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作为跨文化书写的典范，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在其英文系列小说《大唐狄公案》中，不仅在情节与主题上融汇了中国公案小说传统，更在叙事层面运用了“前景化”表达，这一语言特征在塑造原作独特风格的同时，也为后续译者带来了显著挑战。20世纪80年代，该作品以译介形式“回归”中文世界，其中陈来元与胡明合译的《黑狐狸》在处理这类前景化语言方面表现卓越：译笔古雅而传神，既完整呈现了密室谜案与政治阴谋的复杂情节，也精准还原了狄公的缜密推理，使这部兼具中西特色的侦探小说焕发出本土生命力。
前景化理论作为涵盖语言学与文学研究方法的跨学科理论，聚焦于那些因偏离常规而产生特殊文体效果的语言形式。近年来，该理论被广泛应用于阐释翻译活动与评估译文质量的文章中，成为译学研究的重要切入点。然而，在侦探小说这一高度依赖语言结构与叙事技巧的文类中，前景化表达的翻译策略仍较少受到系统关注。鉴于前景化语言在推动侦探小说情节发展与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本文以《黑狐狸》陈来元、胡明中译本为研究对象，依托前景化理论，系统探析其在处理原文前景化语言时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与方法。
2. 前景化理论与文学翻译研究
本节首先梳理了前景化理论的发展脉络：其雏形可追溯至“陌生化”概念，经穆卡洛夫斯基、雅各布森等人奠定核心框架，再到利奇、韩礼德等人的体系化过程，明确了“质量型偏离”与“数量型偏离”两大实现路径。之后阐述了该理论在文学翻译领域的适用性及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基于此，本节最终确立以该理论为框架，研究《黑狐狸》汉译本中前景化语言的转换策略与动因。
2.1. 前景化理论
前景化概念的雏形可追溯至俄国形式主义学者什克洛夫斯基(Victor Shklovsky)所提出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理论。什克洛夫斯基认为，陌生化能够打破人们的认知惯性，使习以为常的事物重新引起注意，从而带来新的审美体验[1]。布拉格学派的哈弗拉奈克(Bohuslav Havranek)首次提出了“自动化”与“前景化”这一对概念[2]。“自动化”指因频繁使用而失去新鲜感的常规表达；与之相反，“前景化”则指因新颖奇特而引人注目的非常规表达。穆卡洛夫斯基(Jan Mukarovsky)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将前景化应用于诗歌语言分析。他认为，诗歌语言是对标准语言的有意偏离，这种偏离构成前景化，服务于特定的审美目的，而标准语言则作为背景与参照存在[3]。穆卡洛夫斯基所论述的前景化，本质上是文学语言中词句结构或语义的创造性变异。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则从“平行结构”(parallelism)的角度拓展了前景化的内涵[4]。雅各布森提出“投射说”，认为诗性功能体现为将选择轴上的对等原则投射到组合轴上，通过重复、排比等手法构成的平行结构，同样能够实现语言形式的前景化[5]。穆卡洛夫斯基的“变异”与雅各布森的“平行结构”，共同奠定了前景化理论的两大路径，推动了该理论的系统化发展。
在此基础上，英国文体学家利奇与肖特(Leech & Short)构建了更为清晰的前景化理论体系，并将其系统应用于小说文体分析。利奇和肖特在《Style in Fiction》中明确将前景化划分为“质量型偏离”与“数量型偏离”：前者指对语言常规的违背，后者则指对语言特征出现频率的偏离[6]。此外，他们还对前景化、突出(prominence)与文学相关性(literary relevance)进行了区分。利奇通过对文学语言划分的三个层次，提出了八种语言偏离的形式，包括词汇偏离、语法偏离、语音偏离、书写偏离、语义偏离、方言偏离、语域变异和历史时代偏离[7]。韩礼德(M. A. K. Halliday)则强调“有动机的突出”(motivated prominence)才构成前景化，即语言结构的突出必须与文本整体意义相关联。他将突出归纳为两种基本形式：偏离常规(质的偏离)和确立常规(量的偏离) [8]。这一区分进一步丰富了前景化理论的内涵。
概括而言，前景化语言是作者为体现文章主题意义而精心编排的突出语言，被视为文学语言的重要标志。该理论不仅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多元视角，也成为连接语言学与文学批评的关键桥梁，并在文学翻译等领域持续发挥深远影响。
2.2. 文学翻译与前景化
在前景化理论的发展阶段，其应用范围最初主要集中于语言学与文体学领域[9]。叶子南是首位将该理论系统应用于翻译实践的学者[10]。随着理论向文学翻译研究的拓展，前景化语言在文学作品中的核心地位日益受到重视，研究者普遍认为该理论对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尤其关注如何在译文中有效传达这类特殊语言形式的美学价值与文体功能。
