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社区越来越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与关键所在，是社会治理的主要抓手[1]。社区工作者作为社区建设的直接推动者和落实者，兼具行政管理者与服务提供者的双重身份，但同时也处于复杂、多维的关系结构中，构成基层治理实践中特有的职业困境[2]。《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显示，部分国民仍面临着较大的心理压力，心理健康素养有待提升。社区工作者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线人员，在社区工作中充当着“千线一针”中“针”的角色，面临着较为繁重的任务[3]。在这种情况下，社区工作者的心理健康状况急需受到重视。随着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推进，《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强调要加强重点人群的心理健康服务，社区工作者作为直接服务居民的一线人员，其心理健康素养直接影响着社区心理服务的质量和效果。因此，深入研究社区工作者心理健康素养的现状、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本研究选取北京市D区作为研究区域，该区是北京市重要的城市化发展新区，随着新城建设与产业导入，常住人口持续增长，人口结构呈现较强的流动性、年轻化趋势，社区服务与基层治理面临多样化、复杂化的现实需求。这一背景使D区成为观察转型期社区工作者心理健康素养的典型样本，其研究发现对国内处于相似发展阶段的城市区域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基于对1183名社区工作者的问卷调查，本研究系统分析其心理健康素养现状，并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框架，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剖析影响因素，进而提出针对性提升策略，以期为优化社区工作者心理素养、完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2. 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2.1. 文献回顾
针对心理健康素养的研究学界多遵从心理疾病识别，心理疾病污名态度以及心理求助行为三大主题进行分析，这种分析方式聚焦于研究对象自身维度。本文笔者则引用江光荣等人(2020)提出的心理健康素养的定义：“心理健康素养是指个体在促进自身及他人心理健康，应对自身及他人心理疾病方面所养成的知识、态度和行为习惯。”[4]此定义并重“自我”与“他人”两个维度，更适用于对社区工作者的心理健康素养研究。在具体内容层面，涉及六个方面：心理健康相关的知识与观念、心理疾病相关的知识与观念、促进自身心理健康的态度与习惯、促进他人心理健康的态度与习惯、应对自身心理疾病的态度与习惯以及应对他人心理疾病的态度与习惯[5]。
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力量，社区工作者的心理健康素养具有双重治理价值：一方面，其自身心理健康素养直接影响工作情况与服务效能(陈校，金国华2007)；另一方面，其心理服务能力决定了社区心理支持网络的构建水平。梳理过往研究发现，社区工作者的职业特点意味着他们面临多重职业压力源，显著影响其心理健康状况。而进一步分析发现压力来源从高到低主要来自：工作薪酬福利、工作性质本身、工作职业发展，工作人际关系这几个方面[6]。另外，职业角色定位、完善福利制度、管理问题、工作支持也是在调查基层专职工会社会工作者心理健康现状时反映最多的内容[7]。但同时，除了职业压力作用于心理健康外，生活压力、生理压力同样对心理健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三者间关系具有统计学意义，存在相互传导机制，应注意三者的平衡[8]。另外，针对社区工作者心理健康素养方面的研究较少，其中，根据对武汉市三小区随机抽取的27名社区工作者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所选取工作者心理健康素养得分仅小幅度高于国民心理健康素养平均值[9]。
总体而言，我国在社区工作者心理健康素养领域的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第一，过往研究更多聚焦于社区工作者的心理健康水平，对心理健康素养这一更为综合、全面概念的研究相对薄弱。第二，在探究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因素时，关注点大多集中在职业范畴，缺乏系统性分析的研究视角。第三，针对大规模样本的社区工作者心理健康素养研究较为稀缺，研究结果的代表性与普适性受到一定限制。
