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新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并强调“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在此战略指引下，作为数字经济重要形态的社区电商，其发展被赋予了激活基层社区内生动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新期待。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亦着重指出要“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推动数字化应用场景研发推广”，为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与产业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政策依据。
妇女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力量，其全面发展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关键一环。然而，受长期存在的传统性别角色分工、资源获取渠道相对有限以及社会参与平台不足等多重因素制约，广大妇女，尤其是乡村与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妇女，其巨大的潜能尚未得到充分释放。如何将国家层面的数字发展战略与基层妇女的个体发展需求有效对接，探索出一条通过数字经济促进妇女赋权的可行路径，已成为一个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紧迫性的重要课题。
地区发展模式作为社会工作的经典介入模式，其核心在于激发社区内生动力，强调通过内部资源的挖掘与居民参与的扩大来实现社区的可持续进步。这一理念与当前国家倡导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高度契合。社区电商模式深度根植于熟人社会网络，天然具有低门槛、强链接的特性，为妇女在“家门口”实现经济参与和社会融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因此，本文将社区电商置于地区发展模式的宏观框架下，系统剖析其促进妇女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多维度赋权的内在逻辑与可行性，并深入探讨专业社会工作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催化剂和支持者的作用，旨在为落实国家相关战略、推动妇女在数字时代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提供学理参考与实践路径。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概念界定
2.1.1. 地区发展模式
地区发展模式是社会工作在社区层面的经典介入模式之一。它假定社区内蕴藏着解决自身问题的潜力，其核心目标在于通过广泛的社区参与，整合内部资源，培养社区成员的归属感与互助精神，从而促进社区的整合与进步。该模式注重过程目标，即提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能力和信心，强调民主程序、社区共识与合作精神的培养。
2.1.2. 妇女赋权
妇女赋权是一个多层次、动态的过程。它不仅仅指妇女经济收入的增加，更是指妇女获取知识、提升能力、建立自信，从而能够批判性地分析自身处境，并采取行动来掌控自己的生活。赋权通常被划分为三个相互关联的层次：个人层面，指妇女个体自信心、自我效能感和批判意识的提升；人际层面，指妇女在家庭和社区中谈判与决策能力的增强；社区层面，指妇女集体行动能力的增强，能够为争取群体权益而影响社会规范与政策。
2.1.3. 社区电商
社区电商是指基于特定地理区域或社交关系网络，通过线上平台进行商品与服务展示、交易，并依托线下社区完成交付或提供服务的电子商务模式。其典型特征在于高度依赖熟人社会的信任基础，以及“线上交易、线下体验”的紧密结合。这种模式降低了技术使用的门槛，为缺乏传统电商运营经验的社区妇女提供了切入点。
2.2. 理论基础
2.2.1. 地区发展模式
地区发展模式作为美国学者罗斯曼于1979年提出的社区工作三大经典模式之一，其核心主张涵盖民主协商机制、志愿协作网络与本土领袖培育[1]。该模式注重引导居民深度介入社区发展事务的决策环节，主要依托民间资源禀赋与社区内生力量推进问题解决[2]">">">。实践中，它着重激发居民主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动力，协助其应对发展挑战，并通过自助互助的多元形式推动社区整体进步。模式以“参与”为根本理念，主要特征体现为：聚焦社区共性问题解决，通过培育自助功能强化社区凝聚力；既重视流程目标的实现，更强调居民参与的深度与广度[3]。
