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全球化进程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对外译介成为重要一环。在当下民族传统文化复兴的大环境中，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所提出的“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方言)和使用这一语言的“表演艺术”(曲艺)我们要给予充分的重视，从多种视角对其加强研究探讨，明确其意义和价值，发掘其作用和功能，让我们的优秀文化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增强民众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与尊重，推动其主动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认同，提升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以真正达到非遗保护的目的[1]。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宏观策略或普适性理论，对“深度依赖方言的非遗”这一特殊类型的翻译困境关注不足。本研究以温州鼓词为“极端案例”，旨在挑战和补充现有非遗翻译理论。它揭示当非遗的“非物质性”核心与特定地方语言紧密绑定时，通用翻译理论的有效边界何在。为同类非遗(如苏州评弹、东北二人转)的跨文化传播提供警示性样本与策略参考，避免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因过度“归化”而丧失其文化独特性与精神内核。本论文选取《钟馗抓鬼》《智取龙山寨》等代表性曲目，建立原文与多种译文或自行试译的平行语料库。并且对文本细读与对比分析，对语料进行逐字逐句的微观分析。
2. 鼓词与温州方言的共生关系
温州鼓词的灵魂，并非悬浮于故事文本之上，而是深植于温州方言这一独特的土壤之中。它是一种典型的“语–艺”共生体，方言不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更是构成其艺术本体的核心要素。这种共生关系体现在三个精密耦合的层面：音韵、词汇与文化。
2.1. 音韵之美：声腔与乐器的精密耦合
温州鼓词的音韵系统，是一个建立在方言声调与乐器音高精密对应关系上的“音乐性语音体系”。温州鼓词的唱腔特殊，与陕北地区的“九腔十八调”、云南滇剧的三大唱腔等其他唱腔“多用气息带动，使声带闭合充分，在腔体与空间的共同作用下使声音穿透力强”的方式不同。鼓词的唱腔以说行腔，唱腔如同念白，旋律结构较为简单，乐句较短，音域较窄，所用的气息较浅[2]。
温州鼓词具备“八声”的乐理基础。温州话(以温州城区话为代表)完整保留了古汉语的“四声八调”系统，即平、上、去、入四声各分阴阳，形成八个独立的声调(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这八个声调自身就具备了丰富的音乐性，拥有各自固定的调值(如阴平高平，阳去低降升等)，如同八个预先设定的“语音旋律轮廓”。
鼓词唱腔设计时遵循“依字行腔，腔随字走”的声腔法则。艺人演唱时，牛筋琴奏出的旋律线条(“腔”)必须严格遵循字词本身的声调走向(“字”)。具体而言：
第一是正向匹配。一个字的唱腔旋律起伏，必须与其声调的升降曲直基本同构。例如，一个高升调的字，其唱腔旋律也多为上行；一个曲折调的字，其旋律也常伴有波折。这确保了“字正”，即听众在任何旋律下都能清晰辨识字义。
第二是反向规避。艺人需极力避免“倒字”，即因旋律走向与字调相悖而导致听众误解字义(如将“胜利”听成“生理”)。这种约束使得鼓词的旋律创作并非天马行空，而是在方言音韵的严格规训下进行。
第三是要与牛筋琴的共鸣与对位。牛筋琴(一般为五弦或七弦)为唱腔提供了一个稳定的音高基准和和声框架。艺人的行腔，本质上是在琴弦所定的音阶上，对方言字调进行“音乐化再现”。字音的自然声高被映射到琴弦的音高上，形成了“声”与“乐”的共鸣。同时，唱腔的旋律线与牛筋琴的伴奏线形成一种独特的支声复调关系，既相辅相成，又各自独立，共同编织出丰富的听觉织体。
