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对“资本主义父权制视角下的女性地位变迁”进行研究的初始阶段，需要清晰地定义“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概念。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系，以市场经济、竞争机制和私有财产权为特点，强调资本的积累和再投资。而父权制则是一种社会结构与文化规范的结合体，其中男性拥有对女性的支配地位和控制权，这种支配和控制来自于资本的原始积累，费德里西从性别视角探讨资本的原始积累与猎巫运动的关系，认为原始积累时期的猎巫运动是性别分工的起点，实现了资本对女性身体和再生产的掌控[1]。在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框架下，女性的角色往往被限定在家庭的私人领域，而非公共领域的参与与表达受到了极大限制。
从历史的长河中来看，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结合对女性的社会地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早期的父权制社会中，女性的角色主要是作为家庭的主妇和孩子的抚养者，她们的工作和劳动往往被视为“隐形劳动”，即没有或很少有经济报酬的家务劳动和抚养子女的工作。这些劳动虽然同样是生产性的，但通常不被重视，也不被认为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化的进程，女性的角色和地位发生了显著的转变。一方面，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女性工作”机会，如纺织、家政、教导等，这些工作往往对女性的体力和社会角色的要求不同于男性。另一方面，这种工业分工的转变也巩固了男性的社会地位，将其定位为家庭的经济支柱，而女性则被进一步边缘化。
进入20世纪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和现代化进一步深化了对女性角色的塑造。女性的劳动力不仅被用于“劳动力市场”的生产，更多地被用于“照顾市场”的生产，如照顾老人、照顾儿童等。这些被称为“非正式部门”的工作，虽然减轻了传统男性工作的负担，但却往往缺乏足够的社会认同和经济回报，从而加剧了对女性的社会和经济歧视。
资本主义父权制的视角还意味着对“工作与家庭”的性别化管理。男性被鼓励在职场竞争和成功，而女性则被期望在家庭和私人生活中扮演更多的角色。这种性别化的劳动分工不仅限制了女性的职业发展，而且对男女共同参与家庭照料的可能性也构成了障碍。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父权制视角下的女性地位变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
2. 资本主义父权制概述
(一) 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概览
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一个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生产资料私有制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系统。它的主要特征包括私人所有制、市场竞争、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以及追求最大化利润的目标。在这一经济体系中，劳动力被视为一种商品，它的价格(即工资)由市场的供需关系来决定。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着生产力的极大提升，促进了工业革命和全球化的进程。市场经济的高效性和对个体劳动潜力的释放，使得生产力和消费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然而，这种经济体系也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化和不平等——其中一个关键的社会分层体现在性别上。
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视角出发，男性由于其生理的优势和社会传统的影响，往往在劳动力市场中占据主要地位。他们不仅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占据优势地位，而且在需要决策、领导等所谓的“高级”工作中也占有较大的比重。这种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分化，为男性提供了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和更高的经济回报。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通常被限制在特定的“性别职业”中。这些职业往往工资较低、工作条件较为艰苦，并且缺乏晋升机会。即使在工业化和信息化进程中，要求更高的教育水平和专业技能，女性的这些所谓“性别优势”也常常成为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利条件。
因此，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视角来看，女性地位的变迁是该体系内在动态和社会文化的共同作用的结果。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既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对她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质量提出了更多的挑战。这种矛盾的双重性，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性别平等方面的悖论和挑战。
(二) 父权社会文化背景
在资本主义父权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女性地位的变迁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过程。这种变迁不仅涉及法律和政策的变革，还包括了社会文化、经济结构以及家庭价值观的深层次调整。在父权制的影响下，社会普遍认为男性是家庭和社会的经济支柱，而女性的角色往往被限定在家庭的范畴内，这包括承担家务和育儿的重任，为适应资本主义工业化快速发展和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情况，大量女性进入公共领域从事工作，但这种改变并没有阻断家庭私人领域和社会公共领域之间的分层。虽然女性拥有工作机会，但仍然无法逃脱另外几重固化角色———妻子、母亲、女儿、照料者[2]。这种性别角色的划分不仅限制了女性的社会参与度，也限制了她们的社会地位和自我认知。
