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藏语是我国重要的民族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也是较早拥有文字的一门语言(藏文创造于约公元7世纪)。目前，藏语主要分布在中国境内的西藏自治区及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省份，在不丹、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境外国家的部分地区也有分布。在国内学术界，中国境内的藏语通常被划分为卫藏方言(以拉萨话为代表)、康方言(以四川德格话、西藏昌都话为代表)和安多方言(主要分布在甘青藏区)三大方言，其中卫藏和康方言有声调，安多方言没有声调[1]。可见，声调在划分藏语的片区中具有关键性地位。同一语言内部方言间存在声调有无的差异，这在汉藏语系中也是少有的。
声调是音节中以音高差异来区别意义的变化形式，以此区别词义或语法意义的语言称为声调语言。声调可以说是汉藏语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和普遍特征(尽管不是共同特征)，也是汉藏语系与其他语系的区别性特征。汉藏语系中藏缅语族的声调发育最晚，形成和发展十分复杂，在汉藏语言发展史中地位独特，因而声调问题是汉藏语言研究的重要一环[2]。在声调表现上，藏缅语与汉语、侗台语和苗瑶语存在显著差异，作为其中代表的藏语声调自然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
声调研究中的声调起源研究历来是历史语言学的重要课题[3]，在藏语声调研究中也占据着核心地位。尽管学者们对于藏语声调系统的描写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对其声调产生的原因和机制尚有争议，在历时、接触、类型等多角度下的综合分析方面还有待提高。此外，由于缺乏音韵学传统，藏语声调研究与汉语声调研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异和差距。为理清藏语声调的个性与共性，本文拟以国内学界1对我国境内藏语声调的研究为核心展开述评。必要时，将扩展至汉藏语系的声调研究，但重点放在藏语声调的产生机制成果之上。
本文对相关文献的利用主要是通过在中国知网上以“藏语声调”“汉藏语声调”等为关键词检索实现的，重点关注《民族语文》等专业性期刊论文，择其精要加以述评(文献年份主要集中于1978年至今)。
2. 藏语声调系统的描写
作为铺垫，我们有必要首先介绍一下藏语声调系统的描写情况，包含调值调位、性质和功能、轻声和变调三个方面。
2.1. 调值调位
除去没有产生声调的安多方言，卫藏和康方言均有声调。以下以卫藏拉萨话的描述为主，声调分类包括二分说、四分说、六分说和八分说。这些结论主要基于结构主义视角，通过传统归纳法和实验语音学的研究得出。
二分说是将拉萨话的单字调根据高低来分，高调53，低调131；2或分为高降和低升[4]。但随着学界研究的深入，这种观点现已基本很少被采用，且仅有两个声调不符合藏语实际。四分说为主流观点[1] [5] (归纳见表1)，是在二分基础上增加了长短或喉塞尾的区分(以区分长短为主)。此外，高低调还存在条件变体。关于不同方言区的差异，也有学者提出卫藏地区前藏有4个调(53、55、12、14，其中53、12是短调，55、14是长调)，个别地方有5个调，后藏则有6个；康方言是4个调，个别地方是2个调[6]。
Table 1. Table of four-tone classification of Tibetan language in Lhasa (Based on References [1] [5])
表1. 拉萨藏语声调四分类型表(归纳以[1] [5]为参考)
|
长元音 |
短元音 |
高调 |
55 |
52 |
低调 |
113 [1]/14 [5] |
132 |
Table 2. Table of six-tone classification of Tibetan Language in Lhasa
表2. 拉萨藏语声调调值六分法
高调 |
低调 |
˥˦54 |
ka˥˦ |
བཀའ |
命令 |
˩˨12 |
ka˩˨ |
སྒ |
鞍 |
˥55 |
ka:˥ |
ཀ་བ |
柱子 |
˩˩˧113 |
ka:˩˩˧ |
བསྒར |
安装 |
˥˨52 |
