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战略，通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重塑了经济社会格局，成功推动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1]。这一系列变革同时触发了规模空前的人口流动浪潮，2000年至2020年间，我国跨省流动人口从4242万增至12,484万，省内流动人口从7865万增至25,098万，展现了人口流动性的持续增强。
过往研究更多聚焦于如农民工一代、新生代农民工、白领新移民等第一代流动人口，探讨其流动原因[2]。随着时间推移，第一代流动人口为让子女获得更好资源，将其带至城市生活成长，由此形成了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群体。
本文将重点关注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国内学者对此类群体的界定存在演进：王春光较早提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概念但未明确定义[3]；王宗萍与段成荣从出生年代和居住时间进行界定[4]；段成荣与靳永爱则基于国外二代移民研究，提出“二代流动人口”概念，指父母流动过程中出生并在流入地成长，或0~6岁开始随父母流动并在流入地成长的孩子[5]。本文借鉴上述研究，将随迁子女界定为：在父母流动过程中出生且在流入地生活成长，或未成年期间开始随父母流动并在流入地城市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人口。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流入地在深圳的随迁子女。在过往的研究中，对青少年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就是其身份认同，而随迁子女在城乡文化多元互动、地域身份差异等情境下，身份认同问题更为凸显。基于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深圳随迁子女的身份认同状况如何？又是哪些因素形塑了此种现状？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华裔美籍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核心框架。他认为，空间是内含移动、自由与生命力的可感知事实[6]，地方则是“具有既定价值的安全中心”[7]，其意义的生成深刻依赖于身体经验，即空间需被个体的身体经验所捕获才能转化为具有情感意义的地方[8]。深圳随迁子女在深长期生活，可能使深圳从生存空间转化为情感地方，而故乡退化为祖籍空间。因而，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相较于故乡，深圳随迁子女的身份认同更偏向于深圳。
段义孚强调经验对地方意义的建构作用，认为亲切经验积累会催生个体对地方的亲切感([9]: p. 111)，这种情感联结构成身份认同的心理基石。由此推断，个体与深圳的亲切经验越丰富，身份认同越强烈，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对深圳存在更丰富亲切经验的随迁子女，其身份认同越偏向于深圳。
段义孚提出“时间赋予地方价值”([9]: p. 158)，且地方是“时间流动中的暂停点”([9]: p. 163)，个体在某地停留的“暂停时间”越长，越可能积淀出深层的地方依恋与身份认同。基于此提出：
假设3：深圳随迁子女在深圳居住的时间长短影响其身份认同。
段义孚关注空间中的文化意义[10]，认为文化通过符号与活动赋予地方可见性([9]: p. 147)。李燕燕指出文化是身份认同的核心依据，城市新移民需通过适应城市文化建构身份认同[11]。深圳随迁子女对深圳文化资本的习得程度，可能会直接影响其对深圳的地方意义感知与心理归属。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深圳随迁子女习得的深圳文化资本高低，对其身份认同产生影响。
段义孚提及制度可通过赋予神圣性构建群体归属感([9]: p. 123)。宋全成指出制度因素中的户籍属性与居住证持有状况对青年流动就业群体的地域身份认同具有显著相关性[12]。深圳随迁子女群体长期面临制度性差异化配置。这种结构性区隔可能潜移默化地消解他们对深圳的地域认同。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5：制度因素影响深圳随迁子女的身份认同，即在深圳所接受的制度支持越多，那么其身份认同越偏向于深圳。
