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民间叙事长诗是“人民群众集体创作、口头流传的以第三人称进行叙事的具有完整故事情节并注重人物刻画的长篇韵文或韵散相间的诗歌作品([1]: p. 119)。”中国叙事诗历史悠久，既包含汉族文人加工的经典文本，也涵盖少数民族口头传唱的民间瑰宝，共同构成多元文化谱系。叙事诗作为以叙述故事为主体的诗歌体裁，通过完整情节、人物塑造与场景描写展现事件，兼具韵律性与叙事连贯性。我国研究民间叙事长诗最早应该是关于汉乐府长诗《焦仲卿妻》和《木兰辞》的研究([2]: p. 114)。
《孔雀东南飞》和《阿依阿芝》均属于女性悲剧主题，虽然在艺术形式和悲剧结局有差异性，但在完整叙事结构和反压迫精神等方面存在共性。基于此，对两部作品的文本细读与比较，运用帕里与洛德的口头诗学“程式理论”及热奈特叙事学中的“焦点叙事理论”探讨两者在叙事艺术和社会批判层面的共性。帕里–洛德的口头程式理论由程式、话题和故事型式构成[3]，《阿依阿芝》作为活态的口头文学，其中存在大量的重复句式，由诗句、音乐、仪式三者构成动态程式结构，契合“程式理论”的研究范畴。“焦点叙事理论”将叙事视角分为三类，一是零聚焦，二是内聚焦，三是外聚焦[4]。两部作品的叙事视角均以零聚焦为主，贯穿全文；《孔雀东南飞》人物对话中隐含的人物心理状态，以及《阿依阿芝》所表现的阿芝的内心痛苦与遭遇均以内聚焦作为辅助叙事手段。
2. 文献综述
目前，《孔雀东南飞》的研究成果颇丰。文本考证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点，黄龙据《潜山县志》考证故事发生地应为安徽潜山。如徐强认为“却与小姑别”中的“却”为副词，是“又、再”的意思；谢政伟指出“恨恨”不能简单理解为“恨到极点”，应该结合语境理解；倾向于悲剧解读的成果也多，一些学者提出“焦母恋子说”，但李义海表示质疑，认为此观点缺乏文本证据；王立认为该诗构建了本土婆媳矛盾母题；王卉等人把“孔雀东南飞”引申为现代女性对父权、夫权文化的反抗方式。叙事方面，林宗正称《孔雀东南飞》达到汉魏六朝叙事诗的最高水平；孙立尧认为其在程式等特征上与印欧史诗有共通之处。对比研究方面涉及国内外，芦思宏等人比较《孔雀东南飞》与《阴谋与爱情》；楚永娟将其与日本《不如归》对比，发现两者均源于封建家长制、婆媳矛盾等；现有8种英译本，但贾晓英等指出存在误解误译问题。教学研究中，吴国珍建议在教学中将《孔雀东南飞》与《氓》进行联读。近年来，《孔雀东南飞》被广泛改编为越剧、京剧、话剧、影视剧等形式，如青春版越剧《孔雀东南飞》，让传统悲剧焕发新的生命力。
流传于四川大小凉山的彝族民间叙事诗《阿依阿芝》，现为四川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阿依阿芝》的研究成果覆盖文化、音乐、文学、传承等领域，成果较少。文化背景研究方面，魏巍基于实地调研，指出《阿依阿芝》不是独立叙事歌，还应用于婚俗等场景；范嘉琴以云南小凉山地区版本为研究对象，认为该作品的产生与流传深刻影响了彝族婚姻制度的演变。悲剧意蕴研究代表性成果是边拉布的硕士论文，以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为根基，指出《阿依阿芝》悲剧艺术手段成熟；并从历史、社会、个体三个角度，分析悲剧意蕴形成的原因。
音乐与表演艺术研究方面，王楠探讨了《阿依阿芝》的传统音乐形态与表演形式，明确文本围绕阿依阿芝婚后悲惨遭遇展开，其核心属性为彝族传统婚嫁仪式中的哭嫁歌；银国发以流行音乐改编后的《阿依阿芝》为对象，结合彝文歌词、彝语发音、对应谱例等，讨论其民俗文化内核与现代音乐符号之间的融合逻辑。
