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贵州省围绕“四新”主攻“四化”主战略的深入推进，对各类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呈现出爆发式增长[1]。地方本科院校作为区域高等教育的主力军，其文科专业(涵盖文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历史学等)不仅是培育人文素养、塑造价值观念的核心场域，更是为贵州输送基层治理人才、文旅融合人才、民族文化传承人才的关键源头，直接关系到区域发展的软实力与可持续性。
当前，贵州省地方本科院校文科专业人才培养虽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对接地方需求、凸显地域特色、提升培养质量等方面仍存在突出问题。从现状来看，部分院校培养方案存在“同质化”倾向[2] [3]，未能充分结合贵州“多民族聚居、红色文化富集、生态资源独特”的地域特征，导致专业定位模糊；实践教学环节薄弱，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滞后，学生参与地方项目、解决实际问题的机会有限，“理论与实践脱节”现象普遍[4] [5]；师资队伍结构有待优化，兼具学科理论功底与地方实践经验的“双师型”教师占比不足，难以满足复合型人才培养需求；此外，人才评价体系侧重学术成果，对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考核权重较低，进一步制约了培养模式的转型[6]-[8]。
在此背景下，系统分析贵州省地方本科院校文科专业人才培养的现存问题与深层原因，探索兼具“地域适应性”与“时代创新性”的培养路径，不仅能为地方本科院校文科专业的差异化发展提供实践参考，更能为贵州破解人才供需矛盾、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的人文动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2. 贵州省地方本科院校文科专业人才培养现状分析
2.1. 人才培养取得的初步成效
近年来，贵州省地方本科院校(如贵州师范学院、遵义师范学院、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等)文科专业围绕“服务地方”定位，已形成部分差异化实践成果。
(1) 地域需求对接意识增强。针对乡村振兴、民族文化保护等省级战略，多数院校在文科专业中融入地域元素。如历史学专业开设“贵州红色文化研究”、“少数民族史”课程，行政管理专业增设“乡村治理实务”模块，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贵州方言与民族语言保护”选修课；部分院校(如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还联合地方文旅部门，组建“民族文化调研团队”，年均组织500余名学生参与苗族、布依族非遗文化普查，助力地域文化传承。
(2) 基层人才输送成效初显。文科专业成为贵州基层治理、教育领域的重要人才来源。教育学专业通过“公费师范生”、“特岗教师”项目，年均向县域中小学输送3000余名教师；法学专业与地方司法局、乡镇司法所合作，建立“基层法治服务站”，年均组织1200余名学生参与法律咨询、纠纷调解等实务工作，缓解基层法治人才短缺问题。
(3) 实践教学形式初步拓展。部分院校突破传统理论教学模式，如贵州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联合贵阳周边乡镇开展“驻村实践”，要求学生完成“乡村公共服务优化方案”等实战任务；遵义师范学院依托遵义会议红色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开展“红色研学实践”，将理论教学与实地调研结合，提升学生价值认同与实践能力。
2.2. 贵州地方高校人才培养存在的核心问题分析
