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婚恋是青年一生当中的重要课题，当代青年在数字空间中的情感实践呈现出高度的创造性、复杂性和矛盾性。
从积极意义来看，首先，青年是新技术的积极应用者，利用数字工具拓展情感表达的可能性。《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告〔2024〕》显示，选择向AI倾诉烦恼的青年网民比例高于向父母、亲人诉说。超过七成的年轻人愿意与AI建立情感链接，近四成年轻人每天使用AI产品获得情感陪伴[1]，这表明AI成为了青年的电子“树洞”。其次，青年婚恋交友平台推动青年从“自我表达”走向“相互理解”。婚恋行业乱象导致部分青年对线上交友心存疑虑，但青年既期待被理解、被陪伴，又希望通过恋爱促进自我成长，所以就促进了青年的婚恋心理与服务创新。例如“青藤之恋”开设了“男生请回答”“女生请回答”两大话题专区，累计浏览量已超2亿次，帮助克服男女在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上的差异，还开设了官方情感直播间，提供公益情感咨询，营造陪伴式的交流氛围。再次，搭子文化使得深度社交变成按需组合的轻社交关系。青年找“搭子”的路径呈现出“线下真实互动为主、线上补充探索为辅”的结构，体现了个体边界意识的提升，以及对情感联结、身份认同和自主性的深层追求。
从消极意义来看，日均高达6小时的数字接触，深刻重塑了人际交往习惯[2]。“00后”最爱的偶像类型前两位都是虚拟形象[3]，超九成虚拟偶像的用户为青年[4]。中国青年报社相关调查数据显示，青年现实亲密关系网络很脆弱：95.2%的受访青年表示，当自身需要倾诉或帮助时，线下可联络人选仅在6个以内且难以保持长期稳定关系。《中国大学生婚育观报告》[5]指出参与亚文化和App的使用习惯会显著影响青年婚育观，例如关注电竞、恋爱育儿综艺会显著提升结婚意愿，关注动漫和网文则明显降低结婚意愿。青年在数字空间中的情感实践的成本低、回应高，能一定程度抵御复杂的、不确定的现实人际关系风险，但线下真实的人际关系在情感支持系统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其效应取决于如何使用。本研究并非全盘否定数字技术作为交往工具的合理性与便利性，而是侧重剖析数字技术对青年婚恋观的挑战。在虚实交融的复杂态势中，青年婚恋观逐渐成为影响人口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变量。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20年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超28岁，较十年前推迟了4岁。2023年国民经济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1，属于低生育率水平，预示少子化现象加剧[6]。技术本应是人的延伸，但是当技术的应用超越单纯的工具属性，开始系统性地重塑交往的规则、动机与伦理时，人会反被技术支配，所以本研究旨在引导青年积极思考如何驾驭工具而非被工具定义，既能发挥技术的便利性，又能守护人的核心价值，如批判性思维、创造力和深度共情的能力。
2. 理论阐释
2.1. 研究内容
“婚恋观是指个体对于恋爱、两性关系及婚姻家庭等方面的基本看法和根本态度，是其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婚恋问题上的具体体现。”[7]最近几年，国内关注互联网对家庭过程影响的研究多从社会学、人口学出发，主要把用网频率当作一个核心因素，来探讨其是如何通过中介机制来影响生育和离婚的。但本文意在探讨如何克服工具理性来塑造婚恋观本身。已有研究较多停留在描述数字化交往的现象，较少探讨其对青年婚恋观的直接影响。基于马克思交往理论中“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视角，已有研究较多探讨生产劳动的异化和物质基础对少子化的决定性作用，但青年婚恋观的培育要走一条结构性关怀和人的主体性重塑相结合的路径。
