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电子商务已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核心载体，而公民个人信息则是电商平台精准营销、服务优化的核心资源。电商交易全流程中产生的姓名、手机号、收货地址、支付记录等信息，既承载着个体隐私权益，也蕴含着巨大商业价值。然而，信息价值的凸显催生了黑色产业链，2024年公安机关侦破的电商领域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达1.2万起，涉案金额超30亿元，其中“订单解密”“内鬼倒卖”等新型犯罪占比达68% [1]。
此类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具有复合性：不仅通过精准诈骗、敲诈勒索等下游犯罪直接侵害公民财产权，更是破坏电商市场的信任根基。某电商“订单解密”案中，18名犯罪嫌疑人勾结平台商户与快递“内鬼”，非法获取百万条用户信息并用于诈骗，导致数千名消费者累计损失超千万元，凸显了现有规制体系的短板。尽管《刑法》第253条之一及“两高”司法解释构建了基本刑事规制框架[2]，但电商场景的技术复杂性与利益链条多元性，使法律适用面临诸多挑战。因此，系统研究电子商务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法律规制，既是回应《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的安全需求，也是保障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2. 电子商务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典型形态
电子商务的交易流程特性与技术架构，使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形成了独具行业特征的行为模式，结合司法实践可归纳为以下四类典型形态。
2.1. “订单解密”型：加密机制下的信息窃取
为响应《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主流电商平台与快递企业对订单信息采取“部分脱敏”处理，将手机号、地址等关键字段替换为“*”号，但这一防护措施被犯罪团伙利用形成“解密黑产”。其运作模式为：电商商户通过打单软件批量导出加密订单，交由“解密中介”处理；中介勾结快递公司内部人员或利用平台漏洞，调用解密接口还原完整信息，再以每条0.5~2元的价格售予商户。
此类犯罪的技术隐蔽性极强，表面上依托平台合法功能(如订单导出)，实则突破数据保护边界。2025年侦破的某跨境电商解密案中，犯罪团伙利用平台“商户售后服务”权限漏洞，将解密范围从“售后订单”扩展至全部订单，半年内非法获取80万条用户信息，涉案金额达300余万元[3]。从法律性质看，该行为既符合“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构成要件，若解密后转售则同时触犯“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名，属于想象竞合犯[4]。
2.2. “内鬼泄密”型：数据管理环节的监守自盗
电商平台员工、第三方服务商人员等“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窃取信息，已成为犯罪链条的重要源头。此类行为主要有三种表现：一是核心岗位人员直接下载用户数据库，如某电商数据分析师利用权限导出50万条支付记录转卖牟利；二是技术人员植入木马程序，如教培行业内鬼鲁某某通过优盘植入恶意软件，窃取50余家企业客户信息；三是客服人员泄露特定用户信息，如应第三方要求查询并提供消费者订单详情。
“内鬼泄密”的社会危害性尤为突出，因其获取的信息具有完整性与精准性，且往往引发连锁侵权。最高检数据显示，2023年此类案件占电商信息犯罪总数34%，且80%的案件下游关联电信诈骗[5]。从犯罪构成看，内部人员利用履职便利获取信息的行为，符合司法解释中“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加重情节，量刑时需适用“数量或数额减半入罪”标准[2]。
2.3. “算法滥用”型：数据挖掘中的权益侵害
部分电商平台或第三方服务商以“数据分析”为名，通过算法技术对合法收集的信息进行深度挖掘，突破授权范围获取敏感信息并用于商业变现。典型表现包括：通过浏览记录、消费频次等数据推定用户收入水平、健康状况等敏感信息；将脱敏的聚合数据还原为可识别个人的具体信息；利用“Cookie跟踪”技术收集用户跨平台行为数据并出售。
算法的隐蔽性使此类行为难以被察觉。某母婴电商平台通过算法分析用户购买记录、咨询内容，构建“孕期阶段画像”，将包含精准预产期的信息售予奶粉品牌商，涉案信息达20万条[6]。根据司法解释，算法还原的个人信息若符合“能够单独或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标准，即属于刑法保护对象，此类行为已构成“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
2.4. “黑产协作”型：产业链条的分工犯罪
