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当今中国乡村发展正处于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关键时期，各地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深度，探索着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路径，在这一进程中，“人”的力量成为了不可或缺的驱动力。2025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提出：“要大力培养乡村人才，吸引各类人才投身乡村全面振兴”[1]，这明确了“人才”在乡村全面振兴中的担当和使命。2025年2月7日，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正式印发《江苏省“新农人”培育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强调“到2027年底培育‘新农人’头雁1000人，充分发挥‘新农人’联农带农作用”[2]。“新农人”作为乡村发展的生力军，不仅承载着传统农业的智慧，更融合了现代科技与创新的思维。“新农人”群体在数字经济浪潮的交织下，已突破简单的职业范畴，演变为一种社会变革符号。
2. 文献综述
在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对故土满怀深情、洋溢创业热情的“新农人”群体蓬勃兴起，成为区别于传统农民的新兴力量，引领乡村经济繁荣，促进农民就业与收入增加。“新农人”概念从新型农民及新型职业农民理念发展演化而来：新型农民是指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3]；新型职业农民是具有较高学历、专业技能和经营管理能力，以农业生产经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从业者[4]。
学界对“新农人”的定义存在三类主要观点：一是“三新”阐述，认为其是乡村的新细胞、新群体、新业态[5]；二是“互联网+”视角定义，强调其运用新生产方式尤其是“互联网+农业”开展经营[6]，阿里研究院进一步将其界定为“具有互联网思维，以互联网为工具，服务于三农领域的从业者”[7]，但张红宇认为该定义过宽，主张应聚焦“秉持生态农业理念、提供安全农产品并提升农业价值的生产经营者”[8]；三是“全产业链”参与理论，认为其涵盖农业全产业链上的生态农业生产、产品营销及相关服务提供者[9]。
由此可见，学界对于“新农人”的概念尚未形成统一的定论。不同的学者和研究机构依据各自的研究视角和重点，对“新农人”进行了多样化的阐释。本文从不同的社会学理论视角出发，对“新农人”现象进行分析，并对其概念进行提炼补充，认为“新农人”是以现代技术和创新思维为核心竞争力，以市场化、数字化、生态化为手段，致力于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和乡村振兴的多元化新兴群体。他们既是农业现代化的实践者，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桥梁，代表着未来农业的新方向。
基于此，本文首先对“新农人”进行类型学划分，主要从“路径”和“产业”两大部分入手，在此基础上聚焦核心研究问题，结合案例展开理论交叉分析，以呼应“新农人”现象的多维特性。
3. 社会学理论视角下的“新农人”
“新农人”社会群体的出现并非偶然，随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三农”格局正在发生积极变革。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需要一批掌握新技术、运用新理念的人才。作为连接城乡的“中间阶层”，“新农人”现象折射出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背后的深层逻辑。由于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人可以离乡但不“离土”[10]。选择“进城务工”的农民有机会“返乡创业”[11]，一脚踏进城市，一脚扎根乡村，形成“城乡两栖”生存模式[12]，助力打破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困境。而数字平台的蓬勃发展，则为符号的交流传播提供载体，“新农人”利用数字平台展示乡村生活面貌，其形象是当前城乡交往与沟通的重要媒介角色，为中国特色的“第三条城镇化道路”注入了新的活力[13]。
3.1. 新农人的类型学分析
本研究从“路径”和“产业”两大维度对“新农人”的类型进行总结。
一是根据主体来源“路径”差异，可将“新农人”分为“返乡创业型”和“跨界新农人”两种类型。在城市工业化步伐推动下，农村的乡镇企业及其之后更大规模的进城务工浪潮，将农民的身份及职业分化推向了新的阶段[11]。他们离乡赴城发展，积累资金、技术、经验和人脉，因注意到乡村的发展潜力或自身浓厚的乡土情结，返回乡村投身农业创业，这类新农人属于“返乡创业型”。而“跨界新农人”则主要是来自城市的群体，他们原本从事与农业无关的行业，受到政策吸引、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或者看到农业新商机等因素驱动，跨界进入农业领域。
二是依托“产业”融合程度，区分出“单一农业生产型”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型”新农人。“单一农业生产型”新农人主要聚焦于传统的种植、养殖等农业生产活动，如专注于水稻种植的农户，他们致力于提升水稻的产量与品质，通过选用优质种子、优化种植技术等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一二三产业融合型”新农人则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他们不仅从事农业生产，还涉足农产品的加工以及乡村旅游等第二、三产业[14]。
