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大学阶段作为个体从青少年向成年过渡的关键发展期，其生理、心理与社会角色的转型特征使得该群体普遍面临多元压力源的叠加影响(马昕怡，2024)。负性生活事件的发生频率与强度显著增加，其通过认知评估机制(如初级评估中的威胁感知与次级评估中的应对资源不足)对个体的情绪调节系统产生持续冲击，进而可能导致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显著降低(石浩宇，2023)。而主观幸福感是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国内学者针对2010~2020年中国内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元分析的结果显示：大学生自杀意念检出率为10.8%，自杀未遂检出率为2.7%，其中自我伤害检出率为16.2%，由此可见，在大学生群体中仍有部分人群的主观幸福感程度偏低。
积极心理学是由学者Seligman率先提出来，其中便包含了积极情绪这一概念。积极情绪包含希望、自尊、幸福等，有助于个体实现自我提升、保持身心愉悦(李依桐，2022)。积极情绪的扩展–建构理论认为积极情绪下的人们会表现出更加不寻常的、灵活且有创造性的思维模式，即积极情绪能拓展个体的认知范围和行为能力，帮助个体更好地应对环境所带来的影响(杨明瑶，2020)。另外一方面，积极情绪也被认为是可以改善负性事件带来影响的因素(胡军，2022)，黄湘琳认为积极认知情绪能调节缓解负性生活事件带来的消极情绪(黄湘琳，2022)，李影等人也发现负性生活事件和积极情绪调节呈显著负相关(李影等，2020)。由此可见积极情绪与负性生活事件和主观幸福感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本研究假设积极情绪可作为中介变量，调节负性生活事件所带来的负面情绪，从而影响主观幸福感水平。
思维控制力是指排除不想要的想法的能力，人们能通过重新评估不想要的想法的合理性、通过转移注意力或抑制的方式将不想要的想法排除在意识之外(Yan et al., 2023)。应激理论在解释负性生活事件对个体的影响时(周为，2023)，还认为应激的产生依赖个体对刺激的认知评估，即个体如何解释刺激的威胁性及自身应对能力，若个体评估刺激为“威胁”且自身资源不足以应对，则会产生应激反应；若评估为“挑战”或“无关”，则应激强度降低。由此可得，个体在对负性生活事件作出反应时，其思维控制力作为认知的要素之一，可能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缓冲作用。此外，思维控制能力在成年个体应对负性生活事件中，抑制入侵性思维上有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能预测个体心理健康，提升个体主观幸福感水平(Lu et al., 2021)。但大学生处于刚成年的阶段，其思维控制力水平以及作用于负性生活事件影响的程度仍有待研究。
主观幸福感不仅是衡量心理健康状态的重要量化依据，更是预测个体长期心理健康的关键因子。因此，深入探讨大学生群体中负性事件暴露与主观幸福感的联系，对于构建针对性的心理健康干预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此外，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发现，现有研究虽已探讨了负性生活事件、思维控制力、积极情绪与主观幸福感两两之间的关联，但尚未形成系统的机制解释以全面揭示四者间的具体作用路径，且思维控制力在负性生活事件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中的中介或调节作用机制仍待进一步阐明。因此，本研究将探讨大学生负性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中，积极情绪和思维控制力在这一过程中的具体作用路径，如图1所示。
Figure 1. This study hypothesizes model
图1. 本研究假设模型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某所省属高校大学进行调查，共收集问卷210份，其中有效数据204份，有效率为97%。其中大学一年级37人(18.13%)，二年级41人(20.01)，三年级70人(34.31%)，四年级56人(27.45%)；男生82人(40.20%)，女生122人(59.8%)。
2.2. 研究方法
2.2.1. 主观幸福感量表
采用《总体生活满意感量表(SWLS)》测量个体主观幸福感(袁光艺，2023)。SWLS共有5个项目，7 点计分，被试总分越高，个体的生活满意度越高，代表主观幸福感越高。该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60。
2.2.2. 生活事件量表
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由刘贤臣编制，评估生活事件对个体的影响(刘贤臣等，1997)。采用“0~5”六级评分，共27个条目，得分范围为0~135分，总分越高代表生活事件对个体的影响越大。该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47。
2.2.3. 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
采用中文版积极情绪消极情绪量表(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PANAS) (李依桐，2022)。量表采用五点评分制，共有20个条目，采用积极情感9个条目，总分越高，个体所持有的情感态度越积极。该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67。
2.2.4. 思维控制力量表
采用《思维控制力量表(TCAQ)》评估个体在控制不想要的想法的能力方面的差异，即测量个体的思维控制力(Feliu-Soler等，2019)。TCAQ共有25个项目，5个点计分，其中4、7、9、11、14、20、24、25为正向计分外，其余17个题目均为反向计分。量表得分越高，表示思维控制力越强。该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86。