电子商务的跨环节特性催生了分工明确的犯罪链条，通常分为上游(信息获取)、中游(信息倒卖)、下游(信息利用)三个环节。上游由平台内鬼、黑客等组成，负责非法获取原始信息；中游由专业中介负责分类整理、层级转卖，形成“信息超市”；下游则对接诈骗、推销等非法使用者。
2024年侦破的全国性电商信息黑产案中，上游人员通过植入木马获取订单数据，中游中介按“超敏感(行踪轨迹)–敏感(交易记录)–普通(姓名电话)”分类定价，下游诈骗团伙利用这些信息实施“退款诈骗”，全链条涉及23个省份、120余名犯罪嫌疑人。此类共同犯罪中，各环节人员虽未直接接触，但通过网络工具形成犯意联络，应根据其在链条中的作用认定主从犯[7]。
3. 电子商务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规制困境
尽管刑事立法与司法解释不断完善，但电商场景的特殊性使司法实践仍面临多重障碍，集中体现在法律适用、责任认定与证据采信三个层面。
3.1. 法律适用困境：前置法衔接与认定标准模糊
1) 刑民行衔接机制不畅。现有研究已普遍认可刑民行衔接存在脱节问题，具体在电商场景中则表现为：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涵盖收集、存储、使用等全流程，而刑法仅规制“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行为。实践中，对于平台过度收集信息后未出售但用于算法牟利的行为，因刑法未明确规制，难以纳入刑事打击范围，形成“行政违法易认定、刑事犯罪难追究”的现象[8]。
2) 信息性质界定存在争议。现有研究已梳理公开信息、脱敏信息、必要信息的认定分歧，但在电商场景中仍存在特殊性争议：一是公开信息的转卖边界，电商平台公示的商家联系人信息转卖是否侵害权益，缺乏统一裁判标准；二是算法还原脱敏数据的定性，能否直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各地法院裁判尺度不一；三是超必要收集信息的刑法评价，平台超出服务需求收集的非敏感信息，是否一律纳入保护范围存在分歧[9]。
3) 入罪标准适用难题。司法解释以“信息数量+违法所得”为核心入罪标准，但电商场景下的特殊适用问题尚未形成共识：一是重复信息的扣除，批量数据中包含的重复手机号、无效地址如何剔除，缺乏操作规范；二是虚假信息折算困境，查获的“信息包”中大量虚假数据如何认定有效数量；三是违法所得计算差异，“购买后转卖”案件中成本是否核减，导致量刑不一致[10]。
3.2. 责任认定困境：平台与多方主体的责任边界不清
1) 平台刑事责任认定模糊。这是现有研究的核心争议点，电商场景下的特殊难题主要包括：一是不作为责任的前置条件模糊，平台未履行安全管理义务导致信息泄露，“经监管部门责令改正而拒不改正”的认定标准与时限不明确；二是作为责任的主观认定困难，平台员工或第三方服务商侵权时，“明知或应知”的判断缺乏具体依据；三是单位犯罪规避问题，平台以“独立第三方运营”为由抗辩，司法机关难以举证其主观故意[11]。
2) 上下游犯罪的责任划分困难。现有研究已经关注到共同犯罪认定中的争议，但电商黑产的跨环节特性加剧了这一问题：上下游人员通过匿名网络工具联络，缺乏直接犯意沟通，中游中介向不明身份者出售信息时，“是否明知下游用于犯罪”的主观证明难度极大[9]。
3) 技术服务商的责任空白。为电商平台提供数据存储、算法服务的技术公司，若明知平台存在信息侵权行为仍提供技术支持，其刑事责任认定缺乏明确依据。现有司法解释未将技术服务商单独列为责任主体，导致此类“帮助犯”往往以“技术中立”为由逃避处罚[12]。
3.3. 证据采信困境：数据特性导致的证明障碍
1) 电子证据的固定与认定困难。电商信息犯罪的电子证据具有易篡改、易灭失特性：一是数据存储分散，涉及平台服务器、第三方工具、犯罪嫌疑人设备等多源载体，取证难度大；二是加密技术阻碍取证，部分犯罪团伙使用“暗网”交易、端到端加密通讯，导致交易记录难以获取；三是电子证据的真实性认定，缺乏统一的存证标准与鉴定规范，部分法院因证据链不完整不予采信[10]。
2) 主观明知的证明乏力。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主观故意证明是司法共性难题，电商场景下的抗辩理由更具隐蔽性：一是平台以“合规审查”为由抗辩，主张对员工泄密或第三方侵权不知情；二是中介以“信息用途不明”否认明知，辩称不知下游用于犯罪；三是内部人员以“履行职务”为由辩解，主张信息获取具有合法性[13]。
3) 被害人举证能力不足。此类犯罪的被害人往往人数众多且分散，难以单独提供被侵权的直接证据。实践中，被害人多仅能证明遭受诈骗等下游损害，无法证明信息泄露源头与具体侵权人，导致“立案难、追责难”。
4. 电子商务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规制路径
针对上述困境，结合电商行业特性与现有研究不足，本文从立法完善、司法精准、执法协同三个维度，提出具有创新性的系统性规制路径。
4.1. 立法完善：明确规制边界与责任标准
1) 构建刑民行衔接的规范体系。相较于现有研究的原则性建议，以下具体措施更有利于保护电商平台中公民的个人信息：一是细化刑事入罪标准，将电商场景下“收集后非法利用”“脱敏后还原使用”等情节严重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二是出台电商专项司法解释，增设“信息数量折算规则”，明确重复信息、虚假信息的扣除标准，统一“全额认定违法所得，不核减成本”的裁判规则；三是扩大刑法保护范围，明确算法可还原的脱敏数据、跨平台聚合数据均属于“公民个人信息”。