对比研究方面暂且没有跨文化、民族，仅涉及彝族内部跨地域文本对比，吉力么沙各等以口头程式理论为支撑，把《阿依阿芝》与贵州彝族叙事诗《乌鲁诺纪》进行对比，发现两者均用于婚嫁场合且围绕女性命运展开，但主人公的身份背景、主题思想的表达与文本程式存在差异。《阿依阿芝》作为非遗，活态留存至今，目前相关研究成果较少，未来研究应该继续在跨区域、跨学科等维度展开深入研究。
基于《孔雀东南飞》与中国本土少数民族的叙事文本进行比较研究成果，本文围绕两部作品的叙事特征与文化内涵等维度进行比较研究。目前，《阿依阿芝》研究缺乏跨文本叙事研究视角，故本研究以叙事语言为核心切入点，围绕句式、功能与文化语境三维度展开对比讨论，以清晰地呈现两者叙事语言特征上的异与同，从而丰富国内叙事文本的研究成果。
3. 叙事语言风格
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以五言体讲述焦仲卿与刘兰芝因封建家长制压迫殉情的悲剧，人物鲜明且语言质朴。而《阿依阿芝》也是以歌的形式在彝区民众中口耳相传至今，所以一定程度上也有程式化的口头文学特征，如文本的语言多含便于记忆和即兴发挥的重复句式、固定套语等。《阿依阿芝》以内聚焦和零聚焦相结合的叙事手法，塑造了一位勤劳能干、至孝的女性形象；该诗讲述了阿芝在婆家受苦，无奈之下逃往娘家，途中经历种种险境，最终被老虎吞噬的惨剧，表达出对旧社会婚姻对女性的摧残的痛恨。《孔雀东南飞》和《阿依阿芝》均为以女性悲剧为核心的爱情婚姻叙事诗，“通过讲唱爱情和婚姻故事，特别是悲剧故事，反映封建社会婚姻制度的不合理性，并通过主人公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和对爱情、如意婚姻的追求，塑造出感人的艺术形象”[5]。两者的叙事手法均通过人物对话的形式，借助语言塑造人物性格特征与情感冲突，都是现实主义的手法。另外，这两部叙事诗的矛盾点都是围绕婚姻展开的，但孔雀东南飞是语言直接说明人物形象，而《阿依阿芝》则更多的是侧面描写，借助环境描写暗示人物形象、烘托阿芝的“悲”。
《孔雀东南飞》叙述了感情深厚的焦仲卿与刘兰芝夫妇被迫分离后双双自杀的悲剧故事。刘兰芝是一位勤劳、善良、美丽且有教养的女子，却因不被婆婆喜爱而被遣回娘家。刘兰芝回娘家后被兄长逼婚，最终在新婚之夜投水自尽；焦仲卿得知后，也在树下自缢身亡。结尾说两人死后，化为鸳鸯，日夜相伴，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封建礼教的控诉。全诗结构完整，情节曲折，语言朴素自然又富有文采，成功塑造了刘兰芝、焦仲卿、焦目、刘母、刘兄等人物形象，于今天而言，依然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
《孔雀东南飞》与《阿依阿芝》均以女性在传统社会结构下的生存困境为核心悲剧主题，二者均以相同的叙事焦点和诗性的语言表达悲剧的叙事主题。采用零聚焦、内聚焦和客观的语言风格表达人物的情感和故事情节，传递悲剧主题，引导读者自主形成情感认知与价值判断，也使得文本成为社会群体婚姻文化、价值观念的载体。
《孔雀东南飞》与《阿依阿芝》的文本属性不同，故在语言程式上有较大差异。《孔雀东南飞》经文人整理定型的汉乐府书面文本，虽来源于民歌，但已不属于口头诗学研究范畴之内，语言表达高度凝练，文本以五言诗句为主。主要表现为句式无重复性，用差异化语言表达相同的情节；人物形象和叙事场景的塑造上没有口头叙事语言，没有用通俗的外貌形容词进行套用，这一点和《阿依阿芝》的表达逻辑一致；语言表达高度凝练，文本以五言诗句为主。《阿依阿芝》作为口头叙事文本，语言有程式化特征，主要体现为句式固定，同时具有套语反复使用的特征。
