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人类文明形态
(一)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内涵和内容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并非抽象的理论思辨，而是植根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其核心内涵围绕“文明的本质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展开，涵盖文明的生成逻辑、发展动力与价值目标三个维度。
从理论渊源来看，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批判性继承了前人的思想成果，并实现了根本性超越。18世纪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以“理性”为核心，将文明视为摆脱愚昧、走向进步的过程，但未能触及文明背后的物质生产基础；卢梭则从“自然状态”假设出发，对文明的消极面提出警示，认为文明发展导致人类自由的丧失与不平等的加剧，却未能找到解决文明困境的现实路径。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他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主导一切”的逻辑，导致无产阶级贫困化与文明发展的异化，认为这种制度不仅无法推动文明进步，反而会引发文明倒退，但空想社会主义者缺乏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其解决方案停留在“乌托邦”层面。摩尔根对原始社会的研究则为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提供了历史实证支撑，他通过对氏族制度的考察，提出“人类文明始于财产欲望超越其他欲望”的观点，揭示了文明生成与物质利益诉求的内在关联，这一成果被马克思、恩格斯纳入唯物史观框架，成为分析文明起源的重要依据。
马克思把实践作为理解文明的真正基础，把建立一种合乎人性的新型社会关系作为理解“新”文明实质内涵的关键钥匙，把人的解放作为构建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关怀。这三者构成马克思文明观的三个基本维度[1]。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以实践为根本立足点，突破了传统从抽象理念、精神解读文明的局限，明确实践是理解文明的真正基础——实践作为人类“自由自觉”的活动，不仅是文明发展的核心动力(物质生产实践催生的社会基本矛盾、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与改革、科学技术进步等共同推动文明演进)，其超越性、开放性也决定了文明具有实践性、社会性、历史性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摒弃卢梭、弗洛伊德等对文明的消极解读，指出构建合乎人性的新型社会关系是理解“新”文明实质内涵的关键：他批判前资本主义社会人身依附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受“市民社会”精神主导的利己主义、二元对立、人被物支配等深层矛盾，而共产主义“新”文明的核心正在于超越这类不合理的“旧”社会关系。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总结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2]: p. 136)贯穿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终极价值关怀，则是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这与构建新型社会关系的追求一脉相承，且人的解放程度与文明发展程度高度一致——前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受共同体束缚，资本主义社会人仅具形式自由、受资本奴役，在共产主义文明社会，人类将从支配和束缚自身发展的异己力量中摆脱出来，“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3]: p. 564)。唯有在共产主义文明阶段，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劳动成为自我实现的方式，人摆脱所有奴役与异己力量束缚，从必然王国迈入自由王国，真正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达成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普遍平等与和谐。
(二) 人类文明形态的发展历程
1) 以人的依赖性为主的文明形态
本阶段涵盖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其核心特征表现为“人的依赖关系”——个体生存与发展始终依附于特定群体或阶级，物质生产与社会关系处于相对封闭状态。
奴隶社会作为首个成熟文明形态，其形成源于青铜器使用带来的生产力初步发展。剩余产品出现催生了奴隶主与奴隶两大对立阶级。农业是经济主体，奴隶主通过占有土地和奴隶垄断剩余产品；商业发展有限，商品生产处于从属地位。在文化层面，古埃及金字塔、古希腊悲剧与罗马法等成就斐然，但奴隶被视作“会说话的工具”，阶级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特征。科学领域亦取得初步进展，为后世技术发展奠定基础。
封建社会在“人的依赖性”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铁器普及推动农业进步，手工业与商业逐步兴起，但自然经济仍居主导。农奴较奴隶享有更多权利，可保有部分生产资料，其生产积极性得到提升。城市兴起与行会形成打破了农村封闭状态，为文明转型创造条件。文化思想呈现宗教化特征，基督教、儒家思想等成为维护封建秩序的精神工具。
总体而言，以人的依赖性为特征的文明形态实现了从原始蒙昧向文明开化的历史跨越。其进步性在于打破原始平均主义，推动生产力与文化积累；局限性则表现为封闭的生产关系制约发展，阶级对立与个体自由的缺失成为常态。
2) 以物的依赖性为主的文明形态
本阶段对应资本主义社会，核心特征为“物的依赖关系”——个体虽摆脱人身依附获得形式自由，却陷入对资本与商品的普遍依赖。其根本矛盾源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对立。
资本主义文明的确立源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飞跃，机器化大生产与全球市场扩张推动人类进入“世界历史”阶段。经济层面展现出强烈的扩张与创新特质，金融体系完善进一步强化了资本的主导地位。
社会文化呈现双重性：一方面通过破除封建等级、普及教育、推动科技人文发展彰显进步性；另一方面在资本逻辑主导下，人的价值被异化为劳动力商品，阶级矛盾深化，全球范围的掠夺加剧了贫富分化与民族对立。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以辩证视角指出，资本主义在打破“人的依赖性”、推动生产力发展和文明全球化方面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其内在的资本主导逻辑必然导致人的异化与社会矛盾，终将被更高级的文明形态所超越。
3)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文明形态
为马克思主义构想的未来文明，核心是个体摆脱双重依赖，实现全面解放。物质上，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按需分配”满足需求，劳动成为“本质力量体现”；政治上，阶级消亡伴随国家职能弱化，代之以“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自我管理；精神上，教育与生产结合，文化创造摆脱资本束缚，科学服务于人；社会上，构建“协作共生”关系，个体自由发展成为他人发展的条件，是文明演进的终极目标。