2.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6.0和PROCESS插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检验、中介效应检验和调节效应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分析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有10个，且最大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1.5%，小于临界值40%，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分析
利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方差分析，对大学生负性生活事件、主观幸福感、思维控制力和积极情绪各变量进行人口统计学差异的检验。
3.2.1. 各变量在性别上的差异
在大学生负性生活事件方面(如表1所示)，男生(M = 70.48, SD = 22.71)的平均得分明显高于女生(M = 60.27, SD = 19.86)，t = 3.382，p < 0.05。这表明男女生在负性生活事件上存在差异，男生比女生有更多的负性生活经历。而在思维控制力上，男生(M = 66.29, SD = 5.71)的平均得分明显高于女生(M = 64.43, SD = 4.73)，t = 2.528，p < 0.05。说明男生女生在思维控制力上存在差异，男生比女生有更强的思维控制能力。此外，男生和女生在积极情绪(t = 2.528, p > 0.05)、主观幸福感(t = −0.45, p > 0.05)上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
Table 1. Gender-based difference variables (M ± SD)
表1. 性别上的差异变量(M ± SD)
变量 |
男 |
女 |
t |
负性生活事件 |
70.48 ± 22.71 |
60.27 ± 19.86 |
3.382** |
主观幸福感 |
14.57 ± 4.38 |
14.84 ± 3.79 |
−0.470 |
思维控制力 |
66.29 ± 5.71 |
64.43 ± 4.73 |
2.528* |
积极情绪 |
19.29 ± 4.66 |
19.21 ± 4.09 |
0.129 |
3.2.2. 各变量在年级上的差异
对被试在负性生活事件、主观幸福感、思维控制力、积极情绪上的得分进行年级差异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负性生活事件、主观幸福感、思维控制力、积极情绪在年级上不存在显著差异(p > 0.05)。
Table 2. Grade-level difference testing (M ± SD)
表2. 年级上的差异检验(M ± SD)
变量 |
大一 |
大二 |
大三 |
大四 |
F |
LSD |
负性生活事件 |
62.67 ± 17.45 |
64.75 ± 25.01 |
63.56 ± 21.73 |
66.43 ± 21.36 |
0.27 |
- |
主观幸福感 |
15.02 ± 4.22 |
13.90 ± 4.44 |
14.76 ± 3.89 |
15.12 ± 3.77 |
0.81 |
- |
思维控制力 |
64.51 ± 3.81 |
64.71 ± 5.93 |
64.71 ± 5.55 |
65.45 ± 5.00 |
0.98 |
- |
积极情绪 |
19.24 ± 4.50 |
19.21 ± 4.71 |
19.15 ± 4.22 |
19.38 ± 4.13 |
0.29 |
- |
3.3. 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运用皮尔逊相关分析对负性生活事件、主观幸福感、思维控制力和积极情绪四个变量以及各个维度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见表3)，负性生活事件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呈显著负相关，负性生活事件和积极情绪之间呈显著负相关，积极情绪与主观幸福感均呈显著正相关。该结果为接下来的中介效应分析提供了支持。思维控制力和主观幸福感和积极情绪呈显著正相关，但和负性生活事件间无显著的相关关系，由此可见思维控制力在本研究中不具备调节作用。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variables
表3.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变量 |
M |
SD |
1 |
2 |
3 |
4 |
负性生活事件 |
64.46 |
21.55 |
1 |
|
|
|
主观幸福感 |
14.73 |
4.03 |
−0.222** |
1 |
|
|
思维控制力 |
65.18 |
5.21 |
−0.05 |
0.374** |
1 |
|
积极情绪 |
19.24 |
4.32 |
−0.157* |
0.475** |
0.512** |
1 |
3.4. 积极情绪的中介效应检验process模型4 (中介效应)
首先，采用SPSS宏中的Model4 (Model4为简单的中介模型)，探讨负性生活事件、积极情绪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由于负性生活事件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所以把性别这个人口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然后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首先将负性生活事件作为自变量，主观幸福感作为因变量，可得负性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B = −0.043, t = −3.32, p < 0.01)。其次将积极情绪作为因变量，负性生活事件作为自变量，可以看出负性生活事件对积极情绪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B = −0.028, t = −2.380, p < 0.05)。最后，将主观幸福感作为因变量，将负性生活事件和积极情绪放入模型中，发现积极情绪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B = 0.493, t = 7.283, p < 0.01)，同时负性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负向预测作用仍然显著(B = −0.029, t = −2.470, p < 0.05)。这表明积极情绪在负性生活事件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具体中介效应见图2。
