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国家实施文化强国战略、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举措，京津冀地区因长城资源集中、文化底蕴深厚，成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核心区域。当前，京津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文旅协同在资源开发、线路串联等方面开展合作，但受资源碎片化、创新不足等因素制约，协同效率与质量仍有待提升。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构建科学完善的文旅协同机制，成为打破区域资源分割、实现资源共享、推动京津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文旅协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课题。
2. 京津冀三地长城资源禀赋特色鲜明
2.1. 北京段：文化引领与品牌优势突出
北京拥有长城墙体及遗址总长约520公里，涵盖八达岭、慕田峪、司马台等标志性段落，是长城文化展示与品牌传播的核心区域。北京段长城总长度520.77 km，拥有国家级长城旅游景区19个[1]，其中，八达岭长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核心点，年接待游客量长期位居全国长城景区前列，2024年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依托成熟的文旅配套设施与“长城文化节”等品牌活动，成为国内外游客感知长城文化的首要目的地；慕田峪长城以“万里长城慕田峪独秀”为特色，融合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推出夜游长城、非遗展演等体验项目，文化与旅游融合基础扎实；司马台长城与古北水镇联动，打造“长城 + 古镇”的复合型文旅场景，为资源整合开发提供了可借鉴模式。此外，北京还拥有中国长城博物馆、箭扣长城保护研究中心等机构，在长城文化研究、文物保护技术研发等方面具备专业优势，为区域文旅协同提供智力支撑。
2.2. 河北段：资源规模与景观多样性领先
河北是京津冀地区长城资源最丰富的省份，长城总长约2000公里，占京津冀长城总长度的70%以上，涵盖山海关、金山岭、金山口等不同类型的长城段落。长城河北段沿线拥有世界文化遗产5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座，国家历史文化名镇6座，国家历史文化名村31个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70项等[2]。山海关长城被誉为“天下第一关”，是明长城东起点，兼具军事防御文化与滨海景观特色，依托“山海关古城”项目，形成集文化体验、休闲度假于一体的文旅集群；金山岭长城以“摄影天堂”闻名，其障墙、挡马墙等军事设施保存完整，是长城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近年来通过引入专业运营团队，推出徒步研学、星空露营等新业态，游客体验感持续提升；此外，河北段长城还串联起承德避暑山庄、张家口草原天路等周边旅游资源，具备“长城 + 生态”“长城 + 民俗”的多元融合潜力，为区域文旅线路串联提供了广阔空间。
2.3. 天津段：海防文化与民俗特色鲜明
天津长城主要分布于蓟州区，总长约41公里，以黄崖关长城为核心，兼具军事防御与海防文化特色，被誉为“万里长城的缩影”。黄崖关长城依托“八卦城”独特布局，开发了长城博物馆、太平寨古战场遗址等文化节点，同时结合蓟州山区民俗资源，推出“长城 + 农家体验”“长城 + 山地运动”等项目，形成差异化发展路径。此外，天津依托港口城市优势，在长城文化国际传播方面具备潜力，近年来通过“天津国际旅游节”展示黄崖关长城特色，推动长城文化与滨海旅游资源联动，为区域文旅协同注入独特元素。
3. 京津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文旅协同现状
3.1. 政策协同初步起步，形成框架性支撑
国家层面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任务，三地政府相继出台配套政策：北京发布《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规划》，明确以“保护优先、文化引领、协同共享”为原则，重点推进八达岭、慕田峪等段落的文旅融合项目[3]；河北出台《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建设实施方案》，提出打造“山海关–山岭–张家口”长城文旅带，推动沿线景区提质升级与线路串联；天津制定《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天津段)建设保护工作实施方案》，聚焦黄崖关长城，规划建设长城文化体验区、生态康养区等功能板块。同时，三地建立了京津冀长城文化保护协同工作会议制度，定期就文物保护、项目推进等议题开展协商，出台相应文件，进一步明确共识，为文旅协同奠定了政策框架(表1)。
