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外国文学是目前中国高校文科的一门基础性课程，在文学大类下属于汉语言文学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二级学科，在新闻学、教育科学、汉语国际教育等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得到广泛设置。该课程以讲授外国文学发展史和经典作家作品为基本内容，通过教学，引导学生系统地识记外国文学知识体系，理解外国文学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使学生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方法对外国文学作家作品、思潮流派进行评价、解读和综合分析，以提高当代大学生的鉴赏能力和文学修养。
外国文学教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相互渗透，彼此交叉一直是该学科教学的重要模式。正如曹顺庆先生所言：“在国际交流频繁的今天，学科整合的趋势日益明显，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交叉学科’和‘跨学科’也成为当前中文学科发展的一个新兴和重要领域。”[1] (p. 7)新时代以来，外国文学教学更需要有意识地引入比较文学学科知识和学术视野，以跨文明比较、变异学等比较文学重要理论指导教学实践，不断丰富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能动性、创新性思维，重塑对中华文明的自信。
2. 外国文学教学受到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影响
外国文学(作品和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学者乐黛云认为：“从现代意义的比较文学来说，中国比较文学的源头可以上溯到1897年，林纾和从法国归来的王子仁(号晓斋主义)，合译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一书。”[2] (p. 52)林纾、鲁迅、郭沫若等人的翻译引领了外国文学大量进入中国，同时在大学教学中，吴宓、周作人、鲁迅、沈雁冰等人教学实践无不用中外文学比较参照。
最早在中国开设外国文学课程的是北京大学的周作人，他编著的《欧洲文学史》于1918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该作以时代为经以文体和国别为纬分别论述了从古希腊到十八世纪的欧洲文学基本概貌，其中频繁地使用比较的方法。如书中引用《毛诗序》来介绍希腊悲剧的起源于酒神颂，论述希腊对罗马的影响，讨论中古文学之前首提二希文学之说。1923年吴宓发表于《学衡》杂志上的《希腊文学史》是我国第一部外国国别文学史，此前又著有英文《欧洲文学史纲》。吴宓还是清华大学“中西诗之比较”课程的第一人，后来的西南联大“世界文学史”课程，也一直由吴宓主讲。他被认为是中国比较文学在大学建立学科的首要人物。吴任清华外文系主任要求中西文学汇通：“本系对学生选修他系之学科，特重中国文学系。盖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关系至密。本系学生毕业后，其任教员，或作高深之专门研究者，固有其人。而若个人目的在于创造中国之新文学，以西洋文学为源泉为圭臬 或编译书籍，以西洋之文明精神及其文艺思想，介绍传布于中国又或以西文著述，而传布中国之文明精神及文艺于西洋，则中国文学史学之知识修养均不可不丰厚。”[3] (p. 257)
20世纪60年代初出版的《欧洲文学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者自己所编写的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外国文学教材，也是后来近四十年的高校中文专业的主要教材，主编是北京大学外文系的杨周翰先生。在《绪言》中，他指出：“学习欧洲文学史，也需要运用联系、比较的方法。要注意前代与后代，国与国之间的关系。”[4] (p. 9)他在《欧洲文学史研究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一文中也特别指出了文学史分期与思潮流派在国与国之间的一些仔细区分。并且指出：“但是由于欧洲各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十分相近，地理上又相互毗邻，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十分密切，研究任何一国文学，甚至任何一个作家，很难孤立地去研究而不涉及其他国家的影响。”[5] (p. 99)由于他的突出贡献，1985年被推举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届会长，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十一届副会长。杨周翰先生在“建立比较文学阵地 开展比较文学研究”笔谈中指出不妨建立中国学派，“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发扬中国文学的特点来充实和丰富世界文学。我们可以进行东方各国文学的比较研究(东东比较)。”[6] (p. 10)在1987年《读书》发表的《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书后》一文甚至提出了：“能不能从一个比较的角度写一段外国文学史？我们已经有不少文章对中外作家和作品进行比较，而对一组作家，或一派作家，或一个时期的作家进行中外比较，似乎还不多。……如果同我们的文学作一比较，就可能在我们和异国文学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7] (p. 323)