2.2. 理论框架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也称生态系统理论，最初由美国学者布朗芬布伦纳提出，查尔斯·扎斯特罗在前者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解读。把人的社会生态系统区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宏观系统。微观系统是指处在社会生态环境中的看似单个的个人；中观系统是指小规模的群体，包括职业群体或其他社会群体；宏观系统则是指比小规模群体更大一些的社会系统，包括文化、社区、机构和组织。人的生存环境的微观、中观、宏观系统总是处于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情境中[10]。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社区工作者的心理健康素养并非孤立形成，而是受到个人特质、家庭环境、组织氛围以及社会文化等多层面因素的交互作用影响。
3. 研究方法与样本选择
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以确保能够广泛覆盖研究对象并获取具有代表性的数据。问卷内容涵盖：社区工作者的个人基本信息、心理健康及心理疾病的相关知识与观念、促进自身及他人心理健康的态度与习惯，应对自身及他人心理疾病的态度与习惯四个部分，旨在全面、系统地了解社区工作者心理健康素养的现状及相关影响因素。
3.2. 样本选择
本研究选取北京市D区的87个社区的社区工作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对所有在职社区工作者进行问卷调查。通过线下走访的形式，于2024年11月19日至12月7日共发放问卷1312份，有效问卷1181份，最终回收率为92%。在样本中，女性787人(66.64%)，男性394人(33.36)；婚姻状况主要为已婚，共952人(80.61%)；文化程度普遍较高，本科及以上学历共802人(67.91%)；共450人(38.11%)持有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心理健康相关资质证书的持有率极低，仅有46人(3.9%)，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能够较好地反映D区社区工作者群体的整体特征，确保样本在地理区域和组织架构上的代表性，同时提高数据收集的效率。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community workers
表1. 社区工作者基本情况
项目 |
选项 |
频数(n) |
比例(%) |
性别 |
男 |
394 |
33.36 |
女 |
787 |
66.64 |
婚姻状况 |
未婚 |
191 |
16.17 |
已婚 |
952 |
80.61 |
离异 |
35 |
2.96 |
丧偶 |
3 |
0.25 |
文化程度 |
高中/中专及以下 |
57 |
4.83 |
大专 |
322 |
27.27 |
本科 |
779 |
65.96 |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
23 |
1.95 |
月收入 |
6000元以下 |
251 |
21.25 |
6000~6999元 |
669 |
56.65 |
7000~7999元 |
174 |
14.73 |
8000~8999元 |
41 |
3.47 |
9000~9999元 |
19 |
1.61 |
10,000元及以上 |
27 |
2.29 |
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等级 |
未取得证书 |
731 |
61.9 |
助理社工师 |
359 |
30.4 |
社工师 |
91 |
7.71 |
心理健康相关资质证书 |
有 |
46 |
3.9 |
无 |
1135 |
96.1 |
4. 社区工作者心理健康素养现状
本文通过对问卷数据的统计分析，采用江光荣等人提出的新定义，并贴合研究需求做出归纳，按照：心理健康及心理疾病相关知识；促进自身及他人心理健康的态度和习惯；应对自身及他人心理疾病的态度和习惯三方面对社区工作者的心理健康素养进行分析。
4.1. 心理健康及心理疾病相关的知识和观念：正确观念与误解并存的复杂局面
数据显示，63.93%的社区工作者认同“心理健康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57.15%能够认识到“过度疲劳、睡眠缺乏等生理因素可能诱发心理障碍”，47.84%明确知晓心理问题严重时应寻求专业帮助。这表明部分群体已具备基础的心理健康知识框架，能够理解心理健康的多元成因和心理疾病干预的必要性。然而，研究亦发现显著的认知偏差：21.68%的受访者错误认为“人缘好的人不会有心理疾病”，23.29%将心理健康简单等同于“没有痛苦和压力”，28.7%认为“性格外向者比内向者心理健康水平更高”。此类误解反映出社区工作者对心理疾病的发病机制、心理健康的内涵缺乏科学认知，可能导致其对自身或他人心理问题的误判。