再者，尽管女性的经济地位得到了提升，但在父权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与男性相比，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的地位仍然处于从属地位。“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3]例如，在政治领域，女性的代表性和影响力远低于男性。在工作场所，尽管同工同酬的观念得到了加强，但实际上女性的工资水平、晋升机会等仍然受到性别歧视的影响。
父权制下的社会文化背景还包括对女性的社会角色和期望的深层次塑造。例如，女性被期望扮演的“照顾者”角色被认为是她们的天性和自然倾向，而“工作者”角色则被视为次等或需要特殊技能的工作。这种刻板印象的存在，限制了女性的职业发展并加剧了性别不平等。从更深层次来看，父权制的社会文化背景还意味着对女性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的限制。例如，孕产期的女性面临着更多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因为她们的“自然”角色是暂时的，而不是长期的或被社会所认可的角色。此外，由于生育的身体和心理负担，女性的事业发展和个人发展往往被牺牲。
(三) 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形成与发展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父权制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紧密相连，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呈现出特定的阶段性特征。
在早期的资本积累阶段，父权制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小型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和生产方式之中。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经济主要是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男性作为生产的主体，掌握着物质资源和决策权力，女性则多局限于家庭内部，负责家务和抚育子女，形成了明显的性别角色分工。在这种模式下，男性的社会地位往往高于女性，而这种分工的背后，便是以父权制为基础的社会控制机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到工业革命阶段，生产力的巨大提升和生产方式的根本改变，为父权制的结构性强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机器的广泛使用和工厂制度的建立，要求劳动力的高度组织化和专业化，这进一步加强了对男性的依赖，并将男性的社会地位推向了新的高度。而女性因为在生理上的某些特性(如生育和护理等)，在工厂工作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这加剧了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现象。
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父权制的特点表现得更为显著。资本的全球扩张带动了对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的需求，这促使资本家不断寻求更低成本的生产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女性和儿童成为了主要的劳动力来源，但是他们所受到的待遇远不如男性，且往往处于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地位。这种结构性的社会关系，不仅体现了男性在生产中的主导地位，也强化了通过法律、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等途径来维持和复制父权制的机制。
3. 历史视角下的女性地位变迁
(一) 工业革命时期的女性角色
1) 工业化对女性就业的影响
资本主义父权制视角下的女性地位变迁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主题，尤其是在工业化对女性就业影响的背景下。工业化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也对女性的经济地位和社会角色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工业化带来了对大量劳动力的需求，这为女性提供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在这一过程中，女性开始从传统的家庭角色中解放出来，以其独特的劳动力参与到各行各业的生产活动中。然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和特定的劳动性别分工的结合，使得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地位往往受限于其性别角色的既定期望。其次，工业化过程中的工作环境和劳动报酬问题进一步影响了女性的就业状况。工作环境的危险和艰苦往往更容易被认为是“女性的工作”，而这种刻板印象限制了女性可以从事的工作种类和职业发展的机会。此外，工资差距的问题也是工业化过程中女性面临的重要问题，低工资的现实常常让女性的经济独立和社会地位受到限制。
工业化还影响了女性的自我认知和社会地位的认同。在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框架下，女性的工作和劳动强度往往不被社会充分认可，这让她们的工作成为了家庭角色的延伸，而非作为独立个体的自我实现。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女性的自我发展和社会地位的提升[4]。
2) 家庭与社会角色的转变