杨周翰先生的这些宏伟的设想在后来学人努力下慢慢得到了推进。比如曹顺庆等著的《中外文学跨文化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范柏群和朱栋霖主编的《中外文学比较史1898~2000》(2007江苏教育出版社)，还有专门文体比较研究的如蓝凡的《中西戏剧比较论稿》(学林出版社1992)等不胜枚举。
此后高校广泛使用的外国文学教材还有如1999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朱维之、赵澧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史》，1999年5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郑克鲁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等教材，总体来看，后两部教材更注意对经典作品的美学与社会历史分析，但大体编纂思路没有显著变化。这当中要特别指出由刘亚丁先生编著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和《外国文学》(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别开生面，前者注意俄罗斯文化对文学史传统及作家的深刻影响，后者注意对经典作品的分析研读。
当前我国大学中文专业普遍适用的外国文学教材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外国文学史》，被认定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由聂珍钊等人主编。本教材以习近平新时代文艺思想为指导，应该说继承了周作人杨周翰等人的学术传统，“打破把东方和西方文学分为两大板块的二分法结构，将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合并为一个整体，建立东西合一的外国文学史结构体系。……这有利于东西方文学在一个整体结构中互为参照，东西呼应，有利于科学地学习、认识、理解和评价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文学，建立起整体的外国文学概念。”[8] (p. 5)主编聂珍钊先生具有鲜明的比较文学观念，2000年他在《外国文学研究》第4期上发表文章《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指出，尤其是作为中文系开设的外国文学课程，“学生需要的是除了中国文学而外的所有外国文学，并不是单一的国别文学，其目的是给中文系学生提供一个世界文学的知识背景，以加深对中国文学或文学的深入理解。对于我国高校中文系来说，外国文学史离开了比较是没有前途的，最少不是好的文学史。”“在我国外国文学学科建设中，我们无论把外国文学称为外国文学，还是称为世界文学，它的比较文学的性质是清楚的，它同比较文学只是称谓上的不同，而没有本质的区别。”[9] (p. 124)
目前这部教材在地域和时代的打通方面有着明显的特点，把各时期的国别文学文体和思潮流派进行了综合汇通，同时有着中国学者对作品的当代解读。(如上古史诗和戏剧的介绍、对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悲剧主题的伦理分析等)，相当程度上打破了杨周翰先生所指出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西方文学史观念。但是也有着一贯的欠缺，比如仍沿用通行的欧洲文学史分期法，从章节上呈现出重作家作品而轻历史评述，或者因篇幅所限对文体与作家的影响与传承也论及较少。
3.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有助于建立外国文学教学的对话意识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当前理论方法最为突出的贡献者是四川大学的著名学者曹顺庆先生。他曾任第四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2018年获选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主持编写了数种影响广泛的比较文学教材，如《比较文学论》(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比较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等，其中《比较文学概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成为当前高校文学比较文学相关课程的主要教材。