kaʔ˥˨ |
བཀག |
阻挡 |
˩˧˨132 |
kaʔ˩˧˨ |
འགག |
阻塞 |
六分说通常是用实验语音法结合音节类型测出6个调值(见表2)，同时区分高低、长短和喉塞尾[6] [7]。然而，有学者主张还不能直接据此归纳调位，这些调值只是为调位提供了可靠的基础[7]。这种分法遇到了促声调是否独立的问题，原因在于拉萨话正处于长短元音和促声韵尾向声调转化的过程中[8]。八分说以八个音节类型为中心归纳声调调形，且实验证明调型系统还在发展中[9] [10]。这一做法提供了理论上的考量，即声调是音节的有机组成部分，受到音节产生时间结构关系的制约；声调的发音类似于一个辅音，其来源也是源于辅音特征的转化。当然，六分法和八分法都是出于某种研究目的，在四分的基础上对韵母或音节的细化。不同分法有各自的根据，争议的主要焦点是高、低调应否再分类以及怎样分类的问题。相对来说，四分法仍被认为是最适中的。
2.2. 性质和功能
对藏语声调调类数目的区别，与对藏语声调的性质认识有关。从社会功能或社会属性看，现代藏语声调有词汇功能和语法功能两方面的音位功能，以词汇功能为主[11] [12]。从物理属性看，声调不仅与音高，也与音长有关。声调与声韵母都有密切的关系，是语音发展中补偿的产物，这也是汉藏语系声调的共同特点。黄布凡还强调，由于部分藏语方言存在高低、长短、升降等区分，但不以彼此的区别构成对立，发展很不平衡，因此从声调的功能看，大致有六种类型：1. 无声调(如阿坝话)；2. 有自然声调(如道孚话)；3. 有不同的音位声调，但靠声调辨义的范围小(如巴尔蒂话)；4. 有不同声调，但伴随特征多，独立辨义的功能较小(如玉树话)；5. 声调的伴随特征较少，但个别声调不稳定(如德格话)；6. 声调稳定(如拉萨话)。这些不同的类型反映了藏语声调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于认识普遍意义上的声调发展也有启发。这里还反映出，声调的发生既是语音的变异，又是功能的转化，而且主要是功能的转化[13]。
2.3. 轻声和变调
轻声和变调属于与音节相关的韵律特征。拉萨藏语有轻声和连读变调现象[5] [7]。轻声方面，拉萨藏语的轻声可分为语调轻声和结构轻声两类，结构轻声轻而短，在语音结构中，只能和它前面的音节构成一个语音单位；在句法结构中，也只能和它前面的成分(词、词组、句子)构成一个语法单位[14]。可见，轻声对划分语音和句法层次具有重要的作用。连读变调方面，拉萨话在双音节词中有四种变调形式，是一种顺应声音高低自然趋势的系统，这与汉语普通话的情况不同。此外，藏语的连读变调主要发生在词内部之间，也会出现在结合紧密的词之间。而且在变调类型中，不管总共有几个调，第一个音节都只出现高低两个调，这点同藏语声调的起源有密切的关系[15]。
3. 从无到有：藏语声调的产生机制
声调的产生也即声调的发生和起源，在藏语声调产生方面的相关观点有音段成分转化说(含声母起源说、韵母起源说、元音起源说等)和单音节说等。其他因素说也见下文。
3.1. 音段成分转化说
在声调产生机制的研究领域，过去讨论最多的是声调与音段成分(包括声母、韵母)的关系。得益于藏语中“活的切韵”——无声调方言以及“拼音的切韵”——古藏文[16]，学者们主要通过语言对比法和历史比较法探讨了音段成分和声调之间的关系。总体来看，藏语声调的起源与声母和韵尾辨义功能的减弱，以及自然声调辨义功能的加强有关；声调发展成熟的标志在于其辨义性[12] [17]。具体观点如下。
声母说：(1) 清浊说：浊音清化导致藏语产生高低调，“清来源”的读高调，“浊来源”的读低调[7] [11]。(2) 复辅音简化说：声调的产生与复辅音的单辅音化(简化)密切相关，这一点可以根据mig字的文白异读和不同方言的发音例证得出[18]。(3) 声母的简化和清化同时导致藏语声调产生[4]。 (4) 声母语音特征转移说：根据音节结构的响度原则，音首部分音素的发音强度递增，这一标记性在藏语中由于前缀音的复杂结构产生了不平衡，自然会使它发生变化，因此转化为了音高变化的声调，这也是声调产生的“语音机制”[19]。
韵母说：(1) 元音松紧：声调依附于元音，松元音构成的音节声调较低，紧元音构成的音节声调较高[20]。(2) 韵母长短：语音实验分析证明，长短元音与长短声调的配合并不严整，而韵母和声调无论从共时平面还是历时来源上却有严整的对应关系[21]。(3) 辅音韵尾：韵尾使声调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从藏文韵尾和方言声调的系统关系可得[22]。
