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干预在信任修复中的作用及影响

The Role and Impact of Third-Party Intervention in Trust Repair

摘要: 信任是社会交往与合作的核心基础，信任破裂会引发多重个体与社会代价，而传统二元关系中的信任修复常面临困境。随着信任破裂的现象日益增多，第三方干预对维护社会公平规范具有重要意义。第三方干预作为多方互动场景下的重要社会机制，为信任修复提供了新的解决路径。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第三方干预在信任修复中的作用，第三方干预包括第三方惩罚和第三方补偿两种。。第三方干预不仅是缓解冲突、恢复信任的有效途径，还能够通过提供公正的信息和协调利益冲突，推动信任的修复。文章通过梳理前人研究基础上，深入剖析第三方干预在信任修复中的作用及影响，探讨其在不同情境下的应用及其效果，以此寻找更好的修复破损信任的方法，达到信任修复效果的最大化，也为信任修复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Abstract: Trust is the core foundation of social interaction and cooperation, and a breakdown of trust can lead to multiple individual and social costs. Trust repair in traditional binary relationships often faces difficulties. As incidents of trust breakdown become increasingly frequent, third-party intervention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social fairness norms. As a crucial social mechanism in multi-party interaction scenarios, third-party intervention provides a new pathway for trust repair. Therefore, more and more researchers have begun to focus on the role of third-party intervention in trust repair. Third-party interventions include punishment and compensation. Such interventions not only serve as effective means to alleviate conflict and restore trust but also promote trust repair by providing fair information and coordinat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is paper, based on a review of previous research, deeply analyzes the role and impact of third-party intervention in trust repair, explores its applications and effects in different contexts, in order to find better methods for repairing broken trust, maximize the effect of trust restoration,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futur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trust repair.

1. 引言

信任是社会交往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无论是个人关系、商业交易还是国际政治，信任都是有效合作与和谐互动的基础。信任破裂不仅会导致个体或群体间的关系恶化，甚至可能对组织和社会的稳定造成严重影响。有研究表明，信任违背往往会产生消极影响。如人们往往因为信任关系的破裂而承受严重的经济代价、情感代价和社会代价[1]。因此，信任违背发生后如何修复破损的信任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

目前，国内外关于信任及信任修复的研究的重点主要放在违背方身上，但信任修复的效果不单单是由违背方决定的，受多个方面的影响。现实生活中，信任的违背和修复很少在二元结构中展开，而是发生在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中，互信双方均与他人存在于现有的关系或组织网络中[2]。而且在二元互动关系中受损的信任可能很难修复[3] [4]。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跨文化的交流和合作增多，信任的维护变得尤为复杂。尤其在多方参与的环境下，第三方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当信任破裂发生时，修复信任的过程常常面临困难。信任修复涉及的心理机制、社会互动、情感回应等因素需要通过不同的策略进行调节。第三方惩罚和第三方补偿作为第三方干预两种常见的社会机制，在信任修复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第三方惩罚通过对违规行为的惩罚来规范行为并修复信任，而第三方补偿则通过弥补受害方的损失来恢复关系和信任。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的社会总体信任水平却出现了下滑，诚信问题尤其是人际信任问题频繁出现，不仅对个人造成不良影响，更是产生了消极的社会风气，如制假售假、虚假宣传、诈捐、骗捐等行为[5] [6]。如何有效的修复信任成为当务之急。本文旨在探讨第三方干预在信任修复中的作用及其影响。通过对相关理论与实践的回顾，揭示第三方干预如何影响信任修复的效果，探讨不同情境、文化和个体差异对这一过程的作用通过研究为个人和群体在信任危机中提供新的策略和依据。更好的修复破损的信任，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达到信任修复效果的最大化，帮助个人以及群体更充分地了解信任修复机制，为信任修复效果的最大化提供依据和指导。

2. 第三方干预的内涵与理论基础

2.1. 内涵与类型划分

研究者将未参与事件的旁观者或局外人称为第三方[7]。作为第三方(旁观者)，帮助受害对象以及惩罚违反社会规范的对象均可以被认为是利他行为。因为这两种方式至少都花费了第三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并没有提供给第三方较为直接的好处[8] [9]。

