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理论背景与问题提出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性扩张，人类在享受物质财富空前积累的同时，也日益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危机。这场危机并非单一维度的动荡，而是呈现出经济与生态相互交织、彼此激化的复杂图景。一方面，经济危机的形态不断演变，从经典的生产过剩危机到频发的金融危机，暴露了资本积累过程的内在脆弱性；另一方面，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锐减、大范围环境污染等生态危机，已从边缘性议题演变为关乎人类文明存续的终极挑战。面对这一“双重危机”的严峻现实，主流话语往往倾向于将经济问题与环境问题割裂处理，或试图通过技术改良与市场机制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寻求局部解决方案。
正是在这一理论背景下，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以其极具原创性的“双重危机”理论，为当代世界提供了透视当前困境的锐利分析工具。奥康纳的理论工作并非对以往理论的简单套用，而是在继承其批判精神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重新发现与理论化，实现了对危机理论的生态学拓展。“双重危机”理论不仅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根源深植于资本主义的制度逻辑之中，更阐明了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如何作为一个统一过程的两个侧面，共同作用于现代社会的根基。重回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尤其是其关于“第二重矛盾”的深刻论述，对于理解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批判各种不触及根本的改良主义方案，以及探寻一种真正的可持续文明未来，具有至关重要的当代启示意义。
奥康纳在其代表作《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文集》中明确指出：这一论断奠定了“双重危机”理论的基础[1]。后续研究如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对“代谢断裂”理论[2]的拓展、保罗·伯克特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再发掘[3]，均与奥康纳形成理论呼应，共同丰富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
2. 奥康纳“双重危机”理论的核心要义
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构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两重根本性矛盾的分析之上，这两重矛盾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动力源。
2.1. 第一重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
奥康纳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对剩余价值无限追逐的本性，驱动生产力盲目扩张，但同时，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却限制了广大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导致社会有效需求相对不足。其结果是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商品无法实现其价值，“惊险的一跃”失败，进而引发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这一矛盾的运动轨迹主要表现为实现性危机，即价值与剩余价值在市场上无法顺利实现的危机。这是资本逻辑内部直接衍生的经济危机，其解决方式往往通过破坏生产力、开拓新市场或信贷扩张来强行恢复盈利条件，但这些手段又会为更大规模的危机埋下伏笔。
2.2. 第二重矛盾：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的冲突
作为奥康纳理论最具独创性的部分，也是其思想的基石。第二重矛盾表明了除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外，资本主义还存在着一重更为深层的矛盾，即生产力、生产关系与其赖以存在的“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奥康纳将“生产条件”定义为“并非作为商品而被生产出来，但却被资本当成商品来对待的东西”，主要包括三类：(1) 外在的物质条件，即自然环境或自然生态系统；(2) 劳动力，即劳动者的身体、心智与社会再生产能力；(3) 社会性的公共设施与空间，即交通、教育、城市基础设施等。