本论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探究高校文科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现状。调查问卷采用问卷星，将链接发送在贵州地方高校的学生工作群，共有500名学生填写问卷。访谈对象为学院教学院长和系主任，共收到15名教师访谈笔录。通过调查问卷数据整理和对访谈内容分析，从“供给适配需求”、“质量匹配发展”视角看，仍存在四大突出问题，制约文科人才培养效能。
(1) 培养方案同质化，地域特色未深度落地。60%以上院校的文科专业课程设置仍以“通用理论”为主(如汉语言文学专业核心课程多为“文学概论”、“现代汉语”，与省外院校重合度达85%)，虽增设地域课程，但多为“选修课”且课时占比不足10%，未形成“地域模块 + 核心能力”的特色培养体系。例如：同样开设“行政管理专业”的3所地州院校，均未结合本地民族聚居特点设置“民族地区政策执行”、“多民族社区治理”等核心课程，导致人才缺乏“懂贵州、能服务”的差异化竞争力。
(2) 实践教学“形式化”，供需适配性不足。一是实习基地质量偏低，文科专业实习实训基地多集中于传统行政单位(如乡镇政府、街道办)或企业行政岗，与专业适配的民族文化保护机构、乡村治理服务平台、文旅创意企业等合作基地仅占30%左右，且40%的基地为“挂牌式合作”，未建立“校企双导师指导”、“实践成果转化”等常态化机制；二是实践内容脱离需求，多数实践任务仍以“资料整理”、“会议记录”等基础工作为主，仅15%的实践项目要求学生完成“乡村治理方案设计”、“民族文化产品策划”等创新性任务，导致学生“懂理论但不会解决本地实际问题”。
(3) 师资队伍“双师型”能力薄弱，地域研究储备不足。文科专业教师中，具备“理论功底 + 地方实践经验”的双师型教师占比不足25%：一方面，80%的教师为“高校毕业即任教”，缺乏基层治理、文化产业运营等实务经历，难以指导实战型实践；另一方面，教师科研方向与贵州地域需求脱节，仅30%的文科教师以“贵州问题”为研究主题(如民族文化传承、乡村教育公平)，导致教学内容难以融入“鲜活的地方案例”，无法为学生搭建“理论–地方实践”的衔接桥梁。
(4) 评价体系“重学术轻应用”，能力导向缺失。学生评价层面：70%的院校仍以“期末闭卷考试 + 课程论文”为主要考核方式，对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考核权重不足20%，部分“实践报告”存在抄袭、应付现象；教师评价层面：职称评定侧重“论文发表、课题级别”，对“指导学生实践成果”、“参与地方服务项目”的激励机制不完善，导致教师缺乏投入实践教学的动力，进一步固化“重理论、轻应用”的培养倾向。
3. 贵州省地方本科院校文科专业人才培养创新路径
湖南科技学院的文化传承型、重庆工商大学的产业适配型、扬州大学的跨界转化型模式，分别对应文旅富集区、城乡更新区、非遗产业区的地方需求，这为贵州省内不同地域院校提供差异化参考。
3.1. 构建“地域特色 + 核心能力”的模块化培养体系，破解同质化难题
针对地域课程占比低、特色不突出的问题，以“服务贵州需求”为核心重构课程体系。
(1) 设立特色课程。围绕贵州核心发展需求，在文科专业中增设“乡村振兴实务”、“民族文化传承”、“红色文旅开发”三大必修模块，每个模块包含2~3门核心课与1~2门实践课，课时占比提升至总课程的20%~30%。
(2) 推行“专业 + 地域方向”选课模式。允许学生在大二后选择“地域细分方向”，如历史学专业设“贵州红色史研究”、“少数民族社会史”方向，法学专业设“民族地区法治建设”、“乡村纠纷调解”方向，配套对应的地方导师与实践项目，确保人才培养“一校一特色、一专业一方向”。
3.2. 打造“政校企社协同”的实践育人平台，解决实践形式化问题
(1) 建设“深度绑定型”实践基地。创建实践基地的核心是避免“盲目合作”，首先明确双方核心诉求的契合点，根据契合点来构建“制度化协同机制”，避免“一次性合作”，其次，设计“文科实战”实践内容，让学生从“辅助者”变为“项目共建者”，再次，通过师资流动来增强与实践基地的合作，最后才能确保实践成果落地。例如遵义师范学院与遵义市文旅局创建“红色文化实践基地”流程，见表1。
(2) 推行“项目式实践”教学模式。学校要重视实践课程教学模式，将实践课时与地方实际项目结合，要求文科专业学生每学期参与1个“贵州现实问题项目”，例如，教育学专业学生参与“县域中小学乡土文化课程开发”项目，公共管理专业学生参与“乡村养老服务调研”项目等。
