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现实世界被理解为“思想”或“绝对精神”的自我外部化；思想成为创造现实的主体，而实际的人和社会关系被简化为思想的“衍生品”和“表达形式”。这种将思想置于存在之前的逻辑倒置，使思辨哲学蒙上了深刻理性的假象，同时也掩盖了人类实际现实的基础。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神圣家族》属于从青年黑格尔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过渡性文本，“思辨秘密”这个概念，正是揭示这种转折的理论枢纽，马克思通过批判“思辨结构的秘密”，完成了他从“哲学批判”到“现实批判”的过渡，并建立了一种基于感官和他人的实践哲学立场。当前，国内学界对《神圣家族》对思辨哲学的批判路径以及马克思的新哲学思想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尤其是关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解放思想；而国外学界虽然对《神圣家族》文本研究的不多，但对马克思和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鲍威尔思想的关系研究较多，学者们或是关注青年马克思与鲍威尔的复杂互动关系，认为他们既存在友谊，也有思想与政治立场的激烈冲突[1]；或是研究鲍威尔自身理论价值及其对历史、制度和宗教的批判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2]；或是将《神圣家族》作为早期辩证理论素材来重新思考21世纪辩证法和意识形态理论[3]。可见，国内外学界充分认同青年黑格尔派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肯定了新哲学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与贡献，但是目前大多数的研究焦点主要在“鲍威尔对马克思的影响”或马克思人学思想上，而对《神圣家族》中所揭示的思辨哲学内部结构及其“秘密”的哲学基础关注不足。本文试图以“思辨秘密”为核心切入点，重新梳理《神圣家族》的哲学批判结构，既关注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策略，也强调作为批判对象的青年黑格尔派的肖像与思想内核，以期深入把握马克思思想体系的内在发展规律与理论基础。
2. “思辨秘密”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无论是对鲍威尔兄弟的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还是对其他青年黑格尔分子所做的批判的秘密的揭露，最终都会指向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本身([4]: p. 25)。可以说，“思辨秘密”深植于黑格尔体系中将思维作为存在基础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具体表现为思维自我运动的绝对化和理念先在性的这一逻辑结构。黑格尔哲学的思辨逻辑集中体现在其著作《精神现象学》中，他在导言中提出的“实体即主体”构成了绝对精神展开的基本原则：绝对精神通过分裂对立、对立之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运动中成为真正主体，进而实现了绝对知识。青年黑格尔派继承了绝对精神的这种自我展开逻辑，并进而将其抽象化为自我意识的运动，致使现实的人和社会实践被遮蔽，从而形成了思想至上的思辨幻象。
(一) 黑格尔思辨体系的逻辑结构：实体与主体的同一
近代哲学始终面临着思维与存在的二元对立问题，人类的认识对象与物自体之间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由于康德对此采取的解决方式仍停留在认识论层面，因此现实与理论之间存在着不可消除的张力，黑格尔的哲学任务则在于消解这一二元对立。于是，他将思维与存在的差异上升为本体论问题，即“绝对精神”，它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现实的实体。在这一层面上，“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构成了黑格尔的整个哲学的核心线索。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它们在这种知识因素里自己发展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那种运动过程，就是逻辑或思辨哲学”([5]: p. 24)，其逻辑始终围绕着“理念的自我外化与回归”。
