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一) 研究背景
随着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普及应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形态已从传统物证、书证占主导的模式，迈入电子数据与传统证据共生的“数字证据时代”。从微信聊天记录、交易流水到服务器日志、算法程序，电子数据已全面渗透各类刑事案件，在电信诈骗、网络犯罪、金融犯罪等案件中更成为定案的核心关键证据。最高人民法院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法院审结的刑事案件中，涉及电子数据的案件占比达68.3%，较2019年提升41.2个百分点[1]。
电子数据的技术属性，使其合法性认定呈现出有别于传统证据的特殊逻辑：一方面，其“易篡改、易灭失”的物理特质，对取证程序的规范性提出了更高标准；另一方面，数据抓取、远程勘验等技术手段的运用，致使取证行为常处于技术创新与权利侵害的边界地带。司法实践中，因取证程序违法而导致电子数据被排除的案例逐年递增，例如某诈骗案中，侦查机关未及时封存扣押手机，造成关键聊天记录被排除，最终影响案件的定罪量刑[2]。如何在技术发展与权利保障之间达成平衡，构建科学合理的电子数据合法性审查体系，已然成为司法机关亟待破解的时代课题。
(二) 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传统刑事证据合法性理论以“程序法定”为核心，难以完全适配数字证据的技术特性1 [3]。本文通过案例比较，厘清电子数据合法性审查的特殊要素，界定技术标准与法律标准的适用边界，可丰富刑事证据理论体系，为构建数字时代证据合法性理论提供支撑。
2) 实践意义：当前法律实践中，不同地区、不同类型案件对电子数据合法性的认定标准存在差异，如相似的爬虫取证行为在部分案件中被认定为合法，在另一些案件中则因突破技术防护措施被认定为非法[4]。本文通过归纳典型案例的裁判规则，提炼可普遍适用的审查要点，可为司法机关精准认定电子数据合法性提供操作指引，减少同案不同判现象2。
(三) 研究方法与思路
本文运用案例比较研究法，选取2021~2025年间公开的12起典型案例，囊括远程勘验、爬虫技术取证、区块链存证、介质扣押等核心场景，从取证主体、程序步骤、技术方法、权利保障等层面展开横向比对。依托文献研究法，系统梳理《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厘清合法性审查的规范依据[5]。研究思路遵循“理论框架–案例比较–问题剖析–路径完善”的逻辑脉络，先明确电子数据合法性的核心判断维度，再通过案例揭示实践困境，最终提出制度完善建议。
2. 数字时代刑事证据合法性的理论框架与审查维度
(一) 刑事证据合法性的核心内涵
刑事证据合法性是指证据的收集主体、收集程序、表现形式等符合法律规定，是证据具备可采性的前提条件[1]。传统理论认为，证据合法性包括主体合法、程序合法、形式合法三个基本要素。数字时代下，电子数据的技术属性使合法性内涵进一步拓展，形成“三维度”结构：
1) 程序维度：取证行为必须遵循法定步骤，包括扣押原始存储介质需制作清单、远程勘验需全程录像、见证人制度需实质落实等。
2) 技术维度：取证手段需契合技术规范，如数据提取应计算完整性校验值、设备操作应进行清洁性检查、存证技术应具备防篡改特征等3 [6]。
3) 权利维度：取证过程需保障被取证人的基本权利，包括告知权利、允许申诉、提供救济途径等[1]。
(二) 电子数据合法性的特殊审查要点
与传统物证、书证相比，电子数据的合法性审查具有明显的技术依赖性，需重点关注以下特殊要点[6]：
1) 原始存储介质的管理：电子数据依附于存储介质存在，对介质的扣押、封存、保管直接影响数据真实性与完整性。法律明确要求对手机、电脑等原始介质需及时封存并记录串号，未履行该程序将直接影响证据合法性4。
2) 技术方法的合规性：数据抓取、远程勘验等技术手段需符合“比例原则”，不得突破必要限度。如爬虫技术抓取公开数据时，不得破解权利人设置的技术防护措施，否则将构成非法取证。
3) 专业审查的必要性：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判断须依托专业技术，如通过哈希值校验确认数据未被篡改、通过日志分析追溯访问记录等，缺乏专业审查将导致合法性判断流于形式。