资本主义的生产与积累过程，在利润动机的驱使下，必然会对这些非商品性的生产条件进行掠夺性的使用与破坏，因为将这些成本“外部化”是提高利润率最便捷的途径。具体而言就是对自然环境的过度开采与污染，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再生能力；对劳动力的过度榨取，损害了劳动者的身心健康，瓦解了其社会再生产能力[4]；对公共设施的漠视与侵蚀，削弱了社会共同体的维系基础。这种对生产条件的系统性破坏，反过来会提高资本的成本——资源枯竭导致原材料价格上涨，环境污染引发健康问题并增加治理费用，劳动力再生产障碍导致教育、医疗等社会成本攀升。奥康纳将由此引发的危机称为流动性危机，即由于生产条件被破坏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从而使资本积累陷入困境的危机。简言之，第二重矛盾的运动导致了生态危机，而生态危机通过成本上升的机制，最终会转化为经济危机。
2.3. 双重危机的相互作用机制
在奥康纳的理论图景中，第一重矛盾与第二重矛盾并非孤立运行，而是相互交织、彼此强化的。第一重矛盾驱动的经济危机，往往迫使资本为了恢复利润而更加疯狂地降低成本，其首选策略便是进一步将生态与社会成本外部化，即加剧对生产条件的破坏，从而激化第二重矛盾。例如，在经济萧条时期，企业更可能削减环保投入，政府更可能放松环境监管以“刺激经济”。
反过来，由第二重矛盾引发的生态危机，又会通过侵蚀资本积累的物质基础、引发社会动荡、增加修复成本等方式，加剧第一重矛盾所表征的经济危机。例如，极端气候事件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直接冲击区域经济；资源争夺引发的国际冲突，扰乱全球供应链。因此，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资本主义不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其中任何一种危机，反而其应对一种危机的努力，常常会成为加剧另一种危机的催化剂。这一“双重危机”的辩证法，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是其内在的、结构性的必然。
3. “双重危机”理论的当代阐释力
奥康纳的理论形成于20世纪末，但其分析的锐利性在当今时代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印证。它为理解当代世界的几大核心困境提供了强大的理论透镜。
3.1. 对当代生态危机的深层解释
当代生态危机，尤其是全球气候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主流解释多集中于人口增长、技术落后或消费模式，而奥康纳的理论则将矛头直指资本积累的逻辑。资本为了无限扩张，必须将自然视为免费的“水龙头”和“污水池”。这种将自然资本化的行为，必然导致“水龙头”的枯竭和“污水池”的满溢。全球南北在生态问题上的不平等，亦可在“第二重矛盾”的框架下得到解释：发达国家通过全球分工体系，将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实质上是将其国内的部分“生态危机”成本转嫁出去，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其自身的“第二重矛盾”，但却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生态不公与危机。这表明，生态危机并非管理不善的技术问题，而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成本转嫁与生态剥削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3.2. 对当代经济金融化困境的再审视
21世纪以来的经济危机，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呈现出显著的金融化特征。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为此提供了一个关联性视角。由于在实体经济领域，一方面面临第一重矛盾下的利润率下降趋势，另一方面又面临第二重矛盾下因环境规制、资源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大量资本便脱离生产性投资，涌入金融领域进行投机。金融泡沫在某种程度上是资本试图绕过实体经济的“双重危机”而寻求增值的产物。然而，这种虚拟经济的膨胀不仅无法消除根源性矛盾，反而使经济体系更加脆弱，一旦泡沫破裂，其破坏性更为深远。同时，金融资本对短期回报的极致追求，进一步强化了对自然资源的短线开采和对长期环境风险的漠视，从而在更深层次上激化了“第二重矛盾”。
3.3. 对“绿色资本主义”的根本性批判
面对生态危机，当今世界的主流方案是推行“绿色资本主义”或“生态现代化”，即通过发展绿色科技、碳交易市场、ESG投资等，试图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实现环保与增长的双赢。奥康纳的理论对此提出了根本性质疑。这些方案大多试图将自然进一步商品化和金融化，这本身就是资本扩张的新形式，它非但没有挑战反而巩固了将自然视为剥削对象的逻辑。“绿色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第二重矛盾”。大规模推广可再生能源需要稀有金属，其开采过程本身就会造成新的生态破坏；绿色技术的前期高成本也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最终，这些改良措施可能在局部缓解某些环境问题，但无法改变资本积累对生产条件的系统性破坏这一根本趋势。奥康纳的批判启示表明只要利润最大化仍是经济的最高律令，任何试图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彻底解决生态危机的努力，都将是舍本逐末。
