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系统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解放困境及其现实路径。人的解放困境根植于三重视域：其一，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激化，无产阶级在异化劳动与压迫中沦为“机器的附庸”；其二，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费尔巴哈、施蒂纳)对“人”的抽象化阐释，偏离了现实性与历史性维度；其三，资本扩张下的分工与私有制导致劳动异化、生产盲目性与分配不公，使人的本质力量被物化关系吞噬。马克思提出“现实的个人”概念，强调人的解放需要从自然与社会双重维度突破：通过发展生产力消灭私有制，重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同时，无产阶级革命作为解放的现实载体，需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占有。最终，共产主义社会通过消灭分工的强制性与阶级对立，使劳动升华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达成“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条件”的解放归宿。本文揭示了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将人的解放从思辨领域转向社会实践的理论革命，为人类超越资本主义异化提供了科学路径。
Abstract: In The German Ideology, Marx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dilemmas of human emancipation in capitalist society and its practical paths to liberation. The dilemmas of emancipation are rooted in three dimensions: First, the intensification of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within capitalist society reduces the proletariat to “appendages of machines” through alienated labor and oppression. Second,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Hegel, Feuerbach, and Stirner) provides abstract interpretations of “human beings”, deviating from the dimensions of reality and historicity. Third,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private ownership under capital expansion lead to labor alienation, blind production, and unfair distribution, causing human essential powers to be engulfed by reified relations. Marx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real individuals”, emphasizing that human emancipation requires breakthroughs from both natural and social dimensions: by developing productive forces to abolish private ownership, thereby reconstruct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and among humans themselves. Simultaneously,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s the practical vehicle for emancipation, must overthrow bourgeois rule and establish an “association of free individuals”, achieving socialized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Ultimately, communist society eliminates the coerciveness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class antagonisms, elevating labor to a free and conscious activity, and realizes the emancipatory goal wherein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each is the condition for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all”. This study reveals Marx’s theoretical revolution—grounded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in shifting human emancipation from the speculative realm to social practice, thereby providing a scientific path for transcending capitalist alienation.
1. 人的解放的困境
(一) 社会历史背景：资产阶级内部矛盾激化、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占据主导地位，其内在矛盾在工业革命的催化下全面爆发。资产阶级通过资本原始积累和技术革新实现了生产力的飞跃，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根本性矛盾日益凸显。周期性经济危机频发：1825年英国首次爆发普遍性生产过剩危机，此后每隔8~10年便重演一次，大量商品滞销、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无法驾驭自身创造的生产力的致命缺陷。这种矛盾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更渗透至社会结构层面——资产阶级为维护统治地位，将国家机器异化为阶级压迫工具，通过法律、宗教和意识形态等手段强化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使得劳资对立成为社会主要矛盾。
与此同时，工业革命催生了现代无产阶级的壮大。机器大生产将手工业者抛入无产阶级队伍，工厂制度使工人集中于城市形成阶级力量。1840年代英国宪章运动标志着无产阶级从自发斗争转向自觉政治运动，他们提出普选权等政治诉求，开始挑战资产阶级统治秩序。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使其成为“被戴上彻底锁链的阶级”[1]：工人不仅失去生产资料，更在异化劳动中丧失人的类本质，沦为机器的附属物。这种生存境遇使无产阶级成为“普遍苦难的承受者”和“真正革命阶级”，其解放诉求与人类整体解放具有内在一致性。资本主义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面临被推翻的可能性，这种历史辩证法构成了人的解放的现实困境与可能性空间。