2.2. 词汇之趣：市井智慧与听觉意象的宝库
鼓词的活力与魅力，极大程度上来源于其对温州方言词汇，尤其是俚俗语料的娴熟运用，这构成了其浓得化不开的市井气息与幽默感。
鼓词是俚语与歇后语的智慧结晶。鼓词唱词中大量充斥着鲜活的地方俚语和精妙的歇后语。这些词汇往往生动形象、言简意赅，是温州民间集体智慧的沉淀。例如，用一个精妙的歇后语来刻画人物性格或讽刺世态人情，既能瞬间引发本地听众的会心一笑，也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和趣味性。这些语料是标准汉语无法替代的，它们是地域文化身份的标识符。
象声词的系统性运用与声音叙事也是鼓词唱词的一大特点。鼓词将象声词的运用发挥到了极致，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声音叙事”手段。艺人运用丰富的方言象声词(如“乓”表重物落地，“窸窸窣窣”表细微摩擦声，“哗啦啦”表水流或倾倒声)，在没有任何实物道具的情况下，纯粹通过口技和语音模拟，为听众构建出逼真的场景感。无论是战场上的金戈铁马，还是市井中的嘈杂人声，都能通过这套系统得以生动呈现，极大地丰富了叙事的维度，实现了“听声见景”的艺术效果。
鼓词的唱词语法紧密遵循温州方言的口语习惯，其句法结构、词序排列和虚词运用(如特有的语气助词)都带有鲜明的口语节奏。这种口语化的叙事，不仅使表达更亲切自然，其本身形成的语言节奏也与鼓点、板眼天然契合，共同构成了鼓词特有的韵律感。
2.3. 文化之根：瓯越集体的精神编码
鼓词的唱词，是一座用温州方言写就的、流动的瓯越文化核心要素库。
第一，唱词是地域信仰与民间传说的载体，其中深深烙印着温州(古称“东瓯”)独特的地域信仰体系，如对地方神祇(如杨府爷、陈十四娘娘)的崇拜、古老的民间传说(如白鹿衔花的建城传说)以及各种民俗禁忌的描绘。这些内容对于本地听众而言，不仅仅是故事，更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能够唤起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和集体记忆。
第二，唱词是集体记忆与历史情感的共鸣箱。长篇鼓词中蕴含的忠孝节义、耕读传家、重商创业等价值观，是瓯越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当艺人吟唱这些故事时，他们不仅仅是在讲述情节，更是在激活一个族群共享的历史情感与道德观念。对于身处海外的温州侨胞而言，聆听鼓词更是寻找文化根脉、慰藉乡愁的重要方式。
第三，唱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正是这种深植于语言之中的文化内涵，使得鼓词超越了单纯的娱乐功能，成为瓯越文化得以活态传承的核心媒介。它通过最亲切的多音，将地域的历史、信仰、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代代相传，固化在每一代温州人的听觉记忆和身份认同之中。
总结而言，温州鼓词的艺术高度，正在于其实现了“音”、“词”、“义”、“情”的完美统一。它以温州方言的音韵系统为旋律骨架，以方言的俚俗词汇为血肉，以瓯越的地域文化为灵魂，三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这一“声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复制的核心价值。
3. 温州鼓词中的方言英译困境的三重门
语言的主要功能是传递信息，任何一种语言形式，都是为这一功能服务的。翻译活动的本质，是通过语言转换，再现语言功能。方言的翻译也不例外。因为语言——不管是标准语言还是方言——天生各不相同，但其传递信息的功能却不因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改变。也正是这一点，才使得翻译活动成为可能。所以，方言翻译应该遵循一个永恒的原则，即功能再现优先，形式服务于功能[3]。
