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乡村旅游–乡村振兴–乡村居民幸福度耦合研究

The Coupling Study of Rural Tourism,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ural Residents’ Happiness Level in Xinjiang

摘要: 本文以新疆60个自然县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以乡村旅游(RT)、乡村振兴(RR)与乡村居民幸福度(RHL)的耦合系统，采用熵权法对各系统内部变量赋权并分析了时空演化规律。基于耦合协调模型探索了各地RT-RR-RHL耦合系统协调度。同时以莫兰指数判别了耦合系统协调度的空间异质性，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探讨了耦合系统内部的驱动机制。研究表明，新疆地区自2015年至2022年间乡村旅游分为三个阶段：缓慢增长期(2015年至2017年)，短期萎缩期(2017年至2020年)与高速发展期(2021年至2022年)。乡村振兴水平则稳定持续提升，乡村居民幸福度则分为三个时期：缓慢增长期(2015年至2017年)，快速提升期(2018年至2020年)与平稳期(2021年至2022年)。空间分异性显著，其中木垒–皮山线以西地区协调度高，形成“高–高聚集区”，该线以东因资源开发不足和基础设施滞后，协调程度低。RT-RR-RHL耦合系统发展程度空间上有集聚性与极化现象。乌鲁木齐、喀什等核心区辐射带动作用明显，边缘地区发展滞后。

Abstract: Sixty natural counties in Xinjiang a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in this paper. A coupling system consisting of rural tourism (RT), rural revitalization (RR), and rural residents’ happiness level (RHL) is constructed. Weights are assigned to the internal variables of each system by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and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laws are analyzed. The entropy weighting method was used to assign weights to variables within each system and analyze their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patterns.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RT-RR-RHL coupling systems in various regions was explored based 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At the same time, the Moran’s I index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the coordination level of the coupled system, and the geographic detector model was employed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driving mechanisms of the coupled system.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rural tourism in the Xinjiang region from 2015 to 2022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a period of slow growth (2015 to 2017), a short-term contraction period (2017 to 2020), and a period of rapid development (2021 to 2022). The lev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has steadily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d, while the happiness of rural resident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a slow growth period (2015 to 2017), a rapid rise period (2018 to 2020), and a stable period (2021 to 2022).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s significant. In the area west of the Mulei-Pishan line, 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 is high, forming a “high-high cluster”, whereas east of this line, due to insufficient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lagging infrastructure, 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 is low.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T-RR-RHL coupled system exhibits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polarization. Core areas such as Urumqi and Kashgar play a significant radiative and driving role, while peripheral regions lag in development.

1. 引言

乡村旅游是以乡村社区为活动场所，以当地独特的生产形态、生活方式和自然风光为对象系统，包含观光农业和农业旅游的一种旅游类型。关于乡村旅游的起源，一般认为是由于一个多世纪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西方国家为解决因当地青年人口流失，乡村服务业的萧条而提出的重要方案[1]。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在基础建设，民生保障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与此同时，我国“三农”问题依然突出，特别是“三农”和“四化”同步，“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和“农民老龄化”的“新三农”问题日益突出[2]，而乡村旅游由于对振兴乡村服务业和缓解人口流失抑制乡村地区人口老龄化作用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为我国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可靠路径。自20世纪50年代，山东省安丘市石家庄村率先开展乡村旅游活动以来，我国乡村旅游发展迅速，2014年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规模超过5亿人次，2017年中国乡村旅游人次达25亿，已经从过去的小旅游、中旅游进入到大旅游时代，成为新时代乡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3] [4]。

近年来，乡村旅游在实现乡村振兴发展的推动作用也受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的高度重视。新疆地处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核心区域且拥有广阔的乡村地区，在乡村旅游方面具有辽阔空间。其次，新疆地区的独特游牧，农耕文化在旅游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此外，新疆独特的自然风光和坚实的农业发展基础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2018年8月25日在乌鲁木齐召开的旅游发展年会上，新疆首次提出了“旅游兴疆”战略，推动以旅游业为龙头产业的绿色发展，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赢局面[5]。