(二) 理论渊源：对“人”的把握偏离了人的现实性、历史性
德国古典哲学对人的本质的探讨始终未能摆脱形而上学传统的束缚，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到费尔巴哈的类本质，再到施蒂纳的“唯一者”，对人的理解逐渐偏离了现实性与历史性的维度，最终陷入抽象化的困境。这种理论偏离不仅无法触及人的真实生存境遇，更阻碍了对人的解放路径的探索。
1) 黑格尔：自我意识对现实性的消解
黑格尔将人的本质归结为自我意识的运动，他在其《历史哲学》中认为“精神——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2]。在其历史哲学中，人类历史被描绘为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进程，个体的现实性被消解为精神运动的环节。这种思辨哲学将人抽象为“再生产的人”与“英雄人物”的二元对立，普通个体的生存实践被贬低为精神演化的工具。马克思批判道，黑格尔的“人”是“抽象的人”，是“想象出来的、纯理念的人”。当黑格尔用“自我意识”替代现实的个人时，人的异化被简化为精神异化，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劳动异化、压迫等现实困境被遮蔽于观念世界的迷雾之中。
2) 费尔巴哈：类本质对历史性的悬置
费尔巴哈试图以感性直观突破黑格尔的思辨体系，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他把研究人的本身作为了哲学的使命和任务，“新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一一因而也将人本学连同生理学当作普遍的科学”[3]。他将人的现实性悬于感觉之上。他将人的本质定义为“类存在物”，认为“爱”与“友情”构成社会关系的核心。然而，这种类本质的设定仍停留在抽象层面：其一，他将人的自然属性简化为生物学意义上的感性存在，忽视了物质生产活动对人性塑造的决定作用；其二，其“类的平等化”构想缺乏历史维度，试图通过道德说教而非社会变革实现人的解放。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费尔巴哈“从未看到现实存在的、活动的人”，其理论“只能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这种脱离具体历史条件的抽象人道主义，最终沦为空洞的道德呐喊。
3) 施蒂纳：唯一者对现实关系的解构
施蒂纳通过《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将个人主义推向极端，宣称“我把无当作自己事业的基础”[4]。他将“唯一者”视为超越一切社会关系的绝对存在，主张通过否定国家、宗教等“幽灵”实现个体解放。这种理论看似强调个体现实性，实则将人原子化为脱离社会历史条件的“独自性”存在。马克思批判道，施蒂纳的“唯一者”不过是“观念世界的俘虏”，其理论本质是“用观念反对观念”的思辨游戏。当施蒂纳将现实压迫归结为观念束缚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人的异化被消解为精神层面的自我解放，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被置换为观念世界的“自我吞噬”。
(三) 物质生产中的困境
1) 资本扩展下的形成的分工和私有制：人的异化困境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异化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本质被割裂的困境[1]。在资本扩张的驱动下，分工与私有制的结合构成了异化的制度性根源。首先，劳动目的的异化使劳动从自由自觉的活动沦为谋生手段。在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体系中，工人被迫将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劳动不再是为了满足自身需求或实现创造力，而是为了换取维持生存的工资。这种异化直接导致人与劳动产品的分离——工人生产的商品越多，其自身反而越贫困。商品作为异己的力量支配着劳动者，形成“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的悖论。其次，分工的深化加剧了人的片面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机器大工业将工人固化为生产链条中的局部器官，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使工人丧失对生产过程的整体性认知。这种分工不仅造成劳动技能的退化，更导致人的本质力量的萎缩。最后，私有制重构了社会关系。当生产资料被资本家垄断，劳动者被迫进入雇佣劳动关系网络。这种关系本质上是“货币–商品–货币”的物化链条，人与人之间真实的交往被异化为物与物的交换。这种异化关系最终导致“资本积累的规律”：一端是财富在资本家手中的积累，另一端是贫困在工人阶级中的积累。
2) 生产的盲目扩大与欲望的膨胀：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无限扩张的基因，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驱使生产突破任何自然与社会界限。首先，利润导向导致生产盲目性。资本家为获取超额利润，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形成“为生产而生产”的畸形逻辑。基于扩大生产利润目的下的盲目供给也带来了人的生存资源的浪费，即生态危机显露系统限度，资本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使物质生产陷入不可持续困境。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不断剥削工人，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带来工人的贫苦与社会的混论，为了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持续进行，消费主义会催生虚假需求。这种虚假需求不仅造成资源浪费，更使工人陷入“工资–消费–负债”的生存陷阱。
3) 分配不公与阶级固化：社会危机的制度根源
资本主义分配制度本质上是剩余价值占有权的制度化。首先，初次分配体现剥削本质。工人获得的工资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补偿，而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种分配方式导致了社会分配的不公，也进一步加剧了资本积累的扩展。资产阶级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不断扩大生产规模，雇佣更多的无产阶级为其劳动。然而，这种扩大生产的方式并没有带来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实质性提高，反而使他们陷入了更加深重的剥削和压迫之中。
在资本主义社会，物质财富虽然有所丰富，但并未实现真正的共享。资本积累规律作用下，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导致财富在资产阶级顶端加速集中，而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加剧，形成难以逾越的阶级鸿沟。
2. 人的解放的内涵与归宿
(一) 人的解放的理论发展