4) 瑕疵补正的可能性：对于程序瑕疵的电子数据，需区分可补正与不可补正情形，如缺少见证人签名可通过补正说明补正，但数据已被篡改则属于不可补正的致命缺陷5。
3. 数字时代刑事证据合法性审查的典型案例比较
(一) 场景一：远程勘验取证的合法性认定
远程勘验是网络犯罪案件中常用的取证方式，指通过网络技术对远程服务器、终端设备中的数据进行提取固定。此类取证因脱离物理接触，其合法性争议主要集中于程序记录完整性与数据关联性证明[5]。
案例1：A公司非法经营案
被告人涉嫌借助境外平台开展非法经营活动，侦查机关对涉案网站实施远程勘验时，未记录登录IP地址与服务器信息，取证视频呈现的登录IP地址与此前技术报告认定的境外IP存在差异，且未计算数据完整性校验值6。此外，取证电脑未执行病毒查杀操作，系统显示取证前存在其他登录记录。法院审理后认定，该远程勘验未遵守法定技术标准，无法证实数据来源的关联性与真实性，因此排除相关电子数据7 [7]。
案例2：B某电信诈骗案
被告人通过虚假网站实施诈骗行为，侦查机关在网安部门的协助下开展远程勘验，勘验过程全程录像，详细记录服务器IP地址与访问路径，并当场计算哈希值。勘验结束后，及时制作《远程勘验笔录》，经侦查人员、见证人签名确认，并将勘验数据备份至专用存储设备。法院审理认定，该远程勘验程序规范，技术方法符合法定标准，数据的关联性与真实性能够确认，遂采纳相关电子数据8 [2]。
案例比较与分析
两案的核心差异体现在程序记录与技术操作两个层面：在程序记录上，案例1未记录关键IP信息，导致数据来源无法溯源，而案例2完整记录勘验全过程，形成闭环证明；在技术操作上，案例1未执行清洁性检查与完整性校验，存在数据被篡改的合理怀疑，案例2则严格落实技术标准，消除了篡改疑虑[5]。两案共同印证了远程勘验合法性的核心要件：程序记录完整性与技术操作规范性缺一不可，缺少任一要素将导致证据丧失可采性[6]。
(二) 场景二：爬虫技术取证的合法性认定
爬虫技术因高效的数据获取能力被广泛应用，但在刑事取证中，其合法性边界始终存在争议，核心焦点在于是否突破权利人设置的技术防护措施[4]。
案例3：王某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案
王某开发爬虫程序，通过破解得物APP的API加密算法、设备指纹验证等防护措施，抓取平台商品核心数据并售卖牟利。得物公司在用户协议及Robots协议中明确禁止数据抓取，并采取多重反爬虫措施。法院审理认为，王某的爬虫程序突破了合法访问边界，属于“专门用于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相关抓取数据因来源非法被排除，其行为构成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9。
案例4：C公司侵犯商业秘密案
公安机关侦查中发现，C公司涉嫌利用爬虫程序获取竞争对手公开的产品定价信息。经核查，该爬虫程序未突破竞争对手网站的防护机制，仅抓取网页公开展示的信息，且未超出合理使用范畴。法院审理认定，抓取公开且无技术防护的数据属于合法获取行为，相关电子数据具备合法性，可作为证据采信10。
案例比较与分析
两案的裁判分歧在于对“技术防护措施”的认定：案例3中，权利人明确设置了加密算法、设备指纹等实质性防护措施，爬虫程序的破解行为直接侵犯了系统安全；案例4中，目标数据无技术防护且处于公开状态，抓取行为未突破合法边界[6]。由此可见，爬虫取证合法性的判断标准可归纳为“双重标准”：形式标准为权利人是否明确禁止抓取(如Robots协议)，实质标准为是否突破技术防护措施[5]。仅当两项标准均满足时，抓取数据才具有合法性。
(三) 场景三：区块链存证的合法性认定
区块链存证凭借分布式存储、不可篡改的技术特性，成为解决电子数据真实性问题的新型手段，但其合法性审查需兼顾技术可信与法律合规[8]。
案例5：D某网络诽谤案
自诉人通过第三方区块链存证平台为被告人的诽谤言论办理存证，存证过程包含清洁性检查、哈希值测算、时间戳认证等步骤，该平台已完成国家网信办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诉讼中，被告人质疑存证的真实性，法院经核查确认，存证数据的哈希值与区块链记录一致，存证流程符合《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8]。法院认为，该区块链存证程序规范、技术可靠，具有合法性，决定予以采信11。