随着乡村旅游产业逐渐成为乡村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乡村旅游逐渐成为国内外在乡村发展方面的重点研究方向。学者Crompton [6]等提出乡村旅游目的地影响，主要探索如何通过塑造目的地形象来吸引游客，并为游客提供更加良好的旅游体验；Hall [7]等学者则聚焦于如何保障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大数据的发展，Li，Wang [8] [9]等学者利用大数据技术提高乡村旅游管理的效率，助力乡村旅游品牌价值管理进而增加旅游营业收入。关于乡村振兴方面，国外的乡村发展方面研究主要认为始于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10]在乡村发展可持续和乡村经济层面，美国经济学家Theodore W. Schultz与英国经济学家Barbara Ward分别探讨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和基于非均衡方法对农业的发展潜力展开的分析[11]。在农业农村经济层面，Nadine Lehrer [12]探讨了生物燃料产业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及能源政策对其带动作用；Meyer Alissa L [13]研究了发展农业燃料的农业经济的方式来推动乡村振兴的可能性。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国内各地开始强调深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国内关于乡村旅游的研究内容也开始涌现。杨阿莉[14]等学者对乡村旅游与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尤其是在农旅融合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发现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休闲农业，是乡村旅游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乡村旅游的优化发展推动着城乡产业的进一步融合。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的产业升级同样也是我国近年来关于乡村旅游的热点内容。此外，王平安、杨可[15]，李玉霞[16]等在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在改善乡村环境与保护乡村的“乡村性”上进行了讨论并分别提出保护原生态的特殊性与不可替代性，使当地生态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时空，从而持续提升乡村旅游的核心竞争力以及在乡村旅游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上应当明确产业资源使用边界，均衡公共资源配置，保证发展公平有效。但这些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分析很少。而国内针对乡村振兴的研究起源于“三农问题”，同样自党的“十九大”后开始井喷式发展。陈锡文[17]指出乡村振兴战略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着重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而在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中，主要分为侧重加强政策支撑体系，侧重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侧重培育新型农民主体，以及侧重深化土地制度改革[18]。而在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系统耦合协调方面，李志龙[19]以湘西凤凰县作为研究案例地，分别构建了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和乡村旅游评价指标体系并引入耦合协调模型进入相关研究。董文静[20]在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空间耦合系统中引入时序耦合，并对山东省的乡村旅游乡村振兴进行了研究，但其研究中仍然缺少对影响耦合协调因素的分析。关于新疆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研究中，彭亚萍，赵向豪[21]分析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整体的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关系并使用灰色关联度分析了各具体指标对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关联度，但并未细致研究新疆各县市的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情况。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针对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系统的实证分析与定量分析较少，且主要以定性分析为主。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以地理加权回归，核密度分析和耦合协调度模型为主，鲜有使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或引入乡村居民幸福度作为独立系统参与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系统耦合的研究。此外，在研究区域的选择上，学者们更倾向于选择热点地区或经济发达地区周边乡村，少有对以旅游业和农业为支柱产业的新疆地区进行实证分析的案例。鉴于此，本文以新疆60个自然县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以乡村旅游(RT)、乡村振兴(RR)与乡村居民幸福度(RHL)的耦合系统，采用熵权法对各系统内部变量赋权并分析了时空演化规律。基于耦合协调模型探索了各地RT-RR-RHL耦合系统协调度。同时以莫兰指数判别了耦合系统协调度的空间异质性，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定量分析了耦合系统内部的驱动机制。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熵值法

熵值法是一种起源于信息论的客观赋权方法。通过观测各指标中的信息熵给出不同指标对应的权重。由于各指标之间的量纲不同，其单位间存在较大差异，且部分指标存在异向性，故应当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首先对数据使用极差法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X_{ij}=\frac{x_{ij}-x_{\text{min}}}{x_{\text{max}}-x_{\text{min}}},$ (1)

或$X_{ij}=\frac{x_{\text{max}}-x_{ij}}{x_{\text{max}}-x_{\text{min}}},$ (2)

其中，i代表城市；j表示评价指标；$x_{ij}$ 表示第i个城市标准化前第j个指标的值；表示$x_{ij}$ 第i个城市标准化后的第j个指标值；而$x_{\text{max}}$ 和$x_{\text{min}}$ 分别表示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将数据统一在(0, 1)区间内以防止部分指标数据较其他数据过大导致其他数据特征被掩盖。

首先对指标进行上述标准化过程，然后通过将标准化值乘以每个指标的权重来获得每个系统的分数：

$p_{ij}=\frac{x_{ij}}{{\displaystyle {\sum }_{i=1}^n{x}_{ij}}},i=1,\cdots ,n;j=1,\cdots ,m$ (3)

其中$p_{ij}$ 为第i个城市占第j个指标下所有城市中的比重。再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e_j$ ：

$e_j=-k{\displaystyle {\sum }_{i=1}^n{p}_{ij}\ln }\left(p_{ij}\right),j=1,\cdots ,m$ (4)

其中$k=1/\ln \left(n\right)$ ，$k>0$ ，且满足$e_j>0$ 。由$e_j$ 进一步得到信息熵冗余度$d_j=1-e_j$ 。由此可计算出个指标权重$w_j$ 如下：