进一步分析发现，社区工作者对心理健康知识的需求与实际储备存在显著差距，仅29.64%认为自身知识储备充足，57.83%坦言“不太够”，12.53%甚至表示“完全不够”。这种供需矛盾不仅削弱了社区工作者识别心理问题的能力，还限制了其在服务中传递科学心理健康观念的效能。
4.2. 促进自身及他人心理健康的态度和习惯：积极心态与消极求助习惯之间的割裂
一方面，超过80%的受访者表示“有信心克服生活中的大部分困难”并“常保持积极心态”，反映出较强的心理韧性和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其实际行为模式暴露出依赖非专业支持的倾向，甚至没有对外求助的行为：80.78%的社区工作者在面对心理困扰时选择自我调节，63.51%倾向于向亲友倾诉，而寻求专业心理服务的比例不足50%。这种矛盾表明，尽管社区工作者普遍认同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但在实践中仍受限于传统认知惯性，对专业资源的利用意愿较低。
在促进自身及他人心理健康的能力中，92.29%的受访者重视倾听能力，75%以上认可共情与情绪识别能力的重要性，反映出社区工作者在服务居民过程中已形成基础的心理健康促进意识。然而，专业能力的短板制约了其服务效能——仅3.9%持有心理健康资质证书，78.15%的社区工作者面对居民心理问题时仅能提供情感陪伴，无法进行专业干预。这种态度与能力的失衡提示，需通过系统性培训强化社区工作者的实践能力，弥合理念与行动之间的鸿沟。
4.3. 应对自身及他人心理疾病的态度和习惯：专业能力不足与社会认知偏差双重困境
数据显示，49.70%的受访者会为居民提供心理问题转介服务，但仍有46.99%因专业能力不足而无法准确辨别心理疾病与普通困扰。值得注意的是，91.28%的受访者明确表达对心理健康培训的需求，其中68.76%希望提升有效沟通能力，61.30%关注情绪识别能力，53.85%亟需危机处理技能。这种强烈的学习意愿与当前培训资源的匮乏形成鲜明对比：年均心理培训时长不足5小时，且缺乏标准化课程体系。
此外，社会认知偏差进一步加剧应对困境——28.7%的社区工作者将心理疾病归因于“不够坚强”，反映出病耻感对求助行为的抑制作用。研究提示，需通过政策支持与社会倡导，构建“自我调适–互助支持–专业干预”的多层级应对体系，推动社区工作者形成科学、系统的心理疾病应对模式。
5. 影响社区工作者心理健康素养的因素
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框架，社区工作者心理健康素养现状的形成与演变受到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的复杂影响。本文结合问卷调查的实证数据，系统分析各层级核心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5.1. 微观系统：个体特质与家庭支持的交互作用
5.1.1. 情绪管理能力不足
数据揭示，社区工作者群体存在显著的情绪管理能力缺陷：55.38%的受访者将“个人情绪管理不当”列为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之一。社区工作者在面对居民心理问题时，78.15%的受访者需通过“情感支持与陪伴”缓解居民心理压力。然而，面对自身情绪波动时，80.78%的工作者仅依赖“自我调节”。这种单一化应对模式与复杂工作场景形成结构性矛盾，由于缺乏有效的情绪管理策略，可能是导致部分受访者普遍出现消极情绪的主要原因。
5.1.2. 认知水平面临双重困境
个人对于自身及他人心理健康及心理疾病方面的知识是心理健康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证数据显示，社区工作者普遍面临：“心理健康知识储备不足与认知偏差”的双重困境，这不仅影响社区工作者对自身心理健康的判断，还可能阻碍其发现居民所存在的心理问题时，从而延误干预时机，甚至可能将心理问题归因于“不够坚强”，反而加剧服务对象的“病耻感”。
5.1.3. 家庭网络支持不足
家庭作为社会生态系统中核心的微观单元，其支持效能的衰减对社区工作者心理健康素养产生了显著影响。调查数据显示，38.19%的社区工作者认为家庭矛盾与冲突是影响其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家庭本应是情绪调节的核心场域，但数据显示：仅49.7%的社区工作者在心理困扰时选择向家人倾诉，这表明，家庭支持系统非但未能发挥预期的情感抚慰作用，有的家庭反而可能成为新的压力源。
5.2. 中观系统：工作压力与人际关系的双重挤压
5.2.1. 工作压力多维
