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本研究将“产教融合”操作化为一个多维度、分层次的复合概念。它是指以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与产业适配性为核心目标，通过制度设计、资源整合与组织创新，实现职业教育系统与产业系统在战略规划、过程实施(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与成果应用(人力资源开发、社会服务)等环节上的结构性嵌入与功能性耦合的动态过程。鉴于不同产业类型的技术结构、人才需求与创新模式存在系统性差异，产教融合的核心内涵与实践模式必然呈现显著分野。
2. 问题提出
在国家“制造强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战略背景下，产教融合成为职业教育改革的重点方向。职业产教融合虽在全国范围内推进，但区域间执行效果差异显著。刘海莹等学者指出目前产教融合仍面临诸多挑战，如融合度低、合作模式单一、组织结构松散、政策依赖性强以及第三方评价体系不健全等[1]。因此，如何有效测度、评价并纠正产教融合推进过程中的障碍，已成为现代职业教育深化改革的新命题。例如，江西省以“市域产教联合体”为核心，聚集传统产业补链，而广东省则依托产业集群分类施策，探索跨区域协同，但两省均面临校企合作浅层化、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产教融合的实践模式(如订单班、现代学徒制)或单一区域经验总结，缺乏对区域差异的深度比较与制度性分析。匡瑛[2]等学者指出，当前研究仍停留在“模式”层面，未从制度理论视角解析产教融合的规制性、规范性及文化认知性要素的协同作用。这导致政策优化缺乏理论支撑，难以突破“一刀切”困境。而江西省与广东省分别代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东部经济强省，其产教融合模式对比可为全国提供差异化政策优化路径的参考。
3. 理论框架构建：基于交易成本与协同发展的融合视角
为系统解构江西与广东两省产教融合政策的执行差异，本研究整合交易成本理论与协同发展理论，构建一个包含“成本制约”与“协同效能”的双维分析框架。该框架旨在揭示政策执行过程中，各参与主体面临的交易成本如何影响其行为选择，以及通过何种协同机制能够有效降低成本、提升融合效能。
3.1. 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维度
交易成本理论为分析校企合作中的效率障碍提供了核心途径。本研究聚焦于以下三个关键成本变量，用以评估和比较合作项目的实施难度与可持续性：
1. 信息不对称与搜寻成本
指学校寻找合适的企业伙伴，或企业评估学校人才培养质量所耗费的资源。江西的本地化联合体与广东的产业集群平台，本质上是降低信息搜寻成本的两种不同制度安排。
应用于对比两省校企合作信息平台的覆盖范围、精准度与使用效率。例如，江西的“市域联合体”是否有效降低了本地中小企业与院校之间的信息壁垒。广东的产教融合共同体信息共享机制，在跨区域、跨主体间是否存在信息阻滞。
2. 谈判与决策成本
指校企双方为达成合作，在明确责任、权利、利益分配方案过程中所进行的谈判、缔约成本。合作模式的复杂程度直接影响此项成本的高低。
应用于剖析两省典型合作模式的契约结构。例如，江西的“订单班”合作条款是否因政府主导而趋于标准化，而降低了谈判成本。广东的“现代产业学院”涉及更深度的资源投入与产权共享，其复杂的治理结构是否会导致高昂的决策成本。
3. 监督与执行成本
指为确保合作按约定履行，防范机会主义风险(如企业将学生视为廉价劳动力、学校未能保障教学质量)而进行的监督、评估与协调成本。
应用于评估两省的监督机制。例如，江西的行政主导模式是否依靠政府部门的强力监督。广东的市场化模式是否发展了第三方评估机构或依靠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何种模式更能有效抑制机会主义行为。
3.2. 协同发展理论的整合与修正
协同发展理论则从正面回答了“如何实现有效融合”的问题，为本研究提供了机制设计的导向。结合交易成本理论，我们提出实现产教融合高效协同的三大机制，分别是主体协同与治理机制、资源协同与共享机制、利益协同与分配机制。
首先，主体协同与治理机制可以对应的挑战是降低谈判与决策成本。通过比较两省的协同治理模式。江西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建立了什么样的政府、行业、企业、院校的议事决策机制。广东在“产教融合共同体”中，龙头企业、院校与公共部门如何进行共同治理，何种治理结构更能平衡各方利益，实现高效决策等等都是要探讨的问题。
其次，资源协同与共享机制所对应的挑战是降低信息不对称与搜寻成本，来考察分析两省的资源整合平台。提出江西如何推动实训设备、课程资源在联合体内共享。广东如何通过共同体实现跨区域、跨院校的师资、技术数据与研发设施共享。资源共享的深度与广度如何直接影响合作的吸引力与稳定性。