在黑格尔看来，世界的本体不是物质或感性经验，而是绝对精神，正是精神的自我展开和自我回归构成了历史与现实的本质，这就意味着现实世界、历史事件、社会关系都是精神自我展开的表现形式。“实体即主体”是黑格尔哲学的最基本原则，这是因为实体自身蕴含着运动发展的内在动力，它把自己作为对立面，通过扬弃自身中的矛盾与对立来展开而成为可能的现实，单纯的实体只是潜在存在着的，正如“思辨”一词本身的寓意一样。在这个过程中思辨哲学仅仅把精神、概念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物质的、感性的部分在其中是次要的部分，是非本质的([6]: p. 61)。在《神圣家族》第五章第二节《思辨结构的秘密》中，马克思借用大量篇幅来用“果品”和具体个别水果之间的关系指证“实体即主体”这一原则，在黑格尔思辨哲学中，“果品”概念被视为先于具体果实存在，“果品”由于具有能动的、使自己区别于他者的能力。因而，果品“在其中既自己确定自己，又可以不断地变化自己的形式，以获得更丰富的定在”([7]: p. 85)。他将黑格尔的方法论原则概括为：“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8]: p. 35)这种比喻主要揭示了哲学层面上的抽象逻辑，即黑格尔方法在概念思维中的操作方式。但它并不能直接说明黑格尔如何在社会历史的具体范畴中运作，也就是说，黑格尔把思辨哲学应用到现实历史和社会的规律上，其运动和矛盾变得更为复杂，而不只是简单的抽象与具体的关系。
可以看出，黑格尔哲学本身就是高度一致理性的体系，现实性矛盾与历史发展被解释为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某个阶段，历史过程因此也具有了内在的逻辑必然性特征。但是，由于黑格尔将思想倒置于存在之前，形成了一种逻辑倒置，这就为青年黑格尔派埋下了“思辨秘密”的种子：当思想被赋予创造现实的主体地位时，现实的人、社会关系和物质实践逐渐被边缘化，哲学就会呈现出表面理性而实际遮蔽现实基础的幻象。
(二) 青年黑格尔派对自我意识的片面化发展
黑格尔去世后，他的哲学体系在青年黑格尔派那里得到了片面继承。马克思认为青年黑格尔派哲学体系是黑格尔思辨哲学“漫画式的完成”([9]: p. 291)，一方面青年黑格尔派自认为是黑格尔辩证精神的真正延续者，他们把黑格尔哲学中抽象、精神化的倾向进一步夸张为纯意识批判；另一方面他们又以“批判的批判”去反对一切既定权威，看似在推进批判和解放事业，而实际上只是重复并放大了黑格尔的理论误区。以布鲁诺·鲍威尔、劳姆巴赫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学者虽然继承了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和自我意识理论，试图在哲学上“超越黑格尔”，但仍深受其影响。
在青年黑格尔派中，布鲁诺·鲍威尔哲学具有典型的自我意识特征，他作为黑格尔晚年的得意门生，在继承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逻辑基础上，以宗教批判的形式将其片面化发展，把黑格尔用来反映现实冲突的词句当作现实本身。在这种思路下，思想仿佛独立于现实而运作，历史的进步似乎完全依赖于少数“批判的批判家”的自我意识活动。这种将思想置于现实之前的逻辑，即黑格尔辩证法在青年黑格尔派手中被片面化，就构成了哲学上的“思辨秘密”。这一逻辑进一步深刻体现埃德加·鲍威尔对蒲鲁东的著作《什么是财产？》的解读和翻译上。真正的蒲鲁东关注贫穷与财产的现实联系及其社会机制，而埃德加·鲍威尔所代表的“批判的蒲鲁东”，则将贫穷与财产抽象为哲学对立范畴，并创造出一个“整体”，试图在整体之外追问存在的前提。在马克思看来，这个整体并非现实存在，而是哲学家自我创造的产物；青年黑格尔派在社会历史整体之外寻求前提，就如同神学在神之外寻求存在，这在本质上是对现实矛盾具体运动的回避。这种抽象化、脱离现实的思辨逻辑构成了思辨秘密的核心：它看似深奥，但掩盖了现实人的实践作用与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宣扬思辨唯心主义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来说，“他的每一种感觉都迫使他相信他身外的世界和个人的意义，甚至他那世俗的胃也每天都在提醒他：身外的世界并不是空虚的，而是真正使人充实的东西”([9]: p. 321)。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毫无物质基础的“自我意识”只能是抽象的空洞，贫乏的论调，因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9]: p. 286)。
可见，青年黑格尔派将自我意识独立化、绝对化的做法，正是形成“思辨秘密”的哲学根源：它在表面上赋予思想以历史主体性，却遮蔽了现实世界及人的实际活动，从而使哲学批判停留在抽象层面，失去了对历史和社会矛盾的真实洞察力，思想的自我运动被绝对化，现实矛盾也被哲学创造所替代，由此在实质上遮蔽了现实世界及人的实际活动。马克思通过揭示这种片面化的思辨，为唯物史观的实践立场奠定了理论基础，展现出哲学从思辨逻辑到现实批判的必要转向。
3. 马克思、恩格斯对“思辨秘密”的揭示
在揭示了“思辨秘密”哲学根源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进一步从认识论与历史观两个层面对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展开系统批判。这一批判不仅揭露出思辨唯心主义在认识论上将思维凌驾于存在的逻辑导致，也揭示出唯心史观在历史理解中将观念误认为历史主体的根本错误。通过这种双重批判，马克思实现了从思辨哲学到实践哲学的思想转折，为其后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 认识论层面：思维与存在的倒置