在理论指导与实践价值层面，多位学者就前景化对翻译的启示提出了重要见解。何春霞与周彦军提出，将前景化理论引入翻译研究，可以帮助译者选择在文体功能上与原文相匹配的表达方式，从而“兼顾内容忠实与风格美的统一”[11]。徐德荣与王翠转则聚焦于儿童文学翻译，强调前景化手法是传达童话美学效果的关键所在，译者应准确识别原文中的相关语言特征，并采取适当策略予以再现，以尽可能实现译文与原文的审美等值[12]。利奇和肖特在《小说中的文体》一书中采用“意思 + 文体价值 = 意义”的模式来描述内容与形式对小说价值的重要性[6]。申丹提出了“假象等值”的概念。她认为，译者一味重视文本信息的忠实传递，而忽视意义之外的前景化语言，就会造成“译文与原文所指相同，但文学价值或文学意义却相去甚远”的局面[13] [14]。
在翻译策略与分类研究方面，学者们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原则与方法。针对文学翻译中的文体转换问题，王东风主张必须辨别语言差异与具有诗学功能的文体变异；对于具有美学价值的文本宜采取诗学取向的翻译策略，以此再现原文的前景化特征，维系作品的文学性[15]。此外，豆涛提出翻译前景化语言应遵循三项原则：对应性、最优化与接受性，以达成功能对等并降低翻译损失[16]。赵速梅与宫经理在分析《围城》的基础上，归纳出修辞、文化、文体风格、数量、标点及句法等六种前景化类型，与利奇的八种语言偏离理论形成有益的补充[17]。叶子南指出，译者在处理前景化语言时，首先需辨识其成因：若源于语言体系本身的差异，可在译文中省去其前景形式；若为作者的艺术性创造，则需着力再现原文的前景化效果[10]。
综上可见，前景化理论为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基于此，本文以前景化理论为框架，通过对《黑狐狸》陈胡汉译本的平行文本分析，系统考察其中前景化语言的翻译策略与成因。
3. 《黑狐狸》前景化翻译研究
本节首先依据利奇对前景化语言的分类——即“质量前景化”与“数量前景化”，对小说《黑狐狸》中的相关语言现象进行分析，以验证前景化理论在该文本中的适用性。随后，采用平行文本对照的方法，深入探讨陈来元与胡明两位译者在处理原文前景化语言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及其背后的动因，讨论其如何还原原作语言之“悬”、原作语言之“美”。
3.1. 原文本中的前景化语言
利奇将前景化细分为“质量型前景化”和“数量型前景化”，前者指对标准语言或语法有意识地违背或偏离[7]。以《黑狐狸》原文为例“It was quite a drama, Dee. A human drama, where foxes happened to act a part [18]”中把人类的故事比作一场“戏剧”，其中“狐狸”扮演着角色，属于作者刻意而为的前景化语言，隐喻着超自然力量或神秘元素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数量前景化指是“对预想频率的偏离”，这体现为特定语言结构在文本中出现的频率，显著地超出或低于常规预期。在《黑狐狸》原文中：“All right, I’ll visit the Sapphire Bower directly after breakfast. Then I’ll join all of you to see the Moon Altar... As to my third point, I’ll have to see to that alone. … It won’t be easy to wean her away from her foxes and that ghastly lover of hers, but I hope I’ll be able to handle her.”([18]: p. 104)文中一般将来时的使用频率明显超出常规，造成了数量前景化。这种对常规频率的偏离，有效地勾勒出狄公的计划性与行动力，凸显其雷厉风行、逻辑清晰的形象。
前景化是文学作品文学性的重要根源，无论何种前景化或其实现手段，其精髓均在于对语言进行艺术加工，使其偏离常规以达成凸显的效果。基于此，下文将运用平行文本分析法，具体探究译文再现此种“前景化”之美的方法与策略。
3.2. 去前景化翻译
中英两种语言及其背后所承载的文化存在显著差异，这在文学翻译中直接影响了译者的策略选择。翻译家葛浩文先生曾明确提出，“翻译最重要的是要对得起读者，而不是作者”，这一观点强调了读者接受度在翻译实践中的关键地位。在文学文本中，诸如成语、歇后语等富含文化特质或独特修辞的表达，若严格采用直译，可能会在译入语中造成陌生化干扰或生硬感，从而给读者理解文本带来一定的困难[19]。因此，为顺应文化差异与语言习惯，译者常对这类可能妨碍流畅阅读的前景化语言进行“去前景化”处理，例如采用意译甚至省译。然而，这种处理方式可能使人物原本鲜明的情感特征与个性魅力趋于模糊，导致其人物形象因而未能得到充分前景化呈现。例如：