最后是利益协同与分配机制，所对应挑战是降低监督与执行成本，防范机会主义风险。这是应用于协同能否可持续的核心，通过分析两省如何设计利益分配方案。探讨江西的联合体是否形成了技术转化、共研项目的利益反馈路径。广东的共同体是否通过“金融激励 + 市场回报”明确了各方的收益权。一个清晰、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是降低监督成本、激发内生动力的关键。
4. 江西省与广东省产教融合政策执行差异分析
4.1. 政策导向与区域经济适配性差异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提出深化职业教育技工教育改革，完善推动校企深度合作的利益分配机制的制度优势。江西省积极响应政策号召，依托区域资源特色，推动专业设置与本地产业需求对接，例如在赣州市聚焦稀土产业，实施“1 + 5 + N”产业布局，全面推进产教融合。深化校企合作改革，建设家具学院、脐橙学院、稀土(赣州)新材料研究院、新能源汽车学院等特色产业学院和科研机构，形成教育与产业深度互动的新格局[3]。
然而，尽管江西省在政策执行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与广东省相比，仍存在专业布局失衡(第二产业专业占比超60%)，与第二产业需求错位，以及政策依赖中央转移支付，地方财政配套能力弱。
虞洋[4]等在《地理研究》中指出广东省是基于产业集群类型差异化推进，建立合作型产业集群，如深圳电子信息产业)由龙头企业主导人才培养，和竞争型产业集群(如佛山传统制造业)由公共部门牵头。但政策执行中面临校企协同不足，产教融合在本质上是各主体共同利益的融合，校企双方的利益能否得到实现是政策有效推进的保障。根据协同发展理论，要协调两个主体相互协作完成某一目标，形成紧密而牢固的协同关系，才能达到共同发展的双赢效果，产教融合亦是如此。高职院校和企业多主体协同，才能把供需“两张皮”有机结合成知行“一张皮”，跨区域资源整合困难等问题[5]。
4.2. 校企合作机制对比
江西省的校企合作以“订单班”和实训基地建设为主(如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与格力集团合作。在订单班培养方面，除了《实施办法》中“三个学科”的起点标准外，江西要求累计培养超过50人和60人[6]。
但是当前由于江西省高职院校产业学院建设基本上处于起步发展期，在实际运行中，未能充分发挥各类办学职能，具体表现在开展专业技术培训以及针对特定行业的技术问题而进行应用性课题研究的工作较少，产业学院建设未能与企业共同建立技术研发中心、联合开展科研项目、共同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等[7]。并且合作深度不足，仅20%院校与企业建立长期稳定关系，实习岗位专业匹配度低。
广东省依托大湾区产业优势，探索“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但企业参与动力不足，在实际操作层面，众多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更倾向于与科研实力突出的大学或研究机构携手合作[8]。
政策激励措施缺乏针对性，导致合作项目碎片化。易导致高校和企业之间的产教融合办学成效并不佳，双方还未达到一种长期合作的战略状态[9]。
4.3. 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匹配度
江西省的课程在现阶段，在许多应用型高校中，理论课程占比远大于实践课程，且实践课程的实操性不强[10]。并且设置滞后于产业升级(如机械工程专业智能制造课程占比不足30%，企业需求超60%)，双师型教师比例仅15%，制约技术技能转化。
广东省的新兴产业(如人工智能、新能源)专业建设较快，但师资实践经验不足，涂智苹[9]指出由于高校产教融合办学意识不强，大多数企业没有真正参与高校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为高校提供培训和参与具体的教学活动机会更少。刘懿艳在《上海人大月刊》中提出要深化产教融合，提升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匹配度，而现今的问题是产教融合服务组织供需匹配度低，难以支撑高端技术人才培养。
5. 区域差异的深层成因
5.1. 产业结构特征
江西是以传统制造业与农业为主，产业升级依赖技术转化与本地资源适配，例如在赣州稀有金属产业虽具有资源优势，但产业链附加值低，产教融合需聚焦“补链”，广东省依托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以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为支柱，因此技术迭代快，人才需求层次高，政策更强调区域协同与创新链衔接，例如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装备产教融合共同体，但因此导致产教融合需求层次不同。