《神圣家族》一书内容十分庞杂，直接针对黑格尔的批判主要集中于第五章与第八章，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明确指出黑格尔辩证法所蕴含的历史动力与否定性原则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揭示其“颠倒的形式”与“思辨秘密”。上节可知，马克思借用“果实”理论揭示了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这一根本性原则。他认为，青年黑格尔派已经偏离了对苹果、梨、草莓等具体事物的感性体验，并将它们从自身的本质特征中抽象出来：果实被理解为“苹果、梨、草莓等”的实体。虽然果实在现实生活中仍然表现为多样化的存在，但是这种多样化存在和具体差异在思维过程中被抹去，整个过程就像是：从具体的东西抽象出来，然后再回到具体思考。在这个过程中，理性被无限夸大，概念被自我意识所扭曲。在这种思维框架下，人们将抽象概念当作现实，从而去掩盖事物真实的具体特征和生成条件。
在马克思看来，主体对世界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抽象思维上，而是需要直接面对具体感性的存在。可是，黑格尔并没有这么做，他们反而用一种抽象又神秘的方式去处理社会现实，即现实中的苹果、梨、杏只是一般的抽象的果实不同表现形式，而各个果实之间的差异分别表现为“果品”自我展开过程的其中一环。经过不断发展和同一，所有的果实最终同一为“果品”这个实体之中([9]: p. 277)。马克思认为，采取这种方法所得到的所谓现实中的苹果、梨、杏，其实并不是真正感知到的存在，而只是人们脑子里产生的幻象。换句话说，思辨哲学家只是把苹果和梨的概念在脑子里来回切换，当作“普通果实”的绝对主体在自我活动。马克思认为，这就是黑格尔“实体即主体”的思辨秘密，也是黑格尔哲学的核心特征。
在《神圣家族》第八章“‘观点’的被揭露了的秘密”的这一部分里，马克思基于费尔巴哈感性唯物主义立场，对黑格尔现象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黑格尔将自我意识置于真实的人存在之上，使得人从具体的物质存在和实践中抽象出来([9]: p. 357)。这就是说，“自我意识”在黑格尔哲学中只是一个纯粹的概念，而不具备任何的感性基础，由此形成现象学所宣称的绝对知识，简言之，人似乎可以在头脑中超越一切感性存在的现实。马克思进一步立足唯物主义指出，黑格尔的逻辑实际上把人变成了一个自我意识的人，却没有把自我意识转化为现实人的自我意识([9]: p. 357)，即一个生活在现实物质世界中、受到现实条件制约的人。虽然黑格尔意识到“人所感知的事物是无常的”，这种“无常事物”可以通过意识在变化的事物中找到统一，将复杂的现实本质归纳为便于认识的形式。但是，在这种意识与外界统一的逻辑中，黑格尔模糊了意识与存在的界限，用思维的辩证过程取代了现实的历史过程，他并不关注现实生活如何被实践概念，他只是在哲学层面上解释现实，关注我们如何在思维中去理解现实必然性。
立足认识论角度，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借助于辩证法将社会现实关系转化为概念的自我运动，使得哲学在自身语言内部完成了对现实的倒置与神秘化。在思辨哲学那里，概念和精神成为了创造社会现实的主体，现实的事物、感性的人和社会关系反而变成了思维的外在表现、派生物。黑格尔的这种哲学态度与立场就决定了其理论架构虽然能展示现实的理性形态，却始终停留在历史反思层面，因而未能走向对现实的实践性改造。
(二) 历史观层面：历史与现实的倒置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尤其是“绝对批判”思想进行了详细分析和批判。他指出，鲍威尔的思辨逻辑忽视了历史的具体发展，将历史发展简化为“真理显然如此”的过程，从而形成了一种自成体系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青年黑格尔派将历史发展理解为“自我意识”的演进，将历史的主体从具体的人和社会实践抽象化，强调少数“批判家”的精神活动，而忽视群众的实际作用和物质条件。这种观念导致历史被理解为纯粹思想的运动，而现实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基础被边缘化，历史的矛盾与动力被简化为观念内部的对立和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青年黑格尔派继承并夸大了黑格尔“自我意识”的逻辑，把历史看作自我意识的展开过程。马克思在分析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争论中道出了黑格尔体系中的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8]: p. 177)。在马克思看来，鲍威尔思想中的“现实的实体”是高度抽象的，它们脱离了脱离具体的人和社会实践，因此缺乏现实意义。这就是说，虽然鲍威尔所谓的“绝对批判”在形式上和斯宾诺莎的“实体”观念有相似之处，但是鲍威尔将其与《精神现象学》思想相结合，上升成为“自我意识”，在上升的过程中，其本质仍然是理念，并且带有强烈的神秘色彩。正如马克思所言，“绝对的批判返回到自己的出发点以后，就结束了思辨的循环，从而也结束了自己的全部生涯”([8]: p. 182)。意思是说，在这一体系内部，批判成为自我封闭的逻辑演进，完全脱离现实生活和人的实际经验。在鲍威尔的解释框架下，“自我意识”被看作是所有行动和动机的根源，具有绝对的意识形态地位。因此，意识或思维被抬高到了本体论意义上，而物质只是意识的产物。马克思认为这种将自我意识无限拔高的思想，使得现实的人和历史都被抽象化了。历史不再是现实人的活动，而只是由理念完全决定的过程。这种理论把生活在真实世界中的人看作次要存在，而把抽象的意识放在首位。
