动在技术、消费与生态维度呈现出新的嬗变特征。数字劳动在平台经济、情感商品化与生态危机的交织作用下形成“三重异化”格局，劳动者的主体性被深度消解，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更趋隐蔽和深入。信息技术的迭代发展持续推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而每一次技术领域的革新，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原理来看，都对拓展人类主体性的自由空间、增进人的解放程度，以及延长社会成员的可支配时间，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但科技是把双刃剑，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运用如果人类不加干涉，将会不断加深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可能导致社会失业现象加剧、贫富差距扩大、阶级分化严重等问题，对人类社会产生不可消解的重大伤害。
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下，面对异化劳动的现代化矛盾，唯有人类共同努力，不论通过制度变革还是个体解放的微观实践，才能不断焕发马克思异化劳动的生命活力，为人类解放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的劳动异化并非技术本身的问题，而是资本逻辑利用技术对人性与自然的扭曲，唯有通过人机协作来实现技术民主化、主体觉醒来反抗数据异化、企业价值重塑遵循社会价值优先，才能让数字文明回归“为人服务”的本质。从人机关系重构、个人主体价值复归以及企业价值重塑这三个方面对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异化劳动的现代化困境进行深刻反思。
消解这种新型异化，需以《手稿》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锚点，通过制度设计重构人机关系的平衡，而数据权利立法、算法审计制度、平台劳动者集体谈判权等具体政策工具，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路径。首先，数据权利立法是重塑劳动主体性的基础保障。通过数据权利立法，明确劳动者对自身劳动衍生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是打破这种异化的核心。在具体实践中，规定平台在收集、使用劳动者数据时必须获得明确授权，且需向劳动者支付合理的数据使用报酬；对于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平台劳动者，其接单数据、服务评价数据等核心劳动数据应归劳动者本人所有，平台仅可在约定范围内使用，未经允许不得用于算法优化、奖惩决策等支配性场景。这种立法设计，本质上是将数据资产还原为劳动者的劳动成果，使劳动者重新掌控自身劳动的对象化产物，回归劳动的本质属性。其次，算法审计制度是遏制技术暴力的重要手段。建立常态化的算法审计制度是破解算法对劳动者“数字规训”问题的关键。审计内容应聚焦：(1) 算法指标的合理性。如外卖员在外卖配送途中，是否考虑天气、交通等客观因素，是否为劳动者预留合理的休息时间；(2) 算法决策的透明度。平台要公开算法的核心逻辑，特别是与劳动者薪酬、奖惩、解雇相关的决策依据，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3) 算法的非歧视性，防止算法通过数据标签对劳动者进行差异化压迫。算法审计能有效将资本主导的“效率逻辑”置于“人的尊严逻辑”之下，使技术回归服务劳动的本质。最后，平台劳动者集体谈判权的保障，是实现“劳动联合”对抗资本压迫的核心路径。赋予平台劳动者集体谈判权，重建劳动者的联合力量，是打破这种困境的必然选择。具体而言，应明确平台劳动者的“劳动者身份”，破除“劳务外包”“个体工商户”等模糊性认定，将其纳入法律保护范围之内；支持成立跨平台的行业工会，代表劳动者与平台就算法规则、薪酬标准、劳动保障等核心议题进行集体谈判。
第三，企业价值重塑。传统企业将利润最大化奉为核心准则，导致零工劳动者缺乏基本保障，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这种“股东资本主义经济”难以为继。企业建立利益相关者模型，需要对员工、环境以及社会负责，同时推动企业本身绿色转型以及循环经济的发展，更好适应企业所在国家、社会、人民的发展需求。企业绿色转型与循环经济发展，在生态哲学层面与马克思的“自然辩证法”思想相呼应，马克思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4]，资本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必然引发生态危机。生态利益相关者地位的凸显，是企业价值重塑的另一重要维度。在利益相关者理论框架下，自然环境不再是企业生产的“免费原料库”和“垃圾场”，而是具有独立价值的利益相关者，企业对生态环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科技巨头作为数字经济的主导者，更应主动承担“生态债务”，将绿色转型与循环经济纳入企业核心战略。同时，从社会总体价值实现维度来看，企业价值服务于社会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辩证关系的当代演绎。企业需明确零工劳动者的劳动关系属性，将外卖骑手、直播从业者等平台劳动者纳入正式用工保障体系，依法缴纳社会保险，建立与劳动强度、劳动成果相匹配的薪酬机制；同时，允许劳动者代表进入企业决策层，参与算法规则制定、劳动保护政策设计等核心议题，使劳动者从“被动的劳动提供者”转变为“主动的价值共建者”。当企业将劳动者权益、生态保护纳入价值体系，实质上是在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数字化、绿色化生产力发展需求，这种调整推动企业从封闭的利润循环转向开放的社会价值循环，最终实现企业、劳动者、生态环境的协同进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微观经济基础。
异化劳动理论在当代并未过时，而是以更复杂的形态嵌入现代性肌理。重读《手稿》不仅需要回归文本的历史语境，更加需要我们直面技术革命与制度变迁的现实挑战。从马克思主义“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相统一”的理论旨归出发，未来相关研究需突破单纯的异化现象“诊断”层面，转向以实践为导向的异化矛盾“治疗”维度，真正将理论批判转化为破解现实问题的行动方案。这样才能在不断地实践批判中寻找劳动解放的可能性。异化劳动理论在当代的复杂嬗变，深刻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它不仅是解剖资本主义的手术刀，更是照亮现代人性迷雾的灯塔。数字资本主义并不能从根本上消解异化，反而以更隐蔽的方式将其植入技术机理、消费逻辑与生态系统的每个细胞。从外卖骑手被算法驱策的“困在系统里”，到社交媒体用户的情感数据沦为资本增殖的燃料，从全球南方劳动者在“绿色殖民”中的被迫共谋，到知识分子在知识劳动中的意义虚无，异化已经从马克思时代的工厂车间蔓延至数字空间、社会政治文化与精神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总体异化的格局，既是资本压迫劳动者、过分逐利的证明，也暴露出人类文明深层的存在论危机。批判不能止步于“诊断”，而需要在历史具体性中寻找突围的可能，当代的理论重构需要直面技术的社会性、多元主体的抗争以及非西方语境下的技术实践，方能在批判与建设的张力中开辟劳动解放的新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