2.2. 理论框架
本文以马克思异化理论和哈贝马斯交往理性为批判视角：前者从“为何”出发，揭示情感商品化背后的资本主义逻辑和消费主义观念；后者从“如何”出发，揭示算法系统导致的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支配逻辑。哈贝马斯指出系统解决的是物质再生产问题，人们在系统中主要进行的是一种目的合理性的行动，是工具理性；生活世界解决的是符号再生产问题，是价值理性。当系统控制了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殖民化”(colonization of the lifeworld)产生。“一旦独立化的下属体系的命令揭去了它的意识形态的面纱，独立化的下属体系的命令，就会从外部渗入生活世界——正如开拓的主人渗入一个部落社会——并且迫使它们同化。”[8]婚恋实践本属于以情感和理解为基础的“生活世界”，但运行逻辑正受到“金钱系统”(彩礼、房车)、“权力系统”(媒介环境、算法匹配)的深刻影响，呈现出某种“殖民化”的特征，交往理性的环境缺失消解了人的主体性，人被异化为数据拜物教。
为了批判工具理性的任意扩张，哈贝马斯提出“交往理性”。“生活世界中的互动行为必须时刻以交往中的‘同意’为基础，必须以协调一致的权威性取代以往社会中作为互动依据的神圣的权威性”([9]: pp. 256-257)。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作为一种言语行为总是反思地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相关联。”([9]: p. 306)每个行为者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同时提出所有三个对应的有效性要求：真实地陈述客观世界(真实性)，正确地陈述社会世界(正当性)，真诚地陈述主观世界(真诚性)。作为典型的交往行为，健康的婚恋关系本应遵循这三个要求，以主体间相互理解为核心，而在算法与资本的互构下，数智时代的婚恋实践已全面滑向以“成功和利益”为导向的策略行为。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围绕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凸显的市民社会问题，多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范式来分析，在探讨数智时代青年的婚恋观领域，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也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
3. 现实困境：青年婚恋观的三重异化
3.1. 真实性扭曲：算法黑箱下认知环境失真
3.1.1. 茧房化
哈贝马斯所说的以“相互理解”为目的的交往行为，首先异化为工具理性侵蚀了信息选择权。算法的工具理性体现为追求“点击率”，所以优先推送“恐婚”“婆婆和媳妇同时落水你先救谁”等极端话题来吸引眼球，导致了青年长期生活在片面的拟态环境中，其结果是他们所认知的婚恋观是被算法筛选过的、被严重扭曲的。例如，一个经常刷到“天价彩礼”话题的人，算法对其的经济画像极可能是“存在婚恋经济压力”，这不仅侵蚀了基于全面信息才能形成客观判断的价值理性，还形成了“电子人格”，它是意识的扩张，也是自我的分离，产生了数字分身与现实本体的“存在性眩晕”。其次异化为算法权力垄断择偶权。网络婚恋平台会设置一些硬性门槛(如收入、房车等资产指标)，再基于外貌、消费层级形成推荐机制，并通过会员分级制锁死优质匹配，造成了算法权力垄断，看似数字赋能扩展了选择，但用户的“志趣相投”简化为“资源优化配置”，实则情感选择权利被数据权威压制，是虚假的自由选择。