于是，在《家族》第八章中，马克思指出，这种理论实质上是对黑格尔思辨秘密的再生产，鲍威尔的“绝对批判”不过是“自我意识”在历史领域的形而上学化表现。像鲍威尔这样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其实并不是真正面对现实世界的问题，他们只是用一些抽象的思想去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否定，而不去理解问题所产生的现实生活背景。这种思考方式延续了黑格尔的传统：黑格尔把“人的意识”当作世界的核心，这样一来，现实生活中千差万别的人、关系、矛盾，都被抽象成了观念的变化，思想本身成了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因此，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在马克思看来，是非现实的、空洞的，他的自我意识哲学既忽略了人的物质存在，也否定了现实历史过程的复杂性与能动性。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鲍威尔的绝对批判理论仍然被黑格尔哲学的思辨框架所束缚。在鲍威尔看来，“绝对批判”是支配一切现象的最高原则，然而，马克思看到了这种批判本身存在着内在矛盾：一方面，它宣称自己是最终的、最高的批判权威；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承认，它所批判的“绝对真理”也是自身赖以存在的前提，绝对批判在观念中解决着矛盾，但同时又创造着矛盾。马克思讽刺性地指出“对绝对的批判以及对上帝的辩证法来说，不言而喻的真理已经丧失了它全部的精华”([8]: p. 102)。换句话说，青年黑格尔派所捍卫的哲学，仅仅是黑格尔体系的一个片面化面向，永远在黑格尔思想的逻辑范围内循环往复，无法真正触及历史和现实的丰富性。
4. 批判中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转向
《神圣家族》的哲学意义不仅仅在于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而在于通过这种批判，马克思逐步确立了以“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为出发点的新哲学立场。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对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揭示了黑格尔体系在认识论上的倒置，那么他们对唯心史观的批判则揭示了这一倒置在历史观层面的延续。然而，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运动并没有止步于否定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他们在揭示“思辨秘密”的过程中也逐步确立新的哲学立场：历史不再是观念的自我展开，而是现实人类的物质实践过程；历史的主体也不再是“自我意识”，而是有感性需要并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性个体或群众。至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了从思辨哲学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转向。
首先，马克思以实践作为哲学的生成性原则，在实践辩证法中，否定不是概念抽象的自我反思，而是社会关系的实际变革；“否定之否定”不再是逻辑必然，而是历史的现实可能。在“果实比喻”分析之后，马克思进一步意识到，抽象的思维不能解释具体的历史发展，于是他提出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论思想，实践在此成为了哲学的生成原则。通过实践，现实性个体既在自然界与社会中不断创造自身的生存条件，又在这个过程中形塑着自我意识。马克思虽然反对黑格尔辩证法中的思辨要素，但并不排斥黑格尔辩证法中的确定性否定环节，甚至将这种否定因素看作是黑格尔现象学思想的最后成果([10]: p. 5)，他的目标不在于摧毁辩证法，而在于将其从思辨领域拯救到感性现实中。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马克思并不试图修改概念，而是去追溯理论的社会根源，通过揭示现实性基础，再以现实矛盾去批判理论本身。