$w_j=\frac{d_j}{{\displaystyle {\sum }_{j=1}^m{d}_j}},j=1,\cdots ,m$ (5)

由权重进行加权和运算得到第i个城市的RR，RT和RHL三项综合评价得分，即$P_{\text{RR},i},P_{\text{RT},i},P_{\text{RHL},i}$

$P_{\text{RR},i}={\displaystyle {\sum }_{j\in \text{RR}}{X}_{ij}\cdot w_j},$ (6)

$P_{\text{RT},i}={\displaystyle {\sum }_{j\in \text{RT}}{X}_{ij}\cdot w_j},$ (7)

$P_{\text{RHL},i}={\displaystyle {\sum }_{j\in \text{RHL}}{X}_{ij}\cdot w_j},$ (8)

其中，$P$ 代表系统综合评价得分，i代表了RR (乡村振兴)，RT (乡村旅游)，RHL (居民幸福度)三个一级指标在城市i的得分，$w_j$ 表示了RR，RT和RHL三个次级系统中的第j个指标的权重。综合指标值取(0,1)的取值范围。该值越接近1，表示该区域的村发展指标或乡村旅游发展程度或居民幸福度越高，反之该值越接近0。

2.1.2. 耦合协调模型

耦合度源于物理学，用于考察系统间相互作用与协调。系统耦合指2个或以上性质相近的生态系统有亲和趋势，条件成熟时可结合成新的高级结构功能体[22]。在此背景下，我们用其计算居民幸福度、乡村发展指标和乡村旅游发展程度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状态，即三者间的协调效应，计算公式为：

$C=\frac{\sqrt[3]{P_{\text{RR}}^{\ast }{P}_{\text{RT}}^{\ast }{P}_{\text{RHL}}}}{1/3\left(P_{\text{RR}}+P_{\text{RT}}+P_{\text{RHL}}\right)},$ (9)

上式中$C$ 表示耦合度，取值范围为(0, 1)，$P_{\text{RR}}$ 和$P_{\text{RT}}$ ，$P_{\text{RHL}}$ 分别代表乡村发展指标与乡村旅游发展程度和居民幸福指数。

$P={\alpha }^{\ast }{P}_{\text{RR}}+{\beta }^{\ast }{P}_{\text{RT}}+{\chi }^{\ast }{P}_{\text{RHL}},$ (10)

$D=\sqrt{C^{\ast }P},$ (11)

$D$ 表示耦合协调度，范围为(0, 1)。参考相关文献[23]，在本文乡村发展指标与乡村旅游发展程度和居民幸福指数被视为同等重要，因此三个系统的待定系数均设为$\alpha =\beta =\chi =1/3$ 。

2.1.3. 莫兰指数

莫兰指数是一种常用于衡量空间自相关性，研究某一区域内的某一地理现象或指标间相互依赖程度的重要指标，包括全局莫兰指数和局部莫兰指数。本研究采用莫兰指数研究RR-RT-RHL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的空间异质性等空间关联的演变。其中莫兰指数包括全局莫兰指数和局部莫兰指数。全局莫兰指数是探索RR-RT-RHL系统耦合协调度在整体空间上的分布指标，其公式为：

$I=\frac{M}{S_0}\cdot \frac{{\displaystyle {\sum }_{i=1}^M{\displaystyle {\sum }_{j=1}^M{W}_{ij}\left(X_i-\overline{X}\right)\left(X_j-\overline{X}\right)}}}{{\displaystyle {\sum }_{j=1}^{\overline{M}}{\left(X_i-\overline{X}\right)}^2}},$ (12)

其中，$i\ne j$ ，$M$ 是研究区域数量。$X_i$ 是观测值，$\overline{X}$ 为$X_i$ 的均，$W_{ij}$ 为区域i和j的空间权重矩阵值，相邻值为1，其余为0。莫兰指数的值随机分布于[−1, 1]之中，空间自相关性由其值是否为正数确定。当为0时，不存在相关性。局部莫兰指数则是弥补全局Moran’s I的部分内容，主要用于疆内RR-RT-RHL系统耦合发展的差异度，以反映全疆内部三大系统的局部空间聚集特征，计算公式如下：

$I_i=U_i{\displaystyle {\sum }_{i=1}^N{V}_{ij}{U}_j},$ (13)

其中$U_i$ 和$U_j$ 为i区域和j区域的标准化观测数据；$V_{ij}$ 代表空间权重。$I_i$ 为区域I与其邻近区域具有相似的高或低值特征，形成高或低值集聚。