本文将这一理论框架应用于社区电商实践领域，重点探讨其对妇女赋权的促进机制。社区电商作为数字经济时代根植于社区的创新型经济形态，其运行逻辑深度契合地区发展模式的理论预设。社区电商通过重构熟人社会的信任网络，形成以社区为单元的资源整合平台，使妇女群体能够在参与电商运营的过程中实现经济赋权与社会资本的重构。这种实践路径既延续了地区发展模式对“社区自助”理念的坚守，又通过技术赋能突破了传统社区发展的时空边界，为妇女群体提供了从家庭空间走向公共领域的转型契机。相较于传统发展模式，该路径在赋权机制上呈现出三重创新维度：其一，通过经济参与重构妇女在家庭经济结构中的角色权重；其二，借助数字平台拓展妇女社会资本积累的实践场域；其三，依托社区互助网络培育妇女主体意识的生长空间[4]。这种多维度的赋能实践，实质上体现了地区发展模式在数字时代的技术赋能与理论延展。
2.2.2. 赋权理论
赋权，亦称增能或增权，是现代社会工作领域的重要理论分支。该理论聚焦于通过资源注入与能力培育，协助个人或群体消解无权感、激活内在潜能的实践过程与干预方法[5]。其思想源头可追溯至美国学者所罗门的研究，他指出：个体或群体因资源(包括个人资源与物质资源)匮乏，难以有效扮演社会角色，进而产生“无力感”，这种无力感本质是个体内在资源或物质条件不足以支撑其承担重要社会角色的状态[6]。基于此，消解服务对象的无力感、推动其能力建构，成为赋权理论指导下社会工作实践的首要目标。
所罗门进一步构建了赋权的三重关联维度：其一，通过资源运用与策略选择达成个人及集体目标；其二，依托潜能开发实现自我发展；其三，借助知识积累与能力建构，形成对社会政治等现实情境的批判性认知[7]。从实践层次看，赋权遵循从微观到宏观的递进逻辑：微观层面聚焦个体能力提升，强化解决问题的自主性；中观层面关注人际互动，通过资源交换与社会支持网络构建拓展行动空间；宏观层面指向制度性影响，借助政策完善或资源配置调整推动结构性改变[8]。
本文以赋权理论作指导，赋权理论从理论逻辑到实践导向，为本文探讨“地区发展模式下社区电商促进妇女赋权”提供了核心支撑。在理论层面，其微观–中观–宏观的递进结构，可用于拆解社区电商对妇女的赋权路径——从个体电商运营技能的学习与经济自主意识的觉醒，到依托社区熟人网络形成互助协作的中观社会资本积累，再到参与社区电商规则制定的宏观话语权渗透；在实践层面，赋权理论“以服务对象为中心”的原则，指导本文聚焦妇女在社区电商中的主动参与过程，而非被动接受帮扶，从而精准呼应地区发展模式“社区自助”的核心理念，分析二者在“激发内生动力、实现能力建构”上的一致性。这种理论与现实的联动，既保证了研究的学术严谨性，也为解析“社区电商如何转化为妇女赋权实践”提供了清晰的分析维度。
3. 社区电商赋能妇女的可行性分析
3.1. 经济赋能：从家庭副业到可持续生计
社区电商为妇女，尤其是将家庭照料责任置于首位的妇女，提供了一种极具弹性的就业与创业模式。
首先，在收入提升方面，妇女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通过运营社区团购群、销售本地农特产品或手工艺品，获得直接的经济回报。这种收入虽然可能初始规模不大，但对于改善家庭经济状况、提升妇女在家庭内部的财务自主权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在一些乡村地区，妇女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当地特色农产品，不仅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其收入甚至成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金一虹的研究表明，经济独立是妇女实现人格独立和家庭地位提升的基础[9]。
其次，在创业机会方面，社区电商的低门槛和低启动成本，降低了妇女创业的风险。从最初的“团长”角色起步，部分能力突出的妇女可以逐步发展为小型创业者，整合供应链，雇佣其他社区成员，实现从生存型就业向发展型创业的跃升。这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简单参与，更是妇女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激发，为她们构建可持续的生计奠定了基础。
3.2. 社会资本重构：社区关系网络数字化转型
社会资本是地区发展模式的核心资源。社区电商的介入，使得妇女的传统社会关系网络得以在数字空间延伸和强化。
在线上社群构建方面，妇女作为社区电商的“节点”，需要主动维护与邻里、顾客的关系。这一过程促使她们建立起以商业协作为纽带的新型线上社群。在这些社群里，妇女们不仅交换商品信息，更分享生活经验、交流育儿知识、互帮互助。这种基于业缘和趣缘的线上网络，打破了传统以血缘、地缘为主的封闭性社会圈层，为妇女提供了更广泛的社会支持系统。彭华民指出，社会支持网络的拓展是弱势群体增能的重要途径。