曹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特别重视平等对话和民族话语的建构，比如对中外文论的开创性比较研究。以专著《中西比较诗学》和《中外比较文论史》《中西比较诗学史》为代表，在中西文论比较领域被认为“开风气之先”和“填补空白”。该著作通过对意境与典型、风骨与崇高等批评术语的深入比较，揭示出中西诗学的不同特色，彰显了浓郁的对话意识。该作既有宏观的观察，又有微观的探讨(季羡林语)，启发我们对运用中西文学理论的基本现象和基本概念要见微知著，探本求根，尤其于理论话语背后的文化异质性考察要“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外国文学教学经常会沉溺于诸如“理性、模仿、个性、写实、典型”等西方诗学话语中，在使用时要注意这些批评术语背后的“逻各斯起点”，与中国文化传统相映照。
曹先生的第二个重要贡献是提出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指出中国文论“失语症”问题。 他首次概括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指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既有国际视野，又有着鲜明的民族特征，其鲜明理论特点就是跨国、跨学科与跨文明的文学研究。作为对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发展，是其学科发展涟漪中的重要一环，以跨越性、双向阐释、异质性为理论追求。“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分为实证性影响研究、类同性平行研究、异质性变异研究三大研究方法[10] (p. 41)。”1996年，发表《文论失语症和文化病态》一文，指出中国学界受欧洲中心论思想的严重影响，“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自‘五四’‘打倒孔家店’(传统文化)以来，中国传统文论就基本上被遗弃了，只在少数学者的案头作为‘秦砖汉瓦’来研究，而参与现代文学大厦建构的，是五光十色的西方文论。”[11] (p. 50)与该思想一脉相承，2023年发表的《重写文明史 重塑文明观——构建人类文明书写的中国话语》一文，进一步指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首先要正视当下国际视野中中国学者‘文明’书写、‘文明’研究的失语困境。”[12] (p. 4)提醒人们在文明书写中要有对话意识。而在具体研究中，在《世界文学的起源与文明互鉴的意义》一文中指出要从歌德、海德格尔，庞德等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接受中考察其变异，注意发掘东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重要价值。在外国文学教学实践中，我们对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文学研究要有东方文学的参照系，从苏美尔文明，中国文明中参照西方文学的发展。这样，当我们讨论诸如人文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西方思潮流派时就会进一步明晰其进步与局限，讨论其历史语境、思想内核、社会影响时注意其文明范围，注意教学语言的明晰性，加强当代大学生的对话意识培养。
曹先生的重大学术成果还有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2021年出版的专著《比较文学变异学》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他在该著中指出，长期以来比较文学学科发展从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到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都强调了求同效应，这种对“同源性”和“类同性”的追求其实是西方话语体系建构的产物，是当前比较文学学科的新的危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对文化异质性和文学变异性的考察是比较文学学科在当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成功建构比较文学学科的理论基础，其目标是探究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规律。变异学理论要求我们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注意打破X + Y式的浅层次比附研究，提醒学生在阅读外国文学经典中注意跨语际的变异问题，文学形象的跨国变异问题，文学传播中的文化过滤问题等。提醒学生注重对文学文本的细读，注意文本的变异。如果我们在当前的外国文学教学中还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那我们对外国文学史的考察和对外国文学经典的批评要么是人云亦云，跟着他人说，陷入解读的“失语”状态；要么是流于表面，无法说清楚一位他国作家和作品的历史地位和审美特质，建立不起来世界文学或总体文学的宏阔视野。
