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山海经》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是一部集原始神话、地理志怪与古老民俗于一体的百科全书式典籍。其文本中充斥着“龙身人面”、“赤蛇衔珠”等光怪陆离的意象，这些意象涵盖了丰富的文化隐喻，反映了华夏祖先们认知与表达世界的独特方式。然而，正是这种深厚的文化负载与隐喻特质，使《山海经》的翻译成为跨文化传播中的重大挑战。如何使这些根植于特定文化土壤的隐喻在异域语境中被理解与接受，成为历代译者无法回避的核心课题。在众多英译本中，王宏与赵峥的合译本(以下简称“王赵译本”)因学术功底深厚、文学再创意识鲜明而备受关注。该译本在处理繁杂的隐喻意象时，展现出系统性的策略，并巧妙地呈现出源文本隐含的文化内涵。
在中国典籍英译研究领域，国内学者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梁林歆(2023)以知识翻译学为视角，对《山海经》多个译本进行了历时性梳理，揭示了其在复译过程中的知识建构与再生产机制，拓展了翻译与文化传播关系的宏观理解[1]；王烟朦(2020)基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聚焦《天工开物》中修辞格的英译策略，深化了我们对科技典籍翻译中“译者角色”与“文体适配”问题的认识[2]；李庆玲(2019)则结合功能对等与交际翻译理论，系统分析了《山海经》英译中文化负载词、特殊句式和四字格的处理方式，为相关领域翻译研究提供了实践参照[3]。这些成果虽在不同层面推进了典籍英译研究，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一方面，多数研究侧重于对翻译策略与文本成品的静态描写，或对译者行为的外部审视，而未深入其背后的认知运作层面；另一方面，尽管部分研究触及隐喻或文化意象的转换问题，却未能从理论层面揭示译者如何在心智空间中实现源文与译文的跨文化概念整合。这种认知维度的缺失，使我们难以系统回答“译者如何理解并再造隐喻”这一核心问题。
为弥补上述研究空白，本文以概念整合理论为框架，对《山海经》王赵译本中的隐喻翻译展开认知分析。该理论聚焦于意义建构背后的动态心理空间网络，有助于揭示译者在处理文化隐喻时所进行的概念映射与合成机制。基于这一视角，本研究旨在阐释王赵译本中隐喻重构的认知理路，以期为典籍翻译的对外传播提供理论依据，并为相关实践提供方法借鉴。
2. 概念整合理论与翻译
2.1. 概念整合理论的概述
概念整合理论是认知语言学领域的重要理论，该理论由Fauconnier和Turner于20世纪90年代在心理空间理论基础上提出并系统发展。该理论将概念整合视为人类一种基本且普遍的认知方式，其认为意义的构建并非简单地组合，而是源于动态的心理操作。其核心在于揭示人们激活并连接不同的心理空间，从而生成新的概念与理解的方法。这一认知机制广泛渗透于人类的文化、文学、艺术乃至科学推理等各个认知领域[4]。一个完整的概念整合网络通常包含四个关键心理空间：两个输入空间、一个类属空间及一个合成空间(如图1所示)。其中，类属空间负责提取两个输入空间中共享的抽象结构与组织，并以此建立核心的跨空间映射。在这一框架下，输入空间并非整体投射，而是有选择地将部分元素映射至合成空间。随后，合成空间通过“组合”“完善”与“扩展”三个彼此关联的认知环节，逐步发展出输入空间原本不具备的新颖结构——即“层创结构”。这一结构的生成过程，正是新意义得以涌现和衍化的核心。因此，概念整合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动态认知过程，而合成空间作为意义运作与生成的场所，无疑是整个认知流程的关键[5]。
Figure 1. The relationship model of four mental spaces in 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
图1. 概念整合理论4个心理空间之间的关系模型
2.2. 概念整合理论与翻译
该理论的动态意义建构观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深刻的认知阐释。具体到翻译过程中，原文可被视为源语作者进行概念整合的产物；而译文则是译者对原文概念结构进行解构后，结合目标语文化语境进行再整合的结果。由此可见，翻译本质上是译者跨越语言与文化边界，对意义进行连续识解与重构的概念整合过程[6]。
概念整合理论在分析《山海经》这类富含文化隐喻的文本时体现出高度的适配性。书中的隐喻(如“龙身人面”、“赤蛇衔珠”)并非孤立的修辞现象，而是根植于特定文化认知体系的概念整合体。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需要解析源语隐喻所涉及的输入空间(如自然物与神话想象)，识别其中特有的文化映射关系；随后，在目标语认知框架中寻找或构建相应的心理空间，并通过合成空间的运作，生成一个既尽可能贴近原意、又能在异域文化中被理解的“层创结构”。这一认知操作过程，清晰揭示了译者如何借助概念整合机制，有效化解文化冲突，实现隐喻意义的跨语际传递。正因如此，概念整合理论为阐释典籍翻译中的认知运作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工具[7]。
3. 案例分析
