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气候变暖与资源枯竭等全球性危机持续加剧的背景下，中国于2020年9月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庄严承诺“双碳”目标，即“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1]。这一承诺不仅展示了中国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角色担当，更让人们意识到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紧迫性。绿色消费作为一种新型的可持续消费模式，在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在微观层面通过引导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绿色低碳消费行为来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在宏观层面则通过倒逼产业结构升级来构建支撑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以数智化、绿色化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为绿色消费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支持。基于此，本文旨在探究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消费的作用机理，剖析其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等方面的价值意蕴，并积极探寻实现路径，以期为应对生产扩张、消费升级与生态约束的困境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
2. 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消费的逻辑理路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2]新质生产力之所以能够赋能绿色消费，根本在于其“绿色生产力”的本质属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价值旨归。进入新发展阶段，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绿色发展，而发挥新质生产力对绿色消费的赋能作用无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消费在继承发展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的绿色消费实践沃土，其最终落脚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有机统一。
2.1. 理论逻辑：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历程中，生产力始终处于基础性地位，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活动就是“生产满足吃、喝、住、穿等基本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3], p. 531)。从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到现代社会的数智化生产，人们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仅决定着社会物质财富的客观内容，也显示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化轨迹，诚如马克思所言：“人们所能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3], p. 533)生产力内在蕴含着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双层维度，是“人类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中自然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相互作用的产物”[4]。自然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永恒自然条件，无论人类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都必须紧紧依赖于自然界。而社会生产力究其实质是在自然生产力的基础上，人类通过劳动实践与自然界进行的物质变换活动。在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中，社会生产力贯穿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唯有这些环节依次实现良性循环，社会生产力才能稳定高效运转，其中任何环节出现失调，都必然会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受其逐利本质的驱使，使得这四个环节异化为孤立、单向的一次性运动，生产环节追求成本最小化，分配环节强化资本积累，交换环节制造虚假需求，消费环节刺激过度购买，这种“掠夺式发展”使自然生产力遭受严重透支，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活动断裂。为此，日本学者斋藤幸平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貌似仍旧欣欣向荣，但是住在发达国家的我们确实感受到了劳动条件的恶化。”[5]因此，我们要超越资本主义反生态的生产方式，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方式。
新质生产力在继承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核心观点“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基础之上，紧跟绿色发展的时代趋势，以绿色科技创新为发展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价值旨归，推动生产力向绿色化、数智化方向发展，使得新质生产力最终成为“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6]所塑造的先进生产力形态。在具体的生产活动中，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消费的作用机理是在生产端与消费端革新来促进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即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变革–消费升级”这一传导机制来实现赋能作用。在技术创新这一起始阶段，新质生产力通过绿色技术的创新发展，如绿色制造技术、节能环保技术等，来提升资源的利用率，降低能源的消耗，推动生产过程绿色化，在源头上构建起支撑绿色发展的技术体系。在产业变革层面，依托于绿色技术的强力驱动，传统产业逐步摒弃过去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型发展路径，向精细化、绿色化的发展模式转型，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延伸绿色产业链条等方式传统产业实现了资源、生产、消费等要素之间的匹配与适应。而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绿色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体系日趋完善，不仅涵盖绿色食品、新能源汽车等实体产品领域，还拓展至绿色金融服务等新兴服务领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广泛、多元的绿色选择。在消费升级层面，当绿色消费的理念深入人心，消费者对绿色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持续增长，这种消费端的变化会形成强大的市场驱动力，反向倒逼生产方式的变革，促使企业加大绿色技术研发与应用，生产更多符合绿色标准的产品。由此形成从生产到消费，再由消费反馈到生产的良性循环，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
2.2. 实践逻辑：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的绿色消费实践