例如美国“戏剧之父”尤金·奥尼尔的经典话剧《榆树下的欲望》(1924)在中国的流传与变异。著名四川剧作家徐棻的于1989把《榆树下的欲望》改编成川剧《欲海狂潮》，一经上演后，在剧坛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2014年，川剧《欲海狂潮》走出了国门，到美国华盛顿、纽约、斯克兰顿、亚特兰大等城市巡演获得极大成功。《榆树下的欲望》表现了尤金奥尼尔对近代以来的西方人欲望膨胀的批判意识，也表达了对个人爱情和财富的正当性的肯定，其历史文化背景是古希腊以来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及基督教清教伦理。而《欲海狂潮》所表达出了中国式的欲望观。在川剧《欲海狂潮》就“欲望”这一角色来说，戏一开始，它就如鬼影般地出现在舞台上，“欲望”的妆容一半是蓝色的水形，另一半是红色的火形，就是中国传统戏剧里的破脸，左右相异。蓝色面代表着“欲望”阴险狡诈，是人性恶的一面；而红色的那半面则表示着人内心激烈的欲望，有人性善的倾向。在剧中，白三郎、蒲兰、白老头等主要人物，因受了欲望的引诱做下恶事，最终万劫不复。“欲望”的妆容生动形象地展示了欲望的本质，象征表达了两种欲望的相互较量，互相冲突。将剧情一步又一步地推向了高潮，突出了主题“欲海狂潮”。对于这种改编，徐棻认为是“表现主义、象征主义及荒诞手法的结合”。“为把这个非常西方化的故事弄得非常中国化，我刻意改变了故事的结尾。我认为，中国人也不能接受：男女主人公杀死儿子后，还能心安理得地拥有对方的爱情。面对家破人亡的变故，老头还能平静地去照看牲口。”[13] (p. 285)从传统道德伦理来看，该作是对极端利已主义的强烈批判，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理性的反思与发扬。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视野中，《欲海狂潮》是一个跨文明变异研究、戏剧文体比较的经典文本。编剧家徐棻抓住了奥尼尔戏剧的象征主义艺术的内核，把舞台象征、面具艺术等进行了卓越的民族化本土化的改造，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4. 外国文学教学利用比较文学理论和成果进行模式创新与实践
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进行外国文学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国内学术界已有较多的总结与讨论，其中以赵景路《比较法和联系法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运用》(1987)、陈鹤鸣《引进比较文学方法 改革外国文学教学》(1991)、李怡《外国文学教学的现状与前瞻管见》(1992)等文为代表，要求改变传统外国文学教学的理路，增强比较意识。但人们常见的是在西方文学圈内的比较较多，比如19世纪英国文学和法国文学比较，狄更斯和雨果比较，浪漫主义诗人拜伦与普希金比较，吝啬鬼形象葛朗台和波留希金比较等。受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创新性成果启发，也从推进教学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我们在教学中还应扩大视野，不断进行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4.1. 媒介的融合
传统教学方法以老师课堂讲授和学生对外国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赏析相结合，这种教学方法有利于老师对学科知识的重点讲解，但师生互动较少，课堂氛围较缺乏思想碰撞。比较文学媒介学强调传播媒体的重要作用，平行研究鼓励跨学科比较。
在具体的课程建设和实践中，我们依据当代青年的趣味和思维特点，鼓励通过网络在线、影视资源等多媒介学习，利用超星教学平台不断充实网络精品资源，建设“中外文学比较” 在线课程和“外国文学”在线课程，对全部课程制作了精美的教学课件和微课视频。对外国文学学科体系知识点进行选择、提炼和重组，不断完备网络教学参考资料库、教学习题库和重难点；要求学生在讲授之前进行观看自学，然后带着问题参加课堂教学和讨论。该课程在我校慕课平台访问量目前有349,461多人次。1使传统教学方法和“慕课”教学方法相结合，网络在线学习和课堂讲授相结合，个别示范和群读研究相结合，线上学习和线下考核相结合。从2018年级开始，教学中每周一次在超星教学平台进行主题讨论，对当周教学重难点展开开放式讨论，互动和讨论计入平时成绩。同时选择一些特例进行公开评价和讨论。
迎合当代学生的学习特点，改革平时作业与考核形式，鼓励学生动手动脑制作与课程内容密切相关的多媒体课件，制作情景式、讲授式等形式多样的影像视频资料并现场讲评和在教学平台分享。学生制作的精美分享视频在微信公众号和QQ教学群推出，鼓励同学点评，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教学参与度，增强了教学的趣味性和生动性，实现了文学文本与数字信息的沟通。
4.2. 内容的充实
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经过林纾、王国维、鲁迅、吴宓、朱光潜等先贤及当代学者的拓殖，已经积累起较为丰富的教研成果，但限于授课时数及不同专业和年级的需要，我们的外国文学教材仍然显得较为精简。我们在教学中参考四川大学刘亚丁先生于2010编著出版的《外国文学》一书。该作选编了较多的“阅读原典”，每章后还附有思考题、延伸阅读和参考文献。比如第一编第五章对印度史诗的介绍就附录了季羡林和孟昭毅等人的研究书目。第七章《源氏物语》后面附录了姚继中的《〈源氏物语〉与中国传统文学》的书目。类似书目充分体现出编者的比较文学视野，学有余力的学生自然会进行阅读思考，对教学备课也有较好的引导。
