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技术理性作为发达工业社会深层文化力量，以隐蔽形式实现思想统治，塑造单向度人格。其双重性既推动生产效率提升，又通过意识形态规训压抑人性，加剧社会异化与心理压抑。马尔库塞批判技术理性将科学精神工具化，抑制批判意识，主张通过科学、艺术、技术与价值的融合，重构工作与欲望的升华机制，建立非压抑性生存模式。研究技术理性有助于解析现代心理压抑根源，为协调人性与技术关系、坚持以人为本、促进技术与人和谐共生提供理论参照，实现从技术统治向人性解放的转型。
(一) 技术理性的概念
技术理性是在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条件下产生的，主要强调科学技术的万能，与传统理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传统理性是人们凭借经验解决问题的方式，技术理性是数字化来解决问题的方式。
1) 技术理性的产生
技术理性主义是近现代科技加速发展背景下形成的思潮，主张科技万能与理性至上。其根源可追溯至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该学派以数诠释宇宙本质，认为数学关系超越具象形态而永恒存在。这种数的思维模式奠定了西方理性文化基础，将理性视为揭示真理的绝对工具。近代以来，技术理性主义将科学方法神圣化，视科技进步为解决人类问题的终极方案，形成对理性力量的信仰式推崇。它塑造了以逻辑、实证和效率为核心的现代文化精神，但也隐含着对技术统治的潜在风险缺乏反思的倾向。
2) 与传统理性的关系
传统理性依赖直觉、经验与文化价值，如古代工匠通过试错优化工具设计。技术理性则基于现代科技，通过把握客观规律高效开发自然与精神资源，显著改善物质生存条件，并消解了人身依赖。然而在发达后工业社会，技术统治以合理性外观掩盖本质：它借由满足物质需求与大众文化消遣，钝化人的批判意识与社会反抗。技术理性与前技术理性殊途同归，均构建起对人的外在控制体系，使统治机制从政治经济压迫转向文化规训。
2. 技术理性对社会的影响
技术理性体现出来的个体必须要遵循的标准、规则、理性，使社会结构更加稳固，社会井然有序，便于管理。但社会很难发生变革，缺乏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技术中孕育的理性文化压抑个体的感性，性格长期受压抑。
(一) 社会质变的艰巨性
马尔库塞指出，即便社会大众接受或被迫接受现状，其内在不合理性仍未消减，质变需求依旧迫切。然而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理性消解了批判的实践性：批判理论因缺乏现实动因而回归抽象，单向度的人的蔓延使社会丧失自我超越的内驱力。“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异化已从生产领域渗透至消费领域，消费不再是满足真实需求的行为，而是资本通过宣传工具建构虚假需求体系的一部分”[1]，以丰裕物质与娱乐产业消解批判意识。当个体沉溺于虚假满足，否定性力量被消解，社会辩证运动陷入停滞。马尔库塞断言：“遏制社会变化的能力或许是发达工业社会最为突出的成就。”([2]: p. 4)技术理性编织的肯定性枷锁，将人异化为维护现状的齿轮，使社会沦为缺乏质变潜能的静水。这种文化统治远比传统压迫更隐蔽——它以合理化外观掩盖对自由的侵蚀，在满足物质欲望的同时，扼杀了超越现存秩序的可能性。
(二) 产生压抑性心理
马尔库塞指出，发达工业社会虽缓解了物质匮乏，但文明对人的压抑尚未消解。异化劳动割裂了工作与爱欲的联系，导致“超我的僵化伴随自我的僵化”[3]，个体意识丧失自主性。家庭功能弱化，非人格力量(政治、经济、文化集团)取代传统权威，以管理形式构建新统治。这种统治通过制度内化，使统治者自身也受制于禁忌。现代人自由地接受压抑，将劳动视为常态，通过娱乐、消费等方式释放受压抑的“力比多”。技术理性限制了爱欲的释放，将其还原为纯粹的性满足，发达工业社会“堵塞了力比多的释放渠道”[4]，使人性遭受深层异化。
3. 马尔库塞对技术社会的批判
技术理性较传统理性发生了变化，表现出来双重性。技术一方面提高了生产效率，让工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其体现出来的理性精神逐渐被应用到社会领域，成为管理社会的文化力量。技术性能维护主流意识形态，抑制个体批判意识，社会失去超越性。