2.1.4.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由王劲峰教授团队提出的一种空间统计分析工具，主要研究地理现象的空间分异性和其背后的驱动因子。为探究乡村振兴、乡村旅游与居民幸福度耦合协调关系的影响因子，本文用地质探测器模型进行识别影响因子。该方法优势是假设条件少，能克服传统统计分析处理类别变量的局限，在地理学科研究中颇受青睐[24]。设D表示城市的耦合协调程度，q代表某影响因子在两系统耦合协调关系的。解释程度，其取值区间为(0, 1)。q的值越高，意味着解释力越强；反之，q值越低则解释力越弱。其中，$n_h$ 与$n$ 则分别表示h层和整个区域的单位数，而${\sigma }_h^2$ 和${\sigma }^2$ 分别为耦合协调程度D在h层以及整个区域的方差。得公式如下：

$q=1-\frac{1}{n{\sigma }^2}{\displaystyle {\sum }_{h=1}^L{n}_h{\sigma }_h^2},$ (14)

其中由q指标的高低表明了该影响因子对于耦合协调性的重要程度。而为了研究两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交互作用的类型按照表1判断两因子交互的类型：

Table 1. Table of interaction detection criteria

表1. 交互探测判据表

判据	交互作用
$q\left(X_1\cap X_2\right)<\min \left(q\left(X_1\right),q\left(X_2\right)\right)$	非线性减弱
$\min \left(q\left(X_1\right),q\left(X_2\right)\right)<q\left(X_1\cap X_2\right)<\max \left(q\left(X_1\right),q\left(X_2\right)\right)$	单因子非线性减弱
$q\left(X_1\cap X_2\right)>\max \left(q\left(X_1\right),q\left(X_2\right)\right)$	双因子增强
$q\left(X_1\cap X_2\right)=q\left(X_1\right)+q\left(X_2\right)$	独立
$q\left(X_1\cap X_2\right)>q\left(X_1\right)+q\left(X_2\right)$	非线性增强

2.2. 指标选取数据来源

2.2.1. 指标选取

为了研究新疆乡村的RT-RR-RHL的耦合关系，本文参考文献[25] [26]设计了三级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首先，乡村旅游系统划分为基础设施，市场规模和农业发展3个子系统共计4个具体指标，其次，乡村振兴系统划分成了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产业兴旺4个子系统，合计9个具体指标。最后，居民幸福度系统划分为各保障水平和基建水平共2个子系统，共计6个具体指标。

乡村旅游指标的选取。乡村旅游是支撑乡村振兴与乡村居民幸福的基础，乡村旅游的发展评估需包含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规模与农业发展水平。选取的主要指标中，建成区道路面积率、区县逐年灯光值是新疆农村地区乡村旅游基础设施条件的直观体现，它们关联着当地乡村旅游的竞争力与游客的可达性，是直接影响当地旅游业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新疆县域人口密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地乡村旅游的本地游客量，同时也是乡村旅游从接待服务到文化传播等各个环节坚实的人力支撑。油料作物，棉花产量均值作为新疆乡村农业发展水平的量化成果，是乡村第一产业经济收益的直接体现可作为衡量新疆乡村农业发展效益的关键因素。

乡村振兴指标的选取。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精准衡量乡村居民生活富裕水平的高低，是乡村振兴子系统中的生活富裕板块。道路清扫保洁面积由于其反映当地居民居住环境的洁净程度，被选取作为乡风文明在自然环境层面的直观呈现，该指标可一定程度上展示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优质程度和当地政府对环境卫生方面乡风的建设水平。自来水受益村数代表着乡村居民用水的安全与便利程度，每万人病床数则反映出乡村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与保障水平。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地区生产总值和新疆县域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直观体现了当地政府的治理水平，而新疆县域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则体现了当地居民的经济状况。以上要素构成了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衡量指标，展现乡村治理水平的发展。第一，二，三产业的增加值直观体现了当地各产业的发展情况，其中第一，三产业增加值直接体现了乡村农业和服务业，旅游产业的发展前景与现状，而第二产业增加值与当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则是当地工业振兴水平的重要指标，这些因素可全方位展示当地产业兴旺状况。

乡村居民幸福度指标的选取。当地对乡村居民的保障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可对当地居民生活幸福水平产生直接影响。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床位数和新疆县域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体现了当地居民尤其是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的的受保障水平，包括生活保障水平和受教育保障能力，而医疗系统床位数则能体现当地医疗系统的医疗卫生保障水平。综合这些因素可较为全面评估乡村居民可直接感知到的受保障的水平。新疆县域人均日生活用水量，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建成区排水管道密度能体现当地可被乡村居民直接感知的基础建设水平，其建成区排水管道覆盖率的高低与人均用水量会直接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便利程度进而影响乡村居民幸福度的高低，而建成区绿化水平则会通过生态环境对居民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间接影响乡村居民幸福度水准。根据公式(1)~(8)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如表2：