3.1.2. 虚幻化
“马克思将人的主体性置于物质现实、社会存在、交往关系与交往实践的相互依存体系之中，强调了交往关系在人类主体性形成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10]: p. 71)虚拟世界通过营造完美人设(例如主播、偶像、游戏角色)，成为了青年情感的理想镜像，如果沉溺当中，就会形成自我价值投射，一旦“拟像”取代“真实”，就会出现哈贝马斯所警示的系统(算法)支配生活世界，使其失去本真性的恶果。例如，粉丝因虚拟偶像“中之人”的声线变化，而抗议“她不是我们的女儿”，否认了真实劳动者的价值。拟态交往的“失真”具体表现为：
(1) 情感联结浅层化，交往载体的能指与所指断裂。传统交往中，信物将人的本质实体化传递。根据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对象化的阐述，对象化是人通过实践将自己的特性和力量在对象上的外化或落实。它是一个双向过程，主体本质力量创造对象，对象独立于人，和人有关系，能够表现、规定和制约主体。信物是人的延伸，由于时间投入 ≈ 情感重量，虽然交往具有延迟性，但因为正式、庄重、唯一，却形成情感的沉淀期和缓冲区。数智时代，虚拟礼物虽然能即时表达情感，但它是泛滥的、可复制、可无限次发送，失去了与现实的指涉关系。快餐式的符号消解了情感沉淀所需的仪式成本，导致情感的独特体验被降格为漂浮表层的社交演绎。
(2) 情感表达速食化，交往语言浅薄化了传统文化范式。网络流行语作为“弱者的武器”，是青年的一种情感代偿策略。通过黑色幽默，它既宣泄婚恋焦虑，例如，小丑竟是我(对自身理想与现实落差的无奈)、好嫁风(女性为迎合传统婚恋观而进行的自我形象管理)、扶贫式婚姻(讽刺婚姻经济资源不平等)；又反抗传统婚恋观念，例如，男德(仿传统“女德”进行性别平权反讽)、佛系恋爱(源自日本“佛系男子”文化的消极被动的恋爱态度)。虽然它是拟态化下的一种社交货币，但也消解了中华文化根脉。2020年上海社科院课题组对出生于2000~2006年我国大城市青少年的调查显示，日本二次元文化中，“‘萌’‘热血’和‘御宅’，这三个亚文化特征常在‘00后’自我认知关键词列表中高频出现”[11]，青年在复杂的婚恋情感体验面前，可能陷入“心中有感，口中无词”的表达困境。
“数字原住民”媒介化生存背后的聚而不群是真实性扭曲的深层动因，使得脆弱的现实关系网络更易被虚拟的弱连接取代。“数字原住民”是指出生于1995~2009年、中学时期正值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爆发期，即与互联网一起成长的一代。“网络社交本质上是一种单薄社交，它能为我们带来的更多是一种碎片化的弱连接。一旦我们沉迷于此，就会越来越疏离真实世界中厚重、复杂的交往关系，从而产生出一种新型孤独。”[12]
3.2. 正当性消解：“后真相”语境下伦理秩序失范
3.2.1. 责任豁免化
数字媒介以“一键撤回”“一键拉黑”的技术逻辑，默认了“豁免责任”的交往模式，这直接冲击了哈贝马斯所强调的交往行为应遵循社会公认的道德、法律和情感规范等正当性。在传统的面对面交往中，言行具有“不可逆性”，双方需三思而后行、言行一致，从而培育了价值理性的核心——责任伦理。然而在技术工具理性的滥用之下，聊天记录等交往的数字轨迹能轻易擦写，游戏中的虚拟亲密关系可任意建立和撤销，艰难但必要的情感协商过程消逝了，交往双方对于共同遵守长期承诺的敬畏感被削弱了，责任伦理的正当性被技术的便捷性和自由性消解。“不合即换”的工具逻辑使得马克思“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爱情本质异化为“一键刷新下一任”，有悖于互联网本是人类延伸连接、实现更丰富社会关系的“类本质”。
3.2.2. 身份在场化