总的来说，无论是“返乡创业型”新农人，还是“跨界新农人”，亦或是“单一农业生产型”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型”新农人，他们都怀揣着同一个目标——促进农业现代化，助力家乡建设。这些“新农人”不仅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理念，还通过跨界融合与创新，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3.2. 结构功能论视角下的“新农人”
结构功能论强调，如同生物有机体需要通过其不可或缺的生物器官的协调合作才能保持正常运作一样，“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思想相互作用，将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维持在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15]。同时，结构功能论还“提供了一套强有力的概念来理解大多数社会的相对稳定性”[16]。在一个完整的社会结构中，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依赖、相互沟通、相互作用，社会的运行与发展才有可能保持相对稳定。
“新农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主要发生在乡村场域，通过技术、组织和制度创新等路径，重构农业子系统与社会大系统的能量交换模式，在动态调适中实现新的社会均衡。乡村场域有着区别于城市的独特生态与运行逻辑，它承载着厚重的农业生产根基、紧密的邻里社群关系以及质朴的民俗文化传承。然而，长期以来，受城乡二元结构等诸多因素影响，乡村面临着人才大量外流的困境，曾经热闹的村落变得寂静，肥沃的土地出现撂荒，乡村空心化、乡村老龄化等问题层出不穷，乡村发展陷入瓶颈。此时，人才的回归与注入就显得尤为迫切。作为乡村社会结构的新兴组成部分，“新农人”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成为乡村事业共创的主体[17]。将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与传统农业文化、乡土社会等相结合，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本土化和可持续发展。依托新技术打破传统农业种植养殖为主的单一产业结构，挖掘农业多功能性，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推动乡村经济结构优化。
山东寿光的“云农场”案例中，返乡工程师团队开发的AI种植系统，将荷兰温室技术本土化改造，使番茄产量提升4倍[18]。这种技术整合不仅突破地域限制，更重构了“技术–土地–农民”的关系网络，形成新型农业共同体。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从2012年到2022年底，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累计达到1220万人，到2025年，这一数据将超过1500万人[19]。返乡创业型与跨界新农人采用电商直播、有机农业等模式，带动乡村经济功能重构，推动农业产业链升级，有助于提高乡村经济韧性[20]，带动乡村经济功能重构，推动农业产业链升级，弥合城乡经济鸿沟。
总之，“新农人”正以实际行动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力量，为乡村社会的长远发展注入了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从结构功能论视角看，“新农人”在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农村社会以及城乡融合等多个层面发挥关键功能，是维持和推动当代农村社会系统良性发展的重要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新农人”带来的新技术也可能引发功能失调：一是传统农业知识流失，返乡创业型新农人对现代技术的依赖，可能导致世代相传的农耕经验逐渐被边缘化；二是部分农民被排斥，年龄较大、学习能力较弱的传统农民难以适应新生产模式，在资源分配中处于劣势；三是生态压力，部分跨界新农人的规模化经营模式可能超出乡村生态承载能力，引发环境污染问题。
3.3. 社会冲突论视角下的“新农人”
冲突理论拒绝功能主义对合作的强调，突出社会矛盾的重要性，认为冲突是社会固有的现象，并对冲突的原因、过程、类型、结果、对策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冲突学派普遍认为社会冲突的原因是不同利益集团对稀缺资源的争夺，如经济资本、政治权力、社会地位或文化资源等，而展开的激烈竞争[21]。这种竞争不仅揭示了社会结构的内在张力，也促使人们反思如何通过更加公正合理的制度设计来调和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从社会冲突论的理论视角出发来审视“新农人”现象，可以深刻地洞察到这一新兴社会群体在乡村社会结构中所遭遇的多元冲突与张力。具体而言，“新农人”作为一股新的社会力量，他们的出现和崛起不仅挑战了传统乡村社会的权力格局与资源分配模式，还引发了与既有农民群体、地方政府、市场资本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复杂互动与潜在冲突。关于“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传统农民与“新农人”之间在生产观念方面存在矛盾，“新农人”的生产理念脱嵌于传统农民的地方传统观念[22]。传统农民依赖世代相传的经验，遵循自然节气、习惯常规种植养殖品种与方式；而“新农人”推崇科学量化、精准化生产，如按照土壤检测数据配方施肥，尝试引进高附加值新品种，这种差异导致双方在农业生产决策上时常产生分歧。来自华南农业大学的抖音博主“谭棉花”，2025年2月发布“农学真传弟子列战各大门派宗师”系列作品，面对种植果树如何施肥的问题，理论知识丰富的“新农人”认为应在不同的生长周期施以不同功效的肥料，而实战经验充足，一生都在种地的“大娘”却认为只需要在果树下放牛屎。农学知识与实践经验之间的冲突，通过戏剧化的张力表现出来，两者如何“化解冲突”，还涉及多方利益、权力、资源等的分配问题。