Table 2. System resulting data of standard experiment

表2. 标准试验系统结果数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乡村旅游	基础设施	建成区道路面积率(%)	0.13082
		区县逐年灯光值(nW/(cm^2∙sr))	0.35705
	市场规模	新疆县域人口密度(人/每平方公里)	0.11898
	农业发展	油料作物，棉花产量均值(升)	0.39314
乡村振兴	生活富裕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万元)	0.09488
	乡风文明	道路清扫保洁面积(万平方米)	0.11232
	治理有效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万元)	0.12275
		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0.10245
		新疆县域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万元)	0.10397
	产业兴旺	第一产业增加值(万元)	0.15191
		第二产业增加值(万元)	0.08063
		第三产业增加值(万元)	0.1381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0.09295
乡村居民幸福度	保障水平	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床位数(床)	0.16278
		新疆县域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人)	0.27621
		新疆县域人均日生活用水量(吨)	0.13993
		医疗系统床位数(床)	0.23236
	基建水平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07277
		建成区排水管道密度(公里/平方公里)	0.11596

2.2.2. 数据来源

本文所有数据均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新疆统计年鉴》，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及其数据库、新疆各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相关的统计网站，对于缺失的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填补。

3. 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特征分析

为了解与探索新疆各地的RT-RR-RHL系统中乡村旅游子系统，乡村振兴子系统与乡村居民幸福度子系统的具体发展程度与三子系统间的耦合关系，本文根据2.2.1中表2的各指标权重与各指标的值计算出全疆60个县2015年至2022年耦合协调度D。并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与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了新疆RT-RR-RHL的耦合协调水平的时空演变趋势与影响耦合协调度发展的因子影响力大小。

3.1. 新疆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以及乡村居民幸福度的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析

对RT-RR-RHL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发展水平进行时空分析，运用公式(9)~(11)计算出60个县2015年至2022年耦合协调度D如表3。

Table 3. Average scores of rural tourism,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ural residents’ happiness level in 60 counties (2015~2022)

表3. 2015~2022年60县乡村旅游、乡村振兴、乡村居民幸福度得分均值

年份	乡村旅游	乡村振兴	乡村居民幸福度
2015	0.140183517	0.127532883	0.1836431
2016	0.14220775	0.134526333	0.174194333
2017	0.15521795	0.145734867	0.170985133
2018	0.148447383	0.152066083	0.176890217
2019	0.14447225	0.1611656	0.198282667
2020	0.1429146	0.179595167	0.215317817
2021	0.152182683	0.2067696	0.215677583
2022	0.181974033	0.2205753	0.218038933

(a) 2015年耦合协调度 (b) 2017年耦合协调度

(c) 2019年耦合协调度 (d) 2021年耦合协调度

(e) 2022年耦合协调度与木垒–皮山线

Figure 1.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the Mori-Pishan demarcation line

图1. 耦合协调度与木垒–皮山分界线¹

为了更加直观探究新疆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以及乡村居民幸福度的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运用软件ArcGIS10.8将耦合协调度的结果进行可视化处理，根据2015年、2019年、2021年以及2022年的耦合协调度，绘出了60个县的耦合协调度发展的时空特征与木垒–皮山分界线如图1所示。由图1可知，2015年至2022年新疆60县乡村旅游、乡村振兴与乡村居民幸福度的耦合协调水平，多数县市的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呈逐年递增态势，但空间分异显著。高协调度区域集中在木垒–皮山线以西，以喀什莎车县、伊犁精河县等为代表，乌鲁木齐、博乐市赛里木湖等还凭借资源与区位优势带动周边协同发展，且该区域人口分布与耦合协调水平存在相关性；低协调度区域则集中在木垒–皮山线以东的哈密、和田等地，主要受旅游资源开发不足、基础设施滞后等因素制约。从时间演进看，2017年后受国家政策与地方战略推动，新疆各地耦合协调水平提升明显，至2022年南疆多地进入高级或协调阶段，但仍有部分地区处于不协调状态。

3.2. 空间自相关性

3.2.1. 全局莫兰指数

为了解莫兰指数在2015年至2022年间波动的原因，以及“新疆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以及乡村居民幸福度”这一综合系统在不同年份间的空间分布模式差异，本文运用公式(12)计算得表4，其中2015年至2022年莫兰指数为正且显著，说明在这7年内，乡村旅游、乡村振兴、和乡村居民幸福度这三个方面在空间上呈现一种聚集或均衡的分布模式。

