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世纪70年代，生态学开始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这一现象被称为“生态泛化”[1]。在此背景下，生态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应运而生，主要关注特定话语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及语言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和谐话语分析是生态语言学研究中的一种分析路径，是华南农业大学黄国文教授[2] [3]在中国语境下提出的，推进了该学科本土化发展。在这一框架内，“‘生态’不仅仅是指生命有机体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的关系，而是被用来表示‘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3]。”
在对话语进行生态分析的过程中，分析者的生态哲学观对研究结果尤为重要。生态哲学观一词作为术语由深层生态哲学的倡导者阿伦·奈斯(Arran Naess) [4]首次提出，后被阿伦·斯提比(Arran Stibbe)引入生态语言学，认为生态观复杂多变，个体的生态观会因所处环境而不断变化，并提出了自己所认同的生态哲学观，用“生活！”(living)加以概括[5]。而在和谐话语分析体系中，受中国古代儒家“天人合一”等思想的影响，形成了“和谐”生态哲学观，坚持“以人为本”的假定[6]，其核心价值观与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持高度一致。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之上，和谐话语分析也遵循良知、亲近和制约三个原则。黄国文等提出[7] [8]，良知原则是在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影响下提出，良知是对性体的自觉，是道德判断的主体，是以人为本的自觉条件；亲近原则以人为基点分辨人与他人、其他动物、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是以人为本的具体表现；制约原则从个人、社团、国家三个层面将人的行为规范化、制度化，是以人为本的限定，三个原则形成一个有机的网络。
和谐话语分析坚持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框架，遵循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分析框架，对语言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分析。在生态系统中观察现象考虑问题时，研究者应既要关注宏观层面的文化背景，也要解析微观层面的情景语境和上下文语境，并根据自己的生态哲学观进行解读、解释和评估[9]。
自和谐话语分析提出以来，经历了不断被描述与完善的过程，其理论体系趋于成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注意。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主席阿伦·斯提比肯定了和谐话语分析的重要意义，认为“它展现了生态语言学理论全球传播的生动案例——当这一学科扎根于不同地域时，能够与当地的文化、哲学和生态智慧相结合，实现理论的本土化重构[5]。”但也因为和谐话语分析所具有的显著本土特征以及其发展历程较为短暂(从提出至今未满十年)，目前在西方生态语言学领域，对和谐话语分析仅处于关注的状态，研究成果相对有限。
作为生态语言学本土化发展的重要成果，和谐话语分析不仅具有中国特色的核心内涵，在跨语境研究中同样具有广阔的发展潜力。基于此，本文将系统梳理和谐话语分析的研究现状，深入挖掘其存在的不足，并提出针对性的发展建议。通过把握该理论的研究全貌，推动和谐话语分析在本土语境中不断深化发展，同时在多元语境中拓展其应用可能性，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2. 研究现状
本研究针对和谐话语分析2016年概念提出以来的实例研究，从研究话题、研究对象、理论方法三个方面描述国内研究现状，以便更深入地揭示和谐话语分析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意义。
2.1. 研究话题
和谐话语分析的研究话题主要聚焦于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两大维度，这种划分反映出研究者对“生态”这一概念内涵的多样化解读。
2.1.1. 自然生态系统
大部分关于和谐话语分析的实例研究，其研究的话题仅限于分析人类、非人类生命体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即自然生态系统。如曾蕾和黄芳探讨自然文学经典之作《沙乡年鉴》中《大雁归来》的语言特点，展示了作者与动植物之间的和睦关系[10]。庞亚飞对一篇刊登在《中国日报》上有关大熊猫的英文语篇进行内容分析，回答了“如何通过和谐话语分析揭示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的问题[11]。刘瑛以非遗中的创世神话为研究对象，证明天上人、地上人、动物、植物之间关系的演变[12]。这些研究有力地支撑和谐话语的可操作性，但研究范围局限在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即自然生态系统。这种局限可能导致对生态系统整体性的理解不够全面，无法充分揭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
2.1.2. 社会生态系统
