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反义同词，是人类语言中存在的一种特殊语义现象，指同一词汇形式稳定承载着两个相互对立义项的语言事实。作为一词多义的典型特例，该现象深刻反映了语义结构与认知机制之间的复杂互动。在汉语、英语等学界，相关研究已较为丰富；而韩国语学界对此的系统性探讨仍显不足，仅有이민우 (2010)、이선영 (2011)、최윤 (2015)等少数学者进行过初步探索。近年来，왕사우 (2018)从类型学角度开展了跨语言对比，罗佳妮(2024)则基于事件域认知模型对韩汉反义同词进行了分类阐释，推动了研究的深化。然而，从文化认知视角系统解析韩国语反义同词内在理据的研究仍有明显缺失。因此，本文在前人基础上，致力于系统考察韩语反义同词的深层动因，以期深化对韩语词汇本质的认知，并为跨语言语义类型学研究提供有益参照。
2. 反义同词的概念界定
对于反义同词现象，学者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称。孙德宣先生称之为“反训词”，王宁称其为“反义共词”。在一些研究成果中，有学者将其称为“反义同词”、“同词反义”、“同形反义”、“反义同形”、“反义同字词”、“词内反义对立”、“语义对立词”“反义共字”等。在韩语方面的研究中，学者김민수 (1983)将其界定为“반의동형어”，强调其语义双重性对揭示韩民族思维模式的特殊价值，이선영 (2011)为了明确阐述一个能指中共存着相互矛盾的所指现象，称其为“모순어 (矛盾词)”；최윤 (2015)则将具有两个相反义项的同音异义词定义为“모순성 동음어 (矛盾性同音词)”；而왕사우 (2018)则采用了“동철대립어 (同缀对立词)”这一名称定义反义同词现象[1]。
在概念辨析层面，反义同词区别于以下现象：首先，与普遍多义词不同，其义项间存在逻辑矛盾而非简单延伸；其次，与模糊语不同，其对立义项本身边界清晰；再者，与临时修辞反义不同，其对立关系是语言系统内规约化的稳定存在。
从哲学视角看，该现象是语言对“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呈现，与阴阳相生、矛盾统一的哲学观相通。
总结来说，反义同词指同一词汇形式在共时层面稳定承载两个相互对立义项的语言现象，其核心特征包括语义对立性、词位同一性与共时稳定性。名称虽然各不相同，但学者们所探讨的现象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都指同一词形能表示两个固定的相反或相对的义项，只是因研究角度和范围而异采取了不同名称。本文将研究对象明确为：韩语共时系统中，形态同一且稳定承载逻辑对立义项的特定词汇集合。
3. 韩国语反义同词的分类体系与文化生成动因探析
韩国语中存在的“反义同词”现象，即同一词语兼具相反或对立的义项，可从认知语言学、语义功能及语境依赖等多个维度进行分类梳理。现有研究对该现象的成因探讨多聚焦于历时演变与哲学背景，而本文在继承语义历时发展与共时机制相结合的分析路径基础上，尝试引入新的视角——文化视角，对韩语反义同词的生成动因进行初步探析。结合前人研究成果，本文将相关研究划分为以下几类展开论述。
3.1. 兼具始末之义的反义同词现象及成因
1. 兼具始末之义的反义同词现象
事物的存在发展内在地包含着时间的流动之意，即事物的发展是“起始”与“终结”的交替与循环。“起始”作为事件的开端，其存在必然伴随着“终结”的到来，而“终结”的到来又预示着新一轮的“起始”。起始与终结之间，在互为支撑的同时又充满矛盾，它们共同构筑了事体在时间链条上的两个重要的端点。
例1：들어가다
开始：시간이 들어가다 (时间开始流逝)
结束：회의가 들어가다 (会议结束)
“들어가다”在韩语词典中的释义为：① 동사 밖에서 안으로 향하여 가다。② 동사 전기나 수도 따위의 시설이 설치되다。③ 동사 새로운 상태나 시기가 시작되다。例1中的“시간이 들어가다”直译为“时间开始走”，也就是代表“时间开始流逝”，有表示开端的倾向；而“회의가 들어가다”直译为“会议进行”，但是会议有具体的时间限制，也就是意味着会议正在走向终结。由此可见，动作的“进入”既可指向时间起点，也可隐喻为事件的终结。