然而，温州鼓词的核心价值与魅力，正深藏于其无法被普通话乃至任何其他语言轻易转化的“地方性”之中。在此，其“形式”(方言音韵、俚俗表达)本身即是其“功能”(地方美学表达与文化认同)的核心组成部分，二者高度统一，难以剥离。因此任何试图将温州鼓词彻底“打磨”成一种全球通用文化产品的努力，无论是通过过度意译使其失去方言韵味，还是通过删减典故使其变得“平滑易懂”，本质上都是一个对其文化独特性进行“削弱”和“稀释”的过程。关联翻译理论强调有机结合原文语境效果与译文内容，针对原文的意图、创作想法等进行推理，考量原文的语境、读者认知语境等，选择最合适、最恰当的译语表达方法组织实施翻译活动，以有效协调语义与语境，精准展示与呈现原文语境，传达原文的意思和内容，避免读者产生误解[4]。在温州鼓词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其方言特性构成了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本章通过典型案例，具体分析翻译过程中面临的音韵美感蒸发、方言幽默哑火和文化意象失所三重困境。
3.1. 第一重：音韵美感的“蒸发”
温州鼓词的艺术魅力首先植根于其方言音韵系统。温州话完整保留了中古汉语的“四声八调”体系，每个字词的声调都具有固定的音高变化模式，这与牛筋琴的伴奏旋律形成了精密耦合。例如经典童谣“正月灯，二月鹞，三月麦螺叫，四月地糕炒”中，尾字“灯”(阴平，高平调)、“鹞”(阳去，低降升调)、“叫”(阴去，高降调)、“炒”(阴上，高降升调)通过声调的起伏变化构成了独特的韵律美感，虽不严格押韵，却富有音乐性。然而在英译过程中，这种基于声调系统的韵律特质严重损耗。试比较“First month: lanterns bright; / Second month: kites in flight...”的译法，虽然通过尾韵(bright/flight, cry/try)重建了部分音乐性，但温州方言特有的声调韵律和口语节奏已荡然无存。
另一个典型案例是《十二红》中的鲜花对唱段落，通过“红”字的重复出现和声调变化(“头戴一枝红，身穿一点红，裙边一片红，脚下一朵红”)，创造出独特的听觉效果。将其译为“Red on the head, red on the dress, red on the skirt, red on the feet”后，虽然保持了基本的叙事线索，但原句通过声调搭配形成的音乐性和语言节奏已不可复现。这种音韵美感的“蒸发”不仅削弱了艺术的感染力，更使其在跨文化传播中失去了作为“声音遗产”的本质特征。
3.2. 第二重：方言幽默的“哑火”
温州鼓词中的幽默效果往往依赖于方言特有的修辞手法和地方文化参照，这些元素在跨语言转换中极易失效。例如《智取龙山寨》中的经典台词“你格人真是永强牛儿恁，吃底屙底不分明”，运用了温州地区特有的文化意象“永强牛儿”(指代龙湾地区固执的牛)和粗俗而生动的比喻，在本地文化语境中能产生强烈的喜剧效果。然而直译为“You are like a Yongqiang ox, can’t tell what it eats from what it shits”时，既无法传递“永强牛”的文化内涵，又因英语文化中对排泄物的不同接受度而可能引发不适；意译为“You are so stupid and stubborn”则是对语言的生动性和幽默感的根本性转化。
另一个真实案例来自传统曲目《和尚娶亲》中的歇后语“和尚摸头皮——无法(发)无天”，巧妙利用“发”与“法”的谐音双关。译为“A monk touching his head—no hair and no sky”后，英语读者完全无法理解其中的幽默机制，而解释性的译法“breaking all rules and taboos”又失去了语言游戏的趣味性。这些案例表明，依赖特定文化语境和语言特质的幽默，在跨文化传播中面临着不可避免的效果衰减。
3.3. 第三重：文化意象的“失所”
由于不同国家的地理环境不同，文化起源不同，所建立的社会组织形态也大相径庭，所以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进而导致了不同文化呈现出来的模式和特征也不尽相同，从而造成了文化的不可译性[5]。