“去中心化的网络空间下，依据‘趣缘’聚集的数字青年圈层中，交往模式转向身体缺场、身份到场，凭借相同的虚拟身份构建了亚文化认同。”[13]“cosplay委托”服务是一种身体工具化的亲密关系实践，委托方付费购买角色扮演，实现对二次元情感的具象化体验。这是霍赫希尔德情感劳动的异化，也是数智时代马克思“人的本质”的新型物化，传统交往中身体在场的熟人社交转变成虚拟身份在场的陌生人社交，本质上也是情感的交易。“与传统的交友方式相比，‘cos委托’具有‘不完全的现实的人’与‘不完全的虚拟的关系’相混淆的特征。”[14]费孝通先生“差序格局”中的“血缘地缘场景”转换成的“趣缘算法场景”，同虚拟伴侣一样，这种虚拟关系提供了符合期待的情感试验场和逃避复杂情感协商的避风港，但剥夺了青年学习处理情感冲突的宝贵机会，并且虚实世界之间的疏离感容易引发人格割裂、甚至伦理问题。
扭曲的公共领域是正当性消解的深层动因。公共领域不仅是舆论形成的空间，其本身也是系统与生活世界进行博弈的重要战场，注意力经济催生了泛娱乐化、泛道德化和微传播的语境。“当下中国的网络舆论场体现出‘后真相’的特征：成见在前、事实在后，情绪在前、客观在后，话语在前、真相在后，态度在前、认知在后。”[15]
首先，正当性可以被流量轻易取代。有些恋爱综艺节目通过“偶像剧”恋爱模式、过分包装人设、搭建“恋爱公式”等形式扭曲爱情的本质，不仅制造“颜值至上”和“物质基础”的焦虑，而且容易带偏青年婚恋观。尼尔·波兹曼认为，电子媒介不仅吞噬了人的童年，而且让人的成年能力逐渐消逝，而这种成年能力恰恰是之前印刷媒介培养起来的“自制能力、对延迟满足感的容忍度、抽象有序的思考能力、关注历史的延续性和未来的能力”[16]。
其次，共识可以被极化情绪轻易撕裂。网络舆情往往通过“悲情叙事–道德审判–标签扩散”机制，加速了公共交往规范的失序。例如“胖猫”事件中，“胖猫”的姐妹刘某以受害者身份叙事，迅速固化了“胖猫”女友的“捞女”标签，加剧了群体情绪极化，引发了圈层对立。哈贝马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从理性对话的空间沦为情绪极化的战场，当“虚拟之中的虚拟成为事实”，青年的“镜中我”更容易演化成“雾中我”。
3.3. 真诚性沦丧：消费主义下数字人格遮蔽本我
3.3.1. 情感商品化
本项目组的问卷调查显示，网络主播以43.82%高居“对自己恋爱观影响最大的网络形态因素”的榜首，接近30%的大学生有固定的偶像或主播直播账号，其中有近20%经常参与其直播活动。在对这些直播重度爱好者进行深度访谈时，女大学生A表示“其实主播(男)也没说什么很深刻的话，就是感觉很幽默，看着就觉得挺高兴的”。男大学生B表示“主播(女)就是感觉在跟自己聊天，时间一下就过去了几个小时”，这说明直播如果能提供青年观众需要的情绪价值，她(他)们可能会愿意打赏。虽然有超半数的人认为其陪伴服务对自己不会有很大影响，但影响很大的占2.51%，在直播中与偶像(主播)进行评论、礼物互动的比例高达23.36%。“情感整饰”理论认为，空姐的“微笑劳动”(私人领域)在直播间(公共领域)升级为主播的“全方位情感表演”。主播用美颜滤镜制造“初恋脸”，用剧本编排“励志故事”，这些都属于情感劳动，本质上是将内在的、自发的情感(价值理性的体现)外化为一种可标准化生产、可量化定价的服务(工具理性的体现)。本调查显示，在打赏金额选项中，86.1%的人选择10元以内，101元以上的达4.44%。甚至有15.06%的人认为“打赏对建立和维护恋爱感有很大关系”。青年在直播打赏中购买“恋爱幻想”，实则情感流水线的消费者。“这种类社会关系，在接合性情境中，事实上是‘商品化亲密关系’，其缔结、维护、断裂既是女主播关系实践的结果，也是接合性情境自身运行和情境崩溃的结果。”[17]
3.3.2. 情感表演化
“精装的朋友圈，毛坯的人生”揭示了数字化交往中便利性与隐私权、时空解放与自我物化的矛盾。电子媒介通过“场景坍塌”模糊了公私领域边界——青年在直播间倾诉私密情感、在朋友圈表演理想人设，前台(表演区)与后台(真实区)混淆。如果为了追求数字形象沉迷于获得“点赞”和“转发”而生产内容，内容的价值不再由自我表达的真实性决定，而是由流量和数据这种外在的、物的尺度来决定，最终沦为数字形象的奴隶。