案例6：E某合同诈骗案
公诉机关提交被告人的聊天记录作为证据，该记录通过当事人自行搭建的私有链进行存证，未实施清洁性检查，且存证平台未取得相关资质备案。庭审过程中，鉴定意见显示，该私有链因节点单一，存在人为修改数据的技术风险，同时存证时间晚于聊天记录的生成时间[8]。法院审理后认为，该区块链存证平台不具备中立性，存证流程存在规范缺陷，无法排除数据篡改的可能，遂不认可其合法性12。
案例比较与分析
两案的核心区别体现在存证平台资质与操作流程两方面：案例5依托合规备案的第三方平台开展存证，流程完整覆盖数据生成、哈希值计算、上链固定全环节，技术可靠性与程序规范性均符合标准；案例6采用当事人自建私有链存证，平台中立性欠缺，且操作流程存在明显漏洞[8]。这表明区块链存证的合法性审查需把握三大关键：平台资质合规性(是否备案)、流程操作规范性(是否即时哈希、清洁取证)、技术架构可靠性(是否分布式存储、多节点验证)。
(四) 场景四：原始存储介质扣押的合法性认定
手机、电脑等原始存储介质是电子数据的载体，对其扣押、封存的规范性直接决定数据合法性，实践中此类争议主要集中于扣押清单制作与及时封存义务的履行。
案例7：F某盗窃案
侦查机关在案发现场扣押被告人手机一部，既未制作扣押清单，也未记录手机串号，且扣押后未及时封存，直至13天后才开展数据提取工作。庭审中，被告人辩称手机数据可能存在篡改情况，而公诉机关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存储介质保管过程的规范性[2]。法院审理认为，原始存储介质的扣押程序存在严重违法情形，无法保障数据真实性，遂排除从该手机中提取的转账记录等电子数据13。
案例8：G某毒品犯罪案
侦查机关在扣押被告人电脑时，现场制作扣押清单，详实记录电脑型号与串号，由侦查人员、见证人、被告人共同签名确认。扣押完毕后立即以专用封条封存，封存全过程同步录像，提取数据时当场核对封条完好性并运算哈希值[2]。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扣押程序符合法律要求，可确保数据完整性与真实性，依法认可其合法性14。
案例比较与分析
两案裁判结果之所以存在差异，核心在于原始存储介质扣押核心义务的履行情况：案例7未履行制作清单、及时封存、记录特征等法定义务，导致介质同一性与数据真实性难以证明[2]；案例8则严格遵守全流程操作规范，形成了完整的证据保管链条[2]。由此可推知，原始存储介质扣押的合法性需满足“三要素”：清单记录明确性(注明特征信息)、封存及时性(扣押后立即封存)、保管规范性(全程可追溯) [5]。
4. 数字时代刑事证据合法性审查的实践困境
(一) 取证程序不规范，合法性基础薄弱
由上述案例可知，程序违法是引发电子数据合法性争议的主要原因，具体表现为三类问题：其一，介质管理失序，如扣押清单缺失串号信息、未及时封存造成保管漏洞，此类问题在案例1、7中占比高达62.5%；其二，技术操作疏漏，未计算完整性校验值、未开展清洁性检查的情形较为普遍，案例1中侦查机关的取证过程完全未遵循技术标准；其三，记录残缺不全，远程勘验未记录IP地址、爬虫取证未留存操作日志等，导致数据来源难以溯源。程序违法的根源在于部分侦查人员缺乏数字证据取证专业知识，仍沿用传统物证取证思维，忽视电子数据的技术特性15。
(二) 技术标准不统一，审查判断难度大
电子数据取证技术标准呈现“碎片化”特征，致使司法审查缺乏清晰依据：一方面，不同部门出台的技术规范存在冲突，例如《公安机关电子数据取证规则》与《人民检察院电子数据鉴定规程》对完整性校验的要求不相一致[5]；另一方面，技术标准更新滞后于技术发展步伐，针对AI生成数据、跨境数据取证等新型场景，尚无明确技术规范可供遵循。司法实践中，法官因缺乏专业技术知识，往往仅能开展形式审查，如仅核查勘验笔录是否签名，而无法判定哈希值计算的准确性。案例5、6中，不同法院对区块链存证技术标准的把握存在差异，凸显出技术审查面临的困境[8]。
(三) 瑕疵补正不明确，证据效力不稳定