4. 理论启示：超越双重危机的文明路径
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不仅完成了对现有问题的深刻诊断，更以其严谨的逻辑推演，指向了一条超越当前困境的文明转型之路。通过对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剖析，该理论揭示了制度性变革的必要性，并为构想一种能够协调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未来社会形态提供了思想资源[5]。
4.1. 重构生产的目的与逻辑
“双重危机”的根源在于一种将无限积累置于核心的生产逻辑。因此，根本性的出路在于对生产的目的与组织方式进行深刻的重构。理论启示必须推动一场从“交换价值”优先向“使用价值”优先的范式转变。这意味着，经济活动的核心目标应从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向于满足社会成员的真实需求与福祉，并确保其与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相协调。这要求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机制，能够对投资、生产和技术发展的方向进行民主的、有远见的规划，使得经济过程内在地符合生态理性，而非与之持续冲突。此种重构必然涉及对资源分配决策权、剩余产品使用方式的民主化改革，其核心在于使社会共同体的长期生存利益，能够有效地规制和引导经济活动。
奥康纳所倡导的从“交换价值”优先转向“使用价值”优先，在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等在地实践中得到体现。CSA模式通过建立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直接纽带，将食品生产的目的重新定位于保障社区健康与生态可持续，而非追求市场利润最大化。这种模式在局部范围内规避了资本对农业生产条件的破坏，体现了奥康纳所期待的“生产条件”的民主管理与生态理性原则，为更大范围的农业转型提供了微观范式。
4.2. 推动社会协作的新形式
该理论深刻揭示了，对“生产条件”的破坏——无论是自然环境、劳动力还是公共基础设施——其影响并非均质分布，而是系统地、不平等地施加于特定社群、地区和国家。这使得生态危机本质上成为一种涉及广泛社会群体的公正问题。因此，克服危机的社会路径，必然要求一种能够超越传统分野的新型协作模式。围绕环境质量、社区健康、工作保障和公共服务等共同关切，不同的社会群体可以发现其诉求的内在一致性。这预示着一种新的社会协作形式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即生产者、社区居民、环保实践者等各方力量，为了共同维护其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从而形成基于共同利益的协同网络[6]。这种协作的核心，是将分散的、针对具体问题的努力，整合成一种旨在重塑社会与自然之间良性关系的、具有广泛基础的社会行动，其本质是对集体生存权益的共同捍卫与对未来的共同责任担当。
4.3. 对可持续发展实践的深层警示
对于全球范围内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各种实践而言，奥康纳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具有高度警示意义的分析框架。它尖锐地指出，若不能触及社会经济运行的根本逻辑，任何试图在既有框架内通过技术效率提升或市场机制创新来化解生态危机的努力，都可能面临其内在的局限性。将自然要素彻底商品化和金融化，或许能在局部领域创造出经济激励，但这本质上仍是资本逻辑的延伸与应用，甚至可能为资本积累开辟新的领域，从而在更深层次上加剧对“生产条件”的占有与控制。这一理论视角强烈暗示，真正的可持续性转型，必须勇于审视和挑战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经济组织原则。它要求实践探索不能止步于表层的技术与管理改良，而应深入到制度结构与价值导向的层面，去寻求一种能够系统性协调经济活力、社会公平与生态完整性的发展模式。这一过程，无疑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学习与制度创新实验。
4.4. 重塑价值观念与文化认知
超越双重危机的深层路径，还涉及一场深刻的价值观念与文化认知的转型。奥康纳的理论揭示了，危机不仅植根于经济制度，也深嵌于一种将自然视为无限索取对象、将增长等同于进步的文化观念之中。理论启示表明必须推动从追求无限物质扩张的价值观，向崇尚生态整体性与生活品质的价值观转变。这要求培育一种新的生态文化，它强调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非主宰，重视社区纽带、生活意义与生态智慧，而非单一的消费水平。这种文化转型意味着知识体系的重构——需要将生态理性融入教育、传媒，培养公民对复杂系统相互关联的理解力，以及对长远后果的责任伦理。最终，这种在观念与文化层面的深刻变革，将为制度创新和社会行动提供必不可少的价值基础与文化土壤，使得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获得更广泛、更持久的社会认同与内在动力。
基金项目
本文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新时代‘红石榴’文化符号铸牢中华民族同体意识的新疆实践研究”(XJ2025G055)阶段性研究成果。
NOTES
*第一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