4)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文明形态
21世纪的人类文明面临深刻变革：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发展，全球化促进文明交融，但生态危机、社会分化和价值冲突也构成严峻挑战，亟需新的文明发展路径。
当代文明呈现三大特征：一是多元形态并存，资本主义文明虽仍主导但危机显现，各类非西方文明模式日益丰富世界图景；二是矛盾交织深化，技术进步与伦理风险、全球化与贫富分化、个体自由与社会凝聚形成复杂张力；三是转型需求迫切，必须超越资本逻辑主导的传统模式，构建以人为本、和谐共生的新文明形态。
在此背景下，部分国家基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展开创新实践，其核心是构建“多元协调、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导向，推动五大文明维度协同共进，倡导文明交流互鉴。这些实践通过绿色发展、共同富裕等政策，在生态保护、社会公平等领域取得显著成效。
这些探索既承认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贡献，又通过制度创新克服其内在缺陷，为人类文明转型提供了重要参照。其蕴含的“以人为本”“协调发展”等理念，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高度契合，指引着人类文明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更高形态迈进。作为对资本主义开创的现代性文明形态的批判与超越，是建立在现代性文明形态所取得的肯定性成果基础之上的。一方面，现代性文明形态“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4]。
2. 我国现代化实践下文明形态的理论内涵和价值
(一) 我国现代化实践下文明形态的理论内涵
1) 核心本质：坚持多元包容的发展导向
该文明形态的生成并非偶然，而是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核心要义与本国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发展实际深度融合的产物，其核心本质体现为鲜明的多元包容发展导向。从理论溯源来看，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中“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消灭剥削与压迫”等理念，为这一文明形态奠定了价值基石；而我国自身长期积淀的“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等传统文化智慧，则为其注入了独特的东方文明基因。
与传统资本主义文明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片面追求物质财富积累的单一发展逻辑不同，这一文明形态从根源上摒弃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在经济领域，它既重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社会活力，又通过宏观调控保障经济发展的公平性，避免资本无序扩张导致的贫富分化；在文化领域，它既传承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又积极吸收世界各国文明的先进成果，推动文化交流互鉴，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发展格局；在社会领域，它既鼓励个体通过奋斗实现自我价值，又注重构建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弱势群体权益，促进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发展、共享发展成果。
这种多元包容的发展导向，并非对不同发展模式的简单叠加，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指导下，对人类文明发展经验的创造性转化。它打破了“现代化即西方化”的固有认知，证明现代化道路具有多样性，为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探索适合自身的文明发展路径提供了理论参照。
2) 发展路径：推动多维度文明协调发展
从文明演进的历史脉络来看，人类文明始终朝着从低级到高级、从片面到全面的方向发展。资本主义文明作为现代文明的重要形态，在推动生产力巨大发展、打破地域局限、促进全球联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其内在的资本逻辑制约，始终存在文明发展失衡的根本性问题——物质文明的高度繁荣与精神文明的相对匮乏并存，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冲突，社会财富增长与社会公平正义缺失共生，这种失衡状态严重制约了人类文明的可持续进步。我国现代化实践所孕育的文明形态，自形成之初便以破解这一失衡难题为目标，构建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体系，形成了系统完整、相互支撑的文明发展路径。
在这一体系中，物质文明是发展的基础支撑。通过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其他维度文明的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例如，在基础设施建设、高端制造业发展、数字经济创新等领域的突破，不仅提升了社会生产力水平，也为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的完善创造了条件。
政治文明是发展的制度保障。通过完善民主制度，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构建高效、透明、公正的治理体系，为各维度文明的协调发展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无论是基层民主实践的深化，还是法治体系的完善，都在确保发展方向符合人民利益、保障发展过程公平公正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精神文明是发展的灵魂引领。通过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传承优秀文化，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文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协同发展，既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又增强了文明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社会文明是发展的民生根基。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治理机制，解决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民生福祉的持续改善，不仅提升了人民的生活品质，也为文明发展凝聚了最广泛的社会力量。
生态文明是发展的生态底线。通过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推动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型，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从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推进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都在为文明的永续发展守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五个文明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共同构成我国现代文明发展的整体。其中，物质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政治文明是政治保障，精神文明是精神支柱，社会文明是群众基础，生态文明是自然环境保障。其本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核心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现代化[4]。