在资本主义父权制视角下，家庭与社会角色的转变对女性地位的变迁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传统的父权制家庭中，女性往往被限定在家庭角色中，其社会角色同样被家庭角色所限制。女性的价值往往被看作是其对家庭的贡献，尤其是对男性家庭成员的服务和对子女的抚养。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价值观念，不仅限制了女性的社会参与，也限制了她们的自我认知和发展[5]。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女性的社会角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教育的普及，职业机会的增加，以及女权主义的兴起，共同推动了女性在社会中地位的提升。女性开始在各行各业崭露头角，不仅在知识型、专业型岗位上，也在传统被认为是“男性领域”的行业中。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女性的经济独立地位，也提升了她们的社会地位和自我认知。
在家庭中，随着女性地位的提升和对个人发展的追求，她们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家庭事务，包括家务分担、子女教育以及家庭经济管理等。这种变化促进了家庭内部权力结构的变革，家庭决策过程变得更加民主和平等，男性与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逐渐趋于均等。
然而，这种转变并非没有挑战。虽然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但在很多家庭中，传统的性别角色和期望仍然存在。女性在追求工作与家庭平衡中面临着诸多挑战，特别是在存在父权制文化的背景下，改变传统角色的期望往往充满了挑战。
(二) 20世纪的女性解放运动
1) 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
随着19世纪中后期妇女运动的第一次浪潮的兴起，女性开始为自己争取选举权、就业权和教育权等基本权利。这场运动不仅对西方世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也影响到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这场为改变女性地位而进行的斗争，不仅是对法律与社会习俗的挑战，更是对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价值观的挑战。
20世纪60年代女性解放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兴起，带来了更加广泛和深入的社会变革。在这一浪潮中，各种不同的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同时发展，包括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强调性别平等的平权运动，其理论基础和策略主要集中在争取法律上的平等权利上，如同等的工作权、教育权等。其中，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作之一，该书深刻揭示了20世纪中叶美国妇女面对的“玻璃天花板”等的社会现实。激进女性主义则更加强调社会制度和文化中的性别不平等，并试图根本地改变女性的社会地位。该流派的理论家，如凯特·米丽特和盖尔·卢宾，通过提出性政治、父权制理论等概念，挑战了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结合，并探索了解构性别不平等的多种可能性。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结合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和女性主义的平等目标，描述和检验了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父权制是女性被压迫的根本原因，并通过提升女性的经济地位来追求社会性别的解放[6]。
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是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直接挑战，它不仅推动了法律和政策的改变，更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的价值体系和日常生活。通过不断的运动和理论创新，女性开始在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和积极的改变，从而在改变自己命运的同时，也在逐步地改变着整个社会的性别关系和地位。
2) 法律与政策变革
在一切既往与现存的父权社会中，妇女的屈从地位绝非仅仅停留于尘世的、易变的感性生活，在更为深层的精神理性领域，它已然深刻地内化于各种“观念的上层建筑”，即父权制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中[7]。这种制度化的性别不平等在法律与政策层面上具体体现为在，早期的父权制社会中，女性的法律地位较低，她们往往无法享有与男性等同的政治、经济、社会权利。例如，在许多地区，法律对于女性的财产权、财产权、财产权、财产权利等方面都有明确的限制，女性甚至在离婚、子女抚养权等方面的权利也远不如男性。
然而，随着近代民主运动的兴起和女性运动的发展，女性的法律地位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女性开始在工作场所大量涌入，她们的经济地位的提升也要求法律与政策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来保护她们的权利。
进入20世纪后期，特别是在八九十年代，多个国家的宪法中增加了关于性别平等的条款，明确要求保障女性的权利与男性平等。联合国在多项国际公约中也强调了包括妇女在内的所有人的平等权利。还有许多国家出台了专门保护妇女权益的国内法律，如禁止性别歧视、强制提供性别平等的就业机会、提供妇女健康和生育保险等。
这些法律与政策的变革，标志着社会对女性地位的重视程度在逐渐提升，女性开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争取平等的社会地位，并逐渐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然而，尽管法律与政策上的变革为女性地位的提升提供了外在保障，但要真正实现性别平等，还需要持续的社会教育、文化改革和深层次的结构调整。这些变革和努力，仍在持续中，其成效和影响也是一个长期观察和研究的课题。
(三) 20世纪的女性地位