研究者们将没有卷入到违规事件当中的旁观者或者局外人(即第三方)，出于维护社会规范的目的，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做出的对于违反社会规范(多指公平规范)者的惩罚行为或者对受害者的补偿行为，称为第三方利他行为[10] [11]。第三方干预(third-party intervention)是指在目睹不公平事件后，即使损失一部分自己的利益，毫不相干的第三方也会对不公平事件进行干预[12] [13]。

第三方干预主要包括第三方惩罚和第三方补偿两种措施[14]。第三方惩罚也叫利他性惩罚，是指自身利益未受到侵害而是面对其他个体受到利益侵害时，对侵害他人利益方做出惩罚的行为[12] [13]。与第三方惩罚相对应的是第三方补偿，它是一种对受侵害方做出补偿行为以此来解决不公平现象的方式[13]。对不公平事件中受害者的赔偿往往受到与共情相关的亲社会动机的影响，这种动机促使个体通过自己的行为减少受害者损失，使受害者尽快恢复原状[15]。

2.2. 第三方干预的理论基础

2.2.1. 印象管理理论

印象管理理论最早是由Goffman (1955)提出的。他认为，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就像一场舞台剧，每个个体都希望通过自己的表演来达到某种目的。个体会根据社会情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自己的形象，用言语或非言语的方式使得自己的形象符合当时的场景。这也间接的说明了第三方在场时个体对自己形象进行管理的必要性。第三方的在场使得个体行为或者外在表现均具有公开性，因此，行为越公开，个体越需要去考虑他人对自己的判断[16]。

通俗点说，印象管理是指人们通过改变自身的外在表现形式来操控他人心目中对自己的印象，将其变成自己预期的形象。印象管理动机分为三类：获得社会关系和物质回报、增强个人的自尊、获得期望的身份。首先，由于人类具有社会属性，每个个体都不得不在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中谋求发展。因此，个体需要通过展现自己积极的一面来树立良好的形象，以期获得某种社会关系。其次，个人的自尊水平既是来源于内在，也来源于他人的肯定。因此，通过外在行为表现展示出自己的内在，让他人赞赏自己以提升自己的自尊水平。第三，个体的印象管理是为了获得期望的身份。如，在招聘会中，求职者会向面试官展示自己的各项能力以此来获得某一职位。印象管理的前提是他人在场，因此，第三方的存在会增强个体进行印象管理的动机[17]。

2.2.2. 信任传递理论

信任传递是一种认知过程，当信任主体基于对信任目标相关的一些其他实体或环境背景的信息而不是直接基于信任目标的相关信息来作出对信任目标的信任态度的初始判断时，我们称这种认知过程叫信任传递。在现实生活中，信任传递的现象屡见不鲜。针对一些没有直接经验的产品或服务，我们会向第三方求助，以此获得某种间接经验，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信任传递。

信任传递中的媒介，即信任的来源，既可以是个体或群体，也可以是某一企业或组织，或者是某种标识，而第三方则是信任传递媒介的一种随着信任传递在各个领域中不断地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创建各种信任传递模型。信任传递社会网络模型的基本形式是将参与信任传递的主体和主体间信任关系抽象为网络中的节点和边，由于主体间的信任关系往往是不对称的，信任传递社会网络模型多表现为有向加权图[18] [19]。总之，信任传递的存在证实了第三方在人际信任中的重要作用，第三方也是凭借这一机制发挥作用。

2.2.3. 双系统模型

Kahnean (2003)认为人的决策是由认知和情绪共同作用的，进而提出双系统模型。该模型将人的决策系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认知所主导的认知控制系统，需要认知等复杂脑功能参与，反应时间较慢；另一部分是执行简单的、以情绪为主导的活动，更多以自动化方式实施[20]。郭禹辰和马剑虹(2018)以认知–情绪双系统理论为基础，发现在高情绪强度条件下，个体的决策行为受情绪主导；在低情绪强度条件下，个体的决策行为由理性认知推理产生[21]。由此可知，第三方惩罚可能是情绪唤醒与认知控制两方面共同影响产生的决策行为。双系统模型从认知和情绪角度理解第三方利他行为，二者互相影响，且发展速度和轨迹有所差异。社会情绪系统在青少年中期已经成熟，但认知控制系统在青少年阶段增加，这解释了为何不平等厌恶在儿童群体中而非成人间影响较大的原因，但认知和情感种类较多且相互影响，应该在具体的情景中综合探究相应的认知和情感成分。