3.3.3. 情感定制化
在互联网的陪伴服务中，早期以虚拟恋人提供情感定制劳动为主。本项目组的问卷调查显示，如果将虚拟恋人的服务收费设定在30~150元/小时的标准，尽管86.1%的人选择了最低的30元标准，但也有4.83%的人愿意支付150元以上，每天都使用虚拟恋人聊天的占7.14%。近几年来，认知能力的进化驱动了人工智能系统由被动工具转化为具有意向性的传播主体——虚拟伴侣。例如Replika、Glow小冰等AI聊天机器人提供了恋爱练习功能(如模拟吵架、角色扮演、语音对聊)，系统对语音情绪的响应延迟低至300毫秒，人–机的情感双向互动颠覆了传统的线性模式，算法直接创造取代真实的“拟像”，人类心智自主权渐进式让渡。尤其是“情感整饰”理论中从业者为客户提供情感服务时的表演策略，具象为聊天机器人的类人反应(如情绪、语音)，用户即可定制一个24小时提供情绪价值的虚拟伴侣。GoEmotion情感分类法将传统的6种类型扩充至28种，日本开发了HUME引擎，用户可以按喜好创建语音，并可选择任意一种进行交流，甚至性格特征、兴趣爱好等都可定制。这种自主生成式的亲密关系本质上是青年与自身的投射对话，情感可被预先编程，成为一种按需采购的服务商品，彻底丧失了哈贝马斯所强调的交往行为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的关联。当订单爱情替代情感体验的唯一性和排他性，情感便从“深度经营”到“情随钱断”，可计算、可定制、可变现，马克思的“交换价值”取代“使用价值”。
真诚性沦丧的深层动因是真实人格被资本重构为可消费的符号景观。符号消费主义将现实的人抽象为数字化的人，“审美观、消费观、自由观等披着各式各样的外衣，在隐喻化的符号、游戏化的逻辑、互动式的传播行为中受媒介改写。”[18]例如“一人食”小家电不仅是工具，更成为“独立生活”的身份符号，“精致独身主义”概念下的单身经济是经济现象更是文化现象，本质上是消费主义对私人情感的劫持，当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的互构共同系统性地压制了“真诚性”，情感关系沦为明码标价、追求回报的交易逻辑。
综上，当“云分享”成为情感表达的新场域，“云相亲”演化为择偶匹配的新基建，马克思所认为的构成主体价值本质的基石，即“人的内在尺度”受到了深度消解，人从积极的主体退化为被动的客体。这体现在认知判断权让渡、决策自主性萎缩和创造性实践衰竭，出现人格认同让渡给虚拟分身、情感价值让渡给在线数据的流沙化危机。哈贝马斯认为价值理性高于工具理性，但数字空间中数据正义往往等于道德正义。在美颜等滤镜的加持下审美力退化；过度追求数据正义导致情感价值量化：将安全感寄托于“对方正在输入”的期待、“想知道你现在哪里”的定位，“秒回”成为新型道德律令，甚至“三秒不回”被解读为冷暴力，在以查定位衡量忠诚度的情境中，坐标真实往往遮蔽了更为重要的人格真实和情感真实。
当“算法匹配 + 人设超市”将交往行为从“人与人”异化为“人与符号(或机器)”，主体间性受到深度消解，亲密关系从需要灵魂共振的“互助共生”异化为可一键替换的“按需组装”。对于未来理想的社会，在哈贝马斯看来，“我更倾向于‘不受伤害的主体间性’的概念。这一概念产生于相互理解行为必须具备的条件的分析——它指的是交往行为主体彼此自由承认的对称性互动关系。”[19]“如果说主体性的产生与建构是以鲜明的、独立的自我意识为核心，那么，主体间性则是在此基础上来承认他者的存在，从而脱离了单一的自我中心主义，更注重人们在社会交往实践中的关联性与平等性。”([10]: pp. 6-7)婚恋是“主体间性”的实践，核心是承认对方作为平等、独立的主体，而非客体。爱是“我”与“你”的相遇，而非“我”对“它”的占有。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相应于马克思理论的生产关系概念，虽然绝对的理性和理想的交往行为难以实现，但人类日益增多的交往从整体上说能够不断地强化共识，我们真正需要回答的，不是“技术能做什么”，而是“人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像网友用“难得人间清醒”形容的那样，如何通过人的主动选择(交往理性)，以价值觉醒否定工具理性和“情随钱断”，才能实现“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康德训喻，才能“辨别真伪，有用、无用，以自身的主体性征服信息垃圾的包围，不致使人沦为‘数字化人’”[20]。
