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就业是基本民生，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当前经济社会工作的重要目标。青年群体是就业市场的重要生力军，更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青年顺利就业对于个人生存发展、组织的发展运行以及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在青年就业议题中，毕业生“慢就业”现象受到广泛关注。根据2024年智联招聘发布的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将达到1179万人，再创历史新高，2024届毕业生慢就业比重达19.1%，较2022年增长了3.2个百分点[1]。所谓“慢就业”，指的是以高等教育毕业生等为代表的青年主动或被动延长择业与求职时间，延迟就业的现象及其实践。从本质来看，它是青年在“高风险、高期望、高压力”的社会转型期下，利用有限资源进行风险规避和机会探索的多元化策略集合。
本文将系统回顾国内外有关青年“慢就业”现象的研究成果和进展，围绕着“慢就业”的概念界定、“慢就业”的主要类型、“慢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及“慢就业”相关研究视角等四个方面来讨论研究。
2. “慢就业”概念界定
国外研究虽未直接使用“慢就业”概念，但通过间隔年(Gap Year)、教育–就业过渡(School-to-Work Transition)、尼特群体(NEET, 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等议题的研究和讨论，能够对西方青年延迟就业现象形成较为整体的认识。20世纪60年代，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逐渐多元化，英国中产阶级青年在高中毕业后选择选择休学一年，进行旅行、实习或志愿者活动以探索自我，并作为进入大学或工作前的过渡，由此形成“Gap Year”传统。随后这一新兴的教育实践方式，逐渐欧美多国流行并广泛传播，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的全球普及，“Gap Year”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实践，相关研究关注跨文化体验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家庭经济背景对间隔年选择的影响等议题。20世纪90年代前后，欧美各工业化国家采取青年就业支持政策，如美国开展“从学校到工作”(STW)改革，推动教育与职业的紧密结合；德国进行“双元制”职业教育，在中学教育中提供广泛的职业教育培训，帮助青年完成从学校到工作的平稳过渡。上世纪90年代末，英国政府将既未就业也未接受教育或培训的青年群体称为尼特群体(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简称NEET)，相关研究关注社会排斥、福利保障、就业能力等问题。国外青年一系列延迟就业现象的兴起，反映了社会经济结构转型、教育体系调整、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也为我国青年“慢就业”现象的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启示，有利于更全面理解青年就业问题。
国内对于青年群体“慢就业”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15年，在中国知网检索可得当年相关文章23篇，主要形式为各大媒体的纪实性报道，称越来越多的“90后”大学毕业生告别传统的“毕业即就业”模式，成为“慢就业族”[2] [3]，关注“慢就业”这一就业新方式。随着高等教育的扩招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迁，国家层面出台系列稳就业政策。学术界对于青年就业问题也愈发关注，近些年对于“慢就业”的研究逐渐深入。对于“慢就业”的内涵与定义，郑晓明等人侧重于“慢就业”中的“慢”，将其定义为大学毕业生因各种原因延长工作选择的时间，导致较长时间内没有较为正式、相对稳定的工作[4]，认为“慢就业”现象在激烈的就业竞争背景下，不仅是个体的就业选择，更体现了青年群体择业观念的改变。李宁梳理了“慢就业”青年在“毕业即就业”之外的其他选择，认为“慢就业”的具体情况复杂而多样，包括大学毕业之后以游历游学、继续深造、反复备考、尝试创业、等待就业等多种方式[5]。此外，宋健等人侧重于描述“慢就业”模式所呈现出的从学校到工作的调整与过渡过程，将“慢就业”界定为15~34岁青年在毕业后暂缓就业的状态或经历，它是青年群体完成最高学历教育后的就业新现象，是青年走出校园、进入职场前的调整和过渡时期[6]。这一定义是针对大学毕业生的初职获得时间而言的，强调“慢就业”青年在就业节奏上的缓慢和过渡，也反映出部分青年群体在面临就业选择时，基于对自身发展、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考量，而采取的“慢就业”这一偏离传统就业模式的行为方式。
3. “慢就业”的类型分析
一些研究按照就业动机，将青年慢就业分为积极慢就业和消极慢就业。积极意义上的“慢就业”行为更加强调青年自身的主动性，消极“慢就业”则表现为就业心态和就业能力上有所欠缺。简单的积极与消极二分法虽然直观，但难以涵盖青年群体在过渡期的复杂动机与生存状态。本文尝试构建基于“动机指向”和“资源依赖”两个核心维度的四象限分析模型，以期更立体地呈现“慢就业”的内在逻辑与外部支撑。以“动机指向”为纵轴，从明确的主动规划到模糊的被动停滞；以“资源依赖”为横轴，表征其经济支持的来源与稳定性，由此可以将“慢就业”青年大致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3.1. 目标驱动–家庭支持型