Table 4. Testing the mediation model of positive emotions
表4. 积极情绪的中介模型检验
结果变量 |
预测变量 |
R |
R2 |
F |
β |
t |
主观幸福感 |
|
0.227 |
0.052 |
2.000** |
|
|
|
性别 |
|
|
|
−0.409 |
−0.720 |
|
负性生活事件 |
|
|
|
−0.043 |
−3.32** |
积极情绪 |
|
0.179 |
0.028 |
3.339* |
|
|
|
性别 |
|
|
|
−0.391 |
−0.741 |
|
负性生活事件 |
|
|
|
−0.028 |
−2.380* |
主观幸福感 |
|
0.499 |
0.249 |
22.296** |
|
|
|
性别 |
|
|
|
−0.217 |
−0.426 |
|
积极情绪 |
|
|
|
0.493 |
7.283** |
|
负性生活事件 |
|
|
|
−0.029 |
−2.470* |
Figure 2. Mediation model diagram of mediating variables
图2. 中介变量的中介模型图
此外，负性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直接效应及积极情绪的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不包含0 (见表5)，表明负性生活事件不仅能够直接预测主观幸福感，该直接效应(−0.029)和中介效应(0.014)分别占总效应(−0.043)的32.5%、67.5%。
Table 5. Testing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ositive emotions on life event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5. 积极情绪在生活事件和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
效应值 |
标准误 |
LLCI |
ULCI |
相对效应值 |
中介效应 |
−0.014 |
0.007 |
−0.029 |
−0.002 |
32.5% |
直接效应 |
−0.029 |
0.012 |
−0.052 |
−0.006 |
67.5% |
总效应 |
−0.043 |
0.012 |
−0.068 |
−0.017 |
|
3.5. 思维控制力的调节效应分析process模型8和1 (调节效应)
为验证思维控制力在中介模型中的调节作用，采用Process模型8 (与本研究的理论模型一致)对调节作用进行检验。以负性生活事件为自变量，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积极情绪为中介变量，检验思维控制力的调节作用。
Table 6. Testing the moderate effect of cognitive control
表6. 思维控制力的调节作用检验
变量 |
积极情绪 |
主观幸福感 |
|
β |
t |
LLUI |
ULCI |
β |
t |
LLUI |
ULCI |
性别 |
0.129 |
0.278 |
−0.788 |
1.046 |
−0.160 |
−0.311 |
−1.175 |
0.856 |
负性生活事件 |
0.012 |
1.085 |
−0.010 |
0.035 |
−0.023 |
−1.807 |
−0.048 |
0.002 |
思维控制力 |
0.172** |
7.899 |
0.129 |
0.215 |
0.029 |
1.067 |
−0.025 |
0.084 |
积极情绪 |
|
|
|
|
0.453** |
5.793 |
0.299 |
0.607 |
负性生活事件*思维控制力 |
−0.001 |
0.278 |
−0.003 |
0.001 |
0.001 |
0.199 |
−0.002 |
0.002 |
R2 |
0.268 |
0.253 |
F |
18.368 |
13.550 |
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在加入思维控制力这一调节变量后，负性生活事件无显著预测积极情绪(β = 0.012, t = 1.085)和主观幸福感(β = −0.023, t = −1.807)。思维控制力显著正向预测积极情绪(β = 0.171, t = 7.899, p < 0.01)，而无显著预测主观幸福感(β = 0.029, t = 1.067)。积极情绪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β = 0.453, t = 5.793, p < 0.01)，而性别对积极情绪和主观幸福感均无显著预测作用。同时，负性生活事件与思维控制力的交互作用无显著影响积极情绪(β = −0.001, t = 0.278)与主观幸福感(β = 0.001, t = 0.199)。因此，思维控制力在中介过程的直接路径与间接路径的前半段中并没有起到调节作用。
4. 讨论
4.1. 负性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负性生活事件负向预测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个体受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越深，主观幸福感程度越低。这和前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芦荟雪，2024) (朱晶，2021) (张琼之等，2024) (王群，2012)。个体承受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越有可能感到沮丧、无助、自信崩塌、自我价值受到挑战等，从而使得主观幸福感大大降低。