国内学界对人类解放思想的关注历经了阶段性演进。上世纪80年代，以胡乔木、王若水为代表的学者围绕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异化议题掀起讨论热潮，尽管当时尚未明确将“人的解放”作为核心命题提出，但此阶段的探讨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进入90年代，学术焦点转向以主体性为核心的人学问题研究。学者们在引介西方人学理论的同时，也开始系统梳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与发展的学说。韩庆祥、袁贵仁、杨适等人在此期间初步触及马克思的解放思想，并提出将人类历史视作一部追求解放的历史。新世纪以来，高放、孙正聿、陈学明、贺来等学者发表了大量论著，对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挖掘与创新性阐释，推动了该理论整体性研究框架的完善。目前，学术界在“人的解放”问题上已形成若干共识：首先，解放问题被视为贯穿人类历史的核心线索，各历史阶段均对应其特定的解放任务，具体表现为宗教取向、理性启蒙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解放路径[5]。其次，人的解放被理解为一种涵盖经济、政治、思想、社会、劳动等多维度的全面解放，每一领域皆积累起丰富的理论成果。再次，马克思的“人的解放”思想被普遍承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步入新时期，相关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方面，问题意识更为突出，学者们更多结合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工具理性泛滥及精神困境等现实问题展开分析，增强了研究的实践针对性。另一方面，研究视野呈现显著的跨领域互动趋势，例如将人的解放与生态学、国际合作、市场经济、妇女权益等议题相结合。此外，多角度创新成为新亮点，部分学者尝试从现代科技视角解读解放路径。侯宪利即借助“互联网+”概念，论证了网络技术为人类精神空间拓展及劳动异化克服所提供的新的可能。
(二) “现实的个人”的解放
1) “现实的个人”的现实性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了德国古典哲学对“人”的抽象化理解，提出“现实的个人”是“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种现实性首先表现为自然存在的基础性：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人”，必须通过物质生产满足衣食住行等生存需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这种生存需要并非静止的生物学本能，而是通过劳动实践不断拓展的历史性生成过程。
其次，“现实的个人”的感性具体性体现为需要体系的层次性。在生存需要得到基本满足后，人类发展出对艺术、科学、社会交往等“更高级的需要”。这种需要并非纯粹主观欲望，而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客观存在[6]。例如，封建社会的农民不会产生对互联网的需求，而现代人则因技术革命催生出对数字化生存的依赖。
2) “现实的个人”的历史性
“现实的个人”的历史性首先体现为物质生活条件的动态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原始社会的狩猎采集、农耕文明的农耕灌溉、工业时代的机器生产，每个时代的物质条件既构成人类活动的限制，也为其解放提供可能性空间。封建农奴无法想象自动化生产。正如手工业者难以预见人工智能的潜能，这种历史局限性恰恰证明人的解放路径具有具体的社会形态特征。
生产实践是历史性的动力源泉。当人类开始制造劳动工具时，便与动物界产生根本分野。早期人类通过打磨石器开启旧石器时代，冶铁技术推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蒸汽机革命催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些“生产方式”的变革并非偶然，而是人类在既存生产力基础上持续创新的结果。这种实践活动的累积性发展，使人类历史呈现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跃迁的趋势。
社会关系的交织构成历史性的结构框架。人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氏族社会的血缘纽带、中世纪的行会组织到现代企业的科层制度，社会关系始终塑造着个体的生存境遇。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被简化为雇佣契约。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这种物化关系的历史暂时性表明，只有通过“消灭劳动的社会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的状态”，才能实现社会关系的解放性重构。
(三) 从自然与社会中解放
1) 从自然中解放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将“现实的个人”视为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的统一体，明确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和其他自然的关系。人类的存在首先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我们的生存离不开与自然的关系[7]。这种自然关系的解放，本质上体现为人类通过物质生产实践逐步摆脱自然必然性束缚的过程。资本主义工业虽然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却扭曲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本家把自然当作无限掠夺的资源库，用技术疯狂榨取自然资源，导致生态破坏，使人逐渐失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本质。真正的自然解放需要两条路径：一是通过科技掌握自然规律，让自然从威胁人类的“敌人”变成服务人类的伙伴。二是建立更合理的社会制度，让全体劳动者共同决定如何与自然相处。例如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会像爱护家园一样保护生态环境，有计划地使用资源，而不是让资本家的贪婪主导对自然的破坏。这不仅是技术进步，更是社会制度的革新，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平衡共生。
2) 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中解放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成了从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的方法论突破，科学揭示了人的社会解放的现实路径。对于现实以“人”为中心的生产活动来说，“人”不仅是生产的出发点，“人”的发展和解放也应当成为生产发展的最终目的[8]。通过唯物史观重构了分析框架，发现私有制的根源深植于物质生产的分工。分工作为“活动的分裂”，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共同活动产生的社会力量”异化为支配人的强制力量。当分工发展到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分离的阶段，私有制便成为固化这种分裂的“活动的产品”。马克思强调，分工与私有制本质上是同一现象的不同维度：分工是活动层面的异化，如工人被迫从事单一工种，私有制则是产品占有的异化，如资本家垄断生产资料。资本主义通过分工将劳动者束缚为“机器的附庸”，又通过私有制将社会关系简化为商品交换。要打破这种双重枷锁，必须让“联合起来的个人重新占有全部生产力”，将异化的社会力量转化为人的自主支配对象。即消灭资本主义带来的分工的强制性与阶级性，使分工从压迫工具转变为促进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组织形式。