Table 1. Documents on the great wall national cultural park and synergy issued by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Regions
表1. 京津冀三地出台关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及协同文件
发布时间 |
出台主体 |
政策文件名称 |
文件相关核心内容 |
2021年 |
北京市政府 |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 建设保护规划》 |
确定“一线、五区、多点”空间布局，配套 公布建设实施方案，提出三级24项工作任务 |
2021年 |
河北省政府 |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 建设保护规划》 |
涉及9市1区，构建“两带、四段、多点” 空间布局，划定840平方公里管控保护区 |
2021年 |
天津市蓟州区政府 |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天津段) 建设工作实施方案 |
配合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天津段)建设， 助力15项重点工程落地 |
续表
2022年 |
京津冀三地文物部门 |
《全面加强京津冀长城协同 保护利用的联合协定》[4] |
推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带动长城保护工作 全面、协调发展，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 |
2023 年 |
京津冀三地文旅部门 |
《京津冀协同发展文旅 营销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
推动京津冀文旅市场一体化，打造“协同管理、 优势互补、形象共树、客源共享”的格局。 |
2024年 |
京津冀三地文旅部门 |
《京津冀文化和旅游产业协同 发展行动计划(2024~2026年)》 |
完善三地文旅协同机制，推动优质文化资源共享， 搭建协同发展平台，促进区域文旅产业融合河北省 文化和旅游厅。 |
2024年 |
京津冀三地文旅部门 |
《京津冀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 ——天津共识》 |
确立三地文旅协同发展的共识性原则，为后续 合作项目落地提供指引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
2024年 |
河北省文旅厅 |
“1 + 8”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河北段)标识体系 |
全国率先落地的省域段统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标识体系，规范河北段公园形象展示。 |
3.2. 资源整合初见成效，线路串联逐步推进
三地依托各自资源优势，初步开展长城文旅资源整合与线路串联：北京八达岭与河北张家口联合推出“京张长城研学线路”，串联八达岭长城、张家口大境门长城，结合京张高铁交通优势，实现“一小时文旅圈”联动；河北山海关与天津黄崖关合作开发“滨海长城探秘线路”，整合山海关古城、黄崖关八卦城等节点，吸引京津冀家庭游客与文化爱好者；此外，三地联合推出的“京津冀旅游年卡”，包含居庸关、九眼楼长城、金山岭长城、黄崖关长城等景点，实现“一卡畅游三地长城”，增强了群众的区域认同感。长城作为三地共同的文化符号，其文旅协同发展能让“京津冀一家人”的理念深入人心，为区域协同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2024年京津冀长城景区跨区域游客占比较2020年提升约15%，协同效应初步显现。
3.3. 业态融合探索起步，特色项目逐步涌现
三地开始探索“长城+”多元业态：北京古北水镇与司马台长城联动，打造“长城 + 夜游”“长城 + 温泉”等沉浸式体验项目，2023年冬季推出的“长城冰雪嘉年华”活动，吸引游客超50万人次；河北金山岭长城引入专业户外运营团队，开发“长城徒步挑战赛”“长城星空露营”等体育文旅产品，年接待户外爱好者超10万人次；天津黄崖关长城结合蓟州农家院资源，推出“长城人家”民宿品牌，整合民俗体验、农事采摘等元素，形成“日间登长城、夜间享民俗”的体验链，业态融合潜力逐步释放。
4. 京津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文旅协同存在的问题