音节结构简化：音节结构简化导致汉藏语声调的产生，本质上还是音段成分转化的综合，但着眼点在音节整体。声调的产生以音节结构简化的“度”为前提，当由伴随性特征变为区别性特征时声调就产生了。这一点通过藏语的共时和历时比较可得出[17]。
3.2. 单音节说
单音节说的观点是语言类型学视角的产物，通过跨语言的对比归纳出汉藏语系乃至东亚语言的倾向性规律。单音节性与音节结构简化虽都是汉藏语的音节发展特点，但二者在概念上毕竟不同，在声调起源上的作用也有区别。单音节性是指一个音节对应一个语素，且每个音节具有独立的意义，它是在音节结构简化之前音节的基本形态，与音节简化和音段成分转化也并不矛盾。单音节说产生声调的主要观点如下。
一是单音节词根语说，即正是由于单音节词根语的两头对音核的音高发生影响，最终才产生声调[23]。声调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词(根)的单音节性，与音节内部的繁简并无直接关系；声调与辅音(声母)、元音(韵母)的简化有相关性，但不一定有因果关系，因为多音节语言的音节也可以非常简单(如南岛语、日本语)，但并不产生声调[24]。
二是从音节显赫现象出发，认为汉藏语在整体上是音节显赫型语言，声调是加在音节上的超音段成分，声调显赫和音节显赫呈现互利关系；总体上调类数目越多、对声调对立的感知能力越强，单字调越稳定、声调和音节越显赫[25]。这里所说的“音节显赫”，指明了汉语音节强大的扩张力，它将声调与词根的单音节性的关系高度整合在一起。
三是从分析性语言的视角审视汉藏语声调及其他共同特征，也认为声调的发达程度与分析性的强弱有关，分析性强、形态变化少的语言，声调相对发达，如汉语、壮侗语等；反之则声调不发达或没有声调，如嘉绒语、普米语等[26]。
3.3. 其他说
一是语素变异和语音变迁说：这一观点认为语音变迁引起了语素变异，其结果包括声母和韵尾系统的简化、元音数目的增多以及声调的产生[27]。二是嗓音机制说：由于音段上的附加特征所决定的自然音高可能和声调有关，从发声机制角度研究可以发现，嗓音发音特征的变迁可能是声调起源的根本原因。一旦嗓音机制的二元对立(清浊、松紧)消失，就会转化为音高差别，从而使人们感到对立或区别[28]。发声态、解剖生理角度和发音与声学实验可以检测出声调作为喉部发音动作的内在属性[10] [29] [30]。三是社会说，包括社会系统状态说和社会群体约定说[31] [32]。前者认为社会系统的开放性是藏语声调产生的根本因素，越是开放的地域越容易产生声调，越封闭的地域则相反；后者可视为对索绪尔的语音社会性思想的回归与强调。
4. 从少到多：藏语声调的发展分化
在声调产生之后，其后续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调类的进一步分化，并伴随着共时层面的变异。有些学者认为分化与产生具有相同的原因或机制[19] [31]；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虽然发展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发生，但其原因、方式、过程和条件不同，且有些语言的发生和发展很不平衡，区分这两个概念有利于说明它们之间的差异[33]。本文在此重点关注后一方面的情况，探讨藏语声调分化的原因和路径。同时，声调在共时层面的运作，虽不直接构成历时分化，却揭示了声调系统的动态性，并可能为分化提供潜在的动因与条件，因此本章也将一并探讨。
4.1. 语言内部因素说
辅音韵尾说：辅音韵尾的有无或舒促是声调升降的决定因素；拉萨话声调的分化只与辅音有关而与元音无关[34]。或者说，是辅音韵尾的简化引起声调在产生高低调之后的再分化[35]。
韵母长短说：拉萨话的声调分化是由韵母的长短(包括元音的长短和有无喉塞音)所引起的。随着舒声韵尾的消失和音节的缩减等语音变化，由声调清浊引起的高低二调系统进一步向四调或六调发展；拉萨话的韵腹元音长短对应不同的调，即声调与元音的长短有互补的对当关系，说明元音长短与声调的发展有直接的共时关联[6] [7]。当然，此观点与辅音韵尾说有一些重合，并且不排除复辅音简化可能产生的不同分化情况。
声母说：(1) 声母的清浊和复辅音影响了声调的分化，这与主流观点不同，但具有藏文韵尾与各方言声调系统的配合例证[22]。(2) 综合说：辅音的各个方面，如发音方式和音素组合都对声调分化有影响。通过对比藏语多个方言点的声调对应，可以看到不同的分化条件：清–浊、全浊–次浊、送气–不送气、有前置辅音–无前置辅音、有鼻冠音–有非鼻音前置辅音、有前置音s-、有非s前置辅音等，这些因素还可能呈交叉结合状态。各方言的声调分化条件不一，声调分化自成系统。有些地点声调的分化不是条件式音变，而是扩散式音变。之所以有这些差异，是因为方言点声调分化的趋向和速度不同所致[12]。