3) 文明特质：倡导平等对话与共同发展
该文明形态深刻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批判性与创新性特质，在对人类文明发展经验的总结与反思中，形成了倡导平等对话与共同发展的独特文明品格，打破了传统文明发展中“中心–边缘”的不平等格局，为全球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新范式。
在文明制度层面，它以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为指引，摒弃了资本主义文明中基于阶级、种族、地域的剥削与压迫制度，致力于构建人人平等、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在经济制度上，通过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设计，保障不同市场主体的平等发展权利；在社会制度上，通过完善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体系，缩小不同群体间的发展差距，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发展；在国际交往制度层面，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摒弃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倡导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国际争端，构建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机制。
在发展逻辑层面，它始终坚持以人民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将人民的利益作为文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与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原理高度契合。在实践中，通过畅通民意表达渠道，让人民参与到文明发展的决策过程中；通过完善利益分配机制，让人民共享文明发展的成果；通过保障人民的发展权利，为每个人的成长成才创造条件。这种以人民为核心的发展逻辑，不仅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也确保了文明发展始终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避免了资本主义文明中“资本凌驾于人”的异化现象。
在发展理念层面，它彻底摒弃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长期秉持的“文明优越论”与“文明冲突论”，倡导“文明是多样的，世界是多彩的”理念。承认不同文明由于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的差异，在发展路径、价值理念、表现形式上存在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并非文明冲突的根源，而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在具体实践中，通过举办文化交流活动、建立国际合作平台、开展文明对话论坛等方式，推动不同文明间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例如，“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既传播了我国的文明成果，也吸收了沿线各国文明的精华，实现了文明的共同繁荣。这种平等对话、共同发展的文明理念，打破了单一文明模式对全球文明发展的垄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文明基础。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范畴。作为一次伟大的“术语革命”，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世界历史性意识形态价值：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资本逻辑，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优势，展现了作为文明超越形态的意识形态价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基石的文明形态，实现了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守正创新，展现了作为理论创造形态的意识形态价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21世纪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凝结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展现了作为文化融合形态的意识形态价值；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本目标指向的天下情怀，彰显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迸射出意蕴深远的意识形态价值，展现了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光明前景。
(二) 我国现代化实践下文明形态的价值意义
1) 价值立场：以人民需求为根本导向
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资本逻辑的根本性超越，不仅在价值目标上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也在制度层面重构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实现了从工具理性向实践理性、从资本逻辑向以人为本的逻辑范式转化。正是在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回应中，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公平、生态治理与和平发展等关键层面展现出其独特的文明优势[5]。以人民需求为根本导向的价值立场，是我国现代化实践中形成的核心价值准则。它既植根于马克思主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核心追求，也继承了本国“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文化传统，从而形成了与资本主义“资本优先”逻辑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
在资本主义文明中，资本增殖是核心驱动力，人的需求常被资本利益所裹挟：经济上劳动者权益易受挤压，社会上公共服务趋于市场化，文化领域则出现低俗化、娱乐化倾向。这种以资本为中心的逻辑，往往导致人的需求被边缘化，引发诸多社会矛盾。
而在我国现代化实践中，人民需求被确立为文明发展的根本出发点：物质层面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精神层面繁荣文化事业，提升道德境界；社会层面完善治理体系，保障民生权益；生态层面建设优美环境，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该价值立场通过制度设计与政策实施落到实处。例如脱贫攻坚精准帮扶近亿农村人口脱贫，教育公平举措助力农村孩子获得平等教育机会。这些实践不仅解决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也凝聚了社会认同，为文明进步注入了持续动力。