段义孚先生还提到地方的价值是属于特定人际关系的亲切感的([9]: p. 114)，现有的研究也提到，流动群体在迁入地构建的新型社交网络对其身份认同具有显著促进作用[13]。本文可以推断深圳随迁子女的本地社会资本可能通过强化人际联结驱动身份认同，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6：深圳随迁子女拥有的在深社会资本越丰厚，其身份认同愈强。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收集数据，于2025年5月4日至2025年5月11日，通过线上方式发放，例如高中同学群、大学的深圳同乡会群及深圳学生家长群。抽样执行先开展预调查优化问卷，正式发放时按渠道定配额，然后在问卷开头设甄别题，以此来确认在深居住时长、年龄及随迁子女身份，回收后剔除填写小于1分钟、逻辑矛盾的问卷，最终得471份有效样本。但样本中18~24岁群体占比偏高，这一结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结论对全年龄段群体的推广性，但对青年随迁子女这一核心群体的认同分析仍具有针对性，其结论可为理解移民城市青年群体的认同建构提供典型参考。
3.2. 概念测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深圳身份认同，结合李虹和唐杰的测量指标[13] [14]，本研究通过包含七个维度的量表进行测量，涵盖对深圳的关注度、喜爱度、融入意愿等七个方面。采用李克特量表评分，七个题项得分加总，得分越高表示对深圳的身份认同越强。对以上结果进行检验，此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2，固定抽取一个因子时的KMO值为0.891，信效度较好。故乡身份认同采用与深圳身份认同量表镜像对称的七个问题测量，如关注故乡变化、喜爱度等。同样采用量表评分并加总，得分越高表示对故乡的身份认同越强，此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1，固定抽取一个因子时的KMO值为0.889，信效度良好。
本研究存在五个核心自变量，分别是对深亲切经验、在深居住时长、在深文化资本、在深制度支持、在深社会资本。首先根据段义孚所提到经验包含感觉、知觉和观念三个方面([9]: p. 6)，本文测量对深亲切经验从感官体验角度测量，包含三个子维度：深圳特色地名知晓度、声音亲切程度、特色元素熟悉度。子项得分加总，得分越高表示亲切经验越丰富。其中，深圳元素熟悉度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79，固定抽取一个因子时的KMO值为0.819，信效度可接受。
其次在深居住时长直接使用填空题的方式测量，单位是年。
然后在深文化资本这一自变量，本文根据Ward & Kennedy所提出的社会文化适应量表[15]，测量包含语言能力和非语言文化适应，如建立本地友谊、适应城市节奏与价值观等，共8题，用李克特量表表示得分。此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8，固定抽取一个因子时的KMO值为0.914，信效度良好。语言与非语言部分得分加总，得分越高表示文化资本越丰富。
接着是在深制度支持，本文根据唐杰和宋全成的研究[12] [13]，设定深圳户口、享有深圳医疗保障、享有深圳学生交通优惠等测量指标，每项支持为“是”赋1分，“否”赋0分，加总得分，得分越高表示制度支持越多。
最后是在深社会资本，本文参考周皓和唐杰的测量指标[13] [16]，通过七个问题评估与深圳朋友的互动频率、深度及社区参与度，如非工作交流次数、聚会频率等。得分越高表示社会资本越丰厚。此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1，固定抽取一个因子时的KMO值为0.892，信效度良好。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为：性别、年龄、出生地、初次来深圳的时间、故乡在哪里、月开支、父母现在的职业、祖父母的职业。
3.3. 分析思路
为验证前文假设，本文分为以下两个步骤：首先根据量表得分来分析深圳随迁子女的身份认同结果，其次分析各个因素对身份认同的影响，考虑该因变量为定量变量，故使用OLS线性回归模型。
4. 深圳随迁子女的身份认同现状
4.1. 深圳随迁子女身份认同偏向深圳