在线下组织培育方面，线上活跃的协作关系往往会催生线下的自组织。例如，多位从事社区电商的妇女可能自发形成互助小组，共同采购、分担物流、交流经验。这种自组织的形成，是妇女集体意识萌芽的标志。随着组织力量的壮大，她们有可能就社区公共事务，如物流配送点设置、社区环境治理等，发出统一的声音，从而提升在社区治理结构中的话语权和能见度，实现从经济参与到政治参与的跨越。
3.3. 主体性觉醒：从“被动参与者”到“社区变革推动者”
最深层次的赋能在于妇女主体性的觉醒，即从被动的接受者和参与者，转变为具有批判意识和行动能力的社区变革推动者。
能力建设是主体性觉醒的基础。在参与社区电商的过程中，妇女为了适应市场竞争，会主动或在外界支持下学习新的技能，包括智能手机操作、线上营销、财务管理、客户服务等。这一学习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能力提升和视野开阔的体验，显著增强了她们的自我效能感。潘燕萍等研究发现，在同等条件下，自我效能感越高的创业者，越易识别创业机会、持有更强信心与更高期待；反之则更倾向视风险为主要阻碍、参与积极性偏低[10]。这一结论映射到社区电商场景，恰能解释妇女通过技能学习积累的自我效能感，如何转化为参与电商实践的主体动力。
更重要的是角色转变。当妇女通过经济活动获得经济独立和社会认可后，其自我认知会发生深刻变化。她们不再将自己仅仅局限于“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而是开始认识到自身作为社区经济贡献者和公共事务参与者的价值。这种内在驱动力的激发，会促使她们更积极地参与社区决策，例如在村民代表大会或社区议事会上就与发展相关的问题提出建议。叶敬忠等在对乡村发展的研究中发现，一旦妇女的主体性被激活，她们将成为社区可持续发展最坚定、最富有创造力的守护者。
4. 社会工作介入策略
在地区发展模式的指导下，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可以系统地介入社区电商赋能妇女的全过程，扮演多重角色，其介入策略需兼具精准性与系统性。
第一，社会工作者可以作为资源链接者。这要求其工作超越简单介绍，走向精准对接。他们需深入评估妇女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进而整合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三方资源。例如，链接农业农村局提供农产品电商标准化培训，对接大型电商平台争取“绿色通道”与流量扶持，引入高校志愿者团队提供一对一数字化技能辅导。社会工作者还可推动建立社区电商服务中心，将其打造为一个集产品展示、技能培训、资源对接于一体的实体支持平台，实现资源的常态化与制度化供给。
第二，社会工作者可以作为能力培育者。其培训体系应设计为循序渐进的阶梯式赋能。初期聚焦数字扫盲，教学内容需紧密贴合实际应用场景，如拍摄产品图片、编辑推广文案、管理微信社群等实用技能。中期则转向创业能力提升，开设市场营销、财务管理和客户服务等课程。后期针对骨干成员，重点进行领导力与社区参与培训，如公共演讲、项目管理和协商谈判技巧，培养她们成为能够带动他人的社区领袖。整个培训过程应强调参与式教学，通过案例研讨、角色模拟等方法，激发妇女的自主学习能力。
第三，社会工作者可以作为意识唤醒者。其核心工作在于运用小组工作这一专业方法，营造一个安全、支持性的互动环境。通过组织“我的创业故事”分享会，引导妇女反思自身价值；开展“挑战与对策”讨论小组，共同分析并应对传统性别角色带来的限制；举办“成功女性榜样”交流会，以此破除内心的性别刻板印象与自我怀疑。社会工作者在小组中通过引导与赋能，协助妇女在集体互动中认识到个人困境的公共性，从而凝聚共识，从“自助”走向“互助”，最终形成争取权益的集体力量与行动策略。
5. 现实困境与路径优化
5.1. 现实困境
5.1.1. 传统家庭角色与数字发展机会之间的冲突
受“男主外、女主内”传统观念影响，妇女在家庭中仍承担着绝大部分无偿照料劳动，这使其难以全身心投入社区电商这一高度依赖持续关注和及时响应的经营活动。聂召英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电商实际上使妇女的时间安排已完全置身于传统时间和现代时间的交织中，即她们在忙碌于电商经营的生产性活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不得不挤压日常休息和娱乐的时间处理家务琐事和照料小孩[11]。这不仅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也缺乏足够精力进行技能提升和业务拓展。这种由社会性别分工所导致的“时间贫困”问题，实质上构成了对妇女数字参与的隐性排斥，限制了社区电商本应带来的发展机遇。社会工作者在介入时发现，即便妇女有强烈参与意愿，家庭角色的沉重负担往往成为其难以跨越的结构性障碍。
5.1.2. 平台技术规则对妇女劳动过程的控制与影响