2) 价值追求：维护全人类共同价值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在长期文明进程中形成的共同价值追求。我国现代化实践下的文明形态，将践行这些价值作为重要目标，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为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贡献了实践力量。
在维护和平方面，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秉持马克思主义和平理念，反对霸权与强权政治，倡导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国际争端。通过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国际反恐等行动，并在地区热点问题中推动和平谈判，为构建“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
在促进发展方面，我国将自身发展与全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更加开放、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更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发展援助，支持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与自主发展能力提升，生动践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共同理念。
在维护公平正义方面，国内通过完善分配制度、加强社会保障和司法公正促进社会公平；国际上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议题中为发展中国家发声，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在保障民主自由方面，我国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将民主贯穿于国家治理各环节，形成注重实质内容、服务于人民利益的民主模式。同时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反对将民主作为干涉他国内政的工具，为人类民主实践提供了新样本。
中国一直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公平与正义、民主与自由的贡献者和践行者，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必将推动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3) 价值旨归：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目标。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人类文明指明了方向。我国现代化实践下的文明形态将这一理念作为最终价值旨归，通过系统的制度设计与实践，开辟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新路径，展现出与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区别。
在资本主义文明中，资本逻辑导致人的发展处于“异化”状态：经济上劳动者沦为资本增殖工具，智力与体力发展受限；社会关系被简化为金钱关系，情感与社交需求难以满足；精神世界被消费主义和功利主义主导，全面发展成为一种奢望。
我国现代化实践下的文明形态则通过打破资本逻辑，构建有利于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与制度体系：教育领域推进素质教育，打破应试局限，注重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与人文素养的协同培养。课程设置涵盖艺术、体育、劳动与科技，倡导个性化教育，为学生制定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劳动领域通过改善劳动条件、提高报酬、合理分配时间，使劳动重新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增强劳动的创造性与自我实现价值；完善劳动保障制度，维护劳动者休息、健康与职业发展权利，并通过劳动教育培养社会责任感与合作精神。社会生活领域构建和谐人际关系与丰富文化生活，满足情感与社交需求。社区开展互助、文娱与志愿活动，增强凝聚力；文化建设提供多样化精神产品，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同时加强生态文明，以优美的自然环境促进身心和谐发展。
此外，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该文明形态确保每个人不分地域、性别、种族或背景，都能享有平等的教育、就业、医疗与养老机会，从根本上消除因资源不均导致的发展障碍。这一系列实践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标，也顺应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趋势，为人类进步提供了新的价值引领。
3.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指导下的文明实践探索
面对全球范围内文明发展面临的生态危机、社会分化、价值冲突等时代挑战，我国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理论指引，结合自身历史文化积淀与社会发展实际，突破传统现代化路径的局限，在理念创新与实践推进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明发展模式，为人类文明多元演进提供了新的实践样本。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旨在阐明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明的根本问题的系统观点和方法，从历史、理论、实践、世界、哲学等维度彰显对当今西方文明观的超越。这一探索过程始终紧扣“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核心命题，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文明协调发展等理论，转化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具体方案，展现了理论与实践相互赋能的鲜明特征。
(一) 发展规律遵循与未来走向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揭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规律，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我国国家的文明实践始终遵循这一规律，结合自身发展阶段动态调整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确保文明进步与生产力发展同频共振。
从历史看，我国在生产力落后阶段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打破封建与殖民枷锁；工业化初期集中建设重工业，奠定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后引入市场机制与多元所有制，激发生产活力，实现经济跨越增长。这一进程始终围绕“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核心逻辑，形成“有效市场 + 有为政府”的协同模式，既避免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又突破传统计划经济的局限，彰显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适应性与指导力。