2.2.4. 双加工模型

Evans和Stanovich (2013)提出双加工模型，认为个体的行为可以分为直觉和思辨反应[22]。Rand和Kraft-Todd (2013)提出的“社会启发假设”指出，在合作水平较高的文化语境中，个体通过社会规范学习，具有将利他性内化为自动化行为的倾向[23]。有研究支持对第三方惩罚的预期是一种自动的直觉建议[24]，但第三方惩罚行为是一种思辨反应[25]。第三方补偿的决策和预期则更为复杂，不仅涉及以情绪为主的自动反应，还受到道德判断等的影响。双系统模型根据认知和情绪来理解第三方利他行为，而双加工模型则从加工方式以更微观的角度来解释行为的发生机制。虽然两类加工机制是同步进行还是有先后顺序暂未确定，但当直觉思维战胜思辨思维，往往会产生非理性反应。个体决策在面向过去时会启发直觉式思维，面向未来时会启发思辨思维，个体反应受个人经验和认知资源多寡影响，所以在解释方面存在一定的复杂性。

3. 第三方干预的研究范式

3.1. 独裁者博弈范式

独裁者博弈范式是最后通牒博弈的一种变式[26]。在独裁者博弈任务中包含两种角色，提议者和接受者，提议者有权对两人共同所得进行分配，而接受者只能接受无法拒绝。独裁者博弈范式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经济博弈任务。

3.2. 独裁者博弈范式的变式

在研究第三方干预行为时一般使用改编版的独裁者博弈[7]，在独裁者博弈范式中引入第三方的角色。第三方会全程观看整个分配过程，当其感到不公平时可以通过损失自己的利益对不公平行为的发出者即分配者进行惩罚，称之为第三方惩罚；也可以通过损失自己的利益来对遭受不公平对待的受害者进行补偿，称之为第三方补偿；当然其也可以选择坐视不管，即保持沉默。也就是说面对不公平事件，人们既可能惩罚违规者，也可能会补偿受害者。除此之外，有研究者改善了Fehr的第三方惩罚范式，拓展了第三方干预的形式，即第三方可以选择惩罚、补偿以及“既惩罚又补偿”的方式来对不公平行为进行干预[12] [13]。这种范式通常被用来研究个体的公平规范，而公平规范又是最常见和最普遍的社会规范，被大众所普遍接受。

3.3. 公共物品博弈范式

在公共物品博弈范式中，为每位被试提供初始资金，被试选择是否拿出以及拿出多少资金放入团体账户，其余部分保留作为私人资金。团体账户中的资金会增值，最后的总收益将平均分给所有被试，因此每位被试的最终收益 = 私人资金 + 团体账户资金分配[27]。在此过程中会出现“搭便车现象”，即并未投资但获得了团体利益，从而达成个人利益最大化。有研究基于该范式发现在六项研究中，无论是第一方还是第三方，年仅四岁的儿童便能够对搭便车者进行负面评价和制裁[28]。陈思静等(2021)利用该范式进一步证实，惩罚对合作的促进通过规范激活来实现。该范式涉及个人与他人的合作，可以较为直观地探查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呈现范式的方式主要有问卷、视频、现场情境展示和电脑程序。情景问卷应用广泛，对情境要求严格其编制要贴近生活，可能存在赞许性问题。视频诱发和现场情境更具生动性和生态性，针对低年级儿童能较好导入，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问卷情境诱发的不足。计算机则能够使操作程序化，较为精确地记录反应和数据，对不熟悉按键反应的人群，如幼儿和老人，则不适用，且缺乏社会互动等生态效度。独裁者博弈的变式运用更多，能同时探究惩罚和补偿行为及二者间的权衡，适用于研究公平抉择。公共物品博弈更倾向探究个人与集体下的第三方利他惩罚行为，各有侧重。针对被试特点，需综合考量情境来应用范式和施测方法[29]。