温州鼓词中蕴含着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和民间信仰体系，这些文化意象在翻译过程中常常面临“无家可归”的困境。最为典型的是地方神祇的翻译，如《陈十四娘娘》曲目中的“拜谢陈十四娘娘显灵恩”，其中的“陈十四娘娘”是闽浙地区特有的民间信仰对象，拥有完整的传说谱系和祭祀传统。音译为“Chen Shisi Goddess”仅能提供一个空洞的能指，无法建立有效的文化联想；泛化为“local goddess”或“deity”则抹杀了其独特的地域特征和文化深度。
同样棘手的还有《高机与吴三春》中描绘瓯绣工艺的唱段：“十指春风绣锦绣，五彩丝线传真情”，其中的“瓯绣”作为温州独有的刺绣技艺，蕴含着深厚的地方工艺文化。简单地译为“embroidery”无法体现其地域特色，而音译“Ou embroidery”又需要大量注释才能理解。再如《刘伯温建城》中“白鹿衔花”的建城传说，直译为“white deer holding flowers in mouth”失去了其作为温州起源神话的象征意义，而加注解释又势必影响表演的流畅性。
这些文化意象的失所不仅导致地方知识的流失，更使得鼓词在跨文化传播中逐渐丧失其作为文化身份载体的功能。当“东瓯王”“杨府爷”等具有深厚地方历史底蕴的专有名词被简化为泛化的“king”或“lord”时，鼓词所承载的集体记忆和地域认同也随之被削弱。基于此，新时期的翻译者就需要立足于跨文化语境深入探索英语翻译中文化意象转换的基本要素，做到在提升英语翻译质量的同时促进文化交流[6]。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温州鼓词的英译困境是系统性的，涉及音韵、修辞和文化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音韵美感的“蒸发”使其失去了作为声音艺术的本质特征；方言幽默的“哑火”削弱了其作为民间艺术的感染力；文化意象的“失所”则危及了其作为文化载体的身份功能。这些困境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当非遗的“非物质性”核心与特定的地方语言和文化深度绑定时，任何翻译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面临意义耗散的风险。这一认识要求我们重新思考非遗跨文化传播的基本范式，从追求“语言对等”转向构建“文化补偿”的传播策略。
然而，在承认这些结构性的“不可译性”的同时，我们也应辩证地看到，通过创造性的翻译策略，实现一定程度的“部分补偿”是可能的。例如，在音韵层面，虽无法复制温州话的声调系统，但可通过英语自身的节奏与音步来模拟鼓词的口语韵律，如将“正月灯，二月鹞”试译为“Lanterns in the first moon glow, Kites in the second skyward go”，通过轻重音节的交替与句尾押韵，重建部分音乐性。对于文化专有项，如“陈十四娘娘”，可采用“保留原名 + 简短定性 + 扩展注释”的策略，处理为“Chen Shisi Niangniang, a local goddess of healing and protection”，并在附录中简述其传说，在“忠实”与“可读”之间找到折衷。这些“部分补偿”虽无法还原艺术原貌，却为目标受众搭建了初步的理解桥梁，提示我们翻译的局限性与创造性实为辩证统一。这一认识要求我们重新思考非遗跨文化传播的基本范式，从追求“语言对等”转向构建更具弹性、更富阐释力的“文化补偿”传播策略。
然而从文化间性视角出发，结合一些相应的策略，这样的不可译性仍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来尝试解决，尽量避免从源语到目的语过程中的流失，以求尽力保持双语的平等交际，更多地保留源语的文化底蕴，可以在有限的篇幅内更多地理解源语情节背后深厚的文化[7]。这一视角为我们突破温州鼓词的翻译困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4. “深度阐释”的补偿策略