此类型青年的“慢就业”行为具有高度的目的性与计划性，其经济来源主要依赖于家庭的支持。他们以提升学历、获取资格或筹备创业为指向[7] [8]，具备较为清晰果断的计划和执行能力，“高动机–高家庭资源依赖”特征尤为突出。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人力资本的集中投资，他们利用家庭提供的经济保障，换取不受干扰的备考时间或充分的市场考察机会。家庭在此过程中不仅是经济后盾，也常常是精神支持的来源，青年及其家庭共同构成了一个短期内的共同体，充分利用青年友好型社会环境及家庭社会资本促进毕业青年的目标达成。
3.2. 探索驱动–自我供养型
在市场经济发展和个人意识觉醒的背景下，不少青年主动探索，追求职业生涯规划的匹配性与个性化，更加注重职业探索和自我认知，而非冲刺单一目标，其经济来源更多依靠个人储蓄或间歇性工作。具体而言，此类青年包括亲身实践“间隔年”理念的个性派，以及广泛尝试不同工作的“求职族”中的主动探索者。他们可能通过之前的兼职、实习积蓄，或在过渡期从事自由职业、短期项目来维持生活，从而有资本进行游学、旅行、志愿服务或参与多种短期工作体验。他们的“慢”是为了在真实的职业世界中“试错”[9]，以明确长期发展方向，避免盲目进入一个不匹配的轨道[10]。其资源依赖更具独立性，家庭支持可能退居次要地位或作为补充。
3.3. 责任驱动–家庭契约型
这正是“全职儿女”现象的典型写照。作为源于家庭责任或个人与家庭协商一致后的过渡性安排，常作为就业压力下的过渡缓冲，体现了部分青年群体复杂深刻的反向选择[11]。其行为动机兼具情感责任与策略性，其资源依赖完全嵌入家庭内部，形成一种特殊的代际契约。这也是一种在严峻就业形势下，家庭共同选择的“社会避险机制”[12]，即青年通过承担家庭内部劳动，换取父母提供的“薪酬”和生活保障，形成了一个微型的内部劳动力市场。这种模式介于“主动选择”与“被动接纳”之间，其稳定性高度依赖于家庭的经济状况与代际关系质量，是一种在压力下的特殊缓冲策略。
3.4. 停滞等待–资源脆弱型
这一类型青年的“慢就业”状态呈现出动机模糊或消极等待的特点，来自于外界的支持系统也较为薄弱。包括既无明确就业意愿，也未积极求职或备考的群体，他们可能因就业挫折、低自我效能感或“佛系”文化影响而选择暂时甚至持续性退出劳动力市场[13]，也包括缺乏家庭有效支持的待业群体。他们的“慢”主要源于被动等待，其背后是职业规划意识的缺失、就业技能的不足以及屡次求职受挫后的低自我效能感，或是对市场岗位与自身期望错位的无力感[14]。与前三类“慢就业”青年相比，他们缺乏清晰的动机规划和有力的资源支持，是最需要社会政策、就业服务与心理干预关注的重点群体。
4. “慢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
就业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重要的社会议题和政治问题[15]。关于青年慢就业行为的影响因素，主要可分为宏观社会因素、中观组织因素和微观个体因素。
从宏观层面来看，就业与经济形势、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结构性因素会影响高校毕业生求职机会和就业意愿。有相关学者根据调查数据分析了2013~2021年大学生就业意愿与选择的变化，发现在市场风险和就业竞争加剧环境下，大学生就业意愿和选择出现4个主要变化趋势，其中慢就业和新兴啃老日趋明显是主要趋势之一[16]。蒋利平认为青年做出慢就业选择反映了当代大学生对更高质量就业的美好期待，也折射出大学生群体对自身知识能力素质要求的美好期待，“慢就业现象”包含了社会和大学生群体对于更加优质和高效的就业服务的美好期待[17]，指出市场人才供需结构失衡是宏观条件下“慢就业”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李春玲、毛宇飞等人指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极大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选择和未来预期[18]。在突发公共卫生影响下，毕业生会调整或改变就业地点、预期薪资和期望行业，导致“慢就业”选择增多[19]，青年慢就业现象出现进一步显化。因此从宏观来看，经济发展增速放缓、市场岗位供需失衡等会导致大学毕业生被动延迟就业时间，做出慢就业选择。
从中观层面来看，学校端和企业端是与青年就业密切相关的组织部门，学校专业设置、企业招聘意愿和工作环境等都会对青年就业产生重要影响。就高校而言，作为毕业生就业教育的主要承担者，教育引导的针对性和服务的主体意识直接影响毕业生的就业能力、意识和观念。王以梁指出在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落后产业和产能需要逐步淘汰，产业升级需要新的人才队伍，而高校人才培养需要精准对接就业市场需求，专业设置陈旧、课程内容和方法老套以及就业指导脱离实际等问题使得高校人才培养不能与时俱进，不能很好适应新业态对大学生素质的要求[20]，也并不能真正帮助毕业生应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影响了大学生及时就业，导致毕业生就业延迟，一定程度上引发“慢就业”问题的出现。就职场而言，残酷的就业竞争、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工作环境、工作强度以及薪资待遇等都会影响到求职者的就业心态和就业意愿，在压力和不确定性下容易引发毕业生的焦虑和恐惧心理，导致大学生在求职时出现逃避、拖延等行为，导致“慢就业”现象的出现。