《山海经》是古代中国神话的基本来源。《山海经》作为中国古代神话的核心载体与研究宝库，其系统性的外译研究对中国神话的对外传播具有重要借鉴意义[8]。作为一部包罗万象的古代典籍，《山海经》充满了丰富而奇特的神话叙事与文化符号。为系统探究概念整合理论在王宏印与赵昱英译本中的解释力与适用性，本研究特从“神话意象隐喻”、“文化特有物象隐喻”及“地理方位隐喻”三个层面进行案例剖析。该分析框架旨在由表及里、从形象到观念，逐步深入：首先审视由多重生物特征复合而成的神怪形象之翻译，进而探讨根植于特定文化传统的独有物象之转换，最终解析蕴含古代宇宙观与哲学思辨的方位概念之传递。通过对这三类典型案例的细部分析，本研究旨在揭示译者如何在文化认知模型之间进行动态的意义协调与重构，并据此归纳出王赵译本在处理不同层级文化隐喻时所使用的翻译策略和认知运作机制。
例1：
原文：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谣，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孙。
王赵译：There is an animal called lushu, which looks very much like a horse. Its head is white and its tail is red. It has a tiger’s markings and it makes a sound like the crooning of a human being. Whoever wears it in his belt, it will help him to have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在例1的英译中，王赵译本生动体现了概念整合理论视角下隐喻翻译的认知运作过程。译者首先对源文本中“马”、“虎”、“谣”等多个输入空间进行解构，识别出“鹿蜀”这一形象所承载的“复合生物”与“巫术功能”这一抽象类属结构。在跨空间映射过程中，译者选择性地保留了“其状如马”、“其文如虎”以及“其音如谣”等视觉特征，以直译方式保留了原文神话意象的独特性；而在处理富含文化内涵的“佩之宜子孙”时，则未拘泥于字面形式，转而启动创造性认知机制：将模糊的“佩之”具体化为“wears it in his belt”，并将“宜子孙”这一巫术进行意译，翻译处理为“help him to have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最终，在合成空间中生成一个兼具神话意象与功能明确性的新意象，即“鹿蜀”。从而成功构建出一个外形奇异、却以“促进繁衍”之效为目标语读者所理解的象征符。此过程彰显了译者如何通过跨空间映射与层创性拓展，有效化解了文化冲突，并实现了神话隐喻的跨语际再生。
例2：
原文：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
王赵译：There is an animal which looks like a fox and has nine tails. It makes a sound like a crying baby and it may eat humans. Whoever eats it, he will be free from the plague of a malign force.
在例2的翻译中，译者对跨空间映射与投射过程采取了分层处理的策略。针对九尾狐的外在形态与行为特征，如“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及“能食人”，译者采用直接投射的方式，分别直译为“looks like a fox and has nine tails”，“makes a sound like a crying baby”，“it may eat humans”，以此在合成空间中最大限度地保留该意象的原始怪异感与神话色彩。然而，在处理核心文化特有词“蛊”时，译者并未进行字面对应，而是创造性地产出了层创结构，将其意译为“the plague of a malign force”。这一处理将一种具体、神秘的东方巫术概念，转化为一个西方读者能够理解的、泛指“邪恶力量带来的灾祸”的抽象概念，增强了文本的跨文化可读性。
例3：
原文：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
王赵译：The deities of these mountains all have a bird’s body and a dragon’s head.
在此例中，“鸟身而龙首”这一神灵形象的翻译，核心难点在于如何调和“龙”在中西文化中的概念冲突。从概念整合理论看，源语中“鸟”(象征翱翔与通天)与“龙”(象征神力与祥瑞)构成两个输入空间。译者在此采取了异化策略，将意象完整投射至合成空间，直译为“a bird’s body and a dragon’s head”。然而，这一处理虽保留了形式，却引发了文化模型的根本冲突：在中文语境中，“龙”是神圣图腾，而在英语读者的认知中，“dragon”却常代表邪恶。因此，译文所合成的“鸟身龙首神”虽形似原文，其神性内涵已在目标语语境中被扭曲，甚至被误解为负面形象。该案例表明，当输入空间的核心元素存在不可调和的文化差异时，简单的形式对应可能无法实现意义的有效传递，还会导致合成空间中的意义严重偏离，无法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传递。
例4：
原文：有鸟焉，其状如乌，首白而身青、足黄，是名曰鶌鶋，其鸣自，食之不饥，可以已寓。
王赵译：There is also a bird called quju which looks like a crow and has a white head and a green body with yellow claws. It is named after its call. Whoever eats it, he will not feel hungry. It is also an effective cure for his wart.