但该作的缺点是史论较少，我们在外国文学教学中还应注意文学史演变的影响和平行比较。比如介绍欧洲中古文学时强调二希文化传统，注意区分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与英国清教徒文学之关系，介绍18世纪启蒙文学提醒学生中国文学在欧洲的传播(尤其不能轻视《赵氏孤儿》等作品对于伏尔泰和歌德之影响)，讨论19世纪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思潮时注意二者在各国的演化及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介绍20欧美现代派文学一定联系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等。
另如在讲授外国文学诸文体发展时，应注意平行比较中的文化异质性。比如教学古希腊史诗、悲剧、欧洲散文及小说时，引导学生思考中国有没有史诗、中国戏剧的独特审美特点、五四新文学散文的发展、中国小说的历史地位等。在分析法国作家莫里哀的《吝啬鬼》时讨论中国的类似人物及时代特点。教学浪漫主义诗歌时比较讨论中外自然山水诗，讨论英国19世纪小说《简·爱》时引入中国文学中的爱情婚姻观念等等。
同时建立专题讲座，进一步深化比较文学视野中的外国文学认知。我们在教学中建立诸如“《罗摩衍那》与《西游记》”“《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罗密欧与朱丽叶》与《牡丹亭》”“《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欲海狂潮》与《榆树下的欲望》”等讨论专题，进一步让学生深入理解中外文学的关系与差异，建立起较为全面的外国文学观念。
4.3. 比较的思维
鲁迅先生1908年发表《摩罗诗力说》，这是一篇被认为对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最早评介的文章。其中有一句这样的名言：“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爱生自觉。”当代学者费孝通先生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杨周翰先生指出对研究和学习外国文学的人来说，尤为重要的是“一个中国人的灵魂”。外国文学教学一定要立足本土，学生要能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更全面、科学地把握文学与社会发展演进的关系，能够立足本土和传统文化理解外国文学、以辩证的眼光评价外来文化和文学主题，从而进一步增强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理解。因此，近年来我们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有意识引入比较文学方法，激发学生的能动性、创新性思维，培养其辩证思维及不同民族文学间的互识、互鉴、互补意识。我们学习外国优秀作品所蕴含的人文精神、道德激情和审美情趣，提升思想境界，健全其人格品质与心理机制，但也要注意批判地接受外国文学中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倾向。
比如对于外国文学的文本阅读，必然涉及对翻译文学的理解。学者谢天振先生提出要为“弃儿寻找归宿”，“无论是根据译作作者的国籍，还是根据译作与原作之间永远存在的差异，都说明了翻译文学不是外国文学”[14] (p. 136)。意图进一步提高翻译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中文系学生阅读的外国文学文本基本上都是翻译文学，我们在教学中一方面要提供优秀译本的介绍，同时尽可能进行外文教学。尤其是诗歌类如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作为欧洲经典格律诗代表，最好以原文和中国格律诗进行比较分析。
讨论中尊重学生的理解，体现教师与学生在人格上的平等，在审美情感与理性认知面前的平等。对话也是以开放的态度，尽量不预设结论和定论。在教学双方质疑、辩驳、论证的过程中，“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让学生更能认识解决问题的方法与角度。
5. 结语
外国文学作为中国高校文科的一门基础性课程，在学科发展和教学实践中应以文明交流互鉴的思想为指导，重构课程体系，打破“西方中心”的文学史叙事。注重价值引领，倡导跨文明对话。加强AI赋能，培育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创新教学理念与方法，建立外国文学教学的对话意识和适合新时代外国文学教学的新范式。我们在教学中长期形成了中外文学的比较探源、平行对比、情理交互的教学思维与教学体系。把宗教与伦理、集体与个人、抒情与叙事、表现与再现、意境与典型等中西文学在文学传统和审美风格方面的异质性不同不断渗透到整个世界文学史框架和具体文学文本的分析当中，激发学生的比较思维，建立较为全面的外国文学课程体系，引导学生不断增强文学史发展的跨文化对话意识。
NOTES
1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ans/ps/208989659,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898965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