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命题
当前世界正处于未有之大变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浪潮席卷全球，我们正置身于一场深刻的数字革命之中，这场革命不仅深刻地重塑着经济活动与社会生活，更在根基处推动着生产力质的飞跃。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提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1]。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再次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2]。表明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的核心驱动力的关键动力。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生产力在数字化时代的当代形态，经典政治经济学将生产力要素概括为“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3]。然而，生产要素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静态要素，而是随着“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而不断拓展的历史范畴。从农业时代的“土地与劳动”，到工业时代的“资本与技术”，再到数字时代的“数据”，每一次新生产要素的登场，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并深刻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意蕴。历史唯物主义坚持认为，无论技术如何演进，人始终是生产过程的能动主体，技术只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探讨新质生产力时，我们既要与技术决定论展开批判性对话——该理论将技术视为自主发展的力量，贬低了人的能动性；也要与后人类主义进行思想交锋——后者试图消解人类中心主义，却可能模糊了人在生产实践中的主体地位。
2. 生产要素演进的历史与理论必然性
“纵观世界文明史，人类先后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每一次产业技术革命，都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4]新质生产力作为引领未来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其崛起并非偶然，而是生产力演进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双重驱动的必然结果。
(一) 历史逻辑：生产要素的迭代升级
生产要素的演进遵循着“劳动与土地→资本→技术→知识与信息”的路径，每一次迭代都标志着生产力发展进入到了新的阶段。
在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增长锚定土地和劳动力，呈现出强烈的资源依赖性。威廉·配第在《赋税论》中提出的“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5]，精准刻画了这一时代的核心生产关系。土地作为“被动载体”，提供土壤、河流等最原始、最基础的物质基质和可能性，是财富得以产生的“物质基础”。而劳动作为“主动力量”通过耕种、开采等有目的的活动，能够将土地中的潜在资源转化为实际财富，是财富得以创造的价值源泉。二者共同构成农业时代财富创造的自然基础。
工业革命开启了生产力发展的新篇章，“资本”取代土地和劳动力成为主导生产要素，机器与工厂体系成为财富创造的主引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是“由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构成的”价值体，其核心作用在于通过规模化生产和技术革新，突破自然条件对生产力的限制。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资本主导的生产模式逐渐暴露出高能耗、高污染、要素边际效益递减等问题—当机器设备和工厂规模达到一定阈值后，单纯增加资本投入已难以推动生产效率显著提升。随着生产的社会化与垄断的出现，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等人指出，“资本本质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6]。将知识、管理这类非物质性资源纳入生产要素的视野，凸显了人类智力活动在生产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为生产要求的更高形态演进埋下伏笔。
进入信息时代，“技术”和“通用目的技术”成为关键生产要素，科学技术呈现出“第一生产力”的磅礴力量。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预见了科学科技的决定性作用。随着时代发展，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下，数据脱颖而出，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双重身份——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成为驱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并对背后的社会生产关系带来革命性影响[7]。
历史呼唤一场更具颠覆性的生产力革命，这意味着，生产要素不仅是“量”的积累，更要做到“质”的跃迁。这一演进历程雄辩地证明，新质生产力的出现，遵循着社会发展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是生产力自身在科技赋能下实现质的跃迁的必然产物。
(二) 理论逻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从理论层面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是这一规律在数字时代的具体体现。