5.2. 政策资源投入
广东财政支持力度更大(如校企合作专项资金)，江西依赖中央转移支付，地方配套能力弱。
广东省通过增加财政投入力度，特别是通过校企合作专项资金等方式，有数据说明广东校企合作项目开局良好，首届共有省内外80余家企业1600多个项目面向高校公布，提供经费及软硬件支持约2.5亿元。这显著提升了地方财政的配套能力。这种策略不仅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还增强了地方财政的自主性和可持续性。相比之下，江西省在财政支持方面更多依赖于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虽然这种依赖在短期内缓解了地方财政压力，但长期来看，可能会影响地方财政的自主发展和创新能力。
5.3. 社会认知与文化
1. 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
江西职业教育长期被视为“次优选择”，优质生源流失严重，叠加双师型教师比例低(15%)，削弱技术技能转化能力。
广东虽企业创新意识强，但功利化倾向明显，企业更关注短期收益(如降低培训成本)，导致合作项目碎片化，难以形成长效协同。
2. 校企利益诉求错位
企业视角：江西企业希望院校提供“即用型”技能人才，但院校实训条件不足；广东企业(尤其是龙头)更愿主导技术研发，却忽视基础技能培训。
院校视角：江西院校依赖企业提供实训资源，但企业投入不足；广东院校需平衡企业需求与教学规律，如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与华为合作中，毕业生仍需3~6个月适应期。
6. 优化建议：分区域施策路径
6.1. 江西省：强化“本地化”产教融合生态
1. 动态调整专业布局：建立“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联动数据库”，重点倾斜先进制造、现代农业等紧缺领域，减少第三产业专业冗余。产教融合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切实解决企业用人匹配度问题。因此，柯政彦[11]认为要推行面向企业真实生产环境的任务式培养模式，要将企业生产需求融入学校人才培养各个环节，校企在专业建设、师资队伍、教育教学、校企合作、科技服务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实现学生高质量就业和企业高质量发展。
2. 李加伟[12]指出市域产教联合体是我国产教融合发展过程中的高级形态，不仅有助于深化产教融合，在更大范围内促进学校和企业的深度合作，也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推动地方经济的创新发展。故而深化市域联合体建设极为重要，而具体形式可以以推广“赣州样板”，以头部企业为纽带，推动校企共建“五金”(金专业、金课程、金师资等)，强化实训基地与生产场景衔接。
3. 我国在2021年9月份，教育部、财政部出台了《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2021~2025年)》，其中指出要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技艺精湛、专兼结合、充满活力的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而结果也呈现良好趋势，有学者用数据展示出了江西省充分考虑本省职业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将国家出台的“双师型”教师政策的标准具体化，为职业院校教师发展提供了具体方向和引导，同时赋予了“双师型”教师更高的专业地位，普遍提升教师参与专业实践的积极性。这一举动提升了双师型教师比例，设立企业实践专项基金，要求教师每5年累计不少于1年企业实践，并纳入职称评审标准。
6.2. 广东省：构建“跨区域协同”的高端产教融合体系
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当前全球化和技术快速变革的背景下，广东省应充分发挥其产业集群的优势，探索高端化路径。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结合“数字孪生”、“元宇宙实训”等新技术，推动产教融合模式的创新。
1. 分类施策产业集群：通过耦合经济状态下的教育与产业融合的运行机制。在这一机制的运行下，产业与教育进行“内生”与“外生”结合，从而将原来两个内外有别的两种体系形成一体化的耦合发展体系[13]。合作型集群(如电子信息)推行“龙头企业主导 + 职业院校配套”模式；竞争型集群(如纺织业)建立“政府–行业协会–院校”三方协同平台。