4. 叙事艺术
叙事通过设置情节、刻画人物、渲染环境、选择视角等技巧，构建出具有连贯性的完整事件，引导受众理解故事的内涵，进而产生情感共鸣。叙事艺术除了是信息传递的手段，更是人类表达经验、传承文化等的重要方式。比如《孔雀东南飞》开篇直接表达刘兰芝勤快和能干的人物形象：“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而《阿依阿芝》则通过间接描写阿芝的劳动行为表现其勤劳和能干的特质：“ꌿꅐꌿꊂꉅ(大麦收尽拾残粒)/ꎭꅐꎭꊂꉅ (小麦收尽拾残粒)/ꐩꒇꐩꊂꉅ(燕麦收尽拾残粒)/ꈾꒇꈾꊂꉅ (荞麦收尽拾残粒)”([6]: p. 74)。因为阿芝在婆家没有地位，没有粮食支配的权力，她只得去拾荒，拣起麦子酿酒孝敬婆家人，希望能够让他们宽容以待。《阿依阿芝》通过对阿芝“拾荒”这一劳动行为的间接描写，展现了她勤劳能干的特质。以上列举的短短四句，20字，表明阿芝在婆家地位低下，也从侧面折射出阿芝的勤劳、勇敢、睿智的形象和生存智慧。
在渲染环境方面，《孔雀东南飞》有以欢景衬悲情的手法，如刘兰芝再嫁时的车马喧阗、仪仗隆重，与她内心的悲凉形成强烈反差，更凸显其命运的无奈与压抑。而《阿依阿芝》也是一样，她在逃跑过程中，草原上的云雀、森林中的鹿、山岩中的蜜蜂、蕨丛中的雉鸡都在唱的欢乐、跳的欢乐，唯独阿芝在孤独地逃着，就是通过描写动物们的欢景衬托出阿芝的孤与悲。两者在环境烘托与情感对比的叙事技巧是一致的。
4.1. 情节结构
两部叙事诗的文本均以“压迫–反抗–毁灭”为核心逻辑，通过层层递进的冲突设置，将悲伤的基调贯穿全文；以线性时间为基本框架，线性叙事与悲剧闭环是一致的，均按“事件发生–发展–高潮–结局”的时间顺序展开。《孔雀东南飞》以“婆媳矛盾–兰芝被遣–夫妻誓别–兰芝拒婚–双双殉情”为情节主线，逻辑连贯；《阿依阿芝》以农事活动和季节流转为线索，情节围绕“被困婆家–尝试孝敬–逃亡–遇虎身亡”展开，逻辑一样连贯。两者的结局均指向“反抗失败”的悲剧感。
在情节安排上，《孔雀东南飞》以层层递进的方式展现了家庭冲突的加剧过程，从焦母对刘兰芝的挑剔和指责，到强行逼迫焦仲卿休妻；再到刘兰芝回到娘家被兄长逼迫改嫁，最后夫妻二人以死抗争的悲剧。这一悲剧都是通过一层一层地压迫导致的，冲突从婆媳矛盾逐渐升级到两代人、两个家庭的生死矛盾。《阿依阿芝》的叙事框架中，核心情节不是爱情，内容不涉及爱情的相关内容，全文聚焦于阿芝在婆家的生存困境和思念亲人的内容。文中开篇直接点明阿芝嫁入婆家多年，却未曾回过娘家的背景，直接点明文本的核心主旨——阿芝回娘家。从阿芝嫁入婆家，并未获善待，而是一直在劳作，只得用农事的周期作为时间的唯一参照物：“阿依阿芝哟/早先初春时节来的/如今秋天已至将又去/阿芝未曾回去过/早先种麦时节来的/如今麦子已收获数轮/阿芝未曾回去过/早先种荞时节来的/如今荞子已收获数轮/阿芝未曾回去过/早先种稻时节来的/如今稻子已收获数轮/阿芝未曾回去过”([7]: p. 73)。
原文本中以重复咏叹的句子结构强化主题，借助农事活动的流转标记时间，既体现了阿芝在婆家被繁重劳动束缚的生活状态，也通过季节与作物的循环往复，暗示阿芝“回娘家”的愿望在漫长时光中始终未能实现。从阿芝在婆家受苦受困，到阿芝拾荒捡麦来酿酒、去孝敬婆家人，婆家人依旧不准其回娘家，再到阿芝鼓起勇气逃出婆家，在逃途中遭遇了种种自然磨难，最终还是没能躲过老虎的袭击。一路上既没有追来的婆家人，也没有盼来的娘家人，实在是可怜，而“可怜”正是该叙事文本的基调。文本采用线性叙事结构，以农事时间为线索串联阿芝从“被困婆家”到“逃亡失败”的轨迹；同时，通过季节循环与愿望落空的重复暗示阿芝反抗的徒劳，最终是希望的破灭。娘家、婆家和自然磨难共同造成阿芝的悲剧，阿芝被娘家和婆家“双重抛弃”，甚至尸骨都未能保全，呼应悲剧主题，呈现旧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与无情吞噬。