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义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父权制视角下，女性的社会角色经历了重大的变迁和再定义。传统上，女性的角色被局限在家庭的范畴内，主要负责家务劳动和抚育后代，而社会职能则被限定为辅助性的角色。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进入近现代社会，女性开始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展现自己的能力和才华，从而不断扩大和强化她们的社会角色。
进入20世纪，尤其是在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女性的社会角色获得了更加明显的提升。她们不仅在传统的“服务性”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还开始参与到了以前被认为“男性领域”的工作，比如技术、管理、管理等。女性的这些社会角色的扩展，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女性的生活经验，而且还极大地促进了女性自我认同感和社会地位的提升。
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变化更加显著。随着社会对女性才能的进一步认可，以及性别平等观念的普及，女性的社会角色不断丰富和发展。她们不仅在传统产业中担任重要职位，而且在金融、科技、IT等新兴行业中也扮演着关键角色。同时，女性还在社会公益事业、教育培训、文化艺术等多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她们的社会角色已经从“被定义”的范畴扩展到了“被实践”的各个角落。
4. 当代社会中的女性解放运动
(一) 女权主义的复兴与新动向
1) 当代女权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在资本主义父权制视角下，当代女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是对女性地位变迁的深入探讨与积极探索。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社会女性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运动，致力于通过法律、政策和社会变革来改善女性的地位。它将女性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不平等与父权制的关系紧密联系起来，并试图从制度层面解构和重构这一结构[8]。
社会女性主义认识到，父权制不仅仅是个人行为的总和，而是一个深刻影响社会结构的制度性安排。这种结构性的父权制将男性的利益和价值观置于社会的核心地位，女性被置于从属和辅助的地位。因此，改变女性的地位不仅需要个人层面的改变，更需要结构性的改革，包括消除法律上的性别歧视、推动工作场所的性别平等、改变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等。
在实践中，当代女性主义通过多种方式来挑战和改变这些结构性的父权制。例如，提倡和支持女性的教育与职业发展，以增强她们的经济独立性；倡导性别平等的家庭政策来减轻女性在家庭中的负担；以及推动法律的改革，以保护女性免受家庭暴力和性别歧视的侵害。同时，女性主义者还在公共领域中为提升女性的声音和代表性而不懈努力，包括增加女性在政策制定、企业管理和政治领导等重要职位的代表性。
此外，当代女性主义的实践也包括对“第二性”理论的批判。这一理论认为女性的地位是由其作为男性的附属物而决定的，但现代女权主义通过批判这种观点，强调女性作为独立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挑战了将女性固定在“他者”位置的社会文化规范。
然而，尽管现代女性主义取得了诸多成就，女性的地位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结构性问题并没有根本改变，女性的社会地位仍然处于男性从属地位。因此，未来的女性主义实践需要进一步深化理论研究，并将之转化为更广泛的社会变革，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和女性解放。
2) 社会运动中的女性团结
“自由女性主义主张在现存体制内部争取男女的平等权利，使男女享有平等的机会，并且认为，在争取了平等的法律权利之后，剩下的事就靠每位妇女个人的努力了。”[9]实际上，拥有了平等的法律权利离两性真正平权的目标还十分遥远。例如反歧视法规的采纳就没有带来真正的性别平等[10]。
在资本主义父权制视角下，女性地位的变迁不仅是在法律层面上的变化，更是社会运动中女性不断争取自身权利和地位提升的结果。社会运动是指为了某种共同目标或利益，社会群体或个人组织起来进行集体行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女性团结成为推动女性地位提升的一个关键因素。
女性团结的核心在于团结女性的力量，通过集体的力量来应对和反抗资本主义父权制下的不平等与压迫。在社会运动中，女性团结体现为一种集体意识和集体行动的结合。这种团结不仅仅是在面对面的直接行动中体现，也体现在通过组织、宣传、教育等多种方式来增强女性的集体意识和行动力。
在资本主义父权制的背景下，女性团结的重要性在于它为女性提供了一个表达共同利益、共同诉求的平台。通过团结，女性不仅可以共同面对和抵抗来自父权制的压迫和歧视，还可以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争取自己的权益。团结使她们的声音得到放大，使她们的行动更加有力，从而在与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斗争中发挥更加有效的作用。
以各种女性运动为例，女性团结在争取性别平等、反对性别歧视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在争取妇女参政权、争取工资平等、争取工作环境安全等方面，女性团结的力量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力量。在这些运动中，女性通过团结来组织讨论、策划活动、宣传理念、进行谈判、开展诉讼等，展现了女性的集体智慧和集体力量。
然而，女性团结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不断的努力和发展。在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压制下，女性团结面临着种种挑战，包括来自社会的偏见、来自男性的反对、来自制度的限制等。因此，女性团结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以更加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