例(1)：
原文：But Judge Dee often suspected that Lo’s air of being a bon viveur, with out interest in official duties, was largely assumed and carefully cultivated, and that in fact he administered his district rather well. ([18]: p. 18)
译文：现在狄公看出，罗县令平日的放浪形骸多半还是装出来的，或者说是精心培养出来的。事实上他将金华县治理得井井有条。([20]: p. 15)
例1中的前景化特征源于对法语词汇的使用，在全文为英语的文本中插入法语词汇“bon viveur”，可以产生显著的语言偏离效果，这种偏离能够激发读者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促使他们更加深入地欣赏和理解文本。另外，“bon viveur”一词原本意指那些热爱生活、擅长社交的人士。然而，在本语境下，该词被创造性地用来描绘一位表面上似乎漠视公务、沉溺于酒色享乐的个体，这与后文中展现的罗县令实际上勤勉尽责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照。这种词汇的引申运用所营造的对比效应，正是作者通过词汇变异手法刻意追求的艺术成效，它不仅让人物刻画更加立体生动，也让故事情节愈发扣人心弦。考虑到译文的可读性和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bon viveur”一词，译文采用了意译，这虽然保证了基本含义的准确，却丢失了该词特有的前景化效果，导致罗县令“外表不羁、内里勤勉”的形象刻画有所减弱。这种“去前景化”处理恰恰反映了翻译的常态：译者的每个决定，都是在“充分性”和“接受性”之间的权衡。这一两难抉择，也生动地体现了“译无定本”的理念。然而，这种对词汇前景化的适度舍弃，保障了译文的流畅性，提升了中文读者的阅读体验。
例(2)：
原文：You utter fool! You with your far-fetched, fumbling theories! ([18]: p. 156)
译文：狄仁杰，你这个狡狯的讼棍、恶魔使君，你那一套伎俩近两日来我早尝够了。([20]: p. 101)
原文巧妙地运用了“头韵”手法，通过一系列以“f”开头的形容词，诸如“far-fetched”和“fumbling”，生动展现了玉兰情绪的激昂与言辞的锋利，形成了一种显著的前景化效果。然而，译文虽忠实于原文语义，却弱化了语音形式所营造的情感张力，也未能保留其韵律特征，导致原文中的前景化艺术效果未能得到再现。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语言间的差异，很难完全保留原文的所有语言特征。但译者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来尝试弥补这一损失，例如在译文中使用类似的修辞手法或语言特征，以达到类似的前景化效果。不过，这也需要考虑到目标语言读者的接受度和文化背景等因素。
3.3. 创造性前景化翻译
当源文本本身未采用特殊语言形式时，译者也可依据对原作整体风格的理解，对常规表达进行艺术性重构，实施“创造性前景化”。这一策略要求译者不仅精准把握原文内涵，更需发挥主体创造性，通过引入适度的语言“偏离”来强化或补偿原文的文体艺术效果。《黑狐狸》是一部侦探小说，除了保证文学性之外，还需运用语言手段赋予小说悬疑性的特征。陈、胡二位译者在充分考量译入语文化审美与读者期待的基础上，主动运用了前景化手法。这种处理不仅忠实地传递了情节，更通过精心营造的语言张力，使读者能够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小说中迥异的氛围与情感层次，从而在译本中成功地再现了侦探小说特有的艺术感染力。
例(3)：
原文：The sexton leaned back in his chair and looked up at the bright moon with his bulging, unblinking eyes. ([18]: p. 165)
译文：亭外明月婵娟，秋山如画，黑夜的世界恍同白昼一般。([20]: p. 107)
原文通过描写如意法师一系列简单动作收束全文。其中，“bright moon”和“bulging， unblinking eyes”为日常词汇，在原文中本身并未形成显著的前景化效果。然而，译者在翻译时并未止步于传递原文的基本信息，对原文进行了转译和再创造。译者巧妙地引入了“秋山”和“白昼”这两个新意象，通过比喻和夸张的手法，将夜晚的景致描绘得如诗如画，极大地增强了译文的感染力和前景化效果。将黑夜比喻成白昼不仅突出了月亮的明亮程度，还暗示了真相大白或光明到来的寓意，与故事的结局形成了巧妙地呼应。同时，“恍同白昼一般”的描述也体现了译者对原文信息的夸张处理。这种夸张不仅增强了表达的感染力，还使读者在想象中感受到了夜晚月色的明亮和神秘，进一步提升了译文的文学价值。译者的这一处理，客观上体现了其再创造的“匠心”。通过引入新意象、采用比喻和夸张等修辞手法，译者成功地使译文更接近于原文的文体价值和联想意义，为读者呈现了一幅美丽而神秘的夜晚画卷。