4.1. 政策协同不足，行政壁垒制约资源整合
虽有国家政策框架指引，但三地缺乏统一的文旅协同总体规划，政策衔接性与执行力度存在差距[5]。例如，北京、河北、天津长城景区的管理标准不统一，在门票定价、预约系统、安全监管等方面各自为战，跨区域游客需重复注册预约平台，体验便捷性不足；在土地使用、财政补贴等要素保障政策上，三地政策差异较大，北京对长城周边项目的土地审批较为严格，河北、天津虽政策相对宽松但资金支持有限，导致跨区域文旅项目推进缓慢。这种“政策碎片化”现象，制约了区域资源的高效整合与协同利用。
4.2. 资源开发碎片化，融合深度与创新不足
三地长城资源开发仍以单一景区观光为主，缺乏整体性规划与深度融合，文化价值转化效率较低。北京段长城虽品牌优势突出，但过度依赖传统观光模式，“长城 + 文创”“长城 + 科技”等新业态发展滞后，缺乏沉浸式、个性化的文化体验项目；河北段长城资源丰富但开发分散，山海关、金山岭等景区各自运营，未形成产业链协同，周边配套设施(如游客服务中心、文创商店)同质化严重；天津段长城因资源规模较小，文旅产品仍以“登长城、看风景”为主，海防文化与民俗资源的挖掘不充分，未能形成与北京、河北的差异化互补格局，区域协同效应未充分发挥。
4.3. 科技赋能薄弱，数字化与智慧化水平滞后
多数长城景区的数字化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北京八达岭、慕田峪等核心景区虽已实现5G网络覆盖，但未充分利用大数据、VR/AR等技术开发创新服务，如智能导览仍以语音讲解为主，缺乏“虚拟长城考古”“历史场景复原”等沉浸式体验；河北部分长城景区(如金山口长城)数字化基础设施薄弱，游客流量监测、文物保护实时监管等功能缺失，难以应对旅游高峰期的管理压力[6]；此外，三地未建立统一的长城文化数字化平台，文物资源数据、游客消费数据等信息无法共享，导致区域文旅产品开发缺乏精准的市场需求支撑，创新能力受限。
4.4. 生态保护与开发失衡，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矛盾日益凸显。部分区域为追求短期文旅收益，过度开发长城周边资源，忽视生态保护与文物安全，违背新发展理念中绿色发展的要求，与可持续发展的逻辑不符[7]。例如，河北部分长城景区为扩大接待能力，违规建设旅游公路与观光缆车，破坏了长城周边的生态风貌；北京箭扣长城周边存在村民自发开发“野长城”旅游项目的情况，未采取有效的文物保护措施，导致长城墙体受损；天津黄崖关长城周边的农家院无序扩张，污水排放、垃圾处理等环保设施不完善，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压力。这些问题不仅影响长城文化遗产的长期保护，也制约了区域文旅协同的可持续发展。
4.5. 利益共享机制缺失，协同动力不足
当前京津冀长城文旅协同缺乏明确的利益分配与激励机制，导致三地协同动力不足。跨区域文旅项目(如联合旅游线路、文创产品开发)的收益分配规则不清晰，北京因品牌优势与客源基础，在合作中往往占据主导地位，河北、天津获得的经济收益有限，参与协同的积极性不高；此外，三地在文旅人才、市场资源等方面的共享程度较低，北京拥有的长城文化研究专家、高端文旅运营团队等资源，未能有效辐射河北、天津；河北、天津的长城资源与客源市场，也未得到北京的充分带动，形成“各自为战”的局面，难以形成区域协同发展的合力。
5. 新发展理念下京津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文旅协同机制构建
5.1. 以“创新”为核心，构建科技赋能与产品创新机制
一是搭建京津冀长城文化数字化平台，整合三地长城文物资源数据、游客消费数据、景区运营数据，实现核心景区5G网络、物联网全覆盖，开发智慧导览系统、线上虚拟游览平台，为游客提供“一键预约、智能导航、沉浸式体验”的全流程服务；二是创新文旅产品体系，利用VR/AR技术打造“虚拟长城考古”“长城历史情景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在北京古北水镇、河北山海关等节点推出“长城 + 元宇宙”体验区；推动“长城 + 研学”“长城 + 体育”“长城 + 文创”等新业态发展，如联合举办“京津冀长城马拉松赛”“长城文创设计大赛”，开发具有区域特色的长城主题文创产品，丰富协同产品供给。
5.2. 以“协调”为关键，建立政策统筹与资源整合机制
遵循“政府引导”下多主体协同的逻辑，强化区域协调联动。一是成立京津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文旅协同领导小组，由国家文旅部门牵头，三地政府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统筹制定《京津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文旅协同发展总体规划》，明确北京“文化引领与品牌输出”、河北“资源开发与线路串联”、天津“特色融合与海防文化展示”的功能定位，统一景区管理标准、服务规范与市场监管规则，打破行政壁垒；二是建立长城文化资源共享机制，推动三地博物馆、文化馆、研究机构资源互通，联合开展长城遗址保护、文化研究、考古发掘等工作；以“京津冀长城旅游专线”为纽带，串联八达岭、山海关、黄崖关等核心景区，优化“一票通游”“一卡通”服务，实现客源共享与市场联动。