从微观层面来看，求职者个人能力、就业意愿和就业心态等都会影响个人就业选择。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大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呈现出日益市场化、产业化特征，尤其是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社会化，高等教育的竞争愈发激烈。大学生就业市场已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社会在“双向选择，择优录用”原则下对大学毕业生精挑细选[21]。因此就业能力自然成为就业竞争力和企业招聘的核心关注点，若大学生忽视个人能力的提升，就业意识淡薄，且缺乏职业规划意识，整体就业能力欠佳就会导致就业求职的艰难和失败，出现延迟就业的现象。此外，部分大学生群体呈现出就业意愿不足的状态，一方面，受自我认知、职业规划模糊以及对理想职业期望过高，出现“高不成低不就”，对现有就业机会持谨慎态度，就业动力缺乏[22]；另一方面，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岗位供需不匹配等客观因素，降低了大学生的就业积极性，并影响其就业心态，多因素叠加，使得部分大学生推迟进入职场，出现“慢就业”现象。
5. “慢就业”相关分析视角
5.1.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劳动力市场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被分割为不同的部分，可以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各部分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运行机制。前者工资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职业发展机会多，次要劳动力市场则与之相反。吴愈晓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研究指出，转型期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地位获得存在人力资本机制与空位竞争机制的双重路径[23]，这一框架可以为理解“慢就业”现象提供结构性视角。“慢就业”的本质是青年在人力资本增值与空位竞争压力双重作用下的理性选择。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我国高等教育扩招和随之而来的学历通胀紧密结合，大量青年为了在就业竞争中保持优势，不得不通过“慢就业”进行更高层次的投资，如考研二战、全职考公等方式。主动慢就业者通过延迟就业提升竞争力，而被动慢就业者则受限于市场分割下的机会匮乏，在这一理论下，需要更加关注教育信号在筛选过程中的过度放大效应，以及由此导致的教育投资回报率边际递减的风险。
5.2. 计划行为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是由美国心理学家Icek Ajzen于1985年提出的重要理论，他在理性行为理论的基础上，考虑到个体行为不仅受态度和主观规范的影响，还受到个体对行为控制能力的感知，引入知觉行为控制这一变量，由此发展出计划行为理论。理论认为，计划行为的产生取决于行为意向，而行为意向又受到社会因素和个体因素的影响，具体而言，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会影响行为意向。大学生求职行为同样是基于目标和计划，因此可以用该理论框架来解释、预测和引导大学生“慢就业”行为。郑东等人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编制了《95后大学生“慢就业”影响因子》量表，从家庭境况、父母态度、职业定位、自身效能等8个维度，对大学生的“慢就业”求职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探究，研究结果反映父母、朋辈榜样等主观规范对大学生“慢就业”选择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同时部分“慢就业”大学生表现出较低的求职自我效能，因此提出分类引导、精准供给和“个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共治的服务策略，推动“慢就业”走向积极道路[24]。
5.3. 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资本，是对生产者进行教育、职业培训等支出及其在接受教育时的机会成本的总和。高娟、翟华云的研究分析了人力资本、家庭状况对“慢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与家庭因素共同影响毕业生的“慢就业”，且人力资本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25]。青年面对高度分化的就业市场，以体制内和大型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主要劳动力市场门槛高、机会有效，而次要劳动力市场又难以满足毕业生及家庭对教育投资回报的预期，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背景下，唯有通过追加人力资本投资，才能顺应结构规则，进入理想的市场部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基于个人和家庭协商完成的教育投资，在我国大规模毕业生基数的加持下，可能出现“过度教育”的问题，即最终获得的工作所需的教育水平低于实际拥有的教育水平，造成人力资本的错配和浪费，从而导致社会效率损失。
