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进程中，艺术始终是传递思想、情感与价值观的重要媒介。艺术所具有的直观性、强感染力等特点，使其能够跨越语言在不同文明之间筑起的高墙，充当文化间沟通的桥梁，实现其他媒介难以企及的传播深度。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当代艺术必然需要实现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艺术如何跨越民族与国家间的壁垒，在不同文明之间实现有效的对话与共鸣，成为了这个时代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本文将以徐冰等中国当代艺术家的文字类艺术实践为研究对象，结合符号学与跨文化传播理论，来探讨艺术家如何通过对文字进行一系列解构及重构的艺术实践，试图打破艺术与生活的隔阂，拉近不同文化之间的距离，探索超越语言体系的交流新路径。
文字作为古老的沟通和记录工具，时至今日依然因其所具有的比艺术语言更精准的意指性，在社会传播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当代艺术对文字的运用始于“85美术运动”时期。当时以徐冰、吴山专、谷文达为代表的艺术家不约而同地将文字视为解构对象，试图从新的大众视角去挑战由文字所代表的文化模式和权力规范。尽管同属文字解构的创作脉络，三位艺术家的艺术策略与思想表达出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谷文达通过伪造、错置的文字并结合生物材质，将批判矛头直接指向政治权力与历史叙事。吴山专则戏谑性地挪用“大字报”形式并填入日常琐碎内容，以此解构文字的意识形态权威。西方亦有试图将语言文字作为艺术创作的媒介的艺术家，如约瑟夫·科苏斯(Joseph Kosuth)，他的艺术思想可以总结为：艺术不再是观看的对象，而是思想的载体；文字不是感性的符号，而是分析的工具。与上述的艺术家相比，徐冰的探索则更侧重于“沟通”本身的机制与可能性，路径更为探索化及哲学化。20世纪80年代的文字艺术是中国前卫艺术中最有力的形式之一，它甚至起到了震耳发聩的作用，打开了观众的思想[1]。
近十年来，学界对徐冰及其文字艺术的研究已积累许多成果。张慧从视觉文化角度探讨了文字与图像的关系[2]；苏典娜以徐冰作品评论为例探讨全球化语境下的艺术语言因地域文化所产生的差异和共性[3]。陈怡洁则探析徐冰如何通过解构与重塑文字符号，打破东西方文化界限，构建起一套探索普世沟通可能的艺术语言体系[4]。汪民安指出“八五新潮”艺术家通过对汉字进行解构、错位与重构等“滥用”方式，颠覆文字的固有功能，使其成为批判意识形态与探索新艺术观念的革命性工具[5]。西方学界亦有关注，如巫鸿将徐冰置于中国当代艺术整体脉络中，指出其作品对“意义”与“沟通”本身的质询[6]。该领域相关文章颇多，鉴于篇幅所限，恕不在此一一赘述。
2. 解构与质询：徐冰《析世鉴》对沟通本质的反思
在徐冰的文字艺术中，文字与图像的边界变得模糊。在艺术史上，文字通常作为图像呈现，或作明确的记录和表达。但徐冰的文字类艺术作品尝试将文字整合为兼具表意功能的图像，这无疑是一种极具创新性的尝试。
创作于1987年的《析世鉴》(俗称“天书”) (图1)是徐冰文字实验艺术的起点。该作品采用了严谨的传统木刻雕版技术，制造出数以千计无人能懂的“伪汉字”。学者张慧在其文章中认为：徐冰在天书中玩了两种语言游戏，一种在其艺术内部，另一种是他关于自己艺术的言说。他的艺术经常给观者一种特定的心理预期，但是作品中实际传递的却是另一个层面的意思[2]。观者初看时会带着观看中国传统汉字艺术的预期，但细看后却会被这些完全背离自身阅读经验的“文字”打破原本的观赏预期，转而思考这些形似汉字的符号本身的意义。《析世鉴》中的“文字”形似汉字却功能尽失，从重要的沟通、记录工具转变成了一场宏大且沉默的仪式。相比谷文达充满政治隐喻的“伪文字”与吴山专通过形式与内容的错位来消解意识形态的作品相比，徐冰的《天书》并非指向具体的权力批判，而是通过制造绝对的阅读障碍，迫使观众直面“沟通何以可能”这一根本问题。