2. 打造产教融合服务组织：培育市场化中介机构，整合校企技术转化与人才定制化培养，解决中小企业参与动力不足问题。
3. 推动粤港澳资格互认：试点“湾区技能护照”，实现职业资格证书跨境通用，支撑大湾区人才流动。
7. 潜在挑战与应对策略
本文提出的分区域优化路径在理论上具有针对性，但在实践推进中可能面临一系列潜在挑战。为确保政策建议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必须预先识别这些挑战，并设计配套的应对机制。
7.1. 江西省“本地化”路径的挑战与应对
在教师前往企业实习时，不可避免会出现企业接纳教师实践的激励不足的状况发生，这和中小企业本身资源有限，担心教师实践会干扰正常生产秩序，且无法直接带来经济效益有关，这也导致了企业缺乏接纳动力。还有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数据库面临数据采集难、决策滞后等问题。频繁调整专业可能导致教学资源(如设备、师资)的闲置与浪费。
当面对这种情况时，企业可以采取税收抵扣与补贴机制，即对企业接收教师实践产生的直接成本(如指导人员工时、耗材)进行精准核算，给予等额税收抵扣或专项补贴。例如，每接收一名教师实践满一个月，可抵扣一定额度的教育费附加或企业所得税。另外，进行项目共研与技术反哺，将教师实践与企业的技术攻关项目绑定。教育主管部门设立“校企共研种子基金”，鼓励教师携带项目入驻企业，将实践过程转化为解决企业实际问题的过程，实现“实践–科研–反哺”的良性循环。除此之外，可授予“产教融合实践基地”称号：对表现积极的企业予以官方认证和表彰，并将其作为政府采购、项目申报的优先考虑对象，提升企业的社会声誉。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数据库面临数据采集难、决策滞后等问题，可以构建“专业预警与退出”机制：联合工信、人社部门，建立领先于招生2~3年的产业人才需求预测模型。对连续被预警为“过剩”的专业，强制缩减招生计划；对“淘汰”专业，停止招生并协助在校生转专业。并且推行“模块化”专业建设，不再动辄新增或撤销整个专业，而是围绕产业链核心技能，建设共享型课程模块。通过快速组合不同模块，形成适应新需求的专业方向，实现“船小好掉头”，降低调整成本。
7.2. 广东省“跨区域协同”路径的挑战与应对
由于粤港澳三地分属不同法律和行政体系，职业资格标准、认证机构和监管机制存在显著差异，直接全面互认难度极大。并且在此地区即便有金融激励，许多中小企业仍因投入产出比低、担心技术泄露或缺乏与院校对接的渠道而选择“旁观”。
在面对粤港澳三区互认难度大的问题可以采取分步骤推进，采用“从易到难、由点及面”的策略。第一步，在标准相对统一、市场需求迫切的行业(如餐饮业的“粤菜师傅”、ICT业的“网络工程师”)率先试点。第二步，成立由三地政府、行业组织、院校专家组成的“湾区职业资格互认联合委员会”，共同开发认证标准和考核流程。在应对中小企业参与动力持续疲软的情况时，政府要发挥“链主”企业的聚合作用：政策激励应导向产业链“链主”企业，要求其牵头组建包含上下游中小企业在内的“产教融合联合体”。由“链主”企业制定统一的人才标准和技术规范，中小企业以“加盟”形式参与，共享人才培养成果，降低单独合作的门槛与风险。并且推进发展专业化“产教融合服务组织”：培育和支持第三方非营利机构，充当校企之间的“经纪人”。这些机构负责精准撮合校企需求、标准化合作流程、托管合作项目，为中小企业提供“一站式”的产教融合解决方案，降低其交易成本。
8. 结论
江西省和广东省的产教融合政策存在差异，根源在于产业结构、资源配置和社会认知的不同以及江西“本地化”路径的挑战和广东省跨区域协同的挑战。
江西省以政府主导的“市域产教联合体”为核心，重点发展本地资源型产业，如赣州稀有金属产业。但其专业布局失衡，第三产业专业占比过高，且存在资源依赖问题。广东省则依靠市场化机制推进产教融合，针对不同产业集群分类施策，如深圳ICT产业由龙头主导，佛山纺织业三方协同。不过，广东面临跨区域协调不足和企业功利化倾向等问题。
优化路径需因地制宜。江西应优化专业布局，压缩冗余专业，提升“双师型”师资比例至30%，加强实训与产业的衔接。广东则需完善“湾区资格互认”，加大金融激励，推动产业集群高端化。
未来，应借助数字技术如元宇宙实训，重构产教融合生态，构建“梯度协同”全国网络，助力职业教育从“补链”迈向“强链”，为制造强国战略提供差异化人才支撑。
基金项目
赣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师–生成长型思维感知一致性与中职生创新行为的关系及干预研究”(项目编号：YCXJ25-B16)；赣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项目式学习在七年级语文古代山水散文教学中的应用研究”(项目编号：YCXJ25-A08)。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