数据显示，75.44%的社区工作者认为工作压力大是影响其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一方面，在纵向上，压力型政府体制要求社区工作者需按硬性标准执行上级部门的政策和任务，还要应对僵化的考核指标，使得社区工作者在工作中面临较大的行政压力[11]。另一方面，在横向上，社区工作任务繁杂且多样，并且需要在“行政执行者”“居民调解者”等多重身份之间频繁转换，这种角色的多样性增加了工作的复杂性和压力[12] [13]。纵向与横向的压力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影响着社区工作者的心理健康。
5.2.2. 人际关系复杂
复杂人际关系构成心理健康的潜在威胁源，58.09%的工作者认为人际关系复杂影响心理健康。复杂人际关系易引发矛盾冲突，一方面，社区工作往往需要多个部门的协同配合，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不同部门之间可能存在职责划分不清、信息沟通不畅等问题，这给社区工作者带来了额外的协调压力。另一方面，与居民的互动是社区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但可能也是人际关系复杂性的主要来源，不同居民的需求和期望存在差异，很容易引发矛盾和冲突。这种与居民的复杂互动，不仅考验社区工作者的沟通能力，还对其心理健康产生了较大压力。
5.2.3. 组织支持缺位
调查数据显示，高达71.97%的社区工作者认为社区缺乏专业的心理健康服务团队，这表明社区在心理健康支持方面的资源供给严重不足，社区工作者在面对自身或居民的心理问题时，难以获得及时有效的专业支持。与此对应，在实证调查中52.41%的社区工作者认为缺乏心理支持是影响自身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此外，组织提供的心理健康培训也存在明显不足，年均心理培训时长不足5小时，无法满足社区工作者的实际需求。这种缺位还体现在激励机制的缺失上。调查发现，仅有3.9%的社区工作者持有心理健康资质证书。这一比例极低，反映出社区组织对心理健康素养提升的重视程度不足，可能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来鼓励社区工作者提升自身心理健康服务能力，进一步加剧了心理健康服务资源的匮乏。
5.3. 宏观系统：社会认知局限与政策支持滞后
5.3.1. 认知的局限与低估
当前社会对心理健康问题及社区工作者职业价值的认知存在显著局限性，形成制约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发展的首要障碍。一方面，社会普遍对心理健康问题存在认知偏差。2008~2015年间的多项研究均发现，中国公众认为心理疾病患者的行为难预测、需要照顾、有性格缺陷、表现怪异、危险和丢脸。并且江光荣等人在2020年的调查中发现，我国公众对于他人心理疾病的应对素养尤其薄弱，这阻碍了我国心理健康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对社区工作者的职业价值和工作复杂性认识不足，作为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社区工作者需要同时承担多重角色，其职业价值被长期低估，一定程度上影响社区工作者的心理健康素养。
5.3.2. 政策的滞后性
宏观支持体系的结构性缺陷，使社区心理健康服务陷入“无源之水”的困境。尽管《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强调重点人群的心理健康服务，但政策落地时缺乏配套的财政支持与执行细则。当前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存在明显不足，心理健康服务的开展缺乏可持续性和规范性，难以满足社区工作者和居民的实际需求[14]。
6. 提升社区工作者心理健康素养的策略
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需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构建协同干预机制，形成“个体赋能–组织优化–社会支持”的全链条策略体系(如表2)。
Table 2.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social ecosystem theory
表2. 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影响因素分析及提升策略
层面 |
影响因素 |
提升策略 |
微观系统 |
个体特质与家庭支持的交互作用 |
强化个体赋能与重构家庭支持 |
中观系统 |
工作压力与人际关系的双重挤压 |
优化组织生态与完善发展机制 |
宏观系统 |
社会认知局限与政策支持滞后 |
强化社会支持网络与提高社会整体认知 |
6.1. 微观系统：强化个体赋能与重构家庭支持
6.1.1. 构建阶梯式心理健康培训体系