(一) 技术理性的双重性
科学技术是“中立”的基础上，马尔库塞提出科学技术的两重性，在现代科学技术不再是中立的，与传统政治相结合形成新的统治形式。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理性具有双重性：它既推动资本主义技术进步，缓解工人剥削，又成为维护统治、异化人性的工具，导致单向度社会与人的压抑，使个体丧失批判性，沦为技术逻辑的附庸。
1) 解放的潜力
在资本主义初期工人受到资本的残酷剥削，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劳动异化，工人生活环境极其恶劣，很容易产生反抗情绪，容易联合起来改变现存社会结构，这倒逼资本家通过技术创新减少必要劳动时间。伊始，资本家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来攫取剩余价值，高强度的劳动一方面使劳动者苦不堪言，产生反抗情绪，另一方面导致工人寿命缩短和早逝，社会上劳动力减少。于是，资本家为了维持现存的生产关系稳定不得不改进生产技术，改善劳动者的工作环境。技术进步带来自动化生产线，代替人类劳动，使人类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技术的进步为艺术的数字技术打破信息垄断，每个人能通过数字技术带来的便利获得审美的体验，“技术与艺术的新的审美感性的塑造、想象力的发挥、个体情感和才能的自由展现”[5]。在马克思时代技术是中立的，仅仅充当生产物质资料的功能，技术还没有深入到社会生活进行对人的统治。“自动化将把必要劳动时间减到最少。那时，技术进步将超越有组织的稀缺王国，将不再局限于决定技术理性的支配性与剥削性的设备。”[6]
2) 压迫的工具
社会的理性化进程未如预期般解放人类或确立其历史主体地位，导致人的主体性失落与机械体系中的抽象化。资本主义技术常被用于维护现有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技术理性作为无形文化力量，通过媒体宣传内化为社会共识，形成深层隐蔽的统治形式。反抗技术理性即被视为破坏社会秩序，而资本主义使个体原子化，削弱工人联合力量。科技在解决物质匮乏后，转而以娱乐消遣操控民众，使其满足于现状，沦为服从现存秩序的单向度的人。“面对该社会极权主义特征，技术中立的传统概念不再能够得以维持。”([2]: p. 7)技术进步带来社会财富增长，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削弱个体对社会变革的诉求，接受现存的社会结构，揭示了技术理性如何从解放潜力异化为压迫工具。
3) 人的异化
资本主义工业追求高效率，使理性成为普遍化力量，却忽视个体感受。它制定量化标准与规则，人的行为结果需符合标准才被社会容许。这导致竞争激烈，个体趋于功利化，人与人相对立，难以联合改变社会结构。个体原子化，个人主义盛行，社会关系冷漠，感性要素缺失。现实中，理性原则渗透各类评价标准，成为筛选工具。人被技术异化，盲目追求数字目标，忽略过程感受。技术理性逻辑稳定且少出错，人因此以技术特征要求自己，趋向完美主义，实则是对自身的压抑，技术理性已成为社会控制的新形态。
(二) 技术与价值观
传统的技术是中立的概念，应用在生产领域，没有进入社会结构，没有社会控制功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理性渗透到社会结构，成为新的统治形式。技术理性一方面为维护主流价值观服务，另一方面会抑制个体批判意识，形成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
1) 维护主流价值观
技术理性已异化为政治统治工具，构建起技术极权主义网络，使社会与个体陷入永久性战争动员状态。马尔库塞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用科学技术来证明自己的合理性。”[7]技术理性通过量化规训机制维系社会控制，当技术标准内化为行为准则时，个体思想认知即被纳入可控轨道，被动接受权力架构而丧失批判视角。这种技术统治的合法性伪装长期遮蔽结构性压迫，经由与主流价值观的共谋，为统治秩序提供稳固的意识形态根基，最终实现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支配。