不同的是《孔雀东南飞》结局有“合葬化鸟”的浪漫，通过这种超自然的想象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希望和封建礼教的反抗，赋予悲剧理想的慰藉；而《阿依阿芝》结局遇虎身亡是直面现实的悲剧，直接反映旧社会彝族女性在封建压迫下的困境，极具现实主义色彩。
4.2. 叙事视角
叙事视角是叙事作品中叙述者讲述故事的立场和角度，决定着故事信息的呈现方式、人物和事件的情感倾向等。常见的叙事视角包括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叙述，可分为全知视角、限制视角等。根据美国文论家的艾伯拉姆斯的观点，叙事视点是指“叙述故事的方法，即作者所采用的表现方法或观点，读者由此得知构成一部虚构小说的叙述里的人物、行为、情境和事件”。荷兰著名文论家米克·巴尔认为“事件不论通过什么方式来描述，必然要从一定的视觉范围之内展开，即选择一个观察点，通过一定的角度来描写”。《孔雀东南飞》与《阿依阿芝》在叙事视角上有共同点，均采用了零聚焦和内聚焦的叙事视角。
《孔雀东南飞》的叙述者洞悉焦仲卿与刘兰芝的情感纠葛、家庭矛盾及悲剧结局，能自由切换场景并揭示人物内心活动，如焦仲卿的无奈、刘兰芝的悲愤，使故事完整且情感张力强烈。《阿依阿芝》的叙述者不受时空限制，既能展现阿芝勇敢的反抗精神与对家人纯真的思念之情，又能到最后抒发出内心的苦痛以及对婆家和娘家的“恨”。二者均以零聚焦和内聚焦的视角实现了叙事的完整性与客观性，在铺陈故事情节时，洞悉人物的内心活动、情感变化与事件全貌，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与思想深度，呈现了旧社会女性的苦难和抗争精神。
5. 《孔雀东南飞》与《阿依阿芝》的叙事共性
《孔雀东南飞》与《阿依阿芝》虽源自不同的社会语境，却共同叙述了旧社会制度下个体命运的抗争与悲歌，尤其是对女性的摧残；主人公刘兰芝与阿芝的反抗，是对旧社会的强烈控诉，也是对自由与情感的向往，呈现出中华民族面对社会重压时共通的苦难与精神追求。
我们从悲剧的根源讨论，封建家庭制度对个体自由的剥夺，阿芝在婆家约等于劳动工具，“回娘家”的基本人身自由被剥夺，暗示封建家庭对女性的物化；刘兰芝因婆婆的无理被驱遣、焦仲卿因“不孝”被施压，体现封建家长制对婚姻自主权的掌控。他们的压迫主体均来自娘家和婆家，我们可以从悲剧的必然性解读，阿芝的遇虎死亡看似是偶然事件，实则是偶然中的必然，她遇险时的绝望并没有得到救赎，暗示底层女性的普遍命运；焦、刘的悲剧是必然中的抗争，面对封建礼教的不可调和性，他们以殉情的方式作出抗争。
《孔雀东南飞》与《阿依阿芝》是形似神异的悲剧叙事，两者均为封建背景下的女性悲剧，虽然在文学表达、反抗方式和文化深度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其同是以“家庭压迫”“零聚焦”“内聚焦”“重复手法”等叙事要素，且都是呐喊式的悲剧，《孔雀东南飞》结尾写着：“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阿依阿芝》结尾写道：“逼女害女的最可恨/婆家最可恨/卖女吃女的最可恨/娘家最可恨”。两者均指明封建制度下女性的生存困境，批判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