Figure 1. Xu Bing detail from “A Mirror to Analyze the World”
图1. 徐冰《析世鉴》局部
《天书》所使用的雕版印刷术本是推动知识普及与文明传播的重要发明，而徐冰却将其用于制造无实际意义且无法传播的《析世鉴》。这迫使观众对文字从习惯性的“阅读”行为中抽离，转而审视其作为符号本身的构成性。每一个步骤，在技术上越传统，概念上就越现代，越严格就越荒诞，对读者越拒绝就越具有吸引力，越是把文化摆在一个辉煌的祭坛中，对它的质疑就越强[7]。《析世鉴》并非旨在否定文字，而是通过“绝地天通”般的阻隔，引导人们回归认知原点，思考沟通前提。
3. 建构与转译：搭建跨文化对话的视觉桥梁
在完成了对文字的解构之后，徐冰又将艺术视野转向了对文字的建构，回到中文书法的审美体系中，创造了“新英文书法”这一独特的跨文化艺术符号(图2)。该体系将英文字母转化为类似汉字偏旁的笔画，再将其按照书法的章法组合成方块字，从而在视觉上实现了中英文字的融合与转译。这些文字初看似乎毫无规律，无法识别，其实是有着明晰编码和解码规则的可解读文本。这一体系的核心在于“转译”，他不再是《天书》式的拒绝沟通，而是主动搭建起了沟通的桥梁。这与科苏斯通过文字定义来固定概念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新英文书法》恰恰是通过打破文字的固定性，在动态的书写过程中实现文化的对话。对于英文观者，这些字符虽然外形上是陌生的，但在经过学习解码后是可识别的。对于中文观者，虽内容陌生，但形式是熟悉的。对于这一体系，徐冰并未止步于对观念的展示，而是进一步出版了标准教材并开设工作坊，使其成为一套可操作、可教学的系统。正如徐冰在其《我的真文字》中写道：“我希望我的作品是平易近人的，是欢迎观众进来的，但又并非仅此而已，当观众进入以后，他们会感受到，原来这件作品是与众不同的，对人的思维是有启发的”[8]。
Figure 2. Xu Bing “Square Word Calligraphy”
图2. 徐冰《新英文书法》
《新英文书法》使用中国传统书法的形式书写英文单词，这使两种语言的使用者都对其产生了浓烈的兴趣，这为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走向现代、走向世界提供了全新的思路。由此，也可以看出徐冰对于文字的野心，即打破不同文化之间的语言壁垒，创造“普天同文”的场景。
进入新世纪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当代艺术走出国门，进入国际性的重要艺术展览，徐冰的视野亦随之放置至全球化的语境中。在此背景下，徐冰受到机场指示等国际通用标识的启发，创作了一套完全由搜集、整理而来的通用图标构成的叙事作品《地书》(图3)，《地书》试图通过将不同语言转化为更具普适性的图像符号，实现真正的跨文化传播，这也体现出了徐冰重建巴别塔的雄心。
Figure 3. Xu Bing detail from “Book from the Ground”
图3. 徐冰《地书》片段
《地书》系列完全脱离了线性文字及其书写传统，成为了一种纯粹符号化、图像化的交流“语言”。这和其他当代艺术从根本上发生了不同，后者往往对观众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一方面，大众要对现当代艺术发展脉络有一定认识，另一方面，还要对艺术家的生活保持关注来帮助理解。而《地书》系列以其通俗易懂的特性，实现了艺术传播的最大化，任何文化背景的人都能理解作品中讲述的故事。