消费作为社会发展的指示器和测量器，其不仅反映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质量，也勾勒出不同社会阶段人与自然的相处模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资料的简单生存型消费依托自然馈赠而与生态环境形成相对平衡，然而工业革命催生的物质主义消费模式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为核心，使得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急剧增加，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共生走向对立。联合国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也明确指出“全球环境不断退化的主要原因是非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7]。由此可见，传统消费模式一味追逐眼前利益而忽视了长远发展的需求，给人类的未来埋下了隐患。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必须摒弃传统粗放型的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
绿色消费在我国起步较晚，1972年，我国政府参加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人类环境大会后，开始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探索绿色发展道路，并将绿色消费理念纳入社会发展议程中。进入新发展阶段，为了更好地走绿色发展道路，党的十七大强调全社会要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积极践行绿色消费。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将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将绿色消费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在具体的实践中，为了推动绿色消费的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中通过制定法律法规、运用绿色税收政策、进行绿色消费宣传教育等多种方式来形成有利于绿色消费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氛围。首先，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环保法律法规来为绿色消费提供制度保障。要发挥绿色消费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型中的作用，就必须要有配套的法律法规。我国相继颁布了《环境保护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专门的环境保护法律以及地方政府结合地方实际颁布的地方环境法规，由此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完备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与此同时国务院发改委也颁布了《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从“吃、穿、住、行、用、游”等多个方面界定了绿色消费的具体范畴，为社会各主体践行绿色消费提供了行为指引。其次，在实际生产活动中我国政府运用相应的绿色税收政策来激励绿色消费行为。绿色税收政策不仅包括为环保而特定征收的各种税，也包括为环保而采取的各种减免税收的举措。为了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如对节能环保等绿色企业给予“三免三减半”(即企业取得的经营收入第一年至第三年免交企业所得税，第4年至第6年减半征收所得税)的税收政策，而对石油、煤炭、天然气的资源征收税提高至最高标准。最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来传播绿色消费理念。一是利用各种媒体平台来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活动，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树立保护环境的意识；二是将绿色消费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以此来培养青少年的绿色消费意识；三是举办绿色消费主题活动(如绿色消费展览、绿色消费体验等)来引导消费者形成绿色消费习惯，从而营造全社会崇尚绿色消费的良好氛围。
2.3. 现实逻辑：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不仅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基本路径，更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为此，党中央在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一文中明确指出要“聚焦美丽中国建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8]。经济社会绿色转型以“绿色低碳发展为导向”，其核心是在绿色科技创新的推动下，使传统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向精细化、绿色化的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从而降低资源的消耗，实现最好的发展不是掠夺性的索取，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
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就要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与绿色消费构成的“生产端革新–消费端牵引”双向赋能机制的作用，因为新质生产力与绿色消费有共同的价值旨归，即实现绿色化的生产生活方式。新质生产力以创新和绿色为核心特征，致力于在生产源头上通过先进绿色技术来实现降碳减污，从而实现生产方式的绿色化。绿色消费以可持续发展为价值导向，鼓励消费者选择低碳、环保的产品和服务，推动生活方式的绿色化。具体而言，就是新质生产力依托于绿色技术创新来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为市场提供更为丰富优质的绿色产品和服务，有效满足消费者不断增长的绿色消费需求，从而在生产与消费之间搭建起绿色桥梁。同时，绿色消费的普及会在消费端产生积极的反作用，从而推动生产方式的重构。这种重构不仅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需支持。正如马克思指出：“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9]生产与消费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环节，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经济的发展。同样地，在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消费的过程中，新质生产力依托于绿色科技创新提升消费品质与绿色内涵，而绿色消费则反哺新质生产力，推动生产创新与产业升级，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的强大合力。
3. 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消费的价值意蕴
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消费的最终价值旨归是在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过程中，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为此，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消费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不仅能够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更有利于推进降碳、减污、扩绿，从而将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构筑于天蓝地绿、水清景美的生态环境基础之上。