面向未来，这一实践将继续聚焦生产力高质量发展与生产关系的深度调整：生产力上以科技创新驱动，突破芯片、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关键技术，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生产关系上完善分配制度、推进共同富裕，通过“三次分配”等机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城乡、区域与行业差距，使发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同时，在全球化进程中深化对外开放，推动构建更加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顺应“世界历史”趋势，实现自身文明与全球文明的协同进步，为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提供“平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兼顾效率与公平”的重要经验。
(二) 现代化实践的核心特征
1) 实践路径：立足本土的创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强调，文明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存在普世的单一发展模式。我国的现代化实践坚持“立足本土、因地制宜”的创新逻辑，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国情、文化传统深度融合，走出一条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独特道路。实践的不断发展促进了交往的不断进步。当然，交往也是一种实践。人的交往本质上是文明的交流。在这个意义上，文明既是不同民族、地区生产力的创造与积累，也是通过交往而相互增益、共同发展的过程[6]。
在实践起点上，我国摒弃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路径，立足人口多、资源少的现实，推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信息化同步发展。例如，城镇化注重“以人为核心”，通过户籍改革与公共服务均等化，使进城务工人员平等享有教育、医疗等权益，有效避免“贫民窟”问题；农业现代化则结合家庭联产承包与合作社模式，既保障农民自主权，又提升规模效益，破解小农经济与现代农业的衔接难题。
在实践方法上，该路径融合“问题导向”与“系统思维”：针对科技短板，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融合的创新体系；为缓解区域失衡，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京津冀协同等战略，推动产业转移与资源互补；在文化建设中，融合“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传统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精神解放思想，推动文化创造性转化——如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与“道法自然”结合，形成特色生态文明路径。
这一立足本土的创新发展，并非排斥外来文明，而是在批判吸收中实现超越：借鉴市场经济效率，但通过调控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吸收法治理念，但强调德法兼治；学习先进技术与管理，坚守文化主体性，最终形成“扎根本土、面向世界”的现代化路径，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自身文明道路提供了重要参考。
2) 文明呈现：多元协同的发展形态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强调，文明是物质、政治、精神、社会与生态文明的有机整体，各维度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我国在实践中形成“五位一体”的文明建设布局，以多元协同的路径突破资本主义“物质优先、单向发展”的局限。
我国摒弃“先破坏后修复”的发展模式，在物质与生态文明的协同发展中，走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之路。通过划定生态红线、系统开展污染防治、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共赢。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稳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实现显著改善；“三北”防护林、长江生态修复等重大生态工程持续落地见效，国土绿化水平大幅提高，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真正转化为现实成效。
在政治与社会文明的协同发展中，全过程人民民主为社会公平正义筑牢根基，基层议事协商机制畅通了群众诉求表达与解决渠道，让民生关切得到及时回应；我国持续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民生保障覆盖更多群体，结合文明城市创建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进一步形成了基层治理高效、社会氛围和谐的良好局面。
我国始终重视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双向赋能、协同共进，既以文化人涵养社会新风，又以文兴业助力发展提质。持续加大文化事业投入力度，推动文明实践阵地和城乡文化设施实现全面覆盖，让优质文化服务惠及全体民众；同时大力弘扬工匠精神、科学家精神，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充分迸发，专利成果与技术转化成效显著，形成了精神力量驱动物质发展、物质成果滋养精神文明的良性循环。这种文明形态并非简单叠加，而是通过制度实现深度融合——将绿色发展融入经济政策，将公平正义贯穿治理体系，将文化自信纳入教育全过程，最终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系统性文明发展格局，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整体性智慧。
3) 和谐关系构建的价值实践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以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为理想，这一理念在我国的实践中得到系统贯彻。我国以“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等理论为指导，通过制度、政策与文化引导，将和谐理念转化为现实路径。在人际关系层面，以公平正义为核心构建“互助共生”的社会联结。通过完善分配制度、推进教育公平、弘扬志愿服务，有效缓解社会对立，培育“我为人人”的文明风尚。在人与自然关系层面，秉持“生命共同体”理念推动绿色发展。实施环保考核与“双碳”战略，推进生态修复，普及绿色生活，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文明形态。在人与社会关系层面，以“共建共治共享”构建融合发展机制。通过基层治理、劳动保障和价值引导，实现个体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有机统一。
这一和谐关系构建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目标的具体展开，不仅回应了本土发展问题，也为全球文明贡献了具有实践价值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