4. 培育途径：交往理性重建的三阶进路
在哈贝马斯看来，真正实现交往理性要依靠三条路线：“一是文化的再生产，即有效文化知识的不断传播和更新；二是社会统一，即良性社会联合或群体一体化的不断形成；三是个体的社会化，即负责任能力行动者确保健康发展的教育和成长。”([9]: p. 256)在当下则具象为：
4.1. 文化赋能
政府层面要系统治理，近6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已经5次点名“高价彩礼”，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于2024年正式施行。新规明确了借婚姻索取财物、结婚后“闪离”等情形的彩礼纠纷处理，高度回应了青年晚婚化、少子化趋势当中的深层需求。
地方层面要创新治理，不少地区尝试将整治“高价彩礼”等相关内容写入村规民约，融入到乡风民风、人居环境、文化生活等方面。例如在全国不到400个户外颁发结婚证基地中，浙江就占了99个，三门县确定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以来，户外婚礼的流水席餐标通常每人不超过100元，真正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媒体层面要创新符号，例如“十里红妆”是旧时浙东宁波、绍兴等地区民间嫁女发嫁妆的豪华场面，通过数字媒介，以其中的责任意识激活青年对婚恋本质的集体认同，以青春化叙事传播健康的婚恋文化。通过广泛宣传“四无婚礼”(无彩礼、无攀比、无表演、无浪费)构建良性的婚恋环境。通过校园策展等鼓励青年成为新型婚恋文化的践行者、示范者、宣传者，促进社会价值体系与青年情感需求的深度耦合。
4.2. 技术向善
审核标准层面，算法设计与人工干预双轨运行。媒体信息平台需建立“反信息茧房”审查机制，人工筛选和推送多元婚恋观内容，并且过滤“拜金主义”“速食主义”“性别对立”“虚假欺诈”等不良信息，推动青年从被规训的客体转向自治的主体。婚恋交友平台的信息审查需坚持强制性、动态性和交叉性，以保障真实性。对身份证明、婚姻状况、财产等信息需实施强制性认证审核，并定期、持续核查用户身份，对可疑账号及时封禁。平台应主动利用官方数据库进行交叉核验，例如共青团浙江省委搭建的“亲青恋”平台，目前已对接民政、人社、教育、司法、公安、发改等全省6个部门的大数据，当青年在平台验证身份后走入线下茶馆联谊，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在虚实交融中重生，技术从决策主宰者退位为关系催化剂。
信息保护方面，算法透明与平台伦理双重保障。婚恋交友平台要保护用户的隐私权，禁用收入、外貌等歧视性参数，禁止用户数据用于精准情感营销和制造“阶层晋升”幻觉等，不能有意引导将人“标价化”“速配化”的行为；行业协会需牵头制定明确禁止和限制传播的“负面内容清单”，对于“以爱之名”行使诈骗的账号建立黑名单共享机制。设立“红黑榜”奖惩制度，曝光投诉率高的平台，表彰优秀专业的平台。
虚拟服务方面，平台主体责任和监管联动机制双重落实。首先明确互联网情感服务行业的监管主体，将陪伴服务的劳动者纳入《职业分类大典》，落实主播实名认证机制，设置高额打赏的单日消费上限，引导行业在法律框架内规范、健康地发展；再次加强主动风险提示，例如虚拟恋人服务标注“非真实关系”提示，加强技术手段对异常行为的甄别，利用弹窗进行消费限制提醒，设置消费冷静期等规范情绪消费。例如定期对平台所使用的支付通道进行合规检查，如果出现了低俗内容和高额赠与，支付通道会被“熔断”，用户将无法正常使用。