2) 明确平台刑事责任的认定规则。通过构建梯度化认定体系，明确平台刑事责任：一是优化不作为责任标准，通过司法解释明确“监管责令改正”的具体情形(如信息泄露预警、用户投诉集中等)，降低入罪门槛；二是建立“客观义务违反–主观故意推定”的逻辑链条，平台未履行数据加密、权限最小化管理等基本义务，且存在用户投诉未处理、漏洞未修复等情形的，推定其对侵权行为具有“概括故意”，可追究共犯责任；三是细化单位犯罪认定标准，以“行为以平台名义实施、违法所得归平台所有”为核心要件，防止责任规避[14]。
3) 增设技术服务商的责任条款。参照“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规定，明确数据存储、算法服务等技术服务商的刑事责任：若明知电商平台存在信息犯罪行为仍提供技术支持，或未履行安全审查义务导致信息泄露，可单独定罪处罚；情节严重的，与平台构成共同犯罪。
4.2. 司法精准：优化认定规则与证据体系
1) 统一司法认定标准。针对电商平台中的责任认定分歧，提出专项规则：一是明确公开信息保护边界，非敏感公开信息转卖未侵害权益的排除犯罪性，敏感公开信息转卖仍可入罪；二是确立“授权范围限制”规则，平台超出合同必要范围使用收集的信息，即认定非法性，无需以“未经同意”为唯一标准；三是推定中游中介的明知故意，若出售对象要求批量购买行踪轨迹、支付记录等敏感信息，直接推定其“明知他人用于犯罪”[9]。
2) 完善电子证据规则。一是建立“电商数据存证平台”，由监管部门强制平台实时上传用户信息处理日志，实现电子证据的溯源与固定；二是确立电子证据采信标准，明确区块链存证、第三方鉴定等方式的法律效力，简化取证流程；三是推行“举证责任倒置”，对于平台信息泄露案件，由平台举证证明已履行安全义务，无法证明则推定存在过错[8]。
3) 强化被害人权利救济。一是建立集体诉讼与公益诉讼衔接机制，允许检察机关或消费者协会代表众多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降低个体举证难度；二是设立“信息犯罪案件快速立案通道”，以平台数据、第三方检测报告等间接证据作为立案依据；三是完善量刑情节，将“退赃退赔”“修复信息安全”等作为法定从宽情节，激励犯罪嫌疑人主动弥补损害。
4.3. 执法协同：构建全链条监管与打击机制
1) 强化源头监管。一是开展电商平台“信息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核查数据加密、访问权限、第三方管理等制度落实情况，对存在漏洞的责令限期整改；二是建立“内鬼防范”机制，要求平台对核心岗位人员实行“权限最小化+操作留痕”管理，定期开展背景审查与法律培训；三是规范第三方合作，要求平台与服务商签订保密协议，明确信息泄露的违约责任与刑事责任。
2) 推进跨部门协同执法。一是建立公安、网信、市场监管等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实现犯罪线索、监管数据、司法裁判的实时互通；二是开展“全链条打击行动”，针对电商信息黑产的上游获取、中游倒卖、下游利用环节同步发力，摧毁犯罪网络；三是加强国际执法合作，对跨境电商信息犯罪，与相关国家建立证据交换与罪犯引渡机制。
3) 深化行业自律与技术赋能。一是推动电商行业协会制定《信息安全自律公约》，建立违法企业“黑名单”制度，实现行业内联合惩戒；二是鼓励平台运用隐私计算、联邦学习等技术，在保护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数据价值利用；三是开展“法律进企业”活动，通过典型案例宣讲、合规培训等方式，提升平台及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
5. 结语
电子商务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法律规制，是数字时代刑法应对技术变革的重要命题。此类犯罪的链条化与技术化特征，对传统刑事规制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亟需通过立法、司法、执法的协同发力实现规制升级。本文相较于现有研究，在规制逻辑上突出“问题导向–创新回应”，在具体路径上强调“电商场景适配性”，在实施机制上注重“多主体协同”。
未来的规制路径应立足于：以立法完善明确责任边界与入罪标准，破解法律适用模糊难题；以司法精准优化证据规则与认定逻辑，提升案件办理质效；以执法协同构建源头防控与全链条打击机制，遏制犯罪蔓延态势。这一过程需要立法者兼顾惩治犯罪与保障数字经济发展，司法者强化技术认知与裁判创新，执法者提升技术执法能力与协同水平，更需要电商平台主动履行信息保护义务。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公民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与电子商务健康发展的良性互动，为数字中国建设筑牢安全法治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