面对非遗翻译中结构性的“不可译性”以及在实践中寻求“部分补偿”的可能，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哲学层面的范式转型：即从追求“对等”的文本转换，转向一种旨在“补偿”文化耗散的“深度阐释”模式。这一模式并不幻想消除损耗，而是通过多维度的努力，在“部分补偿”的基础上，为目标受众构建一个足以理解并欣赏其文化深度的阐释框架。温州鼓词是曲艺的一种，而曲艺是集语言之美、音乐之韵、文学之严谨和表演之多彩为一身的一门综合艺术。曲艺翻译作为文学翻译的一种形式，彰显了自身的特点与目的。正如John Felstiner所说，“翻译不只是一种范式，而是最大限度地去文学解读。”[8]单纯的文字翻译对于温州鼓词这类综合表演艺术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发展一种“整体性”或“表演性”的翻译观。这种新范式将每一次译介行为都视为一次文化的“整体展演”，其任务不仅是传递语义，更是尽可能地重构一个能让异文化受众“浸入”的意义场。在这个场域中，语言文本只是众多符号之一，它与声音、影像、姿态、音乐和文化语境共同作用，以补偿单一维度翻译带来的巨大损耗。走向“深度阐释”的补偿模式，是我们面对非遗翻译困境的一种智慧回应。它要求我们以更谦卑、更整体的视角，将非遗视为一个活态的文化生命体，通过多模态、导赏性和高度自觉的传播策略，在不可译的围城之上，架设起一座座可供通行的索桥。
4.1. 建立“三位一体”的译介包，构建立体的理解框架
第一要以表演视频作为核心，必须不加剪辑地保留表演者的原声、腔调、表情和肢体动作，以及乐器的现场伴奏。这是保证艺术“原真性”底线的最直接方式。
第二，字幕译文的功能定位为“达意为主”，追求清晰、流畅地传达叙事线索和关键信息，避免使用生僻词汇或复杂修辞增加理解负担，让观众能将认知资源更多地分配给表演本身。
第三要有详细的文化说明手册。这是一份静态翻译无法承载的“文化解码器”，它应在观影前或观影后提供，对唱段中的历史典故、方言俚语、社会隐喻及其在地方社群中的情感价值进行详尽的背景阐释。这三者从“视听感官”、“语义理解”到“文化认知”三个维度，共同构筑了一个支撑跨文化理解的立体脚手架。
4.2. 创造“导赏性”表演，将阐释融入现场体验
在面向国际观众的活态演出中，应创新性地引入“文化导赏”环节。由一位深谙中西文化的双语主持人，在节目间歇，对即将上演曲目中的核心文化难点、独特的表演程式进行“预热”式讲解。例如，在演唱一段包含“刘伯温求雨”典故的鼓词前，主持人可以用精炼的一两分钟，讲述这个传说及其所象征的“智慧与信心”的本地理解。这种方式将枯燥的“脚注”艺术性地转化为表演流程的有机部分，在不破坏演出完整性的前提下，预先为观众装备了必要的理解工具，极大地提升了现场观赏的深度与代入感。
4.3. 接受“不完美”，将“损耗”本身转化为审美体验的一部分
这是“深度阐释”模式的哲学基石与伦理姿态。最高级的文化传播，有时恰恰在于诚实地展示其不可通约的复杂性。我们应在导赏词、宣传材料和说明手册中，主动且坦诚地告知受众：他们所接触的，是一个经过文化“转码”的版本，其原初的方言魅力与地方性知识是无法被完全移植的。这种坦诚，是一种对源文化与被接受文化的双重尊重。它引导受众调整心理预期，从追求“完全看懂”，转向一种更具反思性的“鉴赏”与“想象”——欣赏他们所能捕捉到的美，并动用想象力去揣度与敬畏其背后那更为博大精深的、未经损耗的文化原貌。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化被动为主动，将不可避免的“文化损耗”本身，转化为激发跨文化好奇心与培养文化谦逊感的起点。
5. 结论
通过上述微观文本分析证明，温州鼓词的方言特性使其跨文化传播成为一个近乎“不可能”的任务，其核心困境在于形式(音韵)与内容(文化)在特定语言中的不可分割性。这些案例警示我们，在推动非遗“走出去”时，必须进行类型学上的区分。对于“方言深度绑定型”非遗，盲目追求大众化传播可能适得其反。更明智的策略或许是面向“特定受众”的深度阐释路径，服务于那些愿意付出更多认知成本去理解异文化的特定受众。最终，保护这类非遗的最好方式，或许不是勉强地让它“走出去”，而是全力支持其在原生社区“活下来”，并坦然接受其作为一颗璀璨的“地方性明珠”的文化命运。
基金项目
本论文是2025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浙江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汉英平行语料库建设与应用研究”(25NDJC119Y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