4.3. 个体成长
一方面青年自身增强抵抗媒介过度入侵自我的应对，另一方面，学校以培养清醒且负责任的数字青年为目标，以情感维度为核心，遵循“认知–能力–应用”的渐进式教育逻辑，通过“学讲研练”一体融入专业课、思政课、心理课等，帮助青年构建理性、负责任的媒介使用观。
4.3.1. 教学模块1：理解媒介、如何分辨情绪？
教学内容：解构媒介信息的基本手法，以理解“不同媒介如何影响我们的情绪，哪些信息引起正面共鸣，哪些信息激发负面情绪”；解构媒介的双重属性：事业与产业，以理解媒介运作背后的商业逻辑，建立消费理性，学会区分“表演”与“真实”。
教学方法：结合分组讨论，学生分组展示对某一社会热点事件(例如胖猫事件)的媒介表现分析报告，并接受提问。分析一款让自己“上头”的App或一档综艺节目，剖析其如何设计情感钩子，并记录和分享自身感受，识别哪些内容易引发不良情绪，学会主动远离不良信息。
4.3.2. 教学模块2：使用媒介、如何表达情绪？
教学内容：解构网络舆论的形成与演变，以养成批判性思维，树立法律红线意识，如何正视媒介对个体和群体身份的塑造所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解构媒体信息平台要遵守的算法伦理，掌握负责任创作的基本规范，理解并愿意理性参与公共讨论。
教学方法：结合案例分析，探讨热门短视频的叙事结构与伦理边界。结合情景模拟，如果你是某个热搜事件的主人公，你会如何应对舆论？
4.3.3. 教学模块3：适应新媒介、如何规划人生？
教学内容：解构AIG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影响与挑战，以理解媒介化生存的时代人文精神更加重要。解构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核心问题——价值对齐，以引导学生关注如何确保AI系统的目标和行为与人类价值观保持一致。讲授“数字断连”策略，促进青年在数字时代的身心平衡与健康。“‘数字断连’是指个体与数字设备断开连接的行为，是一种与数字化生活相对的生存发展方式，既包括有意识地管理数字技术使用时间的主动行为，又涉及因数字鸿沟无法使用新技术的被动选择。”[21]但要引导青年理解：增强数字戒断能力，不是绝对地拒绝技术，而是重建人与技术的健康关系，“根本目的是要在弹性断连实践中，维护个体的主体性尊严，并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语境调整主体的自我边界，不断重构无限连接的数字化时代人类行动者的自主性空间。”[22]
教学方法：结合分组讨论，学生分组展示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制作一个微短剧，讨论AI是工具还是创作者？结合AI复活技术，讨论人机情感交互引发的伦理挑战。并要求学生列出数字断连的行为清单。例如断连策略包括：(1) 时空断连：每天离线1小时，在特定物理空间(如卧室、书房)设定为无网络或者无电子设备区；(2) 媒介断连：运用“番茄工作法”，严格限定用网时间，有节制地使用社交媒体平台；(3) 重回现实：鼓励参与线下有安全保证的活动，例如“某澳大利亚旅游网站，推出了‘数字戒断旅行’的项目，让人用不带手机、不上网的旅行活动来实现数字戒断。”[23]以在地化的社区服务、兴趣社团，重建真实的、有温度的、基于共同经历的情感联结，以具身亲密行动对抗虚拟社交的疏离感。(4) 互相监督：构建离线共同体，例如豆瓣的戒断契约小组等。
基金项目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科研项目立项课题“‘后真相’时代数字青年的价值观培育科研团队”(X2023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