该例描述了了一种名为“鶌鶋”的神鸟，其形象奇异，兼具食用与治疗的双重功能。译者在翻译“食之不饥”时，通过直接投射译为“will not feel hungry”，在合成空间中实现了明确的功能对等。然而，对于中医特有的病理概念“寓”，译者并未直接直译为难以理解的中医术语，而是将其创造性地翻译为“wart”(疣)。这一层创结构的生成，将一个模糊的古老疾病概念，转化为现代医学中明确对应的皮肤病症，这样的翻译处理让目标语语境中变得更为直观，显著降低了读者的认知负荷，确保了神话叙事中“实用性”核心的有效传递。
例5：
原文：又北三百里，曰北嚣之山，无石，其阳多，其阴多玉。
王赵译：300 li further north is a mountain called Beixiao where there is no stone. On its southern slopes there is plenty of green jade while on its northern slopes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jade.
在此译例中，译者将“阳”、“阴”分别翻译成两个方位词“southern”和“northern”，这一处理方式清晰体现了概念整合理论视角下对文化方位隐喻的翻译策略。从认知过程来看，源语输入空间包含一个由“山”的实体与“阴和阳”哲学体系构成的复杂网络：“阳”关联着南向、日照、阳刚等属性，“阴”则对应北向、背光、柔顺等内涵。为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传递，译者将目标语输入空间处理为“南/北”地理方位概念。在跨空间映射中，译者将“阳–南”、“阴–北”的方位对应关系投射至合成空间，从而生成“southern slopes”与“northern slopes”这一层创结构，该整合在准确传递地理信息的同时，显著降低了目标语读者的认知负荷，但也不可避免地削弱了“阴阳”所承载的哲学概念与文化联想。
例6：
原文：山的南面产赤铜，北面产玄䃤。
王赵译：On its southern slope there are rich deposits of red copper while on its northern slope there are many black whetstones.
在例6的译文中，译者对“赤铜”与“玄䃤”的处理，清晰地展示了概念整合理论下对文化隐喻的翻译。源语文本中的“赤”与“玄”是深植于“阴阳五行”文化模型的方位隐喻。“赤”关联南方、属火，象征阳刚与旺盛；“玄”关联北方、属水，象征幽深与沉静。它们与“南面”、“北面”共同构成了一个系统性的文化认知结构。然而，在跨文化转换中，这一完整的隐喻系统在目标语中缺乏对应的文化模型。因此，译者采取了归化策略。在概念整合的框架下，译者将“赤”与“玄”的视觉属性投射至合成空间，分别译为“red”与“black”，最终生成的层创结构为“southern slope...red copper”与“northern slope...black whetstones”。这种译法虽未传递出原文深厚的哲学内涵，但有效降低了目标语读者的认知负荷，确保了译文的可读性。
4. 结论
本研究以概念整合理论为框架，通过分析《山海经》王赵译本中三类核心隐喻：神话意象隐喻、文化特有物象隐喻与地理方位隐喻，深入揭示了译者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动态认知机制。
研究发现，王赵译本中的不同隐喻类型分别侧重于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在处理神话意象隐喻时，译者倾向于采取形式保留为主、功能阐释为辅的策略，往往采用直译的翻译策略，从而在合成空间中生成极具异域色彩的新意象。对于文化特有物象隐喻，译者往往通过概念具体化或范畴泛化的方式，将源语中独特的文化概念转化为目标语读者认知框架内存在的内容，这样的处理虽然不能完整地传递源文本的文化内涵，但有效减轻了目标读者的认知负荷。而在处理地理方位隐喻时，译者则将文化模型进行了整体置换，将哲学化的方位系统简化为纯粹的地理意义，这样的翻译处理虽确保了描述的清晰，却也凸显了当隐喻植根于源语特有文化模型时，跨文化传递所面临的困境。
此外，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所选取的案例大多类型单一且数量有限，未能全面覆盖《山海经》中丰富的隐喻现象。因此，本文在系统阐释概念整合理论于翻译研究中的适用性与解释力方面仍有补充空间。在未来研究中，可拓展更多译本或纳入更具代表性的隐喻语料，以增强结论的概括性与适用性。其次，本文主要依托概念整合理论展开认知分析，尚未充分纳入译者主体性、历史语境或读者接受等外部因素，后续研究可尝试融合多维视角的分析框架，以进一步推动翻译认知过程的跨学科探讨。
综上所述，概念整合理论为阐释《山海经》英译中隐喻的转换机制提供了有力的认知视角，将翻译理解为跨文化语境中一种动态的意义建构过程。本研究不仅为《山海经》英译研究开辟了新的阐释路径，也为中华典籍外译中文化隐喻的处理策略提供了有益参照。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至其他中华典籍的英译比较，聚焦如文化负载词、谚语、歇后语等更具文化代表性的语言现象，深入揭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认知运作与决策机制，以推动中华典籍外译研究的深化与实践体系的完善。
基金项目
本论文得到武汉工程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编号为：CX2024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