“新农人”在推动乡村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制度障碍和资源限制。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资源分配存在冲突，乡村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新农人”发展电商、冷链物流配送农产品受阻，乡村物流成本高、配送时效差，网络信号不稳定影响线上业务开展，限制其与城市市场高效对接。
当然，冲突并非完全负面，冲突也有其正功能。在一定条件下，冲突能增加社会结构的灵活性，提高社会系统的适应能力。社会如果没有冲突，可能会僵化与停滞，而僵化本身隐藏着对社会结构平衡更大的威胁[23]。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农人”是先进技术、现代管理、生态理念的集成者，他们可以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不是替代农民，而是与农民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4. 符号互动论视角下的“新农人”
符号互动论认为，人类行为是在社会互动过程中通过符号的传递与解读而实现的。他们主张社会现实是由行为者的互动所创造的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关注符号互动在意义建构、自我意识形成和身份确立中的关键作用[24]。在“新农人”现象中，我们可以窥见在乡村场域，“新农人”对自身身份及形象的认同会经历“觉醒”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个人认知上的蜕变，更是乡村社会结构与文化符号变迁的缩影。本文将从以下方面分析符号互动论视角下的“新农人”现象。
一是，“新农人”的身份符号化。“新农人”一词本身即是一种社会符号，承载着与传统农民对立的现代性内涵。不同类型“新农人”的符号建构路径各具特色。返乡创业型新农人通过新媒体平台分享返乡故事与创业历程，塑造“乡愁践行者”“乡村振兴推动者”的身份符号，云南大理双廊村的返乡青年通过短视频展示民宿经营与农产品种植，吸引城市消费者与投资者；跨界新农人则强调自身的专业背景与生态理念，构建“农业创新者”“绿色生活引领者”的符号，江苏苏州的生态农场联盟通过科普生态种植技术，强化其专业权威形象。三农网红媒介形象从早期极具争议的“草根”发展成为当前自带光环的“新农人”[25]，这一转变不仅反映了乡村文化符号与现代媒介技术的融合，而且体现了社会结构和话语机制的深层影响。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媒体在地域、时间上的限制，使得乡村文化的传播渠道更加多元化，互动更具双向性。抖音2024年年报数据显示，过去一年，抖音电商三农创作者数量同比增长63%，年销售额突破百万的农货商家超过3.3万个[26]。“新农人”借助新媒体平台，分享创业故事、农业知识科普视频，展示现代化农场美景美食，向外界传递“新农人”新风貌，吸引关注与支持，让“新农人”成为有吸引力的社会符号[27]。“新农人”还通过外界反馈调整自我认知，形成“我是乡村振兴的推动者和现代农业的探索者”的身份认同。
二是，互动中的关系网络。在深入互动的过程中，一个错综复杂但又充满活力的关系网络逐渐形成。关系网络被视为个体以自我为中心建构网络的行为结果，是个体将关系作为调动社会资源以此达到目标的一种策略[28]。具备现代科技知识和创新理念的农业从业者——“新农人”，主动向经验丰富但可能缺乏最新科技信息的传统农民传授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和管理方法，分享瞬息万变的市场信息和销售渠道，帮助他们更好地对接市场需求，提升农产品的竞争力。而传统农民，作为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的耕耘者，他们则以自己拥有的土地资源、丰富的劳动力作为资本入股，或者提供本地气候、土壤条件知识以及世代相传的农耕经验作为支持。这种独特的合作关系模式，不仅让“新农人”的项目有了坚实的落地基础，也让传统农民在参与中不断学习新技术，逐步转型，实现了个人技能与收入的双重提升。双方通过这种深度协作，建立起了一种既像师徒传承又似伙伴并肩的互利共赢关系。这种关系超越了简单的雇佣或交易，打破了以往农民各自为战、孤立生产的局面，促进了农业传统经验与现代农业技术之间的双向流动，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新农人”也积极参与乡村治理，争取政策支持，乡村干部为其协调土地流转、项目审批等事务[29]。形成上下联动的良好互动，优化乡村发展决策机制，提升公共服务精准度，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
在这样的互动与合作中，乡村不再是零散、封闭的小单元，而是逐渐凝聚成为一个拥有共同目标、共享资源、协同发展的整体。这种力量的汇聚，极大地增强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实现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探索出了一条新的路径。
4. 结论
“新农人”作为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进程中的新兴社会群体，其崛起体现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复杂性与动态性。通过研究可以发现三大社会学理论并非孤立，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其一，符号互动受结构功能与社会冲突的制约。“新农人”的身份建构与关系互动，本质上是为了满足乡村社会系统转型升级的功能需求，同时也受资源分配冲突的影响，当互动无法缓解冲突时，身份符号可能面临重构。其二，社会冲突为结构功能优化提供动力。“新农人”引发的各类冲突，促使乡村社会系统调整资源分配模式与制度设计，进而实现新的功能平衡。其三，结构功能变迁为符号互动创造条件。乡村经济结构优化、城乡融合推进，为“新农人”的身份传播与互动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也改变了互动的内容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