司法解释仅对瑕疵证据的补正作出原则性规定，却未明确电子数据瑕疵补正的具体情形与标准，导致实践中补正行为乱象丛生；针对可补正的瑕疵(如缺少见证人签名)，部分法院允许通过情况说明予以补正，另有部分法院则直接将相关证据排除；对于不可补正的瑕疵(如数据已被篡改)，少数法院仍以“不影响真实性”为由采信该证据。案例3中，侦查机关未记录爬虫程序的操作过程，试图通过事后说明进行补正，但法院认定该瑕疵影响证据来源的合法性，未准予补正16。此类标准不统一的情况，致使电子数据的证据效力存在极大不确定性，不利于司法公信力的维护。
(四) 审查机制不专业，权利保障不足
现阶段电子数据合法性审查主要依靠法官自由裁量，专业化保障机制缺失；一方面，缺乏专门技术审查机构，多数法院未设立电子数据专门审查部门，法官往往依赖鉴定意见，而不同鉴定机构对技术标准的理解存在差异；另一方面，辩护方技术能力不足，被告人及辩护人难以针对电子数据的技术问题提出有效质证意见，导致权利救济流于表面。案例1中，若没有专家意见指出取证技术存在的问题，相关违法证据或许会被错误采纳。这种“控辩失衡”的情况，严重影响了合法性审查的公正性。
5. 域外数字时代刑事证据合法性审查的经验借鉴
(一) 美国：“合理信赖”与技术标准细化相结合
美国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善意例外”并行的模式，若侦查机关基于对技术规范的合理信赖获取电子数据，即便程序存在瑕疵，也可不予排除。技术标准层面，美国司法部制定《联邦调查局电子数据取证指南》，对不同场景下的取证技术操作作出详细规定，例如远程勘验需采用加密传输通道、数据提取需使用写保护设备等。同时，建立“数字证据专家证人”制度，要求专家就取证技术的合规性出具意见，为法官审查提供辅助17。这种“规则细化 + 专家辅助”的模式，既保障了程序正义，又兼顾了取证效率。
(二) 欧盟：“权利保障优先”与比例原则并重
欧盟以《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为核心依据，确立了电子数据取证的“权利保障优先”原则，规定取证行为必须获得明确授权，且不得超出必要限度18。针对跨境数据取证，欧盟建立“司法合作令”制度，严禁未经授权的跨境数据抓取行为。在审查机制方面，欧盟法院要求对电子数据取证开展“实质审查”，不仅核查程序形式是否合规，还需审视技术方法是否符合数据保护要求。例如针对爬虫取证，明确规定不得侵犯数据主体的隐私权，即便抓取公开数据，也需遵循比例原则。这一制度设计充分彰显了技术发展与权利保障的平衡理念。
(三) 日本：“瑕疵补正”与程序缓和相结合
日本对电子数据的程序要求较为宽松，确立了“核心程序不可违背，非核心程序可补正”的规则；若存在未扣押原始介质等核心程序违法情形，直接排除相关证据；若仅存在缺少记录等非核心瑕疵，则允许通过补正说明或其他证据印证予以补正。同时，日本设立“电子数据取证资格认证”制度，要求侦查人员必须通过专业考试取得取证资格，以保障取证行为的专业性。这种区别对待的模式，既坚守了程序正义的底线，又避免了因过度追求程序完备而损害实体正义19。
6. 数字时代刑事证据合法性审查体系的完善路径
(一) 构建“程序法定 + 技术合规”双重审查标准
1) 明确程序审查的刚性要求：将原始介质扣押、封存、完整性校验等核心程序列为“不可违反”的刚性条款，如未记录存储介质串号、未计算哈希值的，直接认定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参考案例7的裁判逻辑，明确原始介质扣押后超过24小时未封存的，一律不得作为证据使用。
2) 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体系：由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出台《刑事电子数据取证技术统一标准》，明确不同场景的技术操作规范：远程勘验需全程录像并记录IP地址、爬虫取证不得突破技术防护措施、区块链存证需使用备案平台等。参考案例2、5的实践经验，将哈希值计算、清洁性检查、时间戳认证等作为强制性技术要求。
3) 构建技术标准动态更新机制：由网信部门、司法机关及技术专家组建联合委员会，每两年对技术标准进行一次修订，将AI生成数据、元宇宙数据等新型场景及时纳入规范范畴，防止标准滞后于技术发展步伐[6]。
(二) 完善瑕疵证据补正与排除规则
1) 明确瑕疵证据的分类标准：区分可补正瑕疵与不可补正瑕疵，可补正瑕疵包括缺少见证人签名、笔录记录疏漏等不影响数据真实性的情形；不可补正瑕疵包括数据被篡改、来源无法溯源、核心程序违法等情形。参考案例3的裁判思路，明确突破技术防护措施的爬虫取证属于不可补正瑕疵。