4.2. 语境因素说
此处的“语境”既包括语音环境，也包括音系系统和语法结构。(1) 连读变调的影响：在汉藏语中会有连读变调，而在语音发展过程中，当变调的语音条件消失，原来的变调就成为调变，即成为一个新的独立声调。(2) 系统的制约：如“拉链”或“推链”的变化，即一个声调变化后引起的其他声调的变化。(3) 语法因素的影响：不同的词性与声调有对应关系，语法的原因可能使声调发声变化[33]。以上所说的是针对整个汉藏语，而藏语本身的相关情况则没有那么丰富，因此文献中谈论较少，但也不能排除语境带来的声调变化影响。
4.3. 社会因素说
声调发展的社会因素包括借用和接触，但学者们未对其影响持明确的态度。借调是指在双语使用的过程中，随着大量借词的进入，会借用一个原来语言中没有的声调[33]。有学者探讨了汉语借词及其声调的扩散对于侗台、苗瑶语言声调的形成和演化的影响，但未直接论及藏语[36]。这暗示藏语声调的演变可能与其他语(族)相比，受接触因素的影响较小。甚至还有学者对藏语声调受社会影响的说法持反对意见[7]。然而，藏语中是否真的完全没有接触及其引起的声调演变，尚待更具体的调查和研究来解释。
5. 结语
本文对1978年以来国内藏语声调研究在系统描写、产生机制与发展分化三个方面的成果进行了梳理。总体而言，学界在藏语声调的共时描写层面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但在调位归纳、起源与分化的主导机制等核心问题上仍存争议，且研究方法及其适用性需要进一步澄清。基于此，下文将对现有研究进行述评，并进而阐明本文的观点。
5.1. 文献观点述评
当前，藏语声调研究已经突破了单纯的描写，往语族、语系的更高角度进行比较和解释，将声调与其他类型特点也结合起来。这其中蕴含重大的理论问题，并有一些认识需要继续理清。
首先是藏语声调的系统描写上，如何处理调位的问题至关重要。藏语由于缺乏与汉藏语系其他语族间的系统对应，而通常所说的调类往往是基于汉语中古音系的参照，因此藏语的声调更适宜被称作“调位”而非“调类”。藏语声调调位的数量，涉及到音位标准，既取决于音系格局的经济性，也需照顾语音感知的区别性。藏语声调由于和其他语音特征共生，具有一定的冗余度，尽管以往研究大都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述，但在与音段成分共生的情况下，关于声调有无的临界值及其量化判定，这方面研究还相对欠缺。
其次是藏语声调起源和分化机制的观点上，存在一些论证和推理不够清晰的问题，特别是在原因的不同层次和术语的使用统一度方面有待提高。声调的发生和发展要区分系统和个体(尽管这两者有交叉) [37]，但现有研究有些是从个体声调发生的角度研究系统发生，使论述不够清晰。“原因”应分共时原因和历时原因、终极原因和阶段原因、语言原因和非语言原因等层面[38]，然而既有研究大多从声母和韵母的语言因素出发，忽视了语境因素和非语言因素，因此需要更全面地把握原因的各个方面。此外，连读变调、借词声调对藏语声调产生或分化的影响，以及与汉语普通话接触背景下藏语的声调变异和变化，这些方面的研究还呈现出一定局限。
再次是声调研究方法上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历史比较法的适用性问题。争议的核心在于，声调上没有亲缘关系的语言(即独立产生声调的语言)能否使用历史比较法[35] [38]。支持历史比较法的观点认为，认为汉藏语系本身就是历史比较的结果；反对意见则指出，藏语和汉语之间难以直接形成像汉藏语其他语族四声八调那样的对应关系，因而难以构拟原始声调。笔者认为后者的观点是无法反驳的，虽然汉藏语系是历史比较的结果，但就藏语而言，该方法可以应用于单个语言和藏缅语族内部，跨出这个范围则存在局限。正如西田龙雄所述，如果能够通过建立藏语和某个亲属语言间有规则的调位对应，则可以通过调位对立恢复音位对立[4]，且该文对缅甸语的构拟也是对藏语所经历变化的推测。
5.2. 我们的观点