4. 第三方干预作用机制与效果分析

4.1. 第三方惩罚的作用机制

除第三方惩罚的核心作用在于规范行为并恢复社会秩序。在信任破裂的情况下，惩罚有助于维护集体的公正感和对行为规范的承诺。已有研究证明，惩罚是增进信任和促进合作的有效途径[7] [30]。

惩罚是一种强制性的力量，因为它的存在本身就使背信变得没有吸引力，因此，通过施加惩罚，可以提高本来不那么合作的个人变得具有更高的合作水平[31]。有研究发现，当施加外源性惩罚时被试表现出更高的信任水平[32]。Behnk等人(2018)通过实验发现积极有效的惩罚不仅能提升个体的诚实水平，也能有效提升个体的信任水平[33]。以往的研究都表明，通过引入惩罚机制能使个人的信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群体层面的研究中，研究者同样发现了惩罚可以有效促进群体间的信任水平。国内学者阮青松和狄瑶(2008)通过经典信任博弈研究发现，当群体中的个体面对惩罚风险时，无论是企业经理人群体还是学生群体，他们的信任水平都发生了显著提高[34] [35]。Chica等人(2019)通过信任博弈发现对消费者而言，惩罚能有效提升其作为消费群体的信任水平[36]。国内学者同样发现在惩罚条件下，被试对外群体成员表现出更高的信任水平，惩罚经历对群际信任与合作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7]。在与外群体互动时，惩罚增加了被试对与他人合作(信任度)的信心[38]。

值得注意的是，Pan和Houser(2019)通过研究发现了惩罚对于内群体和外群体的“不对称效应”，惩罚并不会增加内部成员对所在群体内部成员的信任程度，但却会增加他们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39]。同时，惩罚的效果并非总是积极的。如果惩罚过度或执行不公，可能会导致信任的进一步破裂，甚至产生报复心理，进而恶化信任关系。

4.2. 第三方补偿在作用机制

第三方补偿的作用在于弥补信任破裂所带来的损失，修复情感裂痕，并通过行动传递出诚意。在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当人们在受到伤害时，为受害者提供补偿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方式。例如，在生活中当消费者发现消费品存在质量问题时，商家会给予消费者一定的经济补偿。

先前的研究发现，通过给予信任方部分或全部补偿的方式可以减少信任方的损失，从而降低信任方的风险感知，达到修复资源配置不公平造成的信任损害的目标[40]。Gasparotto (2018)研究结果同样显示，在信任违背发生后，通过违背者向受害方提供经济赔偿的方式，能够积极的促进双方信任的有效修复，进而提升双方的信任水平[41]。

更加深入的研究发现，补偿水平的差异也会对信任修复水平的高低产生影响，研究发现部分补偿无法修复信任[42]，恰好补偿与超额补偿对信任修复效果是一样的[43]，总体而言，补偿额度的高低与信任修复的效果呈显著正相关[42]。

5. 影响第三方干预效果的因素

5.1. 第三方特征

第三方的自身特征是影响其干预效果的重要因素。可信度是其中最关键的特征，包括第三方的专业性、可靠性和动机纯度。专业性高的第三方因其具备更多相关知识和判断能力，其意见更具说服力；可靠性高的第三方因其一贯诚实公正，更易被信任方接受；而被认为动机纯洁的第三方，其干预也更为有效。

第三方的权力地位和社会身份同样影响干预效果。权威第三方的干预通常比非权威第三方更有效，因为权威第三方往往掌控更多资源和惩罚能力。同时，与双方都有联系的共同朋友作为第三方，比完全中立的陌生人更具独特优势，因为共同朋友更了解关系背景和历史，且双方都已有一定程度的信任。

5.2. 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

信任违背的性质和严重程度调节着第三方干预的效果。对于能力型信任违背，提供专业第三方评价可能最为有效；在正直型违背情境，突出对失信行为的束缚机制会取得更好的修复效果，而展现可信度的机制则对于修复能力型违背更有效[44]，因此，第三方惩罚可能更为合适。

信任双方的关系同样重要。在亲密关系中，第三方干预可能更为必要，因为双方情感卷入度高，直接沟通困难；而在疏离关系中，第三方干预的效果可能有限，因为双方可能认为不值得投入过多资源修复关系。