研究发现深圳随迁子女对深圳与故乡的身份认同得分和标准差的不同，深圳身份认同平均得分为25.2分，高于故乡身份认同19.0分，且深圳身份认同标准差略低于故乡身份认同，表明该群体对深圳的身份认同不仅整体更强，且内部差异相对稳定。假设1得到数据支持，即相较于故乡，深圳随迁子女的身份认同更偏向于深圳，并初步反映了段义孚的“空间–地方”理论，为后续分维度探讨影响因素奠定了基础。
4.2. 13~17岁的深圳随迁子女对深圳身份认同最高
本文还发现13~17岁群体的深圳认同得分最高，为27.3分，故乡认同得分最低，为14.9分。35岁以上群体的深圳认同得分最低，为23.2分，故乡认同18.3分，年龄与深圳身份认同之间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关系。年龄差异本质反映了“空间经验积累量”的不同，13~17岁群体因完整经历深圳教育周期成为认同最彻底的群体，而成年后可能因生活压力及故乡责任导致认同强度随年龄增长呈递减趋势。
4.3. 在深圳出生的随迁子女对深圳身份认同最高
深圳本地出生者的深圳认同得分显著更高，故乡认同得分更低。不同出生地与深圳身份认同之间存在极显著的统计学关系。出生地差异印证了段义孚“地方感始于身体经验”的理论，深圳出生者的“在地性”从生命起点即被建构，其身份认同更具原生性和稳固性。
5. 深圳随迁子女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
5.1. 对深亲切经验显著正向影响身份认同
见表1，本文发现深圳随迁子女的对深亲切经验与身份认同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具体表现为深圳随迁子女对深亲切经验每增加一分，深圳认同得分提高0.255分，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为0.129，假设2得到数据支持。从效应量看，其相对影响力在显著正向变量中处于较弱水平，说明具身感官体验是认同构建的重要基础，但需与文化适应、社会网络等因素协同作用，才能充分转化为情感归属。这意味着个体对深圳的感官体验与生活印记越丰富，越容易形成对这座城市的情感归属。该结论印证了段义孚“身体经验建构地方感”的理论内核，即空间需通过持续性的身体实践才能转化为承载情感的“地方”。但分维度看，深圳特色元素熟悉度对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深圳特色地名知晓度和声音亲切程度的影响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
5.2. 在深居住时长正向作用显著，时间沉淀效应突出
在深居住时长每增加1年，深圳身份认同得分显著提高0.115分，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为0.148 (如表1)，其相对影响力强于对深亲切经验但弱于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是影响身份认同的核心变量之一，有力地支持了假设3，凸显了时间维度在地方意义建构中的关键作用，印证了段义孚关于“时间赋予地方价值”和“地方是时间流动中的暂停点”的论述。
5.3. 在深非语言文化资本强正向关联身份认同
在深文化资本与深圳身份认同呈显著正相关，且其影响呈现非语言维度优先的特征，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为0.158，其相对影响力在显著正向变量中处于较高水平，说明对生活实践性文化的适应在认同建构中作用突出(如表1)。具体而言，对深圳城市节奏、创新精神等生活实践性文化适应的提升显著驱动认同，而粤语的听懂和输出能力对认同无显著影响。这验证了假设4，并表明在深圳的移民城市语境下，生活实践性文化适应比语言更能驱动身份认同。
Table 1. OLS regression model for identity formation factors
表1. 身份认同形塑因素的OLS回归模型
变量 |
b |
标准误 |
标准化回归系数 |
自变量 |
|
|
|
对深亲切经验 |
0.255*** |
0.072 |
0.129 |
在深居住时长 |
0.115*** |
0.036 |
0.148 |
在深文化资本 |
0.317*** |
0.074 |
0.158 |
在深制度支持 |
−0.253 |
0.162 |
−0.075 |
在深社会资本 |
0.302*** |
0.052 |
0.335 |
控制变量 |
/ |
/ |
/ |
Adjusted R2 |
0.606 |
F值 |
21.665*** |
N |
471 |
备注：“*”，p < 0.05；“**”，p < 0.01；“***”，p < 0.001。
5.4. 在深制度支持与身份认同无显著关联