2) 规范补正行为的具体要求：可补正瑕疵需在庭审前完成补正，补正材料包括情况说明、见证人证言、技术验证报告等，且需经控辩双方质证。如缺少哈希值记录的，需由原取证人员重新计算并出具验证报告，否则不予补正[5]。
3) 确立“真实性优先”的排除例外：对于程序瑕疵但真实性可确认的电子数据，如紧急情况下未制作清单但全程录像的，可作为排除规则的例外予以采信，但需在判决书中详细说明理由。
(三) 建立专业化审查与权利保障机制
1) 组建专门的技术审查团队：在中级以上法院设立电子数据审查室，配备专业技术人员，负责对电子数据的技术合规性进行审查，出具专业审查意见。参考案例1中的专家意见模式，建立“技术审查意见 + 法官裁判”的二元审查机制。
2) 完善鉴定与专家辅助制度：明确电子数据鉴定的范围与标准，对无鉴定机构的专门性问题，由公安部、最高检指定机构出具报告，并要求出具报告的专业人员出庭作证。赋予辩护方申请专家辅助人的权利，费用由国家承担，保障控辩双方技术能力平衡[2]。
3) 强化侦查阶段的权利保障：要求侦查机关在电子数据取证时，必须告知被取证人有权申请技术监督，对于重大案件，应当通知法律援助律师到场见证。建立电子数据取证异议制度，被取证人对取证行为有异议的，可当场提出，侦查机关需记录在案并作出说明[3]。
(四) 健全跨域取证与协同监管机制
1) 规范跨境电子数据取证流程：参照欧盟“司法合作令”模式，建立跨境数据取证的司法协助机制，明确未经授权的跨境数据抓取一律视为非法。对境外服务器数据，需通过外交途径或国际司法合作获取，确有紧急情况的，需在72小时内补办授权手续[6]。
2) 构建行刑衔接的证据转化规则：明确行政机关收集的电子数据转化为刑事证据的要件，需附带取证程序说明、技术标准证明等材料，且须经司法机关对其合法性进行重新审查。例如市场监管部门通过爬虫技术获取的违法数据，需由公安机关重新计算哈希值并验证数据来源后，方能作为刑事证据使用[4]。
3) 加强对取证行为的监督约束：检察机关对电子数据取证实施全程监督，针对重大案件的远程勘验、服务器调取等行为，开展同步监督[1]。建立电子数据取证合规性核查制度，定期对侦查机关的取证设备、操作流程进行检查，发现问题立即纠正[5]。
7. 结论
数字时代下刑事证据合法性审查，核心是技术规律与法律原则的协同适用。电子数据的技术特质既提升了取证效率，也对传统合法性理论提出新的挑战。结合远程勘验、爬虫取证、区块链存证等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可知，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程序不规范、技术标准不统一、审查机制非专业化等显著问题，此类问题不仅影响证据效力的准确判定，更可能侵犯公民的数字权利[2]。
健全数字时代刑事证据合法性审查体系，需立足电子数据的技术属性，构建“程序与技术并重、规范与灵活兼顾”的制度框架：审查标准层面，确立“程序法定 + 技术合规”的双重准则，明确核心程序要求与强制性技术规范[5]；证据效力层面，细化瑕疵补正规则，清晰划分可补正与不可补正的具体情形[1]；审查能力层面，组建专业化审查团队并建立专家辅助制度，平衡控辩双方的技术能力差距[2]；跨域治理层面，规范跨境取证流程，强化行刑衔接机制与法律监督力度[6]。唯有如此，方能既保障电子数据的证据价值，又坚守程序正义底线，实现数字时代刑事司法的公正与效率统一[3]。
NOTES
1胡铭教授在研究中指出，传统“程序法定”理论未充分考量电子数据的技术依赖性，导致司法实践中对电子数据合法性的认定出现逻辑断层。参见胡铭。电子数据在刑事证据体系中的定位与审查判断规则——基于网络假货犯罪案件裁判文书的分析[J]。法学研究，2022(3)：120-135。
2典型如相似爬虫取证行为，在王某案中因突破技术防护被认定非法，而在C公司案中因未突破防护被认定合法，反映出司法认定标准的差异。参见中国法院网。开发、售卖抓取APP公开数据的爬虫程序。2024-12-06。
3刘品新强调，电子数据的技术合规性是合法性的核心支撑，脱离技术标准的程序合规缺乏实质意义。参见刘品新。数字证据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156-158。