违约行为的性质决定了信任破裂的伤害深度，小规模的违约和严重的违约行为需要不同的惩罚与补偿策略。轻微违约的伤害性较低，受害方的核心需求是“损失弥补”与“避免再次发生”，因此第三方干预仅需通过轻度惩罚(如口头警告、小额罚款)警示违背方，或通过小额补偿弥补受害方损失，即可实现信任修复[42]；严重违约的伤害性极高，受害方的核心需求是“正义实现”“情感安抚”与“长期风险防控”，因此第三方必须采取高强度、多维度的干预策略。

干预时机对修复效果具有关键影响。研究显示，及时干预能有效阻止负面情绪的扩散和固化，而延迟干预则可能导致认知固化和关系疏离，使修复难度显着增加。第三方实施惩罚或补偿的及时性直接影响受害方的情绪状态与认知固化程度，是决定干预能否“快速止损”或“避免损失扩大”的关键因素，延迟干预往往导致信任修复难度呈几何级增长[33]。

5.3. 文化与个体差异

集体主义文化中，第三方干预可能更普遍和被接受，因为集体主义文化更强调社会和谐和群体利益；而个人主义文化中，可能更强调双方自主解决，第三方干预仅在必要时才被接受。文化还影响对特定干预方式的偏好，如东方文化可能更接受间接、面子的干预方式，而西方文化可能更偏好直接、明确的干预。

信任倾向是个体在长期社会互动中形成的稳定特质，指个体对他人可信度的总体预期[45]。

高信任倾向的个体，其对他人的善意预设更高，更愿意相信“违背行为是偶然的”“第三方干预能有效解决问题”，因此对第三方的惩罚或补偿行为具有更强的接纳度。低信任倾向的个体，其对他人的风险预设更高，对第三方干预的有效性与诚意存在天然质疑，即使第三方实施惩罚，其仍可能担忧“违背方会规避惩罚、再次违约”；即使第三方提供补偿，其也可能怀疑“补偿是否存在隐藏条件”“未来是否还会出现类似问题”，导致信任修复进程缓慢[4]。

6. 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6.1. 理论整合与创新

本研究通过系统梳理第三方干预的研究成果，在三个方面推进了信任修复理论的发展：首先，构建了“微观–中观–宏观”多层次的分析框架，将个体心理过程与社会机制有机结合；其次，揭示了惩罚与补偿的协同作用机制，突破了传统研究中将二者对立的局限；最后，明确了文化因素在信任修复中的调节作用，为构建本土化信任修复理论奠定了基础。

6.2. 实践价值与应用

在组织管理领域，本研究为设计有效的信任修复机制提供了具体指导。组织应建立多层次的第三方干预体系，包括同事调解、专家认证、管理层仲裁等不同层级，以应对不同类型的信任违背。同时，重视干预时机选择，建立快速响应机制，防止信任破裂的扩散和固化。

在社会治理层面，研究强调了第三方机构在构建社会信任中的重要作用。政府应积极培育独立的第三方组织，完善社会信用体系，通过制度化的第三方干预提升社会总体信任水平。特别是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探索基于区块链等新技术的第三方信任机制具有前瞻性意义。

7. 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方向

7.1. 现有研究的局限

当前研究存在三个主要局限：首先，文化差异的影响尚未得到系统探讨，特别是中国社会中的“关系”动态与“面子”机制对第三方干预的独特影响需要深入分析；其次，第三方特征的多维性未被充分纳入研究框架，现实中第三方的专业背景、社会网络位置与动机结构的组合效应需要进一步厘清；最后，研究方法的生态效度有待提升，实验室情境与真实社会情境存在较大差异

7.2. 未来研究方向

未来研究应在四个方向寻求突破：第一，开展跨文化比较研究，揭示文化心理机制对第三方干预效果的调节路径；第二，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考察第三方在关系网络中的结构特征对干预效果的影响；第三，探索新兴技术背景下的第三方干预模式，如在线平台的算法中介信任修复机制；第四，推进干预过程的动态研究，通过纵向追踪揭示信任修复的发展轨迹。通过这些探索，将进一步丰富信任修复理论，为构建可信社会提供学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