(四) “人的解放”的归宿
“人的解放”的归宿在于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社会形态是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形态，它追求的是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将共产主义社会定义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其本质在于通过变革生产关系，使“现实的个人”从异化状态回归人的类本质，最终实现《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9]。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解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们不再受到阶级、地位、财富等外在因素的束缚，而是能够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兴趣和理想，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这种发展不仅体现在物质财富的丰富上，更体现在精神世界的充实和人格的独立上。
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消除了剥削和压迫的根源，使得每个人都能平等地参与社会生产和分配。这种平等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体现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不再为了生存而奔波劳碌，而是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实现自我价值。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和谐。人们不再因为利益冲突而产生矛盾和斗争，而是能够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共同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贡献力量。这种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3. 人的解放的路径
(一) 对“人的解放”的理解走出“纯粹的思想领域”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解放不是思想活动，而是历史活动，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这一论断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青年黑格尔派将人的解放局限于精神领域的唯心主义立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分析分工与所有制的关系，揭示了思想异化的物质根源。当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分离后，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马克思的突破在于将人的解放置于物质生产实践中考察。这种实践转向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揭示了人的本质的社会历史性，将解放问题从抽象的人性论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它确立了物质生产的基础性地位，使人的解放成为改造现实世界的实践活动。
(二) 生产力高度发展、消灭剥削与私有制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构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分析框架，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表现为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冲突，这种矛盾在周期性经济危机中显露无遗。要消除这种矛盾，必须实现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具有两方面的解放意义：其一，它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其二，它打破地域性限制，推动世界历史的形成，使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分工与私有制的内在关联构成了解放路径的关键环节。马克思揭示：“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分工的强制性质导致劳动异化，工人的劳动成为了谋生的手段而不是为了促进个人发展。这种异化不仅表现为劳动产品的异己化，更体现为人的类本质的丧失。要消除这种异化，必须消灭旧式分工和私有制，建立消灭私有制的具体路径包含三个维度：首先，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打破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消除政治压迫的根源；其次，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使社会生产服务于人的真实需要而非资本增殖；最后，推动劳动性质的转变，使劳动从谋生手段升华为“自主活动”。这种转变将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三) 解放的现实载体——无产阶级革命
无产阶级革命是实现人的解放的现实载体。无产阶级革命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人的解放的必由之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对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成为桎梏，导致无产阶级的普遍贫困与异化。无产阶级因丧失生产资料而被迫出卖劳动力，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直接受害者。其革命性源于其阶级地位与历史使命的统一：只有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才能终结私有制对人的奴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目标是消灭私有制，因为私有制是异化劳动、阶级对立和拜物教的根源。《德意志意识形态》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革命通过暴力手段打破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自由人联合体”，使生产资料回归社会所有，从而消除分工的强制性与劳动的异化。这一过程不仅是政治解放，更是社会关系的重构。如《共产党宣言》所言：“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通过斗争的实践，无产阶级不仅推翻旧制度，更在革命中改造自身，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