这种影响在人际交往、学业压力以及家庭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这可能是因为，学业作为大学生的主要生活内容之一，其在大学生的心中往往占据一定的重要性，因此大学生在学业方面受到的挫折或感到的学业压力，对大学生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进而影响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而同学和好友作为社会支持的一部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与好友和同学有矛盾或纠纷，会使大学生产生愤怒与委屈、难过与失落、焦虑与不安等情绪，担心后续与其相处问题，尤其是同学，因此会进一步影响到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家庭作为个体最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之一，与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存在紧密关联。大学生与家庭成员间的冲突不仅可能损害亲子关系，还会对其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大学阶段多数学生的经济来源仍以家庭支持为主，这种经济依附性使得家庭系统的动态变化更易渗透到其日常生活中。由此，我们更能理解为何负性生活事件在上述这些方面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为明显。
4.2. 积极情绪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显示，积极情绪与负性生活事件存在负相关关系，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与前任的研究结果一致(黄湘琳，2022) (李依桐，2022) (袁光艺，2023)。
进一步的研究揭示，积极情绪在负性生活事件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之间扮演着中介变量的角色。尽管负性生活事件具有客观性，但其引发的主观情绪体验存在显著个体差异：经历高频负性生活事件的大学生往往伴随较低水平的积极情绪，而这两者的叠加效应会进一步降低其主观幸福感水平。然而，该群体若能维持较高的积极情绪体验，则可效缓冲负性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消极影响，即负性生活事件水平较高的大学生可通过增加自身积极情绪的体验，从而提高自身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对于负性生活事件暴露水平较低的大学生群体而言，其积极情绪体验的易获得性显著提升，进而促成更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此类群体因较少受到压力事件的干扰，更易维持积极的情绪状态，这种情绪优势反过来成为增强主观幸福感的保护性因素。上述机制表明，积极情绪不仅是负性生活事件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中介变量，更可能作为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动态平衡的关键因素。
4.3. 思维控制力的调节作用
根据本文研究发现，思维控制力与负性生活事件、主观幸福感和积极情绪存在相关关系，但在中介过程的直接路径与间接路径的前半段中并没有起到调节作用。可能存在以下情况，导致思维控制力并不起调节作用。
情况一：统计效力不足或效应量微弱。本研究样本量为204，可能处于样本量的临界值，而调节效应通常需要较大样本量才能稳定检测。此外，思维控制力的调节效应可能本身较弱。根据数据可得，大学生群体，思维控制力得分集中在中等水平，即变异度较低，导致交互项难以达到显著性水平。
情况二：积极情绪的“主效应优势”掩盖调节效应。可能存在积极情绪的中介效应过强(即β值较大、效应量大)，压缩了直接路径的变异空间，使得思维控制力对直接路径的调节缺乏“发挥余地”。例如，当负性生活事件主要通过积极情绪影响幸福感时，直接路径本身的效应已非常微弱，调节变量难以进一步改变其强度。
情况三：负性生活事件的“天花板效应”或“阈值效应”。即样本中负性生活事件的强度或频率普遍较高，多数学生经历负性事件处于中等水平，这可能是因为大学生相较于初中生和高中生，在日常生活中有更多的活动、选择和可能性，与此同时也存在更多的问题和困难。而负性生活事件的频率较高可能导致思维控制力的调节作用“失效”——当应激水平超过个体心理资源阈值时，即使高思维控制力也难以缓冲负性影响(即进入“心理资源耗竭”状态)。
情况四：大学生群体的思维控制力发展特点。大学生处于青年中期，前额叶皮层(负责高级认知控制)尚未完全成熟(Kolk Sharon et al., 2021)，思维控制力发挥的调节作用效果并不明显；此外，思维控制力的个体差异可能较小，或其调节作用易受其他发展任务(如身份认同、学业压力)干扰。
情况五：文化或环境因素的潜在影响。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个体幸福感可能更多受社会支持、家庭环境等外部因素影响，而思维控制力等个体内部资源的调节作用相对弱化。
4.4. 研究不足与展望
样本代表性小。本研究只考察了某所省属高校大学的大学生负性生活事件、主观幸福感情况，取样不全面，研究结果可能存在地域局限性。未来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取样，且在不同地域进行样本收集，增加研究的准确性。
样本数量欠缺。本研究收集样本量为204份，可能存在样本量不足的情况，导致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差。未来可以考虑收集更多的样本继续研究。
研究方法不够全面。本研究采用自陈式量表来评估大学生负性生活事件和主观幸福感的情况，未来可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研究。
5. 结论
综上，研究发现，负性生活事件对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即经历负性生活事件频率越多，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程度越低。
积极情绪在负性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个体经历较多负性生活事件时，更少体验到积极情绪(即更多体验到消极的情绪)，而两者的叠加情况使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程度更低，但若个体能增加积极情绪的体验，就能缓冲负性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思维控制力作为一种“元认知”，在大学生群体中，能影响其积极情绪的体验和主观幸福感程度，但在上述中介过程的直接路径与间接路径的前半段中并没有起到调节作用。
基金项目
广东医科大学高等教育教学研究课题(2JY22013)。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