首先，原有体系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开始出现深刻的矛盾。从生产力看，传统模式以要素投入和规模扩张为核心，主要依赖资本、劳动等要素来驱动经济增长，而如今面临着资源环境约束、要素边际效益递减和技术进步红利见顶的“三重约束”，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从传统模式转向“创新驱动”，突破传统生产力模式的束缚的时代回答。从生产关系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然性，本质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要求，原有的经济结构、社会分工和激励机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旧的生产关系已束缚了生产力向更高水平发展的手脚，“变革”已成为系统自我延续的唯一出路。其次，新质生产力是作为“革命性力量”破土而出，是破解矛盾的“拉力”。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能够塑造生产力内核，反向牵引生产关系进行适应性变革，打破二者的失衡状态，形成“生产力升级–生产关系调整–矛盾破解”的正向循环。最后，新生产关系在于新质生产力的“互动适配”中得以重塑实现了矛盾的转化。新质生产力的诞生，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呼唤新的经济结构。同时，也要求新的分配方式，关注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的价值贡献在分配中的体现。矛盾转化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历史的车轮正是通过这种“生产力发展→与旧生产关系冲突→生产力自我革命→催生新生产关系”的循环，不断向前发展。
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出现，是历史演进的必然接续，也是理论发展在新时代的生动实践，它标志着我们进入了一个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高素质人才为基础，以产业升级为方向的新发展阶段。
3. 新质生产力的哲学新范式
在新质生产力的构成中，数据要素扮演着“新石油”与“智能引擎”的双重角色，作为关键的生产资料的同时，能通过算法和算力的加工，驱动生产力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范式演进。数据要素的赋能性与融合性、非竞争性与可共享性，以及其引发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新矛盾，共同彰显了新质生产力的哲学新范式，推动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与实践进入新阶段。
(一) 普遍联系的深化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本身并不能作为直接生产力投入生产过程，它不像土地或机器那样孤立地发挥作用，其价值在于与其他传统要素的深度融合，从而产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系统性效能[8]。例如，“数据 + 土地”实现精准农业，“数据 + 劳动”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数据 + 资本”引导科学投资等，都深刻地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原理。在这个过程中，数据不仅深化了已有的联系，更创造了过去不存在的、新的普遍联系形式，将一个个“信息孤岛”融合成了“有机生命体”。在新质生产力中，数据作为“链接者”和“催化剂”，极大地深化和复杂化了生产系统内部各要素间的有机联系。
(二) 对稀缺性悖论的超越
传统的生产要素如土地、矿产具有强竞争性和消耗性，即对传统生产要素的使用会减少或者影响其他人对其使用的数量和质量的特性。而数据要素则恰恰相反，数据可以被无限复制、多人同时使用且价值不减反增，反而可能在碰撞中产生新的价值。一个成功的数字平台其价值的增多就在于越来越多的用户使用，新用户的加入以及对数据的共享不仅不会损害老用户的使用，反而会提升所有人的效用。这一特性在哲学层面挑战了基于稀缺性的传统经济，摆脱了传统生产力增长的物理极限和资源约束，展现出指数级增长、网络化协同和生态化演进的全新面貌，为新质生产力注入了开放、协同、共生的新内涵。
(三)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印证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形态在螺旋式上升中不断前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破解旧有矛盾的同时，必然会引发新的、更高层次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催生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一方面，要加速变革不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旧生产关系；另一方面，要谋划和构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9]。
从生产力层面来看，新旧动能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传统劳动力的知识结构无法满足新产业的需求。新质生产力是在传统产业构成的经济体系中扎根和成长起来的，人工智能、自动化等新兴行业在创造新岗位的同时会对传统产业进行冲击，产生创造性破坏的阵痛。从生产关系层面看，旧的生产关系无法完全适应新生产力的特性。数据产权界定困难、分配关系失衡导致“数字鸿沟”加剧以及劳动关系的变革和冲突，使得新生力量与旧有框架变现出了“适应性矛盾”。
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识别、分析并主动解决这些新矛盾的过程。矛盾是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要向前发展，就必须通过深化改革，调整生产关系，使其更好地适应并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正是我们在新时代面临的核心历史任务。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构建适应数据特征、符合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的数据基础制度”，这正是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举措。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本质上是不断识别、分析并解决这些新矛盾的过程。矛盾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数据基础制度、优化分配体系、健全劳动保障制度，才能使生产关系更好地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推动社会形态不断向前演进。
4. 新质生产力对人类认知与实践的重塑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变革，更从存在论、认识论、主体论、价值论四个层面，深刻重塑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与实践，展现出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意蕴。