目前已有少数学者看到和谐话语分析在研究话题上的局限性，将视野拓展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由此衍生出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外交等复杂关系，即社会生态系统。例如，张燕从语言元功能的角度对《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进行分析，揭示法律语篇当中的中央政府、噶厦(西藏地方政府)以及西藏人民等参与体形成的生态关系[13]。赵蕊华在分析北极话语时，将生态被隐喻为国家关系及结构，同时制约原则的个人、社会、国家三层面上升到国家自身、国家联盟或区域组织、以及全球组织的三个国际层面[14]。以上的研究中，生态关系不再拘泥于人与自然环境的直接互动，而是从“环境”的范畴外延到“生态”的范畴，从“非隐喻”的具象生态过渡到“隐喻”的抽象生态，这一转变是和谐话语分析在研究范围上突破的标志，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和谐”的内涵——生命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人与非人类有机体的和谐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15]。
2.2. 研究对象
在和谐话语分析的相关研究中，其研究对象主要聚焦于新闻话语，紧密贴近当下社会的生态意识主流。通过对新闻话语的深入剖析，深入挖掘中国语境下蕴含的生态文明建设意识，是该领域实例研究的集中趋势与重点方向。
2.2.1. 以新闻语篇为语料来源
现有研究表明，基于该理论的实证研究主要聚焦新闻话语领域，尤以网络新闻文本为典型。新闻话语作为作者与读者交际互动的媒介[16]，其背后的话语主体试图通过此途径说服或影响受众，使其接受其所构建的意识形态或实践，这种交际互动受特定社会意识形态和言语习惯的制约。除了具有社会建构性之外，新闻话语还因兼具传播高效性和获取便捷性的双重优势[17]，从而成为话语分析的主要研究对象类型。具体而言，和谐话语分析的语料选择具有明显的特征倾向——以《中国日报》等官方主流媒体为研究对象，主要剖析国家形象的构建过程。虽然这种体现国家意志的官方话语能够帮助把握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征规律，抓住群众生态意识形成或改变的主要环节，但语料选择的同质化也会带来边缘话语的遮蔽。尽管学界已尝试拓展至法律文本、歌词及文学经典[10]，当前研究仍呈现新闻语篇主导的单一化格局，不利于生态关系的多维度阐释。
2.2.2. 以中国语境为背景
和谐话语分析的众多研究着重分析中国语境下的典型故事以凸显和谐生态文明的价值观念。诸如乡村振兴、脱贫攻坚、“一带一路”及黄河治理等议题，作为典型中国语境下的中国故事，深刻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实践推进。但是和谐话语分析的理论价值并不仅限于中国语境，还可应用于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话语分析。其对外推广的不是一个固定的中国模式或者僵化的标准，因为不同文化、社会和发展阶段对“什么是和谐”，“如何实现和谐”等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7]：在中国，和谐体现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而在其他文化背景下，和谐的内涵与形式则各有特点，这也印证了前文所强调的观点——和谐话语分析必须紧密围绕语境分析展开。不过，和谐话语分析发展时间较短，目前尚缺乏以其他语境为背景的充分研究。
2.3. 理论方法
黄国文在提出和谐话语分析时，明确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基础。因此当前实例研究常遵循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假设和概念，借助语料库分析技术，深入探究话语模式及其背后的生态意识。
2.3.1. 系统功能语言学为主要理论基础
系统功能语言学以问题为导向，注重语境与意义的关联性；秉持马克思主义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原则，强调语言的干预功能。此外韩礼德早年在中国学习期间深受中国传统语言学启发，在理论构建的过程中受中国文化思想的影响。正是因为其实际性、实践性和与中国语境的适配性，和谐话语分析选择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基础[18]。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话语表征的分析强调语境对话语的支持与制约作用，从语场、语旨和语式三个方面入手[8]。因此现有研究多从及物性和评价系统切入，结合语境对话语进行生态评估。例如，孙莉和杨晓煜运用评价系统解析网络正能量文字作对传播正能量、促进和谐社会构建的积极作用[19]；卢健和常晨光以小句的及物性为主，分析对比不同历史时期歌词的生态意识演变[20]。除此之外，基于系统功能语法的生态话语分析框架还包括作格分析、施动性分析、致使性分析、语法隐喻分析等多维度方法[21]，这些方法能够更全面地揭示话语中的生态意义及其构建机制。目前关于和谐话语的分析对这些框架的尝试明显不足，尚未充分挖掘系统功能语法在生态话语研究中的潜力。
除了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单一框架下进行和谐话语分析，也有研究看到生态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陈淑君和魏在江在此基础上融入认知语言学的架构理论，用于分析人们在建构与运用话语时所依赖的底层认知机制[22]。张兰等学者从景感生态学的理论视角，描述和谐话语对生态影响的宏观过程[23]。然而，当前这些跨学科的研究成果仍较为有限，仍处于探索阶段，未能充分展现和谐话语分析与其他理论融合的潜力。这种理论基础的选择偏好可以由以下两个缘由解释：一方面，系统功能语言学较早被引入到话语分析领域，并且最早应用于生态话语分析，而其他理论的引入时间相对滞后；另一方面，不同理论的成熟度存在差异，部分理论中的一些概念仍存在争议性问题[24]。