社区电商平台的算法机制和以销量、响应速度为核心的考核体系，在提升交易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导致妇女劳动的“过密化”。为了维持团购群的活跃度、提升订单量和客户满意度，许多女性经营者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处于“随时在线”的状态。这种看似灵活的就业方式，在实际运作中却可能演变为无形的工作压力，侵蚀了电商原本具有的弹性优势。部分妇女反映，深夜处理订单、节假日无休已成为常态，长期紧张的工作节奏对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这提示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技术应用中的性别影响，避免工具理性压倒人文关怀。
5.1.3. 支持体系不完善制约妇女电商创业的可持续发展
尽管国家层面持续出台鼓励妇女创业就业的政策，但在地方执行和配套措施上仍存在提升空间。在一项针对山东地区妇女电商创业的调研中发现，72.86%的人认为缺少电商实操等技能知识和团队协调等管理知识；41.66%认为缺少直播话术等技巧；30.35%认为缺少后台运维与数据分析；20.47%缺少电商平台流量等政策学习；20.14%选择资金及产品等支持[12]。康兰平的研究验证了政府政策支持与少数民族农村女性创业之间的关系，认为如果创业门槛过高、登记注册流程繁琐、缺乏法律保障、基础设施的不完善、社会管理的不足等都将打击少数民族农村女性创业的积极性[13]。这种系统性支持的不足，使得妇女在电商创业过程中需要独自承担更多风险，也制约了其事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如何构建更加性别友好、更具可及性的支持网络，成为推动妇女通过电商实现赋能的关键课题。
5.2. 路径优化
为应对上述现实困境，社会工作需采取系统化、多层次的介入策略，构建切实可行的优化路径，以推动社区电商真正成为妇女赋权的有效载体。
在个人层面，应构建“技术赋能–心理支持–权益维护”的综合服务体系。针对妇女面临数字融入困难与技能不足的问题，社会工作者需组织开展阶梯式、场景化的技术培训，涵盖从基础操作到电商运营的全流程，并注重培养其数字抗逆力。同时，必须重视创业过程中的心理压力，通过设立心理咨询热线、组织互助小组等方式，提供情绪疏导和压力管理服务，增强其心理韧性。此外，应加强权益教育，帮助妇女识别劳动权益、合同纠纷及平台责任等问题，提升其维权意识和能力，形成支持妇女全周期发展的个人赋能链条。
在社区层面，应着力推动妇女自组织与社区治理结构的深度融合。社会工作者可协助妇女建立电商合作社、行业协会等自组织，推动其实现规范化运作和可持续发展，从而提升集体议价能力和资源获取能力。更重要的是，社会工作者应积极倡导在社区居委会、村民代表大会等治理平台中设立妇女电商代表制度，确保妇女能够参与本地发展规划、资源分配等决策过程，使妇女利益诉求拥有制度化的表达渠道，从而实质性地影响社区公共资源的配置方向。
在政策层面，应积极倡导构建性别友好的数字创业政策环境。社会工作应充分发挥政策倡导者的角色，推动地方政府整合现有资源，设立妇女电商创业专项扶持基金，提供创业启动补贴、小额贴息贷款等针对性金融支持。同时，呼吁将性别视角纳入数字乡村建设和电商发展政策，推动社区建设共享育儿中心、老年日间照料站等公共服务设施，系统性减轻妇女的照料负担，为妇女参与数字经济创造更加友好的支持性环境。
6. 结语
本文在地区发展模式的视角下，系统探讨了社区电商作为一种嵌入社区脉络的经济活动，在促进妇女赋权方面的潜力、挑战及实现路径。研究表明，社区电商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工具属性，它通过激活本地资源与网络，为妇女在经济增收、社会资本拓展与主体意识觉醒上提供了独特的平台，其核心在于将妇女从发展的“对象”转变为推动社区进步的“主体”。
然而，这一赋能过程并非坦途。传统性别角色带来的照料负担、平台技术规则下潜在的劳动压力以及支持体系尚存的完善空间，共同构成了妇女深度参与的结构性障碍。这些困境警示我们，技术本身并不自动带来平等，若缺乏社会性别视角与人文关怀，数字经济甚至可能复制或加剧原有的不平等。
正因如此，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显得至关重要。它通过构建个人、社区、政策与平台的多层级支持网络，在技术赋能与人文滋养之间架设桥梁。社会工作者扮演着使能者与倡导者的双重角色，既协助妇女提升能力、构建互助组织，也积极推动社区治理结构的包容性与政策环境的友好性。这种系统性的介入策略，旨在将社区电商的个体化实践，转化为一场推动社区性别关系向更平等方向发展的集体行动。
最终，地区发展模式下社区电商与妇女赋权的有效结合，指向了一种更具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的社区发展未来。这需要政府、平台企业、社区组织与妇女自身形成合力，共同塑造一个既能激发经济活力、又能保障社会福祉的数字生态。让妇女在数字时代的发展浪潮中不再是被动的追随者，而成为积极的创造者和共享者，这不仅是实现性别平等的内在要求，更是激发社区内生动力、实现真正意义上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