Table 1.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Red Culture Practice Base” established by Zunyi Normal University and Zunyi Municipal Bureau of Culture and Tourism
表1. 遵义师范学院与遵义市文旅局创建“红色文化实践基地”建设流程
建设维度 |
文科专业适配做法 |
需求匹配 |
历史学专业需“红色文化调研场景”，文旅局需“红色旅游内容开发人才”，精准对接“遵义会议精神传播”项目 |
协同机制 |
协议约定：文旅局每年提供“红色解说词撰写”“红色档案整理”2个项目，学生实践占历史学专业6学分 |
实践内容 |
学生参与“遵义红色旅游线路优化”：调研游客需求→设计“青少年红色研学线”→撰写解说词→文旅局落地推广 |
师资流动 |
文旅局派“红色讲解员”进校园讲《解说词写作技巧》，历史教师驻点协助整理“遵义会议口述史料” |
成果落地 |
学生设计的研学线路年接待量超5万人次，解说词被纳入遵义会议纪念馆官方讲解手册 |
3.3. 实施“双师型 + 地域研究”师资建设计划，弥补师资能力短板
针对双师型教师不足、地域研究薄弱的问题，从“引、培、激励”三方面发力。
(1) 引进“地方实务专家”兼职任教。每年从地方政府、文旅机构、非遗传承人中聘请若干“产业导师”，如邀请乡镇党委书记讲授“乡村治理实务”、非遗传承人指导“民族文化实践课”，弥补校内教师实践经验不足的缺陷。
(2) 强化校内教师“地域实践能力”培养。实施“教师地方挂职计划”，要求文科骨干教师每3年需在地方单位挂职3个月，参与地方项目(如民族文化普查、乡村规划)；设立“贵州问题研究专项课题”，对研究“乡村振兴”、“民族文化”的教师给予科研经费倾斜，鼓励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案例。
3.4. 建立“应用导向”的多元评价机制，重构“学生 + 教师”双维度评价标准
(1) 改革学生评价方式。降低期末理论考试权重(降至40%)，将“实践成果”(如项目报告、地方采纳证明)、“创新能力”(如文化创意作品、治理方案设计)权重提升至60%。例如：法学专业学生若参与基层纠纷调解并成功结案，可替代1门选修课学分；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若创作的贵州地域文学作品发表或获奖，可加分至实践成绩等。
(2) 优化教师评价激励机制。在职称评定中增设“地方服务指标”，教师指导学生完成地方实践项目、参与地方政策咨询的成果，与论文、课题同等对待；对带领学生获得“贵州省乡村振兴优秀实践案例”、“民族文化创新奖”的教师，给予教学绩效奖励。
4. 结语
本文通过对贵州省地方本科院校文科专业人才培养的系统分析发现，这类专业在服务地方文化传承、基层治理等方面已展现初步成效，但仍面临培养同质化、实践形式化、师资“双师型”能力不足等核心矛盾，其本质是人才供给与贵州乡村振兴深化、文旅融合发展的需求错位。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的“地域特色模块化课程”、“政校企深度绑定实践基地”“双师型师资双向流动”、“应用导向多元评价”等创新路径紧扣贵州“民族文化富集、红色资源独特、基层需求迫切”的地域特质，均旨在让文科专业从“理论传授场”转型为“地方服务站”。从实践意义看，优化文科人才培养不仅是地方本科院校破解发展困境、实现差异化竞争的关键，更能为贵州输送“懂民族文化、会基层治理、能助力文旅”的复合型人才，为乡村振兴注入人文动能、为民族文化传承筑牢人才根基。未来，随着政策支持的持续推进和高校改革的深入实施，贵州省有望构建起特色鲜明、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为地方产业升级和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基金项目
2024年贵州民族大学本科教学研究项目资助(项目名称：“三全育人”视域下贵州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策略研究，编号：MDXJJG2401)。