Table 4. Moran’s I and corresponding significance test

表4. 莫兰指数及对应显著性检验

年份	莫兰指数I	Z	P
2015	0.164	2.1091	0.034
2016	0.165	2.1297	0.031
2017	0.149	1.8984	0.044
2018	0.160	2.0529	0.026
2019	0.139	1.8198	0.040
2020	0.165	2.1294	0.021
2021	0.218	2.7392	0.006
2022	0.193	2.4583	0.011

3.2.2. 局部莫兰指数

本文为进一步研究新疆60个县域中是否存在空间聚集现象，分别选取表4中2016年，2019年，2021年与2022年局部莫兰指数将疆内“乡村旅游–乡村振兴–乡村居民幸福度”系统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如图2。

图2显示，四个象限中的县域数量主要分布于第一三象限且较为分散，而第二四象限中县域数量较少但分布集中，即“高–高聚集区”和“低–低聚集区”为新疆境内主要的空间分布形式，此分布表明区域空间内的发展较好的地区对周边发展洼地的辐射带动作用显著，但仍有相当“外围洼地”由于自身发展难度高且周边缺乏推动新疆“乡村旅游–乡村振兴–乡村居民幸福度”系统发展的核心引擎区域因此难以实现该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增长。同时回归线的斜率为正，清晰地证实了这种“高邻居带动高发展，低邻居伴随低发展”的主要空间关联模式且横纵坐标差值较大，体现新疆各地“乡村旅游–乡村振兴–乡村居民幸福度”系统的发展极不平衡差异明显。

(a) 2016年局部莫兰指数

(b) 2019年局部莫兰指数

(c) 2021年局部莫兰指数

(d) 2022年局部莫兰指数

Figure 2. Scatter plots of local Moran’s index for 2016, 2019, 2021, and 2022

图2. 2016，2019，2021，2022年局部莫兰指数散点图

4. 新疆乡村旅游–乡村振兴–乡村居民幸福度系统耦合协调的驱动因素分析

本节继续沿用上文评价体系，将耦合协调度D作为被解释变量，并将表1中的三级指标作为解释变量，通过使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探索新疆60自然县的RT-RR-RHL系统耦合协调度的驱动机制以及各变量间的联系。具体技术路线图如图3所示：

Figure 3. Technology roadmap

图3. 技术路线图

4.1. 因子探测器

新疆乡村旅游–乡村振兴–乡村居民幸福度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差异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且各因素各年影响力有区别。为此，本文选取建成区道路面积率等19项指标，探测当地乡村旅游–乡村振兴–乡村居民幸福度系统效率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异性，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法中公式(14)计算2016年，2019年，2021年和2022年的各因素影响力如表5所示。

Table 5. System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influence

表5. 系统耦合协调度影响力

X	自变量名称	2016	2019	2021	2022
X1	建成区道路面积率	0.31894278**	0.20917250*	0.3291492**	0.2871573
X2	区县逐年灯光值	0.41256394**	0.59344125***	0.4979395***	0.5090976***
X3	新疆县域人口密度	0.32426550	0.37137001***	0.3133072**	0.2134267
X4	油料作物，棉花产量均值	0.49749296***	0.55605960***	0.5622807	0.5213530***
X5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0.83231604***	0.69293562***	0.7314478***	0.6594750***
X6	道路清扫保洁面积	0.62400859***	0.58646698**	0.5820521***	0.5925955***
X7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0.49144294***	0.42983578***	0.4529464***	0.4026067***
X8	地区生产总值	0.72981825***	0.60338300	0.6214884*	0.6142920**
X9	第一产业增加值	0.66246262**	0.67634280***	0.6357143***	0.6299119***
X10	第二产业增加值	0.30136300**	0.29280826**	0.2776466**	0.3969638***
X11	第三产业增加值	0.69702974***	0.74203515***	0.7296053***	0.7160309***
X1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0.45690170	0.50306859***	0.5602918**	0.5793930**
X13	新疆县域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0.74129406***	0.66027771***	0.6562269***	0.6716249***
X14	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床位数	0.39839734***	0.32814712**	0.5021186***	0.5045978*
X15	新疆县域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	0.45633442	0.52920364***	0.5738359***	0.5476501***
X16	新疆县域人均日生活用水量	0.21336960	0.16276000	0.2551757	0.1757617
X17	医疗系统床位数	0.44151858	0.51832128***	0.5979176**	0.5745463***
X18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09902985	0.09516245	0.1732143	0.1271715
X19	建成区排水管道密度	0.17713499	0.20709895	0.1689874	0.1555314