4公安部明确规定，原始存储介质的串号记录与即时封存是保障数据同一性的关键程序，未履行将直接导致证据合法性存疑。参见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释义[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22：89-90。
5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区分了程序瑕疵与实质缺陷的补正边界，数据篡改等实质缺陷无补正空间。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321-323。
6该案中，侦查机关未记录登录IP地址，且取证电脑存在前期登录痕迹，相关细节详见朱桐辉、松柏出具的专家意见书。参见朱桐辉，松柏。非法经营案电子数据法律意见书。2025-04-13。
7法院排除该电子数据的核心理由为：取证程序未满足《法庭科学远程主机数据获取技术规范》的基本要求，数据来源与真实性无法确认。参见朱桐辉，松柏。非法经营案电子数据法律意见书。2025-04-13。
8法院采纳该证据的依据为《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第15条，认定其程序与技术操作均符合法定标准。参见陈五争律师。电子数据收集程序是否合法，如何判断？如何申请排除非法电子数据。2025-05-10。
9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判决：王某犯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8万元。参见中国法院网。开发、售卖抓取APP公开数据的爬虫程序。2024-12-06。
10该案爬虫程序仅抓取竞争对手网站公开展示的定价信息，未突破任何技术防护措施，相关事实经公安机关核查确认。参见中国法院网。开发、售卖抓取APP公开数据的爬虫程序。2024-12-06。
11该案第三方存证平台已完成国家网信办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存证流程符合《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参见热点解读。区块链存证：从技术可信到法律认可的司法新图景。2025-08-27。
12法院否定该存证合法性的理由为：私有链节点单一缺乏中立性，存证流程存在规范缺陷，无法排除数据篡改可能。参见热点解读。区块链存证：从技术可信到法律认可的司法新图景。2025-08-27。
13该案扣押程序的违法细节，包括未制作清单、未记录串号、13天未封存等，详见陈五争律师的实务分析。参见陈五争律师。电子数据收集程序是否合法，如何判断？如何申请排除非法电子数据。2025-05-10。
14法院认可该扣押程序合法性的依据为《刑事诉讼法》第141条及相关司法解释，认定其形成了完整的证据保管链条。
15刘品新批判，部分侦查人员仍沿用传统物证取证思维，忽视电子数据“易篡改”特性，是程序违法的主要根源。参见刘品新。数字证据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289-290。
16法院未准予补正的核心理由为：该瑕疵影响证据来源的合法性，属于不可补正的程序缺陷。参见中国法院网。开发、售卖抓取APP公开数据的爬虫程序[EB/OL]。2024-12-06。
17美国“数字证据专家证人”制度要求专家出庭就取证技术合规性发表意见，为法官提供专业支撑。参见刘品新。数字证据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368-370。
18欧盟GDPR要求电子数据取证需获得明确授权，且需告知被取证人取证范围、目的及异议权。参见刘品新。数字证据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375-376。
19日本将原始介质扣押、完整性校验等列为核心程序，违反即排除证据；非核心瑕疵可通过补正说明弥补。参见刘品新。数字证据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380-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