为适应不同层次工作者，建立全人群覆盖的阶梯式培训。一是在基础层面，面向全体社区工作者开展心理健康通识教育。课程内容应突出实用性与操作性，旨在系统性地纠正常见认知偏差，着重心理疾病形成的生物、心理，社会多方面作用机制，从而从根本上推动社区层面的去污名化进程。二是在进阶层，针对有需求的工作者开设心理咨询技能认证课程。联合高校与专业机构开发进阶课程，经考核颁发资质证书，并给予岗位津贴。三是在高阶层，选拔具有丰富经验和较强专业能力的骨干社区工作者，参与“心理健康督导计划”。由经验丰富的心理专家担任导师，对骨干工作者进行一对一指导，培养本土化心理服务专家。同时，建立“传帮带”机制，让骨干工作者将所学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其他社区工作者，从而带动整个团队心理健康服务水平的全面提升，为社区居民提供更高质量的心理健康服务。
6.1.2. 重构家庭支持网络
第一，定期举办家庭活动和家属开放日。邀请社区工作者家属参与，亲身体验社区工作者的日常工作环境，深入了解其工作内容与挑战，从而增进对社区工作者职业的理解与支持。第二，建立“家庭–社区”双向沟通平台。创建家属微信群、定期组织家属座谈会等，引导家庭成员多理解多支持。同时组织单位应主动了解社区工作者家庭的困难，并努力帮助其解决，形成家庭与组织的协同支持网络。
6.2. 中观系统：优化组织生态与完善发展机制
6.2.1. 优化工作流程与压力缓冲机制
一是简化工作流程。梳理现有工作流程，去除不必要的手续和繁琐环节，减少社区工作者在文书工作和行政事务上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切实减轻工作负担。二是定期开展工作压力评估。运用问卷调查、面谈等多种方式深入了解社区工作者的压力状况，精准分析压力源。三是制定压力的缓解方案。一方面建立心理疏导渠道，设立内部心理咨询室，配备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为社区工作者提供面对面，个性化的心理咨询服务。另一方面建立社区工作者互助小组，围绕工作中的难点问题、心理困扰等开展讨论，互相支持和鼓励，共同寻找解决办法。
6.2.2. 完善职业发展与激励机制
一是将心理健康素养提升纳入社区工作者的职业发展规划。明确不同阶段的心理健康素养提升目标和要求，为社区工作者提供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二是建立激励机制。对获得心理健康相关资质证书的社区工作者给予经济奖励，鼓励社区工作者增强其专业技能和职业竞争力。三是引入社区社会工作督导制度。督导借助专业知识和技术，对基层一线社工开展监督与指导活动，内容涵盖社工理论与实务、社区政策、压力缓解、情绪管理等内容，确保社区工作者在提升专业技能的同时，有效应对工作中的心理压力，推动社区工作者的全面发展。
6.3. 宏观系统：强化社会支持网络与提高社会整体认知
6.3.1. 强化社会支持网络
为提升社区工作者心理健康素养，需强化资源倾斜，构建系统化的支持体系。一是制定针对社区心理健康服务的具体政策或法规。明确各级政府在社区心理服务中的财政投入比例、部门协作机制及服务标准。二是推动“五社联动”机制在社区心理健康方面的落地。通过“五社联动”，形成多元主体协同供给模式，汇聚社会力量，共同推动社区心理健康服务的高质量发展，为社区工作者提升心理健康素养提供资金，人力等全方位的支持，助力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
6.3.2. 提升社会整体认知
一是开展心理问题“反污名化”行动，知识宣传教育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先导性工作[15]。制作高质量的公益宣传片与典型案例报道，借助主流媒体与社交平台广泛传播心理健康知识。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心理健康问题，减少对心理疾病的歧视与偏见，营造一个更加包容、理解的社会氛围。二是构建社区心理服务示范点。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社区，建立心理健康服务示范基地。通过公开服务数据，心理问题筛查率、居民满意度等，直观展示心理健康服务的成效，增强公众对心理健康服务的认可度与参与意愿。示范点的成功经验也可为其他社区提供借鉴，推动心理健康服务在更广泛范围内的推广与应用，促进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
提升社区工作者心理健康素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构建“个体–组织–社会”联动的协同框架。微观上，重在个体赋能与家庭支持，通过短期内的精准培训与构建支持网络，激发其内在潜能与韧性。中观上，核心在于持续进行组织优化与机制完善，营造支持性的工作生态。宏观上，关键在于长期营造有利的社会环境，通过政策支持与宣传教育，为心理健康服务提供可持续保障。唯有三方协同发力，方能筑牢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基础，有效提升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