5.3. 以“绿色”为底线，完善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机制
强化“科技环保”可持续性的理念，实现生态与文旅协同发展。一是制定京津冀长城沿线生态保护专项规划，明确各区域生态保护红线与文物保护范围，对文旅项目实施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估与文物安全评估，禁止破坏生态与文物的开发行为；推广太阳能供电、环保建材、污水循环处理等绿色技术，在北京慕田峪、河北金山岭等景区打造“零碳长城景区”示范项目；二是发展绿色文旅模式，科学核定各长城景区的游客承载量，推行预约限流制度；鼓励徒步游览、新能源交通接驳等低碳旅游方式，整合长城沿线森林、湿地等生态资源，打造“长城生态文旅廊道”，实现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良性互动。
5.4. 以“开放”为动力，构建内外合作与品牌推广机制
一是加强国际合作，联合举办“国际长城文化论坛”“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引入国际先进的文旅管理经验与技术，与国外知名文化遗产景区(如英国哈德良长城、意大利古罗马斗兽场等)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开展文化交流与游客互送；二是推动跨界合作，联合文化、科技、教育、体育等领域的企业与机构，如与华为、腾讯等科技企业合作开发长城数字产品，与北京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大学等高校共建长城文化研究基地，与中国旅游集团等企业合作运营跨区域文旅项目；三是整合三地宣传资源，打造“京津冀长城”统一文旅品牌，通过抖音、小红书、央视等平台，制作高质量宣传内容，在国内外重要文旅展会(如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设立联合展台，提升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
5.5. 以“共享”为目标，健全利益分配与惠民服务机制
一是建立跨区域利益分配机制，制定《京津冀长城文旅协同项目收益分配办法》，根据三地在项目中的资源投入、资金支持、客源贡献等因素，明确收益分配比例，保障三地利益均衡，激发协同动力；二是完善惠民服务体系，向京津冀三地居民推出“长城文旅惠民卡”，实行门票半价优惠，每年免费开放10个长城文化展览；在社区、学校开展“长城文化进万家”活动，举办长城主题讲座、非遗体验等公益活动，让协同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体。
5.6. 协同机制推行的挑战及应对
机制推行的主要阻力集中在跨区域协同上，行政区划导致政策标准统一、资源数据共享难度大，三地资源禀赋与经济基础差异引发利益分配失衡，数字化、生态保护等项目前期投入大且回报周期长导致市场主体参与积极性不足，同时创新产品供需匹配度待提升、统一品牌易被地方特色稀释，绿色限流与惠民服务也存在一定矛盾。
应对策略需聚焦破解核心难题，通过建立跨区域权责清单与考核机制推动区域协同，优化收益分配并设立倾斜性协同基金平衡三地利益，以政府引导结合税收减免、融资贴息等政策激发市场主体参与活力，基于游客需求调研精准优化产品供给，分级设定承载量推行弹性预约制兼顾保护与惠民，同时提炼区域特色核心卖点，统一品牌体系并整合宣传渠道，强化品牌辨识度与影响力。
6. 结语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京津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文旅协同机制构建需以创新为驱动、协调为保障、绿色为基础、开放为助力、共享为目标，充分消费市场多主体协同、多要素融合的发展经验，整合资源优势、创新产品业态，形成“政策统筹、资源共享、产业融合、生态友好、利益共赢”的文旅协同格局。未来，随着协同机制的不断完善与落地，京津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将实现从“各自发展”向“协同共赢”的转变，成为传承长城文化、推动区域文旅协同高质量发展的典范，为文化强国建设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基金项目
本文是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HB22GL002)“新发展理念下京津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文旅协同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