2. 成因分析
在韩国的语言哲学中，体现“始末一体”概念的词语承载着深厚的儒学思想底蕴。这一语言现象的形成与韩国对儒家思想的本土化重构历程密不可分。
从历史维度看，儒学早在古朝鲜时代便通过汉字传入朝鲜半岛。在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时期，儒学已获得官方承认，通过教育体制在上层社会传播。到了李氏朝鲜王朝(1392年建立)，“崇儒抑佛”政策使儒学成为国家统治思想。韩国学者柳承国在《韩国思想的特性》中指出，朝鲜时期的朱子性理学发展到顶峰，形成了独特的学术传统。这一思想体系深刻影响了韩国社会的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2]。
在语言层面，体现“始末一体”的词语如“들어가다”(进入/开始；包含“终结”义)的形成，与韩国儒学特有的义理精神密切相关。韩国素以“东方礼仪之邦”著称，其“礼仪”文化包含“礼法”和“义理”两个价值基准。“义理”作为朝鲜王朝时期“性理学”的中心概念，要求士人保持一贯的道德操守，从始至终不违背原则。这种有始有终的道德实践观为语言中的“始末一体”表达提供了哲学基础。从语言结构来看，韩国语通过丰富的词尾变化来表达动作的起始、持续和终结，如“——고 있다”表示动作正在进行并持续，“—아야/어야/여야”表示必须具备的条件，形成了一套精细的动作过程表达系统。
通过跨语言对比，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韩语始终观表达的文化特异性。虽然汉语中也有“始终”、“有始有终”等表达，但韩语中的始末一体观通过高度系统化的语法结构表现出来。在话题标记方面，韩语使用“은/는”和“이/가”分别标识话题和主语，这种明确的话题标记体系使韩语在表达始终观念时，能够更清晰地组织信息结构，从开始到结束形成完整的话题–述题链条。
在现代韩国社会，儒学传统依然以各种形式存续并影响着社会生活。韩国政府通过财政支持和政策引导，促进儒学的现代转型。成均馆于2017年制定的《儒教与成均馆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了“动员一切力量，改变所有可以改变的”行动口号，体现了传统儒学的现代调适。韩国学界仍在探索将儒学与民主主义、资本主义、家族主义相结合的可能性，表明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仍具有活力和适应性。
综上所述，韩国文化中兼具始末之义的词语，其形成和发展与韩国儒学的本土化过程密切相关。这些语言现象不仅反映了韩国对儒家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也体现了韩国文化特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通过具体的历史文献、哲学基础、跨语言对比和现代转型的考察，我们可以超越笼统的文化标签，深入理解韩国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3.2. 兼具因果之义的反义同词现象及成因
1. 兼具因果之义的反义同词现象
事物的演进往往嵌套着因果的辩证逻辑，这种逻辑链条不仅渗透于自然规律的运行，也在语言结构中留下了深刻烙印。从时间维度观察，因果律与始终律具有同构性——二者皆遵循线性发展轨迹。前者强调“因”的触发与“果”的继起，后者侧重过程的发端与收束，本质上都是时间序列中前后相继的关联形态。可以说，因果律是以始末关系为基底构建的延伸框架，它将单一动作拆解为“触发机制”与“效应反馈”的闭环系统。当这种动态关系投射到语言层面时，便催生出独特的语义聚合现象：某些词汇如同棱镜般，既能折射动作的初始状态，又可映照其终结形态。
例2：고치다
修复：옷을 고치다 (修补衣服)
破坏：계획을 고치다 (修改计划，隐含打破原计划)