3.1. 经济价值：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时期，然而，受传统以GDP增长为主导发展模式的惯性影响，我国仍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恶化、社会经济结构转型迟滞等问题。面对发展困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10]。因此，必须加快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促进各类资源集约利用，全面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推动经济增长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
新质生产力作为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先进生产力形态，其以“立新”与“质优”为鲜明特征，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立新”体现在以绿色技术创新为发展动能，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颠覆性技术来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我国传统产业过多依赖于物质资源消耗，具有高能耗，高碳排放等特征。新质生产力秉持“小投入大产出”的精益原则，通过对生产要素进行集约化重组，降低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实现整个生产环节的绿色化发展，让传统产业焕发绿色活力。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质优”体现在以绿色低碳发展为根本目标，在构建绿色现代产业体系的基础上实现高质量供给。新质生产力作为绿色生产力，其追求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此，新质生产力从一出场就致力于培育绿色化、智能化的产业集群。在高质、绿色化供给体系的支撑下，我国传统高浪费的消费结构将会发生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理性、绿色的消费模式将应运而生。这种通过绿色供给创造绿色需求，绿色需求拉动绿色供给的循环方式不仅优化了经济结构与消费结构，也让社会经济真正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3.2. 社会价值：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1]。这一矛盾的转化反映着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人民的需求也在不断升级，从最初的“温饱需求”，到对“物质生活”的更高追求，再到如今对“美好生活”的全面向往。如今，“美好生活需求”已不再局限于物质生活的富足，而是拓展至精神财富的富有与优美的生态环境。“美好生活需要”与“优美生态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如果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人们的基本生存权益都成问题，更别谈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呈现出“量”与“质”双重属性：在“量”的层面，表现为对多样化生态产品的需求；在“质”的层面，表现为对宜居、优美生活环境的需求。
新质生产力在赋能绿色消费的过程中，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在量上与质上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依托绿色技术创新，从供给端来破解绿色产品数量不足、品类单一的难题。在绿色技术的驱动下，企业相继引入先进生产设备与工艺，生产出更多符合绿色标准的产品，为民众提供了更为丰富多元的绿色产品选择。例如，生态种植的绿色有机农产品、节能省电的家具等，这些绿色产品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另一方面，从需求端来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环境的渴望。绿色消费的核心是通过鼓励人们选择环保、健康的产品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当整个社会都践行绿色消费的风尚时，便会形成强大的驱动力来变革生产方式，由此，大量的资本将会流向绿色产业领域。随着绿色产业的崛起，传统高耗能的发展模式将转向绿色发展模式。而当发展方式实现绿色转型后，蓝天、碧水、净土的范围将逐步扩大，适合人们宜居的环境也将会日益增多。
3.3. 生态价值：促进降碳、减污、扩绿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类的一切生产生活活动都离不开生态环境这个自然前提，一旦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将难以为继。习近平总书记为此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12]。生态环境保护成败的关键取决于发展方式，有序合理的发展方式能够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然而，长期以来传统生产与消费模式对资源的过度消耗使得生态环境面临巨大压力，人们的生存处境愈发艰难。因此，变革发展方式，促进生态环境的系统改善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极为迫切的时代课题。
新质生产力作为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价值导向的绿色生产力，依托先进技术创新，统筹优化各类资源要素，推动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因此能够显著促进降碳、减污、扩绿，从而助力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一方面，新质生产力致力于培育绿色低碳产业，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升级。通过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清洁能源技术，大幅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减少废弃物的产生，新质生产力从源头上为实现“降碳减污”目标提供了技术路径与产业支撑。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借助于数字智能技术精准规划国土绿化空间，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与修复的水平。借助于地理遥感、卫星检测等信息技术，可以精准掌握土地资源状况与生态环境的整体水平，从而科学布局绿化用地与湿地保护等生态工程，稳步推进国土“增绿”，最终建成青山常在、绿水常流、空气常新的绿色家园。
4. 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消费的路径探究
自人类社会步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先污染后治理”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一度使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13], p. 230)。面对绿色发展的时代课题，发挥新质生产力对绿色消费的赋能作用无疑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必要路径。然而，在这一赋能过程中，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相关政策的执行不到位、绿色技术研发的成本过高以及影响消费者践行绿色消费行为的非理性因素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新质生产力对绿色消费的赋能作用。为此有必要从国家、企业、个人三个层面探究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消费的实践路径，以推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发展。
4.1. 国家层面：完善顶层设计，助推绿色产业发展