2.3.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和谐话语分析以定性分析为主。在面对语料较少的内容分析时，常常采用完全定性分析方式，例如，庞亚飞针对一篇仅有7个句子的短篇报道进行内容分析，着重聚焦语篇中对“以人为本”和三个原则的体现[11]。
而当语料规模扩大到一定规模，研究会融合语料库分析技术，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如曹进、李怡然[25]利用UAM Corpus Tool对评价系统中的态度资源进行标注，此时语料库的应用是仅限于数据统计层面，并未深入挖掘数据背后的复杂意义；朱红强等学者[26]在讨论外宣新闻中中国乡村的形象的构建时，运用Sketch Engine语料库分析软件结合LDA话题模型(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实现文本的聚类和主题词提取；刘明[27]在主题提取之外，还通过WordSmith的关键词搭配和索引功能开展微观语境分析，解释话语资源如何解释中国形象。多数研究借用语料库工具基于词频、索引行、搭配网络、主题词。语义域等进行词汇语义层面的分析。但如果只依靠这些词汇信息，缺乏语法层面的有利支撑，难于全面解读话语对生态系统的作用机制[28]。
3. 研究不足
近年基于和谐话语分析的研究不断增多，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3.1. 语料挖掘的广度与深度不足
现有研究多局限于官方媒体语料中的国家形象构建分析，这种单一化的样本选择偏好容易导致样本生态失衡问题。虽然如黄国文等学者已前瞻性提出和谐话语分析可以拓展到课堂话语当中[8]，但也鲜有研究涉及；除了语料的覆盖面不够广泛之外，对语料的挖掘深度也存在局限。现有分析普遍拘泥于及物性或评价系统分析；语料库工具的运用停留于基础词频统计层面；缺乏对话语生态意识变化的历时追踪。未来的语言研究者应该在语料挑选和分析上有所创新，不要陷入对既有案例的模仿循环，使和谐话语分析的理论创新停滞，削弱对复杂话语的解释力度。
3.2. 对生态哲学观的讨论不够深入
生态观复杂深奥，一个人的生态观随着其所接触的新观点及发现的新证据而获得的新体验在不断变化，不同研究者的生态哲学观也可以互不相同[5]。因此，在和谐话语分析的过程中，明确阐释自身所持的生态观念尤为重要。但是当前的实际操作中，部分研究没有深刻理解和谐生态观的真正内涵，或是在明确生态哲学观的条件下，未能有效应用于文本的阐释与评价。具体表现为对制约、良知、亲近三维原则的机械套用，缺乏对研究假设和原则的真正考量。这种局限不仅造成生态哲学观与实际话语评估之间的脱节，更使研究结果的说服力下降。
3.3. 理论视角单一
黄国文和赵蕊华[15]提到，除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谐话语分析还需要其他学派和学科的加入。但当前和谐话语分析研究的跨学科整合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和谐话语分析研究仍占多数，虽然已有研究尝试将生态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结合但成果较少，仍有较大发展空间。这种跨学科整合的不足限制了和谐话语分析在更广泛领域的应用和发展，也意味着其在生态哲学观指导下的多维度、多层次分析方法尚未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
4. 未来发展方向
针对现存问题，未来可以从以下几点出发，深化和谐话语分析的学术探索和实践创新。
首先，延伸语料的覆盖面，语料来源从单一的中国官方媒体拓展到涵盖政府文件、学术表达、社会组织倡议、公众网络评议等多主体的语料，特别是关注不同主体间的话语比较。同时将研究视野从中国语境延伸至全球语境，引入跨文化平行语料，比较中外在同一生态议题上的官方话语表达，探究和谐话语分析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可迁移性与解释力。
其次，针对生态话语分析的主观性特征，通过多种途径弥补论证效度的不足。一方面深入探讨对生态哲学观的理解，将研究假设和分析原则有效融入对话语的评估当中，坚持“自下而上”的分析路径。另一方面，在方法上，积极引入多元化的效度检验手段，为研究结果提供数学支撑：运用语料库工具对关键词、语义韵进行量化分析，为质性解读提供数据支撑；或采用统计学方法，对不同编码员的标注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从而提升研究结论的信度与说服力。
最后，加强跨学科研究方式及语言学理论手段的借鉴和综合应用。未来研究可以从生态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等多方理论视角，推动和谐话语分析的跨领域、跨学科研究。例如，将和谐话语分析与概念隐喻相结合，分析隐喻的使用如何潜在地塑造公众对自然的不同认知模式与行为倾向，从而揭示话语背后的认知基础“和谐”与否；将和谐话语分析与“身份建构”结合，探究学生老师、医生病患、领导员工、父母孩子等不同社会群体如何在特定话语中建构其身份，进而促成或阻碍“和谐”的社会生态。
5. 结语
作为生态语言学领域的新兴研究范式，和谐话语分析展现出显著的理论活力与实践价值。本文从研究话题、研究对象和理论方法三个方面对和谐话语分析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依据发现的问题，未来的研究应该从扩展语料覆盖面、提升研究结论效度、融入更多学科等方面入手，从实践层面出发验证理论体系的合理性，推动和谐话语分析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