“고치다”含有“修理”、“修补”、“收拾”、“治疗”、“矫正”、“改正”等多个义项。例2中“옷을 고치다”译为“修补衣服”；“계획을 고치다”直译为“修改计划”，可以进一步理解为“打破原计划”，即“고치다”含有“破坏”这一意义要素。“破坏”和“修补”刚好成立“因”与“果”的矛盾统一关系，这一矛盾统一使得因果逻辑在词汇中具象化。此类词语的双重属性，本质上是人类对事件连续性认知的语言编码，通过单一的符号承载动作链条的完整生命周期。
2. 成因分析
在韩国传统哲学的脉络中，事物间的相互联系与因果循环观念植根于其独特的宇宙论与道德实践体系。这一哲学传统并非单一的“神秘主义”或“宿命论”，而是融合了本土信仰、儒学心性论与道教内丹学的复合体系。
从思想渊源来看，韩国远古的檀君神话蕴含“弘益人间”的伦理理想，而新罗时期崔致远提出的“风流道”精神则明确主张“包含三教”，体现了韩国思想中儒、释、道圆融会通的传统。这种整合精神使韩国的因果观既关注现世道德律则，也探索超越性的生命修炼。
在语言结构层面，韩语语法中丰富的因果关系连接词尾为理解这一哲学观念提供了语言学证据。韩语中“-느라고”、“-니까”等因果连接词尾，在句法上严格区分事理说明因果关系、逻辑推论因果关系与心理意欲因果关系。例如，“-니까”强调后句动作是基于前句理由而发生，带有强烈的主观推论色彩。这种句法分工反映了韩民族对因果关系的精细化认知——既视其为客观规律，也理解其主观建构性。
通过跨文化对比，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韩语因果表达的文化特异性。与汉语相比，汉语多用“因为”、“由于”等词汇手段表达因果关系，而韩语则更多依赖连接词尾等语法手段，且句法分类更为精细。这一差异显示韩国文化更强调对因果关系类型作精确区分。从文化基因的角度看，韩国哲学中的因果观强调在“阻隔–启开”的动态过程中把握因果、建构秩序，与汉语《周易》“穷变通久”的观念相通，但更突出“阻隔”这一环节的能动性。
在现代语境下，韩国传统因果观仍具有重要价值。“破坏”与“修补”的辩证逻辑为当代生态哲学提供了“循环型社会”的理论模型，而“三教合一”的圆融精神则为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对话提供了资源。通过具体文本、语言结构及跨文化对比可知，韩国哲学中的因果观是一种融合本土信仰与外来思想、兼具辩证思维与实践智慧的复杂体系，体现了韩国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独特世界观。
3.3. 兼具施受之义的反义同词现象及成因
1. 兼具施受之义的反义同词现象
施受反义同词，指的是一个词兼具“施予”和“接受”两种相反的语义。在语义表达中，这个词既能够代表行为的发出者，也能够代表行为的承受者。一个完整的事件通常包含施事者和受事者两个核心要素。施事者是主动发起动作的一方，而受事者则是被动承受动作的一方，二者在事件中扮演着截然相反的角色。
例3：지키다
保护：가족을 지키다 (保护家人)
遵守：규칙을 지키다 (遵守规则)
“지키다”含有“守护”、“捍卫”、“看守”、“遵守”、“遵照”等多个义项。例3中的“가족을 지키다”译为“保护家人”，即行为的发出者去完成“保护家人”这一事件；而“규칙을 지키다”译为“遵守规则”，即作为承受者，要受到“规则”的约束。体现了从“防御外部威胁”到“主动服从规则”的语义扩展。“发出者”和“承受者”尽管角色对立，却因同一个动作过程产生紧密关联，共同构成一个完整且不可分割的整体，缺一则无法完整呈现事件的全貌。
2. 成因分析
基于韩国传统价值观中的人际关系哲学与社会伦理观念，韩语词汇系统中存在一类兼具施动与受动双重语义的独特表达。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韩国文化对人际互动的特殊认知，更与韩国儒学思想中的伦理体系密切相关。
从思想渊源来看，韩国儒学对“仁”(인)的诠释特别强调“相生”(상생)与“互酬”的伦理关系。朝鲜王朝时期的儒学者李滉(이황，1501~1570)在《圣学十图》中系统阐述了“相生相养”的伦理观，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3]。这种思想通过《小学》(소학)等儒家经典的教育，深刻影响了朝鲜社会的人际交往模式。