除了编制书本外，徐冰还专门设立了关于《地书》的网站。这使《地书》从一件仅供观赏的艺术品，转变为一套可投入实际使用的交流系统，网站作为一个开放的公众平台，全球任何用户都可以不受语言和文化背景的限制，在这里进行自由的沟通与创作。这不仅拓宽了艺术的边界，更是可以通过激发全球网民的集体智慧，不断扩充和完善“词库”，实现艺术创作从个人到社群的转变。徐冰认为《天书》与《地书》看似对立，实则有着共同的理想，即“不管是哪种文化背景讲何种语言，只要具有当代生活经验就可以读懂这本书。文盲可以和有知识的人一样享受‘什么是阅读’的快感”[9]。
从《析世鉴》《新英文书法》到《地书》，徐冰的文字艺术实践呈现出一条清晰的发展路径：先解构文字的表意功能，再到构建跨文化的符号系统，最后创立全球通用的视觉语言。他试图打破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使艺术不再是空中楼阁，而是一种文化与思想观念的交流与沟通。当代艺术的传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构建有效的符号系统，实现跨文化的情感共鸣与意义共享。徐冰的作品正是期望通过打破文字与图像、艺术与生活、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界限，创造艺术传播新范式。
4. 争议、反思与总结：文字艺术的传播价值与当代启示
尽管徐冰的作品在跨文化沟通上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其思想与成果也伴随着一定的争议与局限性。有中国学者对徐冰的艺术持鲜明的批判态度，认为《天书》是“主动贩卖民族文化符号”的后殖民主义作品。并评论其“集中了中国新潮美术的形式化、抽象化、主观化、非理性化反艺术、反传统……的大成，把新潮美术推向了一个荒诞的绝境”[10]。西方亦有学者持相似论点，认为《天书》是对消除中国文化历史中部分政治艺术形态的一种无意义的“塔”或“胡言乱语”[11]。可见跨文化传播并非一片坦途，其过程充满了意义的协商、妥协与不可避免的损耗。然这些批评本身，恰恰证明了徐冰作品的复杂性和挑战性。“贩卖符号”风险确实存在，但这更加凸显了跨文化对话的复杂性。《天书》并非简单呈现“中国符号”，而是通过创造一套精密却无意义的文字系统，对符号本身进行祛魅。它将汉字从既定的文化负载中解放出来，迫使观众直面“沟通何以可能”这一根本问题。那些看似“荒诞”和“无意义”的特质，正是作品的力量所在——它不是提供答案，而是通过制造认知困境，引发对语言权威性和文化既定模式的深刻反思。这种对沟通本质的探索，超越了简单的文化身份贩卖，展现出艺术在跨文化语境中的批判性力量。
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的今天，语言与文化的差异仍然是阻碍跨文化传播的主要障碍之一，艺术的传播自然也不可避免地被这些因素所阻碍。徐冰的文字类艺术作品试图构建起无国界的沟通模式，将文化和艺术越过语言障碍直接进行沟通交流，为跨文化沟通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徐冰以其艺术实践，成为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破壁者”。作为精英知识分子，他不甘被囿于封闭的艺术创作氛围中，亦不愿作肤浅的作品纯粹迎合大众，而是致力于打破文化和阶层壁垒，用艺术与所有人平等对话。徐冰的艺术作品为他的艺术理念提供了一个平台，他的艺术实践证明艺术不仅可以反映社会现实，更能主动参与到传播的过程中去，打破文化之间的隔阂。
徐冰提出：“在概念的倒错中，固有的思维模式和知识被打乱，制造着连接和表达的障碍，思想的惰性受到挑战。在寻找新的表达渠道的过程中，思想被打开更多的空间，警觉文字，找回认知原点”[12]。这种对传统文字与传播本质的深刻思考，不仅拓展了当代艺术的创作与表达领域，更是对构建更加平等、开放的跨文化传播环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当代艺术家应着眼生活，立足公众，以开放的视野和创新精神，为艺术的发展与传播开辟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