注：*表示显著性小于0.05，**表示显著性小于0.01，***表示显著性小于等于0.001。

Figure 4. Bar chart of explanatory power q for each factor in different years

图4. 各因子在不同年份得解释力q条形图

由表5可做图4知“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第三产业增加值”和“新疆县域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这三个影响系数均始终显著且有较高的影响系数，反映了居民财富积累与收入是该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最核心驱动力而第三产业发展同时又带动了当地居民的收入。而“道路清扫保洁面积”，“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与“第一产业增加值”三个影响因素较为稳定，是影响乡村旅游–乡村振兴–乡村居民幸福度系统的重要稳定因素。“区县逐年灯光值”，“医疗系统床位数”和“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三个影响效果逐年上涨(见表3)，逐步成为带动新疆乡村旅游–乡村振兴–乡村居民幸福度系统耦合协调度的主要拉动力。

4.2. 交互探测器

在地理探测器模型中，由4.1节计算得各影响因子解释力q，并使用表1中的判据对不同影响因子的解释力q进行交互探测，得出交互探测表，节选其中对X2因子的交互部分为表6如下，交互探测表揭示各因子间的相互关系并使用R软件绘制交互探测器结果图(图5)。

Table 6. Partial results of the 2022 interactive detection

表6. 部分2022年交互探测结果

Var1	Var2	qv1	qv2	qv12	interaction
X2	X3	0.5090976	0.2134267	0.6885715	Enhance, bi-
X2	X4	0.5090976	0.521353	0.775692	Enhance, bi-
X2	X5	0.5090976	0.659475	0.7811463	Enhance, bi-
X2	X6	0.5090976	0.5925955	0.808612	Enhance, bi-
X2	X7	0.5090976	0.4026067	0.692024	Enhance, bi-
X2	X8	0.5090976	0.614292	0.8127204	Enhance, bi-
X2	X9	0.5090976	0.6299119	0.7981555	Enhance, bi-
X2	X10	0.5090976	0.3969638	0.7426162	Enhance, bi-
X2	X11	0.5090976	0.7160309	0.8143967	Enhance, bi-
X2	X12	0.5090976	0.579393	0.6912146	Enhance, bi-
X2	X13	0.5090976	0.6716249	0.7697413	Enhance, bi-
X2	X14	0.5090976	0.5045978	0.7433736	Enhance, bi-
X2	X15	0.5090976	0.5476501	0.9056458	Enhance, bi-
X2	X16	0.5090976	0.1757617	0.5914556	Enhance, bi-
X2	X17	0.5090976	0.5745463	0.8994692	Enhance, bi-
X2	X18	0.5090976	0.1271715	0.6853577	Enhance, nonlinear
X2	X19	0.5090976	0.1555314	0.7387939	Enhance, nonlinear

如图5所示，交互探测体现因子之间的共同作用相较于单因子作用时对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差异，各年份交互探测结果如图5(a)~(d)所示；从图5可知，X9 (第一产业增加值)在2016年对统耦合协调度的解释力较弱但自2019年后对统耦合协调度的解释力较强。2019年的驱动因子间交互探测结果均表现为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作用，无相互独立和减弱的情况，说明该年份因子间交互作用对系统耦合协调度的解释力相对于单因子作用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强，同时也印证了系统耦合协调度是一种复杂的因子交互作用过程，且2016年、2021年、2022年中大部分关系均为双因子增强。2016年中单因子减弱核心为X5 (民储蓄存款余额)与X9 (第一产业增加值)，该年份中几乎所有的单交互探测体现因子之间的共同作用相较于单因子作用时对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差异，且各年份交互探测结果如图5所示；X9 (第一产业增加值)在2016年对系统耦合协调度的解释力较弱，但自2019年后对统耦合协调度的解释力较强。2019年的驱动因子间交互探测结果均表现为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作用，无相互独立和减弱的情况，说明该年份因子间交互作用对系统耦合协调度的解释力相对于单因子作用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强。2019年除X8 (地区生产总值)与X18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间有单因子减弱影响外，其余因子间均为增强影响说明在这一时期X5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对其余因子的制约效果也逐渐减弱并逐步发展为推动因素。到2021年经两年的发展后X16 (新疆县域人均日生活用水量)和X19 (建成区排水管道密度)分别成为X8 (地区生产总值)的主要制约因素。到2022年X15 (新疆县域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和X17 (医疗系统床位数)成为主导乡村旅游–乡村振兴–乡村居民幸福度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关键因素。