5.4.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价值观影响和塑造行为。后物质主义是指在物质生活相对丰富的基础上，人们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追求和满足的一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它强调个人的自我实现、社会关系、环境保护、文化艺术等非物质方面的重要性，而不仅仅关注物质财富的积累和消费。有学者通过对首都某高校某文科专业本科生的质性研究发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影响着大学生的慢就业选择。主要表现为以社会意义为主的外在价值让位于以个人自主和个人发展为主的内在价值，同时将经济报酬视为给定前提[26]。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引入，对计划行为理论中的“理性”内涵提出了深化与挑战。部分青年的“慢就业”选择，并非完全是基于薪酬、稳定性等传统物质收益的工具理性计算，而可能是一种价值理性的驱动，他们更看重工作的自主性、意义感与个人成长。但从现实层面来看，物质保障和职业稳定性依然是毕业生就业的首要考量，大学生慢就业情况持续，不利于个人职业能力提升与职业韧性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会加剧青年就业难题[27]。
6. 总结与展望
随着社会就业环境的变化与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于青年“慢就业”的界定不断演进，从最初关注时间上的“慢”和就业观念的转变，到关注“慢就业”群体多样化的应对方式，再到聚焦于“慢就业”的过渡性质，认为其本质是青年未能及时实现从校园到职场的角色转换。对“青年”慢就业现象从问题化认知逐渐到全面理性审视的过程，一定程度反映出就业环境的变化，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就业市场变得更加多元化，就业途径和就业方式的多元化趋向。
本文通过对“慢就业”群体的类型划分，可以反映出该群体的就业动机差异，涵盖慢就业群体的多种主要状态，对“慢就业”群体的精准划分和深入研究能够丰富相关研究，深化对于青年就业行为和就业观念的理解，为相关理论发展提供参照，也能为政府、高校和社会制定就业政策和就业指导服务提供参考，多样化的分类能够提高就业指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从“慢就业”现象的影响因素来看，可以将“慢就业”现象背后反映是当代青年人的新兴就业观念，是对原有就业模式的突破，也可将其理解为大学生群体对激烈的就业竞争的策略性回应。“慢就业”现象是由社会、学校、市场、家庭及个人多种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青年群体“慢就业”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也归因于社会观念的转变，即社会对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和职业选择更加包容，使得青年有更多的自主选择空间，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就业模式。
虽然学术界对于我国青年“慢就业”现象已经有了深入的理解，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部分关键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与探究，有待进一步挖掘和拓展。
首先，从研究对象来看，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慢就业”影响因素中社会、市场、个人等因素的量化分析，未来研究可以回归“慢就业”青年这一群体本身，对“慢就业”现象背后结构性因素和个体能动性因素的互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其次，各类研究主要关注“慢就业”现象的整体现象描述、原因分析与解决路径，未来研究应对追踪数据多加关注，聚焦慢就业选择对职业发展的长期效应，如采用追踪调查，探究“慢就业”经历对青年职业轨迹和薪酬水平的长期影响。再次，国内研究多基于本土案例，未来研究可以增加与国外相关现象和制度的对比，如中国“备考型”慢就业与韩国“考试村”现象的社会机制异同。此外，从研究方法来看，现有研究大多使用理论分析和量化研究来对青年“慢就业”现象进行理解和阐释，对青年“慢就业”选择背后的动机及其动力机制的质性研究有待深入。最后，从研究视角来看，对于青年“慢就业”现象的研究大多采取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单一分析视角，虽然能够为我们理解青年“慢就业”现象提供不同的分析框架，但更深层次的个体动机、家庭代际支持、社会根源和价值态度变迁需要从多角度进行深入详解，需要结合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视角拓展研究边界，深化对“青年”慢就业现象的认识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