2) 抑制批判意识
在资本主义萌芽阶段，无产阶级犹如被重负压弯的牲畜，以血肉之躯换取生存资料，蛰伏于肮脏与匮乏之中，天然具备颠覆性力量。而技术理性构筑的新秩序却缔造出消弭反抗的整合型社会，使个体内化既有体制。这种技术统治披着普惠性外衣，将结构性矛盾粉饰为非理性存在，令一切对抗可能消弭于无形。现代工业文明较其前身更具意识形态渗透力，因意识形态已内嵌于生产流程本身——思想规训不再是显性宣传，而是异化为生存本能，催生出马尔库塞所言的单向度思维范式。
4. 扬弃技术异化
马尔库塞主张通过科学与艺术结合、技术与价值统合、工作向消遣转化、性欲升华为爱欲四重路径扬弃技术异化，重建“按美的规律构造”的新理性，以感性解放与价值复归突破技术统治，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及非压抑性文明形态。
(一) 科学与艺术的统一
科学是人类理性的方面，探索世界的客观规律，艺术是人类感性的方面，是体现人类的审美品格，马尔库塞指出，在高度技术化的现代社会中，艺术陷入异化困境。本应彰显人类创造性本质的自主活动，却通过现代传播媒介与物质消费体系结合，构筑起遮蔽现实矛盾的意象世界，使社会冲突变得可被容忍。统治理性强行割裂了科学与艺术的内在关联，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的人之特质——“动物只按自身尺度塑造，人却能按美的规律构造”[8]——恰成为突破口。要破除艺术异化，须重构艺术理性与科学理性的辩证统一，使艺术内化为理性体系中的审美维度。但有学者指出“马尔库塞的审美救赎观终究是一场缺失现实生活真实性的精神革命，无法在历史的检验和对客观、具体的现实问题的回应中走向科学”。[9]
(二) 技术与价值的统一
在发达工业文明中，技术异化为统治工具，价值理性沦为技术逻辑的附庸。当价值体系被技术话语重构，技术进程便吞噬了终极关怀。马尔库塞呼吁重构理性范式，将价值要素注入技术理性内核，形成融合艺术伦理的新理性形态，以此恢复感性生存维度，有学者从马尔库塞的审美救赎思想出发，将美学和生态美学批判融合，指出“艺术有利于改善生态危机，缓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10]。政策设计需突破工具理性桎梏，通过情境化工具创新实现治理再生，正如其所言：“技术发展必须回归人性根基，构建多元价值驱动的治理体系，在技术与人性的共生中寻找平衡支点。”[11]
(三) 工作转变为消遣
在资本主义社会除了少数真正的艺术活动外，绝大部分工作是异化的，要改变劳动的压抑性质，必须实现工作的苦役向消遣转变，感性实现自我升华，扬弃理性的压制，是劳动摆脱现实原则和操作原则的统治。工作是自身之外的目的，消遣是爱欲的目的，匮乏的缓解为工作和消遣同化提供条件，不用为生存问题而克制自己，恢复了多形态爱欲。要实现工作向消遣转变，必须让人的本能向原始形态恢复。
(四) 性欲升华为爱欲
现实原则持续挤压着爱欲的生存空间，理性逻辑禁锢着生命本能，构建非压抑性文明必须以感性解放与爱欲复归为基石。这要求将肉体性欲升华为人格爱欲，重建理性与本能间的非对抗性联结，形成超越压抑的新文明形态。通过唤醒被理性压抑的感性力量与内在爱欲，在理性规范与生命冲动间建立创造性张力，最终指向人的自由主体性觉醒，这与马克思描绘的共产主义图景形成跨时空共鸣。
5. 结语
马尔库塞对技术社会的批判深刻揭示了技术理性在现代社会中的双重影响。一方面，技术理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它也成为了隐蔽的统治工具，通过社会控制抑制了个体的批判意识，导致社会关系异化和人性僵化。马尔库塞指出，技术理性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社会变革更为艰难，并形成了压抑性心理。他强调，要扬弃技术异化，实现人类的解放，必须使科学、艺术、技术和价值相统一，将工作转向消遣，性欲升华为爱欲，从而建立非压抑性的生存方式。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不仅为我们理解技术社会提供了深刻的视角，也为现实中正确处理人性与技术的关系、实现技术与人的和谐共生提供了宝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