(a) 2016年因子交互探测 (b) 2019年因子交互探测

(c) 2021年因子交互探测 (d) 2022年因子交互探测

Figure 5. Interactive detector results

图5. 交互探测器结果

从整体来看，不同年份导致乡村旅游–乡村振兴–乡村居民幸福度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因子交互作用机制差异明显，但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第三产业增加值，医疗系统床位数与其它因子交互作用均表现出较强的解释力，说明这些因子在各个时期对系统耦合协调度变化的作用比较活跃。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建成区排水管道密度解释力较低，说明这些因子对系统耦合协调度变化影响不大。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文以新疆地区60个县为研究对象，采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地理探测器模型等分析方法，探讨了新疆60个县2015年至2022年乡村旅游，乡村振兴以及乡村居民幸福度发展水平以及三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并进一步使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探究了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以及乡村居民幸福度耦合作用的内在机理得到结果如下：

1) 新疆乡村振兴水平逐年提升；乡村旅游历经2015年至2017年缓慢发展、2017年至2020年小幅萎缩后，2021年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乡村居民幸福度2017年后快速提升，2021年增速趋稳。其耦合协调度呈逐年上升趋势，空间上以木垒–皮山线为界，线西各县耦合协调均值更高、发展成效更显著，其中喀什莎车县、伊犁精河县、阿克苏沙雅县起引领作用。线东哈密、和田、巴音郭楞州等地协调度偏低，或与旅游资源开发不足、基础设施滞后、人口密度低、远离经济核心区相关。乌鲁木齐作为核心枢纽辐射带动昌吉州发展，南疆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依托自然资源成效突出)耦合协调水平较好。

2) 2015年至2022年新疆乡村旅游–乡村振兴–乡村居民幸福度全局莫兰指数均为正值且显著、波动较大，表明空间呈聚集或均衡分布；局部莫兰指数显示以“高–高聚集区”，“低–低聚集区”为主，印证“高邻居带动高发展、低邻居伴随低发展”的空间关联模式，发展较好区域辐射效应显著，但存在发展洼地，区域发展差异明显。

3) 地理探测器结果显示，基于19项指标的因子探测表明，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第三产业增加值、县域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为新疆RT-RR-RHL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核心驱动因子，道路清扫保洁面积、地方财政收入、第一产业增加值为重要稳定因素，区县灯光值、医疗床位数、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影响及显著性逐步增强。交互探测显示2019年后多数因子呈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作用，2016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与第一产业增加值存在单因子减弱效应，2022年医疗床位数、中学在校学生数成为关键影响因子，且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第三产业增加值与其他因子交互活跃，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排水管道密度影响较小。

5.2. 建议

为了加强新疆各县市的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发展，推动新疆全域乡村旅游产业互联合作，促进新疆乡村振兴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本文依据新疆各县在乡村旅游乡村振兴的发展情况分布与新疆乡村旅游发展驱动因素的研究结果，做出建议如下：

1) 延用并优化适配当前阶段的支持政策，对乡村旅游产业重点强化业态创新水平并提高服务品质，结合新疆民俗文化与自然风光深化体验式产品开发，同时通过持续完善公共服务、优化民生保障，可巩固乡村居民幸福度的稳定增长，以避免因发展节奏不同而影响三者间的耦合协调。

2) 聚焦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以木垒–皮山线为参照，一方面针对西线喀什莎车县、伊犁精河县、阿克苏沙雅县及北疆昌吉玛纳斯县等耦合协调性较高的核心区域需充分发挥其引领作用，通过建立跨县域协同机制，推动这些高耦合协调度地区的经验、资源向其周边辐射，其中强化乌鲁木齐作为核心枢纽对昌吉州的客流与经济带动效应可进一步放大“高–高聚集”的正向溢出；另一方面针对东线哈密、和田、巴音郭楞州等地耦合协调度偏低的问题，须精准破解旅游资源开发不足、基础设施滞后、远离经济核心区的短板，综合木垒–皮山人口分界线的相关情况，当地政府同时应考虑其境内的人口流失情况，尽量减少当地人口流失对RT-RR-RHL系统耦合协调的负面影响，并加强与西线核心区域的产业联动与要素流动，逐步缩小空间发展差距。

3) 各地应重点强化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第三产业增加值、县域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核心支撑作用，通过出台相关扶持政策推动第三产业对一二产业收入的再分配，并提质扩容，完善县域金融服务体系以提升资金配置效率，同时应当持续优化城乡人居环境与农业产业基础；针对区县灯光值、医疗床位数、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影响显著性逐步增强的趋势，可综合考虑后适当加大医疗与教育资源向县域乡村倾斜的力度，扩大优质医疗服务覆盖范围、提升乡村教育质量，培育这些新兴驱动因子的支撑效果。

基金项目

大学生创新(自治区级)项目(项目编号：S202410755154)。

NOTES

^*通讯作者。

¹注：木垒–皮山线也是新疆人口分界线，该线将新疆分为两部分，即东南部和西北部，两部分面积大体相当，但人口数量分布却相差悬殊[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