在语言表现层面，韩语中的“도움”确实构成了一个典型的施受同体语义场。从词源学角度考察，“돕다”(帮助)的基本形态本身就蕴含着双向互动的语义特征。与汉语必须明确区分“帮助”(施动)与“受助”(受动)不同，韩语可以通过语境自然实现施受意义的转换。更为重要的是，韩语中存在一系列类似的施受同体词汇，如“겪다”(经历/使经历)、“맞다”(接受/迎接)等，形成了一个系统的语义表达模式。
通过跨语言对比可见，这种语言现象在韩语中确实具有文化特异性。与日语相比，虽然日语也有“帮助”等动词，但较少出现同一词汇同时包含施动与受动的用法。汉语中则几乎不存在类似的语义包容现象，必须通过明确的语法标记来区分施受关系。这种对比表明，韩语的施受同体现象并非普遍的语言特征，而是与韩国文化特有的互惠价值观密切相关。
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观察，韩国学者在《韩国的沟通文化》研究中发现，现代韩语使用者对“도움”的语义理解仍然保持着传统的双向性认知。在实际交际中，韩国人往往将“给予帮助”与“接受帮助”视为同一社会交往过程的两个侧面，体现了韩国文化对人际关系中权力与义务平衡的独特认知。
这种语言现象的社会基础可以追溯到韩国传统的“두레”(社区互助组织)和“품앗이”(劳动交换)等集体实践。历史文献《朝鲜王朝实录》中记载的多村共同体规范，都强调了社会成员之间相互扶持的伦理义务。当代韩国社会中的“연고주의”(地缘血缘主义)和“인맥”(人脉)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重视互惠的传统。
综上所述，韩语中施受同体的语言现象与韩国文化中的互惠价值观形成了深刻的对应关系。这一现象不仅体现了韩国儒学“相生”思想的语言投射，也通过具体的语法结构和语义场展现了韩国文化对人际关系的独特理解。通过具体的文献资料、语言分析和跨文化比较，我们可以超越简单的文化标签，深入理解韩国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3.4. 兼具正反之义的反义同词现象及成因
1. 兼具正反之义的反义同词
在反义同词现象里，正反反义是最为常见且突出的类型，其意义表达存在极大的反差。在同一个事件域中，往往同时存在正面和反面这两种相反或对立的性质与状态。在特定语境下，这类词会展现出明显的褒义色彩，随着语境的变化，也可能呈现明显的贬义。这一现象的关键就在于词语所携带的情感色彩具有鲜明的对立性。
例4：겪다
经历(困难)：고난을 겪다(经历苦难)
体验(一般事件)：문화를 겪다(体验文化)
“겪다”含有“经历”、“经受”、“款待”、“交往”、“接触”、“体验”、“阅”等多个义项。例4中“고난을 겪다”译为“经历苦难”，其中的“经历”含有一层贬义，经常与不好的事件名搭配使用；而“문화를 겪다”译为“体验文化”，其中的“经历”含有褒义的倾向。从“经历”到“体验”，映射出“겪다”从负面经历到中性体验的泛化。
兼具正反之义的词在韩国文化中具有独特意义，与韩国文化的多个方面相互交融，韩国传统哲学受阴阳学说等影响，强调事物的对立统一。如“흑백”，既有“黑白”的字面义，在哲学语境中还可代表善恶、是非等相反概念，体现了韩国哲学中对事物两面性的认知，反映出韩国人对世界辩证的看法，即万事万物都包含着相互对立又依存的两面。
4. 成因分析
在哲学思想层面，朝鲜王朝时期性理学者徐敬德在《花潭集》中提出的“气一元论”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该理论强调阴阳、善恶等对立面是“一气”的不同表现形态，这种“动静无端，阴阳无始”的辩证观为语言容纳矛盾义项提供了哲学依据[4]。典型例证“흑백”(黑白)不仅指代颜色对立，更在哲学语境中表征善恶、是非等概念的相互依存关系，体现了韩国传统思维中对矛盾统一性的特殊认知。
在民族心理层面，学者金烈圭在《韩国巫俗研究》中阐释的“恨”(한)情绪结构具有关键解释力。“恨”作为一种复杂情感集合，内在地包含着通过宣泄与艺术表达实现情感净化、达到“兴”(흥)状态的辩证过程。这一心理机制直接映射在“겪다”的语义结构中，使其能够同时涵盖从“经历苦难”到“体验文化”的正反情感连续统，反映了韩国文化对情感体验对立面的整合性认知。