(一) 存在论的意蕴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世界不是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新质生产力的出现，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革新，更是一场深刻的哲学革命，它动摇了传统形而上学中以“实体”为核心的存在观念，推动我们的世界观从“实体”到“关系”再到“过程”的深刻转变。
在传统生产力观念中，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是核心的“实体性”存在，经济的增长依赖于更多更好的实体——更多的工厂、更先进的机器，实体之间的关系比较固定。而在数字化时代，新质生产力的存在则以数据为纽带，其核心要素是数据、算法和算力，从而使“实体”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关联，数据不再是静态的客体，而是流动、交互在人和产业之间，通过动态关联作用凸显其价值。同时，传统生产力的本质是实体要素的功能释放，价值的创造主要聚焦于机器的生产结果，而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则是“数据驱动的动态过程”，在数据驱动的过程中持续产生新价值，生产力的存在即价值创造的过程本身。
数字化的新质生产力，体现了哲学从关注“实体”向关注“关系”和“过程”的现代转向，其存在方式更接近于一个动态的、流动的、由复杂关系网络构成的信息生态，而非一堆静态实物的集合。
(二) 认识论的意蕴
经典认识论，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都倾向于将知识视为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摹写或表征，人类通过感官和理性，像镜子一样去努力精确地反映外部世界的规律。而数字化新质生产力下的认识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
首先，认识的目的不再仅仅是精准的描绘过去和现在，更是为了精准地预测未来。大数据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挖掘，揭示人类直觉无法发现的相关关系，从而实现对未来的预测。同时，认识的重点也从“为什么”转向挖掘“是什么”，通过借助算法模型对于数据资源的分析和挖掘，即可以精准地预测需要，形成了一种“非人类中心”的认识论。
其次，认识不再是旁观的，而是参与式的创造式的。在传统反映论中，认识者是外在于被认识世界的存在，并努力使其观念符合客观现实，力求避免主观干预。而在新质生产力的认识模式下，认识行为可以改变世界：我们的认识工具如算法、平台、推荐系统等，会主动地塑造了我们所认知的现实。以抖音为例，一个视频推荐算法在“认识”你的偏好时，也在通过它推送的信息流，塑造和强化你的认知环境和观点立场。这不再是简单地反映既有知识，而是从数据中“生长”出新的、前所未有的内容，知识的生产从“发现”转向了“创造”。
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出现，让知识不再仅仅是静态的、被发现的“真理”，更是动态的、用于预测的模型和能够生成新现实的工具。同时，认识者不再是与世界分离的旁观者，而是嵌入世界、并与世界共同演化的参与者，认识过程变成了就是一个改造世界、生成新现实的实践过程。
(三) 价值论的意蕴
价值论的本质是研究“价值是什么”以及“价值如何产生、评判和实现”，核心是回答“客体对主体的意义与效用”这个根本问题。传统生产力的工具理性，为将“效率最大化”作为首要甚至唯一目标，把技术、资源、人力等都简化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但却弱化了对价值意义、社会影响的考量。数字化时代，在高度自动化的系统中，人可能被简化为一个数据点、一个效率单元，或是系统的一个冗余部件，导致人的异化。
新质生产力首先以其前所未有的数据、算法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将工具理性推向了巅峰。同时，也将其内在的价值张力空前尖锐地摆在人类面前，呼唤一场从片面追求效率到全面审视价值的深刻再平衡，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为何而做”这个根本价值问题。它提出的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文明问题：我们渴望利用新技术创造一个怎样的未来社会？当机器变得越来越智能，人的尊严、意义和独特性何在？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有着深层的结构性根源，其核心推动力来自于数字资本主义的内在运行逻辑。在数字资本主义体系下，追求资本价值增殖仍然是最高目标，当数字技术提供了实现这种积累的新可能时，对工具理性的崇拜便自然而然地被强化。然而，数据作为数字时代的“息壤”，具有自我累积、永不灭失的特性，其价值具有指数级爆发特征，在治理现代化中，国家理性可以作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协同的精神统领，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冲突。它要求一种新的“实践智慧”：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追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共同指引人类走向一个既高效又能动、既富裕又公平、既强大又温存的未来。例如，我国数据产权“三权分置”制度，在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和数据产品经营权之间寻求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制度性再平衡。同时，党和国家提出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这是对数字资本无序扩张的制度性约束。
总之，数字化时代的新质生产力，其哲学意蕴在于它深刻地重塑了我们所理解的存在、认知、和价值本身。它不再仅仅是关于“如何生产”的工具性问题，而是上升为一个关于“我们将成为谁”、“我们将走向何方”的元问题。它要求我们在享受技术红利的同时，必须进行一场深刻的哲学层面的审视与思辨，以确保技术进步最终导向一个更加人性化、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的未来。
5. 结论
数字化时代的新质生产力，是生产要素历史性演进的必然结果，其哲学意蕴深刻重塑了人类对存在、认知与价值的理解。它不仅在现象层面表现为技术效率的提升，更在方法论上深化了系统性的普遍联系，在价值论上预示了超越传统稀缺范式的新可能，并在社会历史观上持续推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对数字化时代新质生产力的哲学追问，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时代的发展，更是我们理解、适应和引领数字文明浪潮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