这样一来，“理论的否定”就被转变为“现实的批判”，这种批判就不再是逻辑推演，而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的革命行动。另一方面，马克思保留了黑格尔的“过程性”思想，但却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含义。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也认为一切存在都处于生成之中，但这种“过程”在他那里是理性预设的展开，理性被视为绝对的、目的论的，而历史只不过是理性“自我实现”的过程，人类在其中扮演着理性的“媒介者”、被动的“苦行僧式”角色。但在马克思看来，事物发展的动力并非理念的自我运动，而是人类的实践活动、特别是生产劳动。这样，辩证法不再是理性的逻辑，而是生活的逻辑、生产的逻辑、社会的逻辑，人类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的过程中既创造了历史，也不断形塑着自身。
其次，马克思确立了唯物史观的人学基础，以“现实的人”取代“抽象的意识”，使哲学重新扎根于社会生活。与黑格尔的“主体”不同，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主体”不再是理念的自我意识，而是具有需求、劳动能力和社会关系的现实人，现实的人并非原子化个体，而是嵌入具体社会关系之中的生产性存在者。马克思恩格斯在此肯定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相较于青年黑格尔派“意识至上”原则的进步性，强调人的现实存在，但这时关于“现实的人”的论述仍带有一定人道主义色彩。随着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展开批判，“现实的人”的内涵被进一步发展，“现实”不再是对意识的否定，更强调人的实践活动中的现实力量，明确了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 p. 501)。在《资本论》中，人的“现实性”则被放在资本主义现实的生产结构中去理解，“实践”也被理解为生产、流通、再生产更为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成为分析资本主义矛盾的重要切入点。可以说，《神圣家族》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转折点，哲学的任务逐渐从探寻“意识如何认识世界”转向“人在实践中如何改变世界”的过程，主体的现实化发展使得哲学摆脱了思辨的虚无性，重新被赋予了历史与生活的真实维度，也为分析人的存在和发展问题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实践不仅使得哲学重获现实根基，也赋予理论体系以历史依据，一切社会形态都处于生成与变革之中。
最后，马克思将“现实的人”置于其物质生活条件中，从而重建了“社会历史”的概念。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首次提出了历史的新理解。黑格尔及其追随者把历史视为“理念的自我展开”，而马克思则指出：历史的真正起点并不是思想的演化，而是人类的物质生活过程，也就是说人类首先要吃饭、居住、劳动、生产，然后才有政治、宗教和哲学。社会的发展并非观念的逻辑必然，其精神形态并不是历史的起点，而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在这一视角下，历史的动力从“理念的发展”转变为“现实矛盾的运动”。社会历史由此成为一个不断生成的实践过程，而非理念的抽象演绎图景。更为重要的是，历史的主体也发生了变化，对于黑格尔而言，历史的主体是“世界精神”或“自我意识”；对于马克思而言，历史的主体则是生活在现实条件下的个人与群众。他们的实践活动、劳动关系与集体行动，才是历史变化的真正力量。
可见，这种从“思辨否定”到“现实确立”的思想运动，是马克思哲学转向的关键。在马克思看来，批判的目的不是摧毁，而是揭示被思辨掩盖的现实结构，从而使新的理论得以生成，他通过以上三重建构完成了从批判黑格尔体系到确立自身哲学立场的过渡，在批判中形成的“现实的人”、“历史的实践性”、“辩证的现实逻辑”共同构成了唯物史观的哲学雏形。
5. 结语
《神圣家族》作为马克思哲学转型的重要文献，其核心意义在于揭露“思辨秘密”的哲学根源，并在批判中实现哲学立场的重建。“思辨秘密”在哲学上根植于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他将思维的运动视为世界的生成原则，并将观念的逻辑展开误认为是现实本身的运动，青年黑格尔派自诩激进，但其自我意识哲学仍局限于这一思辨结构中，依然将现实颠倒为意识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思辨秘密”的揭露，在认识论和历史观层面对思辨唯心主义展开了双重批判性揭示：一方面揭示思辨哲学将思维误认为存在的逻辑倒置；另一方面揭示思辨史观将观念误认为历史主体的意识倒置。这两条批判线索，共同推动了马克思哲学从思辨体系向实践唯物主义的根本转变，实现了从理念到实践，从意识到存在，从形而上的逻辑运动到历史的社会过程的根本性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