如表1数据可知，在深制度支持与深圳身份认同未呈现显著关联，其各构成项的影响也均不显著。这一结果不支持假设5，与唐杰和宋全成的研究发现存在差异。可能原因在于深圳宽松的公共服务政策削弱了制度差异的区分性，且制度支持可能被视为生存必需而非强化归属感的情感激励。
5.5. 在深社会资本显著正向驱动身份认同
如表1，深圳随迁子女所拥有的在深社会资本每增加1分，其深圳身份认同显著提高0.302分。同时，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为0.335，是所有显著正向变量中最高的，其相对影响力远超其他变量，这一显著影响验证了假设6。凸显了人际关系在地方身份认同中的“情感中介”作用，呼应了段义孚关于“地方的价值源于特定人际关系的亲切感”的论述。
6. 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段义孚“空间–地方”理论框架，通过对471份深圳随迁子女样本的定量分析发现：该群体身份认同整体显著偏向深圳，本地出生者及幼年随迁者认同更强，印证了长期生活实践促使深圳从“生存空间”转化为“情感地方”的理论核心。影响因素上，对深亲切经验、在深居住时长、非语言文化适应及在深社会资本均显著正向驱动认同，呼应了段义孚理论中身体经验、时间价值与人际关系对地方意义建构的核心观点；其中生活实践性文化适应的主导作用揭示了现代城市认同的“工具理性”特征。深圳以科创、文化为核心的产业结构为此提供了现实土壤，2018年深圳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达2621.77亿元，占GDP比重超10%，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2.5万家，“技术 + 文化”的创新生态使对城市效率逻辑、创新精神的掌握成为核心文化资本，随迁子女通过习得这些技能，自然强化对深圳的认同[17]。而在深制度支持的影响未达显著水平，从需求层次看，深圳制度支持多聚焦生存保障，而身份认同属情感需求，二者逻辑层面存在断层；从社会认同视角看，其政策的普惠性，如积分入户对学历、技能的多元赋分削弱了群体区分性，个体难以通过制度获取感知“深圳人”的独特身份；从移民文化特质看，制度信任更偏向工具理性的效率判断，缺乏情感符号的植入，故难以转化为认同资源，凸显了制度因素影响的情境依赖性。综上，随迁子女身份认同是身体经验、时间沉淀与社会互动共同作用的结果，为城市化进程中流动群体的社会融合提供了新视角。
深圳作为快速建构、缺乏传统“乡土”根基的移民城市，其随迁子女地方感的形成显著挑战并丰富了段义孚的“空间–地方”理论。传统理论以乡土社会的历史积淀、自然景观与血缘地缘为地方感基石，而深圳的“地方感”建构呈现出与之不同的逻辑，在身体经验维度，其亲切经验更多源于现代城市的独特元素，如腾讯微信10亿月活用户背后的数字社交体验、全球第四大地铁网络的通勤熟悉感等，这种实践契合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将对城市工具理性文化的掌握转化为新型文化资本，驱动地方认同；在人际关系维度，非地缘的同龄社群、兴趣圈层成为社会资本的核心载体，以情感化的社会互动替代传统地缘纽带，这与深圳“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城市文化相契合。这种“去乡土化”的地方感形成路径，拓展了段义孚理论在快速城市化与移民语境下的解释边界，为理解现代城市“地方感”的新型生成机制提供了关键样本。
因此，提升深圳随迁子女身份认同需个人、家庭、政府形成协同合力：其一，个人应主动深化具身体验与社会联结，积累感官记忆以加速空间向地方的情感转化，构建本地社交网络，优先掌握城市生活实践性文化技能；其二，家庭需引导早期融入，为晚来深子女创造在地体验，调整代际叙事并支持子女融入同龄社群；其三，政府应融合制度功能与文化引导，围绕城市特质设计文化项目，在公共政策中融入地方认同元素，推动制度供给从生存保障转向心理融入。
总的来说，提升深圳随迁子女的所在地身份认同，需要个人、家庭、政府形成协同合力，这不仅能助力随迁子女完成从空间生存到地方认同的深层转变，更能为城市化进程中流动群体的社会融合提供实践范式，推动城市发展从人口聚集向文化认同的高质量跃迁。
基金项目
广东省2023年度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设项目(粤教高函〔2024〕9号)；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十四五”规划2023年度高等教育研究课题(立项编号：23GQN12)；广东海洋大学教学质量工程项目(立项编号：PX-112024022)。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