从社会历史维度看，李基白在《韩国史新论》中梳理的韩国历史经验表明，长期的党争、殖民统治与南北对峙促使韩国社会形成对矛盾现实的高度包容性[5]。这种历史积淀的集体记忆，使得语言系统更倾向于保留能够同时承载对立经验的词汇，以适应复杂的现实认知需求。
通过跨语言对比，该现象的文化特异性更为明晰：与汉语需通过“经历”/“体验”等不同词位区分正负体验不同，韩语“겪다”将对立语义域整合于单一词位；相较于日语的中性特征，“겪다”特有的巨大语义张力体现了与韩国独特情感结构的深度关联。
综上，韩语正反反义同词是韩国传统哲学观念、民族心理结构与社会历史经验共同作用的产物，体现了韩民族在单一概念框架内整合对立经验的文化认知特征。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韩国语反义同词现象的系统考察，揭示了其形成机制中文化认知因素与语言内部因素的复杂互动关系。研究发现，韩国语中兼具始末、因果、施受、正反等对立义项的词群并非偶然的语义现象，而是韩国文化认知模式与语言系统自身演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文化认知维度看，韩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合德”思想、儒学“相生相养”的伦理观、“恨”与“兴”辩证转化的民族心理结构，以及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对矛盾现实的包容态度，共同构成了反义同词存在的文化土壤。这些深层的文化认知模式促使韩国语使用者在理解和运用语言时，更倾向于将对立面视为统一整体而非简单二元对立，从而为反义同词的产生和存续提供了认知基础。
然而，文化因素并非解释反义同词现象的唯一动因。语言系统内部的发展规律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语义演变中的“语义漂白”和“语义极化”现象可能导致词义向对立面延伸；其次，语法化过程中的功能转化可能使词汇获得新的语义维度；此外，语用推理和语境吸收等机制也在反义同词的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些语言内部因素与特定文化认知模式的结合，共同促成了反义同词这一特殊语义现象的产生。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因素与语言内部因素在反义同词形成过程中的权重可能因词而异。有些反义同词(如“들어가다”)更多体现了文化认知模式对语义结构的塑造，而有些(如“겪다”)则可能是语义泛化与语用推理的结果，文化因素仅起到辅助维持作用。这种差异表明，对反义同词现象的解释需要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避免将文化因素过度泛化为唯一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发现对韩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具有启示意义。在韩语教学中，对反义同词的解释应兼顾文化背景与语义演变规律，帮助学习者建立全面的理解框架。在跨文化交际中，认识这些词汇背后的文化认知模式有助于减少误解，促进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
未来研究可在以下方面继续深入：首先，通过历时语料库追踪具体反义同词的演变路径，厘清文化因素与语言内部因素在其中的具体作用机制；其次，采用心理语言学实验方法，验证韩国语使用者对反义同词的实际认知加工过程；最后，扩大跨语言比较的范围，进一步厘清韩国语反义同词的类型学特征。
综上所述，韩国语反义同词现象是文化认知模式与语言系统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只有在承认文化影响力的同时，充分重视语言自身发展规律，才能对这一复杂语义现象形成全面、平衡地认识，从而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