在绿色低碳发展的时代潮流下，推动绿色产业的崛起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绿色产业作为绿色发展理念在产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中的具体体现，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价值导向，旨在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绿色消费需求，其核心是依托于绿色技术创新，构建覆盖产品生产、运输、消费、回收等全生命周期过程的绿色化的产业体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全面构建绿色经济产业体系是加快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扎实推进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
为此，国家亟需完善顶层设计，采取多种措施助推绿色产业的发展。其一，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绿色产业标准认证与市场监管。国家应完善促进绿色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引导各类资源向绿色产业领域倾斜。同时，要建立健全绿色产业的标准和认证体系，加强对绿色产品的监管，规范市场秩序，严厉打击虚假绿色宣传和假冒伪劣产品，增强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信任，推动绿色消费市场的健康发展。其二，发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积极作用，激发绿色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绿色采购等方式降低企业绿色技术研发成本，提升绿色产业竞争力。同时，国家可以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绿色产业的支持力度，为绿色产业发展注入持续的资金活力。其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绿色产业的发展环境。完善绿色产业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绿色能源供应、绿色物流配送、环保设施建设等，为绿色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4.2. 企业层面：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增强绿色产品供给
绿色技术创新是指以降低环境负荷、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提升资源利用率为目标，通过研发环境友好型技术解决资源约束、环境污染等问题，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的技术创新活动。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要依靠科技创新破解绿色发展难题，形成人与自然和谐新发展格局。”([13], p. 98)在绿色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绿色技术创新已然成为破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对立难题的关键所在。谁能率先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攻克关键核心技术，谁就能获得发展的主动权。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应该主动承担环境责任，实现经济收益与社会价值的双赢。
为此，企业应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增强绿色产品的供给能力。其一，加大对绿色技术的研发投入。面对日益庞大的绿色消费市场需求，企业一方面应合理规划研发预算，将一定的资金用于绿色技术的研发，加速技术成果转化，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绿色消费需求。另一方面，积极对接国家的绿色技术创新政策，争取研发补贴，绿色信贷等的支持。其次，加强合作与交流。企业可以和同行业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展绿色技术研发项目，共享研发的成果和资源，从而降低研发的成本与风险。同时，企业可以派遣专门人员去学习国外先进的绿色技术与管理经验，提升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与市场竞争力。最后，充分利用数字化平台推广绿色产品。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人们的生活与数字平台紧密相连。企业要把握机遇，借助社交媒体，电商平台等线上渠道推广绿色产品。此外，企业还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人们的消费偏好，定期推送绿色产品信息，潜移默化地影响消费者的消费喜好，来实现绿色产品的市场影响力和占有率。
4.3. 个人层面：提升绿色消费意识，践行绿色消费行为
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从政府的政策法规到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再到公众的减排行动，社会各主体都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思想是行为的先导，作为个体，我们要提升绿色消费意识，以观念的转变带动行为方式的转变。绿色消费意识强调个人消费行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联性，指消费者在购买、使用产品和服务时，要主动关注其对环境的影响，选择更环保的消费方式与消费行为。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个体要积极作为，为保护环境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首先，要树立绿色消费的意识。在物欲主义横流的当下，我们要深刻认识到绿色消费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将绿色消费的理念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食物、家具，衣物的购买都应该以绿色环保为导向。其次，积极选择绿色产品和服务。我国推行的“绿色产品认证制度”已涵盖众多领域，我们每选择购买一次经过环保认证的产品，都是对环境保护的实际支持。在日常消费中，我们要优先购买经过环保认证的产品，这不仅是对企业绿色生产的正向激励，更是对生态环境的负责。最后，践行绿色生活方式。我们可以选择低碳出行方式，如步行、骑自行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减少碳排放；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和回收，减少垃圾对环境的压力；同时，节约用水用电、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等行为都是我们为保护环境所能做出的切实行动。只要每个人都有所作为，愿意作为，必能汇聚成改善环境质量的强大合力，共证绿色发展的美好未来。
5. 结语
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消费是破解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难题的重要路径。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作为绿色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产业革新为绿色消费的发展提供了供给支持。另一方面，绿色消费的内需潜力也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二者在生产端与消费端的双向作用，推动着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未来仍需致力于夯实政策体系支撑、降低绿色技术研发成本、营造全社会绿色消费的文化氛围，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统一。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2年度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色生活方式的重要论述研究”(2022YB039)；2025年度甘肃省教育厅高校教师创新基金项目“新质生产力赋能甘肃绿色消费激励机制建构研究”(2025A-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