基于以上文献梳理，我们认为藏语声调产生需要满足两层必要条件：单音节性和音节结构简化(见图1)。这并非笔者最新观点，但现有文献中有的甚至将两者混为一谈，因此我们尝试更为直接地提炼。从逻辑上推理：首先，所有有声调的语言都是单音节语。通过与南岛语、日语等多音节无声调语言的对比，我们就可以排除多音节语。后者即使有所谓的“声调”，也不同于汉藏语系的严格声调类型。其次，对有声调的单音节语，其声调产生都是音节结构简化的结果。反例如安多藏语，仍然保留了繁多的复辅音且基本没有声调。值得注意的是，音节结构简化并不一定导致声调产生。例如四川松潘热务沟话(Zhongu)，虽然声韵大量简化，但仍未产生具有词汇意义的声调3[39] [40]。因此，只有在单音节语和音节结构简化的双重前提下，声调的产生才是可能的。然而，并不是只有汉藏语系的语言会产生声调。越南语属于南岛语系，与汉语有接触史和类型上的共性，它以单音节为主，音节结构也经历了简化，拥有类似汉语和壮侗苗瑶的声调系统，因此这一推理也成立。此外，语言的子系统在发展中会互相影响[41]。对同样是有声调的单音节语，声调系统的发展还与单双音节词的词汇系统有关。以普通话和粤语为例，普通话的声调较少，双音节词占绝对优势，其音节结构也更简单；粤语声调较多，单音节词仍占有相当分量，声韵和音节结构却更复杂。这反映出不同语言(或方言)的词汇编码对音节的选择不同，音节结构的繁简与声调数量的相关性不能一概而论；也符合声调显赫和音节显赫的互利关系[25]。总之，在满足以上单音节性和音节结构简化这两个声调产生的前提条件后，声调数量会根据不同的声韵和词汇条件进一步发展。
Figure 1. Table of prerequisites for tone generation
图1. 声调产生前提图
5.3. 未来展望
针对以上的问题，本文围绕藏语声调研究的起源和演变研究，尝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期进一步推动汉藏语和声调研究的发展。
首先，要拓展理论视野，包括同语音学、音系学及历史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等视角的互动。深入探讨声调产生、变异和变化的机制，包括内部制约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把握因素的不同层面和历史比较法的适用性。研究声调消失的可能性、演化规律、类型异同，以加深声调研究对于语言演变和韵律研究的意义。此外，还可以加强藏语声调与形态、词汇、语法等的界面研究，全面考察声调问题。其次，要更新技术手段，促进技术进步对理论认识的推动。一方面，充分利用实验语音学的产出、声学和感知实验成果，辅助传统的结构主义视角在声调系统上的描写，加强对声调临界值的量化判定研究。另一方面，可以借鉴汉语方言研究中的方言地图绘制技术，绘制藏语方言地图，为解决地理分布、发展演变提供依据。再次，要扩大调查范围，增加藏语声调研究的类型学例证。既要强化与藏语方言和亲属语言的横向比较研究，又要注重对古藏文中相关线索的考证(如文白异读)，寻找声调与音段的共生关系和对应关系中的启示。尽管藏语声调研究尚有不足，但通过新的视角和方法，充分利用现有材料，我们有望取得更大进展。
致 谢
首先，感谢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李大勤教授给予的指导和启发。其次，感谢本文所引文献的学者们，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帮助。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2025年国家重大工程“语言文字信息管理与语保工程专项”委托课题“西藏墨脱县语言本体调查及西藏藏南地区语言资料搜集整理”(QT2501201/214)的资助。
NOTES
1即中国（包括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学者发表在国内外期刊上的研究和相关专著，以国内期刊论文为主。此外，还包含个别国外学者在中国期刊上发表、经过合法授权的译文。
2于道泉编注、赵元任记音《仓央嘉措情歌》旧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五，1930，9.，转引自：胡坦.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J].民族语文,1980(01)。
3关于热务沟话（Zhongu）的翻译，参照了：达哇彭措, 桑塔. 藏语声调产生的原因探析——以安多天祝话单音节和双音节音调实验为个案[J]. 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