3.4. “等值”前景化翻译
Pym对“等值”的界定，并非指源语与译入语在形式上的相同，而是强调二者在整体“价值”上的对等。他进一步提出，评判译文质量的关键，在于其语义是否与原文保持一致，或其语用效果是否达到与原文相当的程度[21]。在这一理论框架下，“等值前景化”翻译策略便超越了单纯的字面对应，转而追求一种整体性的表达效果。它致力于在意义传递、风格再现、艺术感染及思想文化内涵等多个维度上，实现原文与译文之间的深层对等。以陈、胡译本为例，他们通过灵活运用语音偏离、书写偏离、直译保留前景化等多种具体手法，成功地在源语和目的语之间建立起这种核心的“价值”等值关系。
例(4)：
原文：The headman brought up the rear, the iron manacles suspended on his belt clanking together at his every step. ([18]: p. 22)
译文：巡官、缉捕跟随在后，腰间挂着的铁链索当啷有声。([20]: p. 16)
原文通过使用拟声词“clanking”创造了前景化效果，让读者能够想象到铁链随着缉捕的步伐不断碰撞的情景，从而增强了文本的表现力。翻译中使用了拟声词“当啷”来再现源文本的前景化特征，简洁的拟声词有效地捕捉到了文章中的紧张气氛，这种气氛的营造对于整个故事的背景设定和情节推进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例(5)：
原文：A fat man with a round, flushed face sat on the bamboo bench at the back. ([18]: p. 63)
译文：神笛刘由于刚喝了酒，圆乎乎的脸上喷喷红。([20]: p. 43)
在原文“fat”“face”和“flushed”以及“bamboo”“bench”和“back”形成了头韵，使得句子更加朗朗上口，同时也生动地描绘了神笛刘的人物形象。然而，由于中文和英文在语音结构上的差异，中文中很难直接复制英文的头韵效果。译文中，“圆乎乎的”和“喷喷红”虽然并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头韵，但“乎乎”和“喷喷”这样的叠词在中文中同样具有增强语言韵律感和表现力的作用。它们使得句子读起来更加流畅，也增加了对人物形象的生动描绘。这种以中文特有的叠词韵律来补偿英文头韵效果的尝试，恰恰实践了Pym所倡导的、追求整体艺术价值对等的翻译理念。
例(6)：
原文：I am lost, Dee he said hoarsely. Ruined completely. For good! ([18]: p. 97).
译文：罗宽冲绝望地说：“年兄，我完了！天作孽，不可活。全完了。”([20]: p. 65)
原文作者巧妙地运用看似松散实则紧密围绕同一主题的无主语短句，这种句式结构在语法上形成了一种偏离常规的前景化效果，更加生动地揭示了罗县令所陷入的困境。在译文中，译者同样展现出了高超的翻译技巧。译文通过夸张的修辞格，以及对于日常更加惯用的表述“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的背离，再现了前景化效果，这种翻译策略不仅忠实译出原文的字面意义，并且保留了原文特色，凸显了文化异志，也传递了目的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和审美价值。
4. 结语
21世纪初，学者叶子南首次将“前景化”理论引入翻译研究领域，为相关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然而，目前针对陈来元与胡明合译的《黑狐狸》中前景化现象的研究仍较为缺乏。本文在梳理“前景化”理论发展脉络及其与文学翻译互动关系的基础上，聚焦该译本中前景化语言的处理方式，系统归纳其所采用的翻译策略。研究发现，译者在处理原文中的前景化表达时，灵活运用创造性前景化与等值前景化(如语音、词汇、句法偏离及直译)等手段，从而有效保留了原文的文学性与艺术效果；同时，为兼顾译文的可读性与接受度，也适时采用了去前景化策略。
在《黑狐狸》案中，从高罗佩以外文创作的“Judge Dee”，到陈来元与胡明笔下重回中文世界的“狄公”，这一形象不仅在语言层面经历了“中文–英文–中文”的转换，也在文化层面完成了一场“本土–异域–回归”的旅程。该译本在忠实再现原作精神的基础上，成功塑造了狄公的文学形象，传达出作品的思想内涵，同时也为前景化语言在汉语翻译中的处理提供了有益参考。本文所总结的翻译策略，不仅可为侦探类小说的“无本回译”及相关研究提供理论支持，也有助于拓展前景化翻译理论的应用广度。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将视野延伸至更多文学类型，深入探讨不同类别前景化语言的译处理方式及其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